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跋】樊增祥批校杨钟羲稿本 《雪桥诗话》存三卷

《雪桥诗话》存三卷　（民国）杨钟羲撰　

民国稿本　樊增祥题识　一函三册

 

杨钟羲（1865－1940）原名钟广，字子勤，又字子琴、芷晴、幎盦，号留垞，又号雪桥、圣遗居士等，晚号南湖鲜民，世居辽阳。清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五年保送知府，分发浙江，然未授实缺，光绪二十七年入湖北巡抚端方幕，历任两湖文高等学堂提调、仕学院教习、勤成学堂监督兼提调、湖北襄阳知府、安陆知府以及江宁知府等，鼎革后寓居沪上，以遗老自居。民国十二年（1923）与王国维等应溥仪小朝廷之召，任南书房行走，并携家回居京师，民国二十九年病逝于京。所著有《八旗文经作者考》《日知荟说讲义》《弟子职音谊》《骈体文略》《历代五言诗评选》《圣遗诗集》《铁史余习》及《雪桥诗话》等，其中《雪桥诗话》为最负盛名者。

 杨钟羲稿本《雪桥诗话》封面

杨钟羲为汉军正黄旗人，亦是近代旗籍著名学者，其自订年谱《来室家乘》载：“吾家先世，居辽阳地方。天聪二年，隶满洲都统内务府正黄旗头班管领。”又载：“吾家初隶满洲正黄旗。先高祖归自广西，高宗以清语问答，未能娴习，命改汉军，自是始为汉军正黄旗。”杨钟羲颇为在意自己的旗人身份，故于八旗文献甚为留意，尝与清宗室盛昱合编八旗作者总集《八旗文经》，并独自撰写《八旗文经作者考》，又选编校刻有八旗词人总集《白山词介》，“白山”借指满洲，又刻印旗人著述若干，如其高祖虔礼宝《椿荫堂存稿》、蒙古博明《西斋偶得》、汉军姚斌桐《还初堂词钞》、宗室盛昱《意园文略》及《郁华阁遗集》等。

 

《雪桥诗话》虽名为“诗话”，实则为一部记载清代史实之掌故书，上至朝章国故，下至经济民生，旁及风俗物产、旧闻轶事、学术渊源、艺文源流等，兼收博采，汇为一编。缪荃孙序称：“此虽名‘诗话’，固国朝之掌故书也。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直与刘京叔之《归潜志》、元遗山之《中州集》相埒。”正因为该书所记多有掌故轶闻，故书成之后，不仅喜读诗话者时有翻阅，研究史实、爱好考据者亦多有引用，将该书视为掌故书读者，远较视为诗话而读者为多。陈三立为《续集》作序称：“留.所为诗话，掇拾所及，比类事迹，甄综本末，一关于政教、学术、风俗，及其人行谊遭遇，网罗放失，彰阐幽隐，俨然垂一代之典，备异日史官之采择。”而杨钟羲自己亦曾在《初集》后跋中称：“大抵论诗者十之二三，因人及诗，因诗及事，居十之七八。其人足纪而无诗，其诗足纪而无事，概未之及焉。为书十二卷，不足括一代之诗之全，而朝章国故，前言往行，学问之渊源，文章之流别，亦略可考见。”

 

《雪桥诗话》全书四集，凡四十卷，分别为《初集》十二卷、《续集》八卷、《三集》十二卷、《余集》八卷，其中《初集》撰于民国元年（1912）春至民国二年冬，《续集》撰于民国五年夏，《三集》撰于民国八年春，《余集》撰于民国十一年冬，前后历时十一年，篇幅浩繁，内容赡富。因为杨钟羲的旗人及遗民身份，该书在选材上颇为着重于旗人作者及遗民轶事，对于纳兰性德、法式善、常安、李锴及铁保等旗人作者，皆有详细记录，对于一些不为人知却有作品传世之旗人作者，亦存以吉光片羽，故后世多有将该书视为《八旗文经》之姊妹篇者。因其长年居于京师，故该书又多记有北京风土人情，如《京师竹枝词》，以及京师各庙市情形等，今人研究北京风俗者，亦多引此书。

杨钟羲稿本《雪桥诗话》樊增祥题签

 

 

