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王朝最误或最成就了中国？

泰阳汉子 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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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史学民族，对于历史有着宗教一样的热情。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没有中断的文明国家，朝代更迭都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给后人留下了经验和教训，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

作为开中华人文之始的周王朝成就了中国，至于耽误了中国，则可说是元朝。

周王朝的革命：奠定三千年文化之基础

商王朝是一个典型的神权朝代，有着殉葬等野蛮的行为。成汤说：“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商王朝热衷于祭祀和占卜，以神权的名义，做炮烙之刑，做酒池肉林。神职人员与世俗政权都开始腐败堕落，比干不得其死，箕子不在其位，纣王倒行逆施，上帝成了商人的“上帝”。

周人此时脱颖而出，认为天命所归在一个“德”字。商王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是“缺德”，而周王朝殷鉴之，则切记“唯德动天，无远弗届”，“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样一来，将政治统合面放大了，上帝不再是商王朝一家的了。

（周王朝的革命之战）

因此周王朝取代商王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臣弑君，而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走向，直接决定了中华人文的取舍。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世俗政权，在商王朝时，当政者极度迷信鬼神，也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周王朝一直在强调“天命”，一为报仇，二是树德，所谓“以德配天”。此后的中国朝代更迭，都没有走出周王朝设定的范式。中国历代的政权更迭，多数叫做起义，周王朝才能叫做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周王朝奠定了中国延续至今的政治伦理。

革命的过程难以脱暴力，但是革命的结局不应该是悲剧。周王朝用智慧和勇气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启示，其中一条就是革命不是要人命，不必赶尽杀绝，这也是周王朝给后世留下的政治温情。相比后世的项羽火烧阿旁宫，南朝皇族之间的血腥杀戮，周王朝的政治温情就显得更为珍贵。

周王朝在政治上执行了分封制度，在实际上创建了一个联邦国家，使得中国在远古时代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政治先进性，保证了在短短的800年间，中原大地已经尽数开发，人民尽数同化，并以此为基础，最终形成了秦汉一统。在某种意义上，周朝与美利坚合众些相似之处，中国的“召公共和”是共和制度的开端。

“周礼”则扮演着联邦宪法的角色。一个怀有伟大抱负的政权，从开国阶段稳步进入向外开拓的轨道，不断吸纳新成员而能长久保持不溃散，联邦制是最优的选择。因此孔子说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代亦可知”，周公之后三千年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广土众民的国家。

（实行了联邦制的周王朝）

因此，周王朝的800年，在文化上、政治上、伦理上、经济上等各个方面都为三千年的中开辟出了一条新路：世俗文化，世俗政权。中国人朴素的人文主义，在周王朝时就已经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周王朝，就不会有三千年中的各个朝代，更不会有现如今的中国——中国的走向可能会是陷入玛雅人那样的神权世界。

为什么说最耽误中国的是元朝呢？

元朝长于破坏，却短于创建。中国、中东、西亚很多文明古国，都在蒙古人的冲击下，文明发生了倒退。如今的阿拉伯人变得封闭、保守，与阿巴斯时代的开放、进取的精神截然不同，就与蒙古人的愚昧化、野蛮化有很大关系。

欧洲中世纪时期，中国和中东是文明世界的双子星座。中国文明遗世而独立，唐宋时期，中国正处在社会制度、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变革期，取得了很多文明成果，已经初步具有了近代社会的宪政制度、经济、城市文化等内容。

儒家思想经过唐朝之前800年的演化，到宋朝时，已经脱离了原始的“天人感应”学说，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从外部的经学编注，到内在的修心养性，中国人开始向自我认知的哲学追思。这与德国在近代以来哲学大家康德、叔本华、黑格尔等人奠定德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基础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唐朝时的开放、自由，到宋朝时的内敛，这是中国国民性的关键转折期，就如将要破茧成蝶一般。唐朝之于宋朝，就如同在近代取得巨大成就的欧洲之于二战后的欧洲一样。宋朝有机会成为发展成为更富有精神文化内涵的中国，并通过联邦制再一次形成中华的“家天下”。可是元朝兴起后，天命真主肇兴大漠，将宋朝的发展之路拦腰打断。宋朝抗过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可是“上天”认为宋朝发展的超前，会影响整个文明演进的平衡，将宋朝灭掉，再用蒙古人将中原地区再次野蛮化。后世的明朝虽然复兴过一段时间，但是矫枉过正，宋朝的很多政策和内容已经完全走样变味，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区别。明朝在16世纪也逐渐摸索出来了一些门道，比如内阁票拟制度等，结果又遇到了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