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关于方言的争论频频见诸媒体，其间充斥着情绪的宣泄，也有理性的探讨。不过，正如方言的丰富性一样，我们似乎无法找到一劳永逸的解读角度。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社会交际流通的空前膨胀，方言作为文化基因，正经受着全面而持久的考验。当我们直面方言带来的温暖和尴尬，切身体验转型期社会的文化焦虑，其间点点滴滴的心灵悸动，引发我们深沉的人文思索。
方言交往频繁
遭遇身份焦虑
就读上海某著名高校的孙文同学，是苏北一所国家级重点高中毕业的学生，保送进入这所高校，并担任这所学院重点实验室的组长。开学不久的一次小组会议让他很不是滋味，“他们都是上海人，不说普通话，都在那儿说上海话，明明知道我听不懂。”本是一场严肃的小组会议，却以组长“语言不通”尴尬开场。在场的一位上海学生说话间还逐渐偏离了主题，大谈外地人的种种不是，让他很不舒服，但一贯的涵养令他在会上保持了沉默。上学几年了，孙文还没能融入大上海的氛围中，每当在很多场合听起那些难懂的上海话，总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蓝倩是泰州人，在苏州读大学4年，毕业后来到南京一家外企担任设计工作3年，然后又到广州工作，一转眼又是3年。当初到苏州刚入学，有意无意间迸出的泰州话在很多苏州同学面前，似乎总是格格不入；来南京之后，她带苏州腔的泰州话总是让南京同事摸不着头脑，还会经常闹出笑话；现在，蓝倩在广州工作，置身于粤语的汪洋大海之中，她经常不知所措。没办法，现在的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粤语。那一天，一个老家的朋友来广州，听着那熟悉的泰州话，蓝倩眼圈一下子红了，赶紧用泰州话聊起来，不过，她一开口，朋友一脸惊诧：“你说的是什么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送走朋友之后，蓝倩怅然若失。
张华是山西人，在南京读完大学后，在南京工作十多年了。这么多年来，张华和同学、同事交流的语言都是普通话，当然，也在不知不觉中带上了南京口音，这当然“归功于”妻子，因为她是南京人。在家里，夫妇俩一般用“南京话”对话，渐渐地，爱人似乎感觉张华说起话来，很有那么一股子南京味。不过，在一些聚会场合，遇到新朋友，张华用“南京话”一开口，马上有朋友猜测：“山西人？陕西人？”张华的父母从老家过来，这个时候，张华总是小心翼翼地用“纯正”的山西话与父母说话，然而，一开口，父母的脸色不对了：“这娃儿，跟我们说话，还洋腔洋调的！”
“有一种美，没有华丽的外观，但是一旦失去你才会倍觉它的珍贵；有一种情感看似落伍，当你一旦缺失，你却发现心灵的荒芜；有一种文化看似粗鄙，当你一旦丢失，你会发现自己成了精神的无根遗民！”一位网友深沉地说。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方言背后，都有其风土人情、社会心理的长久积淀，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员流动加速，由方言带来的尴尬比比皆是，由此导致一种深沉的身份焦虑。
方言急剧消退
引发传承危机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普通话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方言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狭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世璇认为，中国的120种语言近一半处于衰退状态，有几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同样，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发布最新数据警告说，全世界大约2000多种语言面临灭绝。联合国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拯救濒危语言。
老南京话又叫“白话”，现在南京的年轻人所说的话已经不是地道的南京话了。以高淳方言为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在视察高淳时认为，高淳文化底蕴丰厚，是中国民俗文化的“富矿区”，高淳方言在全国绝无仅有。不过，有调查表明，现在的高淳方言正濒临灭绝。县里做过专门统计，全县能讲原汁原味高淳方言的仅占人口4%，约2000人，都是70岁以上没出过远门的老人。专家认为，再过一二十年，高淳话可能就要销声匿迹了。高淳县正抽调一批教育、文化界人士搜集整理高淳方言，形成申遗的文字和影音材料。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汪平曾搞过一次关于“普通话和苏州话在苏州的消长情况”的调查，调查对象是小学二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90%左右的学生父母是苏州人。调查发现，学生们在课堂上几乎全说普通话，在课下说普通话的比例略低一些，但跟老师说普通话还高达81%，即使跟父母、祖父母说普通话也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在一项“能否用苏州话谈学习”的调查中，超过半数学生回答“不行”，即使是谈日常生活时，用普通话的也占39%。