该书刻本仅有民国初年南浔嘉业堂刊本，且由刘承.任校字之役。该书由嘉业堂付梓，又与刘承.之高义相关。杨钟羲虽为八旗子弟，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却于穷苦困顿中度过，除署江宁知府为实缺外，余皆为冷署闲官。避居沪上之后，生计成艰，沈曾植《雪桥诗话序》尝记其窘况：“圣遗居士避世于北江之尾，陋巷湫尘，蓬藿拄径，十笏之室，圭窦彻明。”民国二年（1913），杨钟羲辗转托人向张元济求助，欲往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内谋一职位，《郑孝胥日记》是年正月十三日载：“贻书欲为杨子勤求入印书馆编辑所，余商之菊生，苦于无可位置。”然彼时时局巨变，遗民中困顿者比比皆是，李瑞清、诸宗元皆往商务印书馆谋职，杨钟羲最终失望而返。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民国二年（1913）六月一日所记更为凄楚： “（杨钟羲）辛亥之劫，侨居海滨，宦囊如洗，去年遭母忧，至无以庀丧事。古惟（朱祖谋）、子培（沈曾植）两君为言翰怡，延司校勘，助以四百金，始克携榇归窆。廉吏可敬，宦途之下场亦可叹也。”郑逸梅《逸梅杂札》亦载：“钟羲居官极廉洁，宦囊如洗，遭母丧，至无以归榇，刘翰怡助以四百金，始得告窆。翰怡刻《嘉业堂丛书》，钟羲力为雠校，所以报其德也。”

 

斯事在刘承.《求恕斋日记》中亦有载，民国二年（1913）正月二十一日记：“午后朱古微来，与谈良久，伊荐杨子勤太守任余处分校之役。据述系沈子培方伯托伊转荐。每月薪修三十元。子勤向曾相识，其学问博茂，素所钦佩。即与订定。然其人立品甚高，设非革命，则前程未可限量。焉肯就此一席，是则余刻书之举亦眷眷者有以助成也。”杨钟羲母丧无以为葬，又向商务求职未果，幸得朱祖谋与沈曾植荐往嘉业堂校书，始得暂缓生计。

 

未久，杨钟羲向刘承幹预支十个月薪水以葬其母，刘承幹不仅当即允之，并赠金一百元，以助杨钟羲全其孝道。《求恕斋日记》同年三月二十八日载：“因杨芷夝太守丁艰，而后目击时艰，急拟回鄂葬亲而客囊如洗，特来恳余预借校勘薪俸十月。计洋三百元。兹由子修先生为之说项。余允之，小谈而去。余思芷夝学养沉潜，乃有道之士。孝思不匮，其志可嘉。拟助以赙敬百元，以成其事耳。”刘承幹对杨钟羲如此高义，当与二人皆自认遗民有莫大关系。民国十一年（1922），刘承幹在上海四马路新设当铺，牌匾上依然写着“大清宣统壬戌年”，以致招来横祸；溥仪大婚、生日，其皆送去厚礼，以表忠心。乱世之中，得遇同志，难免生惺惺相惜之情，无怪前日记中，刘承幹称杨钟羲“设非革命，则前程未可限量”。

民国二年（1913），杨钟羲正式进入嘉业堂任校勘。此后五年，杨钟羲与缪荃孙、许子颂等为嘉业堂校刻图籍一百余种，《雪桥诗话初集》亦于是年撰成，并于同年刻入《求恕斋丛书》。该书之付梓过程，在刘承幹《求恕斋日记》中亦有详细记载。是年十月二十九日：“余以刻书事，在家宴客。杨芷夝、章一山、禇礼堂先后至。座谈良久。芷夝以所著《雪桥诗话》见贻。余允为代印行世。谛视其稿，亦非空言，盖于世事亦有关系也。”刘承幹最初计划将该书在西泠印社排印行世，后因活字字钉不够，以及费用等缘故，又改为雕版刷印。

 

《求恕斋日记》十一月二十二日载：“午后，吴石潜来。先是杨君芷夝以自著《雪桥诗话》十二卷见示。其中非但月旦之评，颇亦言中有物，余极赏之，许其付石印。石潜现办西泠印社，创设仿宋活字版，排印甚精致。余拟将《雪桥诗话》授之印行。乃与计算，约共八百纸，其印例以纸数计算，索价每纸一元，然以九角大洋计算。除纸价外，排印费约须七百余元耳。余未晤，醉愚约伊与芷夝接洽。后或授梓，或排印，再当磋商。”

