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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的调整往往是政策变动的序幕。天顺元年二月，徐有贞以夺门之功执掌内阁，颇受英宗信任，而阁臣薛暄、许彬二人皆年迈无为，不久一个致仕，一个外调南京。此时年轻干练的李贤被举荐入阁，辅助徐有贞。天顺元年六月，徐有贞在与曹石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被罢黯出阁，而李贤虽遭遇牵连之祸，但最终于同年七月第二次进入内阁。 一：李贤内阁的形成 天顺元年七月，李贤被升为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执掌文渊阁事。由此以李贤为首辅的内阁开始形成。李贤再次入阁后，备受明英宗亲信，“帝深眷之，益亲贤，顾问无虚日”，“所言皆见听”（《明史》卷176《李贤传》），而李贤也抓住时机为国效劳，在抵制曹石专权乱政行为的同时，他选贤任能，调整政策，力图扭转时局，挽救危机。 李贤的经世行为得到了另外两位内阁成员——吕原和彭时的倾力支持。吕原是在天顺元年六月徐有贞、李贤下狱的次日进入内阁的，两天后，岳正也因尚书王翱的举荐而入阁，但岳正因负气敢言在阁仅二十八天就被曹石排陷出去。吕原曾和岳正一起共同斗争曹石，“或为匿名书列曹吉祥罪状，吉祥怒，请出榜购之帝使正撰榜格”（《明史》卷176《岳正传》），此时吕原和岳正一起进谏英宗，劝止了这不合法制的做法。随后他又与岳正一起上疏列举石、曹的罪状，请求皇帝严惩他们，这引起了曹石的愤怒。不久承天门灾，英宗令内阁草诏，诏书因言辞过分自咎被曹石诬陷为谤汕卖直，岳正因此被罢黯，吕原却因为“素来恭谨”仍被留在内阁。吕原性格外和内刚、极有原则，当时曹、石专权，对大臣多傲慢无礼，唯独对他礼敬三分。某次朝会之时石亨看到吕原穿着粗布青袍，便笑着对他说：“行为先生易之”，吕原竟然没有答语理他。及至李贤复官再次入阁柄政，吕原尽力辅助他，随后彭时也在天顺元年九月被英宗亲自选拔入阁。 彭时其实也是第二次入阁了，早在正统十四年英宗陷土木、郕王建国时，他就奉命与商辂一起入阁参与机务。不久闻继母忧，他坚决要求辞归守制，由此忤旨，服除后景帝命他在翰林院供事，不再参与阁事，此后彭时一直沉居下僚。天顺元年九月在经过一番召对后，英宗亲自擢升他入阁。彭时是一个正直的人，同时他对权力、名利的态度也较淡泊，从不刻意进取。他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是年徐、李被黜，有负权宠者语人曰：“我欲荐彭某入阁，因末与接识，故未果。”其人传言曰：“可往一见之，彼必喜。予对曰：“素不惯往见人。”有相爱者曰：“今人持重赂求见不可得，尔徒手一见何伤。”予对曰：“承厚爱，然决不能往。”（（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上卷，（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110） 他的夫人李宜人也说：“官自来为好。不然，虽做尚书，亦何足为荣？若无事，只如此过，亦足矣。”（（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上卷，（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110）彭时既入阁，为李贤所敬重，当时李贤最受英宗眷顾，常常一人独对，但在进见英宗毕，李贤就有关大事一定要征询彭时的意见。彭时也从不曲意阿从，而是据理直抒己见，“时引义争可否，或至失色。贤初小怜，久亦服其谅直，曰：‘彭公，真君子也。’”（《明史》卷176《彭时传》）。 就这样，天顺年间的内阁形成了“一体两翼”的格局，即施政以首辅李贤为主体，以阁臣吕原、彭时为两翼辅助，三人相处得非常融洽。李贤通达有为，遇事立断，吕原为人持重，诚慎恭谨，彭时正直淡泊，一心为公，三人互补，庶称理。这种三位阁臣和衷共济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天顺六年（1462）十一月吕原去世，几乎贯穿了整个天顺朝的始终。显然，内阁成员之间这种长期和谐的关系无疑是李贤内阁对朝局进行全面整顿的前提和基础。 二：李贤内阁对政局的全面整顿 天顺初年，明王朝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是时内有曹石专权，祸乱朝政，使政局极度混乱，外有强敌蒙古时时入寇边关，加之天灾频繁，百姓流移，明朝国势口渐衰落，大有“柱石倾移”之危。