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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治中国文学史，最重要的是尊重历史，尊重文学史之客观发展过程。重史实、重证据，在对历史史实综合分析中，不囿于成说，不囿于传统的看法，作出新的概括。以下是我根据自己对中国文学史发展实际之考察，提出一些见解，就正于同行、专家。 一、文、笔、言之区分 魏晋六朝时期，由于文学成为文人之专业，则他们的钻研、创作尤精，文体从而繁兴起来，加之声律说之产生，因此有“文”与“笔”之分。这是治中国文学史者之共同认识。但是，我们认为当时不仅有“文”、“笔”之分，还应当有“言”一类。试分别论述如下： 《南史》卷三三《范晔传》记载： 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于文不拘韵故也。 落晔所谓“手笔”不拘韵，则与“笔”相对之“文”，自然拘韵了。这说明他与谢庄都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这是文、笔界说之滥觞。又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卷四《立言》云：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萧绎认为章奏之类是为“笔”，风谣之类是为“文”。章奏无韵，风谣有韵。他的观点与范晔完全一致。又《文心雕龙》卷九《总术》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则径直道出了文、笔之区别在有韵与无韵。至清代阮元更发挥了以上诸说法，如《揅经室三集》卷二《文言说》云： 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辞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唯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 他推演了六朝人之说，认为“文”不但要有韵，而且应当对偶，并以《易·乾·文言》为例证。此外，他在其《揅经室集》中之《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文韵说》、《与友人论古文书》、《四六丛话序》、《学海堂文笔策对》诸文，都论述到文与笔之区别，观点与《文言说》相同。近代刘申叔《中古文学史·文笔之区别》，从《文心雕龙》篇目之编次，看到刘勰对文与笔的看法。如云： 更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于第十五，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雕龙》隐区文笔二体之验乎？ 他认为刘勰将有韵者之篇目编为一个系列，将无韵者之篇目编为另一个系列，编次不乱，即隐含着刘勰对“文”与“笔”两种文体之认识。刘申叔之用心可谓深细，也确实辨析出了刘勰对文与笔之见解。那末，我们可以概括出南北朝时期文与笔之区别，即有韵之作谓之“文”，无韵之作谓之“笔”。 “文”与“笔”之界说既明，我们再探讨“言”。《文心雕龙·总术》云： 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 颜延之明确提出“文”与“笔”之外，还有“言”。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颜延年之说，今不知所出，宜在所著之《庭诰》中。……颜氏之分言、笔，盖与文、笔不同，故云‘笔之为体，言之文也。’此‘文’谓有文采。经典质实，故云非笔；传记广博，故云非言。”颜延之所论述者为“笔”，他认为“笔”也应当有文采，所谓“言之文也”，如他所著之《庭诰》。至于“言”，应当质实，犹阮元所谓之“单行之语”、“直言之言”（《文言说》），毫无文饰，如经典之类。颜延之之说法，还可以从唐代日本僧人空海所撰之《文镜秘府论》（古钞本）中得到补充，如云： 在于文章，皆须对属，其不对者，止得一处二处有之。若以不对为常，则非复文章。 末二句原注云：“若常不对，则与俗言无异”。其所谓“俗言”，即以通俗语言写作，也即毫无文饰之“言”，所谓“质实”也。《文镜秘府论》在当时是一部重要的作文秘诀之书，其见解与颜延之大致相同，很值得重视。那末，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南北朝文体应当分为“文”、“笔”、“言”三类，具体如下： 文——包括五言诗、乐府及一切有韵之文。 笔——包括骈文、四六文及其他稍加文饰之文。 言——与通俗语言接近之散文，如姚察、苏绰之散文。 这三类基本上可以涵盖南北朝时期之文体。其对后代文体之发展影响很大，如姚察、苏绰之散文，即唐代古文运动之先导。 二、南北朝文学之统一与庾信 北魏前期，由于入侵之鲜卑族文化极端落后，因此没有文学可言。而南朝因为中原士族之南迁，则使该地区之文学比较发达。但是，当时南北对立，壁垒森严，而且互相鄙视，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北人称南人为“岛夷”。在这种严峻对立之形势下，文学不可能沟通，阻碍了南朝文学之北渐。直到魏孝文帝以后，才逐渐接受南朝文学，即中原文学。