“语言是文化的DNA”，中国或许是世界上最大、也最古老的方言博物馆，每一种方言便是其中的一块活化石。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中国方言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正在于它的“野”。而由于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其成分之多样、结构之复杂、积淀之深厚、保存之完整，素为其他地区所不及，其中蕴涵着解开中国古代秘密的重大线索，它们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也许并不亚于敦煌洞窟的壁画和写经。
方言是一种文化，每一种方言都包含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心理、习俗的信息。专家认为，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表现形式，也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方言的衰亡，意味着鲜活的感性缩减为干巴巴的、号称为理性的方程式以及电脑键盘上的符码。同时，也有语言学家指出，任何语言只有是否方便交流这一功利上的差别，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优势可言，它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没有洋与土、雅与俗之分。汪平建议，在做好方言资料的收集、保留的同时，应该在孩子的教育中给方言留出一块空间，让孩子脑中仍有本地特色方言的留存，不妨把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正式语言，方言作为生活语言。
方言艺术尴尬
引发文化焦虑
方言孕育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京剧是集徽、汉二地方戏曲之特长在北京演化而成，因此京剧在唱念中融合了北京、湖北、安徽的发音特点。昆曲的演唱本来是以吴语语音为载体的，但在传入各地之后，便与各地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苏州评弹是盛行于江南一带的地方曲艺，起源于苏州，故演出均操吴语。南京白局，用南京方言说相声，流行于南京及其毗邻地区。令人遗憾的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些传统艺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传统艺术的生存危机正因方言的退化，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文化焦虑。
在文学上，地域及方言共同携带着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如老舍主要以北京方言描述老北平风貌，沙汀用四川方言展现四川西北情状而一举成名。地域在这里不完全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空间意义的组合，它带有鲜明的历史时间意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记录了方言的这种特征，如马桥方言中的“醒”指的是“蠢”，而“醒”字源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举世独醒的屈原作为楚的忠臣，却在汩罗江投水自杀，他是“醒者”还是“觉者”?当地人的智慧创造了这个独特的“醒”的含义，并延用至今。提起《海上花列传》，我们就会想起那些持着吴侬软语、能言善辩的上海倌人如沈小红、黄翠凤、周双珠、周双玉；提起老舍会令我们想到京腔京韵的落魄旗人和下层百姓，如《正红旗下》的大姐婆婆、二哥福海；而提到沙汀则令人想起那些操着川腔辣语，开着粗鲁的玩笑，隐身于社会阴暗角落的小人物如丁跛公、龚老法团等。不过，同样令人遗憾的是，相关调查研究发现，文学作品中的方言特色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退化，很多作家已经习惯于用熟悉的普通话写作，方言写作日渐缺席，这意味着丰富多彩的地域风情和审美心态正在一定层面上被“标准化”所取代，这对文学创作来说，负面影响深远。
近几年来，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入电影领域，杨亚洲执导的《没事偷着乐》中冯巩那句:“介饭里面最好的就是介面，介面里面最好的就是介蒜……”真是很有味道。2002年姜文将尾音升高时带着拖腔的唐山话运用在《鬼子来了》中，将方言的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2005年，电影《孔雀》中的河南方言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打动了各国挑剔的评委，让他们在“九曲十八弯”般的语调里看懂了片中的淡定与安然。方言电影中，东北人操着大嗓门说：“这人长得嘎惨”；四川人吃着麻辣火锅感叹着“日子过得安逸惨咯”；上海人穿梭于狭长的里弄，遇到熟人时亲切地打着招呼“哎哟，嘎捏格天，侬还要跑到啥地方去啦？”……尤其是第六代导演，更喜欢在电影中运用方言，他们的镜头对准当代城市社会，歌女、黑社会、农民工、城市下岗工人子弟等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当这些“小人物”操着不同的方言对话时，那种底层社会的边缘状态让人唏嘘不已。