值此国家多难之际，李贤内阁秉承明英宗的亲信和支持，上筹国是，下安百姓，拨乱反正，励精图治，从多个方面对政局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一）辅助英宗独断，铲除奸党 英宗生性多疑，遇事多犹豫不决，同时还有些怯懦。一方面他十分感激曹石等人帮他复位，酬之以高官厚禄和权宠，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无体止的贪求和跋扈干政的行为感到无奈和厌恶。他也曾借助徐有贞、岳正等内阁大臣之力与他们相抗衡，但当石、曹被激怒后在他面前哭诉时，他又感到惭愧和恐惧，急忙处理阁臣以了事。李贤二次入阁后吸取了徐、岳二人失败的教训，在与曹石的斗争中他尽量采取隐蔽的方式，韬光隐晦，不露声色，“贤自再入阁，立意退避，必待宣召方趋侍”（（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同时对于石亨等人他也耐心应付，官场往来从不相怜。他深知英宗多疑、犹豫的性格，因此从不越姐代危、犯“未信而谏”的忌讳，凡事必等英宗拿定了主意才行动。当英宗对石、曹诸人的无厌干请感到束手无策而向他求助时，他果断地抓住时机劝英宗独断，“人君之权不可下移，果能自揽，彼之势自消，惟此为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趋附之人渐亦少矣”（（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8，戊寅天顺二年，第773页），并且强调独断不可速成，必须“制之以渐”，即在不引起大的政治波动下，逐步地、平稳自然地把曹、石所垄断的权力收回来。 李贤的建议得到了英宗的肯定，随后他逐渐借助各种事件抵制曹石，扶持引用正人，并重新定义“夺门之变”，他的“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万一事机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何地”（（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8，己卯天顺三年，第779页）之语，使英宗彻底看透了夺门之人投机、贪婪的本性，同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英宗对石、曹等夺门功臣的看法，进而为石、曹的覆灭奠定了基础。英宗正是应用李贤的计策，逐步地限制和削弱曹石的权力，最终在他们奸态毕露的情况下，彻底铲除了这两大祸国乱政的政治团体。 （二）整顿吏治 针对曹、石等人擅自进退、招权纳贿造成的吏治混乱局面，李贤内阁拨乱反正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整顿吏治。为此，他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举贤任能，抑制奔竞。曹、石等人任人唯亲和受贿鬻爵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任官程序，使得四方嗜进之人竞走其门，一时吏治大坏。李贤内阁首先要做的就是遏制这股歪风，举贤任能，以恢复原有的官员任免制度。天顺元年（1457）五月，耿九畴上言五事，首请正吏治。其实早在天顺元年春，李贤就借助朝廷策试天下举人的机会，以“求贤、安民”二事为策题，其意在得真才，止奔竞，引导士风。随后李贤内阁更是以“举贤才”为第一要务，希望通过充实贤能，远斥群小，以达到一新庶政的目的。为此，他严杜私门之请，凡事以公道处之。天顺二年（1458），礼部郎中李和行贿权幸，以求补本部侍郎之缺，李贤以其人品不端予以拒绝，并与吏部尚书王翱商议推荐学士李绍，得到舆论的一致认可。李贤以“大臣当知无不言，可卷舌偷位耶？”（《明史》卷176《李贤传》）为立世格言，一心为国荐贤，常常不顾个人安危，他最初推荐陆瑜为刑部尚书时，“石亨以私潜之，久不召对，众为公危”（（明）焦竑：《玉堂丛语》卷3《荐举》，第96页），及至拟旨时，同事者都说应该荐为侍郎，李贤认为人才难得，故力排众议，竟拟尚书。后来英宗见陆瑜在职颇称旨，对李贤“乃复召对如旧”。天顺四年（1460），李贤举荐年富为户部尚书，年富一向“执法不饶”，故“左右悦富者甚众”，英宗了解情况后对李贤说：“户部之缺，恐非年富不可”，李贤也答曰：“此人不悦者众，愈见其贤”，英宗进一步说：“富之执法，正宜居此国计所关，岂顾私情！”