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实行与汉族同化政策。孝文帝深慕汉族文化，要变鲜卑俗为华风。据《魏书》卷七《高祖孝文帝纪》记载： 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章，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 孝文帝仰慕汉文化，且善于吟诗作文，《隋书·经籍志》著录“后魏孝文帝集二十九卷”，可见其著述之多。上行下效，当时北方文人士子也极向往南朝文学，史载南朝之诗文流传至北方，在上层文士中广为传诵。如《北史》卷五五《元文遥传》云： 济阴王晖业，……常大会宾客。时有人将《何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召河间邢邵试命文遥，诵之几遍可得。文遥一览便诵，时年始十余岁。 这虽然是赞赏元文遥之“敏慧夙成”，但却显示了北人对南朝文学之心仪神往。 到了北齐，由于侯景之乱，梁朝不少文士逃往北方，北齐政权皆招揽之。《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序》云： 有齐自霸图云启，广延髦俊，开四门以纳之，举八纮以掩之，邺京之下，烟霏雾集。 如此众多之文人士子云集北方，其对北方文学形成之影响可以想见。虽然如此，当时北方之文士皆将主要精力用于推广“纬经”，用之于文学方面者很少，因此文学之成就仍然很低。要之，唯温子升、邢劭、魏收三家而已。但是，他们的成就还是受南朝文学之影响而获致的。《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有如下一段记载： 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 这虽然是邢、魏二人互相戏谑之言，但却可以说明他们之诗文喜欢模拟任昉、沈约之作，是任、沈之附庸。他们是北朝诗人的代表，由此也可以说明当时北朝之文学完全是南朝文学之附庸，尚未形成独立之文风。 那末什么时候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系统呢？我认为应该始于庾信入周之时。梁被西魏所灭，庾信（还有王褒、颜之推）由南朝转入北朝，他初仕西魏，于北周孝闵帝宇文觉代西魏后，又仕北周。因为他是南方宫体文学之大师，一代文学之宗，在北周备受君臣贵族及文人士子之礼遇和推崇，如《北史》卷八三《庾信传》记载： 明帝、武帝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欸至，有若布衣之交。 又《周书》卷四一《庾信传》史臣云： 由是朝廷之人，闾闫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 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等，都很赏识他的才华，特加恩礼，宇文招、宇文逌和他过从尤为密切，他们之文风都步趋庾信。又庾信到北周后，由于久经丧乱，思想受到触动很大，文风也开始转变。如此则庾信将宫体传入北朝，使宫体之华美绮艳与北方文学之遒劲清新结合起来，冶为一炉，促进南北文学之融汇与统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庾信之作云：“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亦指出他在南北文学统一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之一大关键。 庾信既统一了南北朝文学，又是南北朝文学之集大成者。其创作具有同时代诗人之诗风，又有与同时代诗人之作不同的卓异之处，即高于同时代诗人的成就。沈德潜《古诗源·例言》即指出： 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造句也。徐、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乎其后。 说明其高出徐陵之外，不专在华词丽藻，而在有风骨。《古诗源》卷一四又指出： 子山诗固是一时作手，以造句能新，使事无迹，比何水部似又过之。 说明其以造句新颖形象，用典贴切自然，高出何逊一筹。杨慎《升庵诗话》卷九总论之云： 余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 他从正反比较中，突出了庾信诗歌高于同时代诗人之成就。《北史》卷八三《文苑传序》云：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而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其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庾信的贡献即在于把南方之清绮与北方之气质融汇为一体，形成自己文质兼备的悲壮瑰丽之诗风，倪璠谓其“穷南北之胜”（《庾子山集》题辞）可谓确论。