杨钟羲稿本《雪桥诗话》卷首

是日刘承.复致信杨钟羲：“弟本拟将《诗话》用铅字印行，嗣晤西泠印社吴君石潜，见所印活字本甚佳，拟托排印，以为精本。今日石潜始来述及，其板以仿宋字太少，不及周转，排印甚迟缓，每日不过三页。其索值自以为极廉，揆之授梓，无甚差也。鄙意以为既难从速，又一印不能再印，核价既与锓板相符，则排印殊不合算。是以又拟付刊。兹奉上石潜来样一页，乞察之。惟弟急欲从事，俾早附名于骥尾。即日与友人酌定或排印或锓木，即当奉闻也。”

 

该书最终选择锓木出版，于民国三年（1914）蒇事，刘承幹为之序：“留垞先生避地之二年，成《雪桥诗话》十有二卷，承.为之校刊，甲寅九月工既竣，爰泚笔而为之序曰：是书之作，盖卜子夏所谓‘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先生是书，纪旧闻，发潜德，具文见意。其说诗以质厚为宗，其述事以有依据为断。自以多识前言往行，于怀旧之蓄念，为加详焉。后之览者，其亦有遇尘雾而振霜雪之思乎！”

 

寒斋与嘉业堂缘分可谓非浅，陆续收得所刻图籍若干，又幸收有嘉业堂钞本《嘉业堂丛书目录》，目录中即有《求恕斋丛书》。而更有幸者，收有樊增祥题签之杨钟羲稿本《雪桥诗话初集》三册。该稿本以绿格稿纸书就，版心上刻“读书杂识”，首册封面有樊增祥墨笔题“雪樵诗话，癸丑四月樊山书面”，内中副页题“雪樵诗话，增祥题”，惜卷中未见钤印，然樊增祥墨迹寒斋颇富，其笔体个性十足，睹字如见其人，必出其手无疑。此稿或为誊清二稿，既非底稿，亦非最终定稿，誊写颇为整洁，然亦有数页出现大量修改。遗憾者，所录内容仅存《雪桥诗话初集》之一、三、四卷，卷二不知所终。

杨钟羲稿本《雪桥诗话》樊增祥批校

樊增祥年长杨钟羲十九岁，辛亥后一度同寓沪上，以遗老自居。今时检阅民国诸人日记，时见两人同赴某宴，共咏诗钟之记录。《来室家乘》中收有樊增祥撰《杨子琴六十寿言》一文，详述二人交游过程：“余光绪丁酉荐入都，始相识于日下，见其愔愔琴德，穆然静深，心知为有道之士，不仅为文苑中人也。王孙选《八旗文经》，君实始终其事，一切序例，皆出君手。剞劂既竣，风行海内，而君口不言劳，归美伯熙而已。又著《雪桥诗话》，为《文经》羽翼，八旗之幽光潜德，为阐彰者不知凡几。……及光绪丙午，端忠敏督两江，君奉调入幕府，掌一切机要文字。阅二年，余开藩江宁，同舟欢甚，从政之暇，文燕无虚日。……辛亥国变，与余避地海上，患难相依者又三四年。及余来京，而君留沪，相别垂十年。”此寿序作于民国十三年（1924），而该寿序并非惯常作寿者请而序之，乃是樊增祥主动所写者，文末又称：“散原与君，不乞余文，而必寿之以文者，喜其淡清与我同，匪特寿君，世皆诧吾文博丽，今以淡文写淡人，并以寿吾文也。”

 

郑逸梅有《杨钟羲反对张季直》一文，述樊增祥调解杨钟羲与张謇误会事：“盖辛亥之变，钟羲脱身出险，藏书被掠，时有嘉兴朱永锡者，稔钟羲有书癖，为之入郡廨搜检劫余，并获得徐固卿护照，钟羲遣旧仆往运来沪。不意张季直误以为钟羲处之藏书，悉为盛意园物，欲攘夺之以归通州图书馆。钟羲知之大怒，谓：‘目今五族共和，凡个人财产，皆应保护，不得侵凌剥夺，何物张謇，竟敢藉词攘窃……’卒由樊樊山、龚心铭为之调解，事始寝。”

 

杨钟羲藏书印“留垞”

郑逸梅此文未记年月，未知事发何时，然杨钟羲感激樊增祥之情可想而知。且樊长于杨十九岁，文坛耆宿，杨钟羲书稿撰成之后，于付梓之前先交由樊山过目，足见其对樊山之敬重。卷中偶见樊山是正，如卷一述徐枋事，杨稿为“昭法名枋，号俟斋”，樊山眉批：“昭法上宜添一徐字。樊山注。 ”樊山书面题“癸丑四月”，是年为民国二年（1913）春，书稿尚未付梓，今日核对点校本，此处“徐”字已然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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