（（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8，庚辰天顺四年，第780页） 就这样，为了补救朝局，李贤内阁举荐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大臣，如耿九畴、轩輗、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许贵、顾彪、王越等诸文武大吏皆成为朝野重望之名臣，一时朝廷号称得人，并为宪、孝两朝留下了一笔财富。同时此举也极大地抑制了当时的奔竞之风，致使曹石的贿赂之门徒开而已，由于朝廷恢复任人唯贤的标准，“自后缺虽多，而谋之者无一人矣。”（（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8，己卯天顺三年，第779页） 其次，实行并推制度。官吏的选举本属吏部职掌，至宣德时，内阁三杨用事，为补充锉选的不足及分吏部之权，“救方面、风宪、郡守令，在京三品堂上官举保”（（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由此开始实行保举法。三杨尤持公道，颇亦得人，当时以为是美事。但“行之既久，公道者少”，后来就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的说法。三杨死后权归中官，钻营奔竞之弊迅速蔓延开来，天顺初年曹石专政，大肆受贿鬻爵，造成请托愈盛、营竞成风的恶劣局面。为此，李贤建议“令吏部每缺举二人，请帝简用”（《明史》卷176《李贤传》），并推制度由此产生。此举将选举之权重新归还吏部，但最终决定权掌握在皇帝的手中，这样就有效地遏制了曹、石的权力，抑制了当时的营竞之风，同时选拔了许多德才兼备的官员，使吏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整顿。由李贤内阁首创的并推法后来成为明朝职官选举的重要制度，其使用一直迄于明亡。 再次，整肃翰林院。翰林院本是儒绅所居之地，其学士以下官员承担着为皇帝草诏、定制、讲读经史等重任显职，且翰林院官员往往能成为内阁大臣的候选人，所以此地成为权臣争夺的重要目标。景泰年间，内阁陈循、王文等人各自举荐亲信私人进入翰林院，致使“非进士出身者十将四五，率皆委靡、昏钝、浮薄之流”⑤，严重影响了翰林院的声誉与工作效率。天顺年间，明英宗于翰林院中挑选进士以重修《寰宇通志》，“此辈自知不可居此，托阖院达其意，愿补外职”（（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李贤趁机奏请于帝，命吏部罢免了这些人，“翰林于是为之一清”。此外，李贤还对当时所谓博雅实则空虚的文风进行了整肃，在科举取士时革除了文赋一科，专重经义、策论，从而引导士子形成务实的学风，为国家培养经世之才。 （三）整治军队与边防 出于应对时局的需要，李贤内阁也加强了对军队和边防的整治。 首先，恢复文臣巡抚。明王朝常设文臣巡抚管理地方，其目的是“以文制武”，“防止武人跋扈专权”，这样文臣巡抚自然成了制衡总兵武臣的重要力量。然而手握重兵、雄踞一方的总兵往往骄横跋扈，对于文臣巡抚的钳制约束总是心有不甘。英宗复辟后“素恶文臣不宜节制武臣”（（清）龙文彬：《明会要》卷34《职官六·巡抚》）的石亨等人请求尽革天下巡抚官。由此，解除了束缚的总兵等官任意妄为，权力急剧膨胀，不久就出现“军官纵肆贪暴，士卒疲弊”、“边徼骚然，军无纪律”（（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6《曹石之变》）的混乱局面。天顺二年（1458）四月，英宗在召对李贤时承认这一重大的政策失误造成了“十分狼狈”的后果，并说：“朕初复位，奉迎之人纷然变更，以此不便，只得依从，今乃知其谬。”（（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于是君臣商议恢复巡抚制度，李贤认为西北六边用人最急迫，问题也最突出，应先于复设，然后推及他处。于是在吏部和兵部的协助下，内阁多方遴选才能，最终确定了程信、李秉等六人。他们到任后整伤边务，严明赏罚，革除弊政，振举兵威，使边关的军政得到极大改善。随后，李贤还选拔委任了内陆巡抚，他们在贩灾安民、纠弹不法、协赞军务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此后不久，英宗又“铸给巡抚甘肃、宁夏、大同三处关防”（《明英宗实录》卷291，天顺二年五月癸丑），巡抚得到关防意味着它已经成为总领一省或一镇军政的正式差遣。至此，巡抚制度在天顺年间得到了最终完善。 其次，防治鞑官之祸。“鞑官”即是归顺并在明朝政府做官的鞑靼人。朝廷一般把他们安置在京畿之地，崇之以高位厚俸，然而处于辇毂之下夷狄无疑是一股威胁朝廷安全的势力。早在正统初年就有官员程富上疏言道：“夷狄为患，自古有之……今归顺鞑官人等，口累月增，动以万计。