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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最近开始有一股王安石热。这位北宋的改革家究竟是像梁启超说的，是一位“三代（尧舜禹）以下，第一完人！”还是如更多人评价的那样，是一个历史的罪人呢？九哥从王安石的青苗法给大家细致的勾勒一下，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找到答案。
要说青苗法，就得先说清楚王安石推出青苗法之前普遍流行的粜（这个字读“跳”）籴（这个字读“迪”）法。粜籴法也称平籴法，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李悝。经济上，李悝在魏国推行粜籴法；政治上废除世袭制度，大胆提拔有功于国家的平民，使魏国在战国早期成为诸侯中的强国。
粜字上面是一个出，下面是一个米，意思就是卖米；籴字上面是一个入，下面是一个米，意思就是买米。但这里的买和卖是有讲究的。粜专指在灾年歉收的时候，国家为了平抑米价，降低价格开仓放粮；籴专指丰年粮价过低伤农的时候，国家提高粮食的收购价，大量储备粮食的行为。显然，这两种行为都带有一种对社会的救济性质。国家采用平籴法不但很难赚到钱，更多的时候可能还要从财政里面往这一块贴钱。这也是为什么在计划9经济时代，我们的米价可以始终保持0.139元/斤的原因，国家始终在强力调控。
青苗法其实也不是王安石发明的，唐朝中后期，各地的军阀藩镇就已经以这个方式敛财了，王安石只是借用了过来。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各地为粜籴法建立的国家储备粮库的粮食作价后，地方财政为主，中央财政为辅兑换成钱，然后以每期（五个月为一期）20%的利息借给农民，农民需要联户作保。首先，这个借款的本息都是绝对有保障的，因为联户作保的农户以家庭财富的多寡被分为五等，上三等的家庭即使在灾年也是有余粮的。联户作保中必须有上三等的农户参与，承担连带责任。加上有国家公权力的监督，本利无忧。
这个贷款每年可以操作两期，分别是每年正月借出，五月收回；五月借出十月收回。假设一个县的初始本金有一万两，十年就可以达到31万两。当然，这是计算复利的结果，事实上朝廷是不能这么放贷的。 朝廷的做法很简单，全国拿出一笔本金，假设是300万两，一年40%的利息收入有120万两就很开心了，每年利息的收入增长10%就可以。增长率越高的州县主官越容易得到晋升，这就鼓励了州县官员对青苗法放贷政策不遗余力的大力推行，何况这里面还有巨大的权利寻租的空间——官员可以把自己的钱也一同放出去吃利息。
王安石的青苗法推行了将近二十年，从宋神宗继位的第二年开始，到宋神宗死后的第二年被叫停，大宋的国库不可谓不丰盈。以至于自我感觉厉害了的宋神宗南北两线用兵，可惜对西夏的两次用兵都以失败告终。
朝廷里不乏有识之士与王安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民间更是怨声载道。因为在青苗法推行以前，处于上层的前三等农民原本没有借钱的需求；处于最下层的二个等级的农民可以选择性的借一点民间的高利贷，还款的时候既可以以现钱还，也可以以实物还。甚至农民本身就是借的米，以米来还本来就没有任何问题。实物还贷和现金还贷有很大的差别。简单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价肯定高，到收获的时节，粮价就低。民间可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以借一还二的代价去借一石谷子，一部分留作种子，一部分充作口粮，收获的时候还上二石谷子没有问题。但折算成钱，官府贷款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还高于民间借贷。
青苗法推出后，地方官员一方面为了捞钱，另一方面为了政绩，强行摊派，无论有没有贷款需求都必须贷，若干年下来，国库是有钱了，但绝大多数原本在前三等的农户沦为了末等。
正因为如此，在梁启超著《王荆公》吹捧王安石以前的将近八百年里，王安石名声很糟糕，甚至有将王安石和秦桧类比的。古今奸臣秦桧数第一，王安石排第二。那么，梁启超为什么会吹捧王安石呢？公车上书后，梁启超访问过很多国家，十几年回国后，成为了一个坚定的“保皇派”，梁启超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换句话说，梁启超认为中国无需开启民智，治国的事情就交给君主立宪制以后的王室和内阁就好了。可惜的是，梁启超回国后，辛亥革命已经结束，满清皇帝已经逊位，他所期待的那种政体终归是没有出现，尽管《王荆公》早在1908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就已经付梓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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