他的诗歌兼备南北方文学之流风余韵，而为唐代诗歌之形成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杨慎《升庵诗话》卷九即说： 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 刘熙载《艺概·诗概》更具体地说： 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 又杜甫所谓“清新庾开府”，自然是评李白诗之风格，同时又是对唐人近体诗而言，说明唐人之近体诗实出于庾信。庾信之《拟咏怀》，乃上承阮籍之《咏怀》，下启陈子昂之《感遇》，是唐人之古体也出于庾信。庾信是继往开来之伟大作家，他继承了六朝重声律、讲对偶、工用典、善辞藻之作风，开出有唐一代律体、古体诗来。 纵观我国古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有两大关键人物，一为战国末年的屈原，创立楚辞，开启出秦汉以后之文学来，其代表作为《离骚》；一为南北朝末年的庾信，完成了律诗、律赋、四六文，开启出有唐一代之文学来，其代表作为《哀江南赋》。庾信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屈原相似，一代文宗，千秋盛业，舍斯人其谁与归！ 三、四六文在唐代文坛上之地位 四六文是由骈文发展、演变而成的。骈文起于西汉，形成于东汉，至魏晋已臻于成熟并兴盛、发达起来。刘宋则偏重辞采，句必偶对，言必用事，唯形式之美是求。齐、梁永明体刻意求工，精心藻饰，遂开四六之门径。梁、陈时徐、庾精于裁对，谐于声调，长于敷藻，已形成原始之四六体。迨至唐代，四六文正式形成，成为当时文坛上重要之文学体裁。 一般治文学史者，多认为唐代古文最发达，这是不正确的。事实是唐代诗歌之外，最发达者为四六文，四六文是唐代社会最通行之文体，古文居于其相反之地位，在当时的作用远不如四六文。四六文之为体，固宜于抒情，然在唐时却无施而不可。一切奏议之文，如陆贽之奏议；议论之文，如魏徵之史论；叙事之文，如温大雅之《唐创业起居注》，全用四六文写成。足见其在当时流行之广。又如刘煦作《旧唐书》，亦沿用四六体。其后欧阳修、宋祁作《新唐书》，始将其译为古文。更可见四六文在唐时何等发达了。以下我们按对唐代文学发展之习惯分法，即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列举若干代表作家论述之。 （一）初唐时期。这一时期以魏徵、温大雅、王勃为代表。 魏徵，隋末参加李密起义，密败归唐。唐太宗时擢为谏议大夫，封郑国公。为人刚直不阿，敢犯颜进谏，为贞观时名相。曾主编《群书治要》，撰《隋书》序论及梁、陈、北齐诸史之总论。这些史论皆四六体之议论文，内容主要是论述隋之所以亡，作为唐之鉴戒。魏徵不满意南朝文风，但对江淹、沈约诸人之作，又予以充分肯定，他在《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说：“缛采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他既肯定其文学成就，则他自己之创作必有其影响在。所以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二“唐四六诸家”评云： 郑公初以文笔为李密所知，亲为密草檄，及密志铭二作，体格清美，蔚乎徐、庾之上。其不以文士名，为勋业掩也。 孙梅认为魏徵之创作体格在徐陵、庾信之上，即说明他之四六文成就之高了。 温大雅，唐高祖起兵，引其参机务，官至吏部尚书，封黎国公。撰《大唐创业起居注》，记高祖起事经过。此书是以四六体写的叙事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云： 《唐创业起居注》五卷（案：《唐书·艺文志》作三卷），所载自起义至受禅，凡三百五十七日，其述神尧不受九锡，反复之语甚详。 此是对《唐创业起居注》内容之简明概括。对其文章，《四六丛话》卷三二“唐四六诸家”云： 四六之文，议论难矣，而叙事尤难。颜氏《家训》，郦氏《水经注》，援据征引，则有之矣，叙事犹未也。其唯《创业起居注》乎！以编年之体，为鸿博之辞，不唯属对之能，兼有三长之目，学者与陆宣公奏议参观之，知熟于此道者，固无施不可。 认为温大雅之作乃首创以四六文叙事，其创作实践证明只要熟谙四六文创作之道，便可以施用于各种文体。 王勃，年少有才华，据《唐语林》卷二记载，他“凡欲作文，先令磨墨数升，饮酒数杯，以被覆面而寝。既寤，援笔而成，文不加点，时人谓为腹稿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文章巨丽，为四杰之冠。”他之四六体，最多用之于作序，其次是作碑文和书启。最著名者为流传千载之《滕王阁序》，它集中体现了句中自成对偶之特点。洪迈《容斋续笔》卷三云： 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如王勃《宴滕王阁序》一篇皆然。谓若：“襟三江、带五湖”，“控蛮荆、引瓯越”，“龙光、牛斗”，“徐孺、陈蕃”，“腾蛟、起凤”，“紫电、青霜”，“鹤汀、凫渚”，“桂殿、兰宫”，“钟鸣鼎食之家”，“青雀黄龙之舳”，“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天高、地迥”，“兴尽、悲来”，“宇宙、盈虚”，“邱墟、己矣”之辞是也。 以反对四六提倡古文名世之韩愈，对王勃此序却倍加赞扬，在其《新修滕王阁记》（见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一三）中云： 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 “三王”，注或云“王勃作游阁序，王绪作赋，今中丞王公（按：王仲舒）为从事日作修阁记”。