固难阻向化之心，亦当防未然之患”，他建议朝廷对于新降附的鞑官“量赐赍装，遣往江南卫所”，这样“既省京师之廪食，且杜华夏之厉阶。”（（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1，第188页）随后，御史成规亦上奏京畿的鞑官军校“多占民田掠民财”，请重治之，于是英宗派锦衣卫缉捕他们，“犯死者于犯所袅首，徒流者发边卫充军，仍罪其头目。”（（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1，第190页）然而终正统之世，朝廷对于鞑官的危害虽有所举措但始终重视不够，致使己巳之变时京畿鞑达官“因虏入寇，遂编发胡服肆掠，群起扇乱以应之”（（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2，第214页），给朝廷和京师人民的安全带来了极大威胁。正统十四年京师保卫战胜利后，侍讲刘定之再次向景泰帝进言，对于鞑官鞑人应该“迁徙其众，远居南土”，使他们与汉人杂居，并改变其风俗，不许他们互相通婚，景泰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其实早在正统元年（1436），时为吏部主事的李贤就曾上书奏言鞑官问题，他以实际数据论证了庞大的鞑人队伍给朝廷带来的经济负担，且言夷狄之性反复无常，“五胡之乱，可不鉴哉”，因此建议“将鞑官渐次调除天下各都司卫所”，如此则“省冗费，且消患未萌”（《明史》卷176《李贤传》），可惜他的建议在当时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天顺初年，兵部尚书陈汝言阿顺权宦曹吉祥，将景泰年间发送到两广、福建、云南的鞑官尽数召回，李贤闻讯后急忙上奏英宗：“鞑人非我族类，自古为中国患，昔幸送之江南远方，今复取来，甚是不便”，英宗曰：“吾亦悔之，但今已在途，不可中止，后有愿去者从之。”（（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8，戊寅天顺二年，第774页）后来达官势力随着曹吉祥集团的叛乱而彻底覆灭，这与李贤对他们的长期关注与防备是分不开的。 再次，靖除边徼。明王朝自己巳虏变以后，国力下降，内忧外患严重。天顺年间边檄多警，当时北有鞑靼扰边，西南有松潘叛乱，国家很不安宁。幸有李贤内阁极力运筹其间，边檄方得以靖除。李贤筹边之策甚多，天顺初，石亨欲领兵袭击孛来部以夺取宝玺，李贤以府库空虚、军民疲敝为由及时上奏英宗谏止了这场不义之战。天顺四年（1460）秋，孛来大举入侵，自大同、威远直抵雁门关、代朔、忻州一带，所到之处，四散抢掠，炮火彻于京师，人民警疑，纷纷弃家走避。英宗初以为孛来穷乏，不过抢掠牛羊而去，京师外无须防备。李贤见其声势浩大乃进言曰：“宜出军紫荆、倒马二关，非欲与之对敌，一则安抚人民，一则使彼知惧，不敢深入。”（（清）夏燮：《明通鉴》卷28《英宗睿皇帝后记》，天顺四年）于是英宗遣都督颜彪、冯宗领兵分赴二关，孛来兵遂撤，后虽复来，但人民恃此不恐，京师得以安宁。天顺五年（1461），四川松潘羌民叛乱，朝廷已救三司调兵攻剿，然久不能下，李贤建言曰：“三司官统兵领顽，难以成功，须得朝廷命一将官统之，庶得成功。”（（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于是举荐都督许贵，最终平定了叛乱此外，李贤还曾举荐白圭、王越等多名武将，他们都在稳固明朝边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赈济灾荒，与民体息 天顺年间，各地旱涝灾害频繁发生，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因此赈灾安民就成了李贤内阁的主要工作之一。自幼出身农家的李贤对农民的贫贱处境有着深切的了解和同情，少年时他就曾作《悯农说》为农民哀号，及入仕后他逐渐形成了悯农重农、关注民生的观念。李贤认为“民心之向背系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团结民心而欲长治者难矣”（（明）李贤：《古穰集》卷1《奏议》），故为政“当以安抚百姓为先”，一旦人民有难，朝廷应尽力赈灾安民，以此善结民心稳定社会，方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在“生民之大本”思想的指引下，李贤积极倡导开展赈灾安民活动，在柄政前后，他曾“发内努银，救荒恤边，凡数十万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7）天顺元年，有司奏山东连年灾荒，人民饥窘流移，无以存命，政府虽已发银三万而不足，在是否增银J济的问题上，李贤与徐有贞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徐有贞以“散银有蔽，无益饥者”为由反对增发，李贤反驳道：“虑中饱而不贷，坐视民死，是因噎废食也”（《明史》卷176《李贤传》），朝廷最终采纳了李贤的意见，增银四万两赈灾。