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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爱清  古人素来把作文、读书视作是一件非常伟大、高尚的事情，读书作文之前，大多要焚香沐手、正经端坐，方显其庄严神圣。可是也有一些人不那么讲究形式，率性而为。 宋代大文豪欧阳文忠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既然厕上可作文，同样厕上读书也未尝不可，古时并不乏其人。 北宋文学家、西昆体骨干诗人钱惟演读起书来，其人“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可见读书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很是重要。 比起钱惟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同时代的宋绶大师，他每如厕“必挟书以往”，这倒算不上什么，关键是他老人家如厕之时，却能“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这就叫常人望尘莫及了。 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先生也喜厕读，他毫不讳言说自己：“每如厕，必手执一卷，数十年如一”，还说“如厕必要消费时光，借以读书，一生数十年内值可以多破万卷”。诚哉斯言，积少成多、集腋成裘，数年下来，厕上所读之书非常可观。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阐述观点：“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四时季节不同，书之品类也不同.同理，对书亦可采用不同的形式来读。古人这种连厕上时间都不浪费用来读书的精神，仍是值得今人学习的。 3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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