又云： 中书舍人太原王公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前公为从事此邦，适理新之。……以书命愈曰：“子其为我记之”。愈既以未得造观为叹，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 他赞扬王勃所作文辞之壮丽，并以自己所作之“记”列序其后为荣。其对王勃“序”文之推崇极矣。《容斋四笔》卷五评云：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 说明四六是当时通行之文体，王勃精于用这种文体作记、序、碑、碣等，便是自然之事了。 （二）盛唐时期。这一时期以张说、苏颋为代表。 张说、苏颋皆开元初文坛之领袖。《唐书》卷一二五《苏颋传》记载：他“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他们都善于用四六体作应用文，当时朝廷文诰多出其手，并撰写不少碑志、序文，皆四六文大家。 张说，玄宗时被封为燕国公，据《旧唐书》卷九七本传，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可见他文才超群，为一时人选。所作碑志、序文名篇如《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宋公遗爱碑颂》、《大唐西域记序》、《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送田郎中从魏大夫北征篇序》等。《四六丛话》卷三二评其文云： 燕公笔力沈雄，直追东汉。非独魏晋而下，无堪相匹，即令唐宋诸家，自柳州而外，未有能劘其垒者。 认为他崇尚汉魏，笔力沈雄，齐梁以下无人能与其相比。评价不可谓不高。 苏颋，武则天时进士及第，袭封许国公。尤长于用四六作应用文。韩休为其文集所作之序即云：“敏以应用，婉而有章。”（见《全唐文》卷二九五《唐金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上柱国赠尚书右丞相许国文宪公苏颋文集序》）他文思敏捷，运笔如飞。《唐书》卷一二五本传记载： 玄宗平内难，书诏填委，独颋颋在太极后閤，口所占授，功状百绪，轻重无所差。书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脱矣。 又韩休为其文集序云： 或乃天言焕，王命急宣，则翰动若飞，思如泉涌，典谟作制于邦国，书奏便藩于禁省。 用四六体作应用文，难度很大，而其能下笔立就，如此神速，足见其对这一文体运用之纯熟了。然此二人为文有何不同呢？宋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说： 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撰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丽，丕变习俗。 高步瀛认为张文“气象万千”，苏文“直趣深微”（见《唐宋文举要》乙编卷二）他们身为台阁重臣，各以不同特点之文章擅文坛一时之盛，其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了。 （三）中唐时期。此期之重要作家为陆贽、柳宗元等。 陆贽，唐代四六文大家，尤以善写四六体奏议名世。德宗时召为翰林学士，转祠部员外郎。建中四年，朱泚反，他从驾幸奉天（今陕西乾县）。据《旧唐书》卷一三九本传，其时“诏书数百，贽挥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经思虑，既成之后，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说明他文思之流畅，说理之细密。其奏议如《奉天改元大赦制》、《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等，皆为出之以排比，谐之以平仄，指陈形势，策划大计之名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翰苑集》云： 贽文多用骈句，盖当日之体裁。然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 《新唐书》不收四六，独录贽文十余篇，司马光《资治通鉴》录其疏至三十九篇，上下千年，所取无多于是者。经世之文，斯之谓矣。 《新唐书》、《资治通鉴》所以破例多录其文，故缘其文“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然亦说明四六文也可为应用而作。苏轼《进呈陆宣公奏议札子》亦云： 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 同样称赞其文之善陈事理，切于实用，并为德宗不能采纳其言而叹惜。《四六丛话》卷三二评其奏议云： 古以四六入章奏者有矣，贺谢表而外，惟荐举及进奉则或用之，品藻比拟，此其长也。若敷陈论列，无往不可，而又纂组辉华，宫商谐协，则前无古，后无今，宣公一人而已。 不但论列其切实用，而且赞扬其文章“敷陈论列，无往不可”，“纂组辉华，宫商谐协”。对陆贽之文可谓推崇备至了。