李贤内阁在实施赈灾时往往根据实际灾情灵活采用形式多样的救荒办法，除了上述的直接发银外，还有开廪放粮、借支官粮、低价案卖、中盐纳粮等手段（庞乃明：《李贤与明朝天顺初年的政局》，《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在此不一赘述。然而最常用的赈灾方法是减免赋税。天顺四年（1460）秋，天下大水田尽淹没，百姓生活极其困难，李贤向英宗详细汇报了灾情，且言道“若非大施恩惠，安得苏息”，他请求下诏免征粮草，于是朝廷下令各州县根据具体灾情减免赋税，如此百姓才得以体养生息。同时李贤还利用一切事变天异引导英宗宽恤民生，平息曹氏叛乱后，他立即上书：“曹贼就擒此非小变，宜诏天下，一切不急之务悉皆停罢，与民体息。”（（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8，辛巳天顺五年，第788页）天顺七年（1463）二月，天有灾异，空中有声，李贤密疏曰：“传云无形有声曰鼓妖，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则妖生焉。乞行镯恤之政”（（明）谈迁：《国榷》卷33，英宗天顺一七年），英宗皆准之。《明史》载天顺年间“时岁有边警，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贤外筹边计，内请宽百姓，罢一切征求，帝用其言，四方得苏息。”（《明史》卷176《李贤传》）可见正是由于李贤内阁坚持民本思想，实行与民体息的政策，才使得天顺朝在外患内困、濒年灾荒的情况下能够转危为安，趋向稳定和太平。 （五）抑制佞幸，遏止锦衣之害 天顺初，复位后的明英宗与夺门权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为了控驭朝局、防止廷臣党比为祸，他开始倚重锦衣卫官校为耳目，侦缉天下不法事。由此，佞幸逯杲、门达先后崛起，在他们的带领下，锦衣卫开始了十分猖撅的特务活动。锦衣官校的活动一方面确实帮助英宗成功地铲除了曹石集团，另一方面也给朝廷带来了恐怖、腐败等极其严重的恶果。时锦衣官校恣横剧甚，“厂卫遂相表里，清流之祸酷焉”（《明史》卷316《俊幸》），加之他们在执法过程中惟财是图、贪得无厌，“天下之人被其扰害不可胜言”。鉴于此，身为内阁首辅的李贤奋起与之抗争，天顺二年（1458）十月他言于英宗曰：“今天下百姓颇安，惟有一害”，“锦衣官校差出者，取财扰民……势如狼虎，所至贪求无厌，有司不胜其扰”，英宗答曰：“此害诚然，今后非大故重事不差。”（（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8，戊寅天顺二年，第774页）然左右贵近却趁机潜毁李贤言过其实，英宗因此疏远了他，后使人“复密察之，皆得其实”，英宗遂戒谕管卫事的门达：“今后差官校如有似前求索者，一体重罪不饶”。有人担心李贤因此招怨，他却说：“此弊九重之邃何由得闻？贤既得亲近，岂忍隐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辞！”（（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8，戊寅天顺二年，第774页）天顺五年（1461），因考察得知锦衣卫上奏的“临江王与四尼姑通”及“弋阳王烝母”案均非属实，李贤趁机奏言“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人”，英宗乃敕法司：“情重者奏请，余悉发巡按御史并所司问理。不许枉人，违者重罪不宥。”（（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3，第240页）李贤曾数次裁抑锦衣卫，并奏门达之罪，门达对他恨之入骨，于是“因袁彬狱陷贤，贤几不免”（《明史》卷176《李贤传》），可见李贤一心为国，为了抑制佞幸奋不顾身。他最终虽不能尽除锦衣之弊，但匡救其间，遏止其嚣张势焰，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安定、宽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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