不过，如果我们用更加挑剔的眼光审视方言电影的文化品格，我们也发现，很多电影中的方言往往只是一个噱头，带上了这个时代典型的娱乐化、碎片化特点。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方言，接受的是具有“异域”色彩的文化，其陌生化、乡土化成为都市文化的参照物，并由于这两种文化间潜在的互相嘲讽而增添了某种喜剧化效果，方言因为“物以稀为贵”而成为卖点。因而，一方面，这些电影在方言行将消失时捡起了方言的碎片，另一方面，其娱乐化解读，又构成了对方言文化的某种戕害。
一个维度：
开放的文化心态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诗歌中，诗人一生漂泊，而方言以它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其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是语言资源大国。我国在周代就出现了方言概念，即“殊方异语”。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典籍中开始有方言词汇的出现，但并不多，主要还是以北方周秦洛通语为主，如《诗经》和《楚辞》。秦代形成文言文，以秦小篆和秦语词汇来取代六国的东土文字和各地方言，做到了书面语的统一，文学语言就开始与口语分开。随着唐宋变文、说唱、平话小说等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方言于明清之际开始大量进入文学创作中，如《醒世姻缘传》用了鲁东方言，《水浒传》、《金瓶梅》人物对话杂用山东方言，《西游记》和《儒林外史》分别有淮安方言和安徽全椒方言，《红楼梦》则主要是下江官话(南京方言)和北京话的综合，《何典》、《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大量运用吴语方言和民间谣谚。清末还产生了方言《圣经》以及方言白话报。
人本身具有不同的个体性和特殊性，人类的语言也只能是种族性和区域性的，似乎这样才是人和语言的本质，而不是相反。方言折射了一个地区的某种文化心态，热爱乡土文化，应该尊重方言。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现代化潮流的推进，人员交流日益频繁，普通话的交流成为必然，也是现代社会所必需。不过，推普和保护方言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冲突。这样的情况，也是世界潮流，比如说德语，虽然方言林立，但标准德语推广进行得很好。方言的消失和现代化的进程常常联系紧密，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没有理由对方言进行歧视、打压。专家提倡在一些正规的场合或者学术的场合，用普通话交流，而在一些私下场合，可以用方言进行交流。
方言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并成为区域文化的密码，它是人文沉淀的产物，成为人们文化认同和身份确认的重要标签。虽然说，方言只是一种工具，不过，在接受传播过程中，方言总是与一个地方的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相联系。
在日常生活中和交流过程中，不同地域的人，方言的碰撞，往往成为一种非常有趣、非常开心的娱乐、文化现象。不过，我们切忌“上纲上线”，尤其不要就方言进行挖苦、嘲讽，甚至于对他人进行某种歧视性的文化定位。在现代社会，方言上的过激反应，常常带来多种多样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评价，由此附着了太多现实的、历史的文化情绪，这个时候，其实需要尽量给语言“减负”，这种“减负”并不是一种“去文化”的过程，而是在一定的高度上，重新认识方言的历史、现实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方言只是一个文化标签，背后折射出很多因素，涉及各种评价，很多时候，这种情绪和评价可以理解，不过，我们其实还可以多一个思路，那就是，在如今这样一个交流广泛的社会中，评价一个人和一个地域，很难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在文化意义上，方言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因为其背后附着了关于一个地区的“整体形象”或者“集体想象”，从而带上了太多的色彩，其实，作为一个现代人，面对方言，完全可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从现代意识来讲，“乡情”是一种朴素的感情，而方言是“乡情”的重要体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