其影响于后世者深远，宋人之四六、清人之章奏，皆源于此。 柳宗元，人们一般认为他是纯古文家，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他也是一位四六文大家。他出身于博学鸿词科，唐代科举，入试诗赋，以声韵为准。所以他早年写四六文，其后始转而写古文。据《旧唐书》卷一六○本传：他“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所谓“精裁密致，璨若珠贝”，正说明他早年精于四六。又当其被贬邵州、永州时，“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他以骚人写骚文，说明他中年之后仍在写四六文。其《乞巧文》明确宣示： 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他所写之表状，皆骈俪体式，一般序文，也以排偶为主。《四六丛话》卷三二评云： 自有四六以来，辞致纵横，风调高骞，至徐、庾极矣；笔力古劲，气韵沈雄，至燕公极矣；驱使卷轴，词华绚烂，至四杰极矣；意思精密，情文婉转，至义山极矣；及宋欧、苏诸公，笔势一变，创为新逸，又或一道也。惟子厚晚而肆力古文，与昌黎角立起衰，垂法万世。推其少时，实以词章知名，词科起家，其熔铸烹炼，色色当行，盖其笔力已具，非复雕虫篆刻家数。然则有欧、苏之笔者，必无四杰之才，有义山之工者，必无燕公之健。沿及两宋，又于徐、庾风格去之远矣。独子厚以古文之笔，而炉鞲于对仗声偶间。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明源流之无二致。呜呼！其可及也哉？ 孙梅从齐梁至唐以来各家成就之比较中，突出柳宗元“以古文之笔，而炉鞲于对仗声偶间。”骈体、古文兼能写作，乃他人所不及，可谓绝才。 （四）晚唐时期。此期之重要作家为令狐楚、李商隐。 令狐楚，唐代最工于以四六文写章奏者，亦即善于用骈体作应用文。《唐书》卷一六六本传载他“生五岁，能为辞章。……宪宗时，累擢职方员外郎，知制诰。其为文，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可见其章奏之为人喜爱。《旧唐书》卷一七二本传称其“有文集百卷，行于时，所撰《宪宗哀册文》，辞情典郁，为文士所重。”此外，《河阳节度使谢上表》、《进异马驹表》亦皆重要辞章。《四六丛话》卷三二评云： 详观文公（令狐楚卒，谥曰文）所作，以意为骨，以气为用，以笔为驰骋出入，殆脱尽裁对隶事之迹，文之深情者也。滔滔舋舋，一往清婉，而又非宋时一种空腐之谈，尽失骈俪真面者所可借口，由其万卷填胸，超然不滞，此玉溪生所以毕生服膺，欲从末由者也。吾于有唐作家集成者得三家焉：于燕公极其厚，于柳州致其精，于文公仰其高。 四六文之美者，主抒情，重气韵，善用典，巧裁对，四者浑然一体，不着痕迹，此孙梅所以仰文公之高也。 李商隐，唐代最重要的四六文作家。早年以习古文名世，后来始作今体。《旧唐书》：“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体。他自名其文集为《樊南四六》，足见其对这一文体之重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八云： 义山初为文，瑰迈奇古，及从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旨意能感人，人谓其横绝前后无俦者，今《樊南甲乙集》皆四六，自为序，即所谓繁缛者。李商隐在其文集序中说：“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即其“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之意，亦即超过令狐楚之处。《四六丛话》卷三二云： 柳子厚少习词科，工为笺奏。及窜永州，肆力古文，为深博无涯涘，一变而成大家。李玉溪少能古文，不喜声偶，及事令狐，授以章奏，一变而为今体，卒以四六名家。 李、柳二人创作道路相反，柳先学四六，而后转习古文，行文总不免四六文气；李则先学古文，而后改习四六，行文仍含古文气格；二人道路不同，然而其创作都达到精美之极致，异曲而同工。《四六丛话》卷三二极力赞扬李商隐之作云： 徐、庾以来，声偶未备。王、杨之作，才力太肆。沿及五代，不免靡弱。宋代作者，不无疏拙。唯樊南甲乙，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循讽终篇，其声切无一字之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才敛而不肆，体超而不空。学者舍是，何从入乎？ 对李商隐四六文之成就，推崇备至，认为是“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是四六文写作之极则。李商隐四六文之产生，标志着唐代骈文之终结，犹扬雄赋之出现，标志着汉赋之终结然。 以上历史事实，都说明四六文是唐代最通行之文体，擅一时之盛，说明唐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最发达者为四六文，而不是古文，古文之产生是四六文发达之结果。 聂石樵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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