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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植物学家吴其浚 | 豫史

 豫史 2018-09-25
 
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有着极其丰富的植物资源,自古以来,不少仁人志士投身于这大自然的宝库中去探寻奥秘,为自然界的开发利用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吴其浚便是其中的一个。

吴其浚(1789~1847),字哲甫,号瀹斋,河南固始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吴其浚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父吴短、兄吴其彦先后官拜礼部和兵部右侍郎,显赫荣耀,在河南一时传为佳话。吴其浚自幼天资聪明,博闻强记,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有稀世之才。他22岁左右,就以举人纳资为内阁中书,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考中状元,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历任湖北、江西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兵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湖南、浙江、云南、福建、山西等省巡抚,并短期出任过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宦迹半天下”。吴其浚居官清正,廉洁奉公,尤其可贵的是,他虽身居高官,却不沉溺于官场争斗,跻身中,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孜孜不倦地埋自然界,情深草木科学研究,终取得巨大成就,成为继明朝李时珍之后又一位名垂后世的科学家。

吴其浚一生勤于研究,著述丰繁。如《滇行纪程集》,《念余阁诗钞》、《滇南矿厂图略》、《云南矿厂工器图略》、《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吴其浚的科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植物学方面。他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共22卷,收录植物838种,是一部原始资料的汇编。这部书主要是将前人有关植物的文献资料收集起来,按条罗列,编成长编。所引书籍,除经、史、子、集四部之外,还引录了很多专门著作,如陆羽的《茶经》,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等。从提供资料的角度来看,此书对植物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然而,它的价值不及《植物名实图考》。

《植物名实图考》是吴其浚倾30年之心血培育出来的科学之花,是他在植物学研究方面科学成果的总结性著作,在我国古典植物学发展史上,它勘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媲美。

《图考》共38卷,分谷类、蔬类、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类、木类等12大类,收入植物1714 种。浩浩长卷,译博精密,文图并茂,令人赞叹。书中所收的植物品种,就产地而论,它遍及全国大部分省份;就参考的材料而言,有经、史、子、集等古代文献和时人著作共800余种。他将实物与文献对照研究,然后写成系统完整的著作。正如陆应谷为该书所写的序言所说:他“出其生平所耳治目验者,以印证古今。辨其形色,别其性味,看详论定,摹绘成书。”更为珍贵的是,该书收录的每种植物都配有一幅形态逼真、绘制精美的插图,它与文字相参照,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这些图谱至今对我们鉴别植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为我所用,是吴其浚在科学事业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植物名实图考》引用的古典文献资料多达800余种,这足以见他的博学多识。但他又不盲目迷信古书记载,对所引之材料,都要详细地分析对比,辨其差异。尤其是对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考订,更是精细入微,务求决疑纠误,翔实可靠。如有一种叫“雷公凿”的草本植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认为它就是有毒植物石蒜,《湖南志》上也有灾荒年间有人误食此草而丧命的记载。吴其浚不相信这种可作牲畜饲料的草会有毒,他亲口品尝,证明无毒,从而纠正了前人的一个错误。又如,在“益母草”条说:“益母草,乡人多识之,而诸书乃多疑。同紫花白花,陆生泽生,夏枯夏花,彼此是非,各执其说。”他还有针对性地写道:“古书所载,语既未详,图亦失真,毋辄惑其所编。”正是因为这种明智的科学态度,使他能够勘订出古书中的许多讹误和疏漏。

吴其浚在科学研究方面实事求是的精神,突出表现在他治学严谨,严肃认真的态度上,他每到一地都留心查阅地方志书,了解当地植物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情况,考察各种植物的特异性状。他从不放弃观察事物的机会,常常不辞劳苦,深入山区,夜访农家。为了弄清一种植物,他不惜跟踪多年,进行考察,直到弄清为止。吴其浚在科学研究方面实事求是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不以主观臆断妄加揣测上。他在研究过程中,每遇形状、性味相似而名称不同,或名称相同而形状、性味各异的植物,或者遇到他所采集的与文献记载相印证时似是而非的植物,或是他确实亲见,而别人不认识、过去书中也无记载的植物,他都要当作疑点去深入调查,细致研究。在深入研究后还是不能肯定时,他也绝不乱下结论。如卷11中的“蛇含草”条,《本草纲目》认为是“紫背龙牙”,《名医别录》认为是“女青”,《图经本草》则说“蛇含”有两种,诸说不一。吴其浚经过比较研究,虽然也认为“似即《救荒本草》中之龙牙草,但仍不能作明确结论,只是说“未能决定”。卷15中,关于“八字草”是否即本草拾遗》中的“漆姑草”,尽管都能敷漆疮,“主治既同,形亦相类”,但是由于《本草拾遗》中“不图其形”,所以他也只能“未敢遽定”。特别在卷20中的《黄药子》条里,他不仅详细地叙述了各家说法,加以比较,并且画了三幅皆名“黄药子”的图,最后又慎重指出:“滇南又别有黄药,乃极似山薯而根圆多须,即湖南之野山药。其白药子,亦谓之黄药,皆别图。凡以著其物状,而附以俚医之说,以见一物名同实异。不敢尽以古方所用必即此药,以贻害于后世,庶合阙如之又云尔。”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他对待科学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尤其是对于药物,更是慎之又慎。

吴其浚所以在科学研究上获得巨大成就,除了他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外,还同他深入民间,虚心向劳动人民学习有着密切关系。他常常独步农家山村,广泛采访,每每遇到难题,总是不耻下问,直接向最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垂询。有一次,他雨后夜行于乡间,忽然传来噼噼啪啪的声响,他凝神细听多时,不知是何声音。轿夫告诉他,这是高梁拔节声,当长期干旱得雨,高梁便会迅猛上长,故而发出这种响声。他又见一些村妇带着孩子剥高梁叶,一问,原来那是为了疏叶透气,以求穗大粒饱。在“芜菁”条中,他还批评了那些不向老农请教的人。他说:“芜菁、萝卜,《别录》同条,陶隐居亦有分晓,后人乃以叶根强别,《兼明书》不知其误,而博引以实之,何未一询老圃?”这些事实说明,吴其浚尽管政治上忠于封建王朝,但只要接触到科学问题,他便能够尊重实际,相信劳动群众,并且虚心、主动地到他们中间去吸取科学营养。

道光二十六年(1847年),吴其浚因病致仕(退休),不久去世。他死后二年,继任巡抚陆应谷在山西太原将《植物名实图考》校刊出版,使这部伟大的植物学专著得以流传于世。由于这部书“包孕万有,独出冠时,为本草别开生面”,因而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赞誉,初版之后,又连续出过多种版本日本在明治二十二年,率先翻印出版《图考》。近代我国出版的些植物学重要著作,每每选用《图考》的精美图谐。科学界评价《图考》是我国古典植物学向近代植物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学者们在研究植物分类、考订名物时,常常利用《图考》中的资料。欧美学者在考察我国古代植物学发展史时,也很重视《图考》的学术地位。德国人布里施尼奈德在他所著的《中国植物献评论》一书(1870年出版)中,对《图考》作过很高的价。他特别赞赏该书的插图,甚至认为其中某些精确的插图,往往可赖以鉴定科或目。于是,他从该书中选出蜀黍、梁、薯蓣、蒙麻、商陆、佛手柑、铁树果、椰子等八幅图,重刻拓印,附在他的著作里。据报导,世界许多国家的图书馆收藏了《图考》一书,可见其影响深远。

吴其浚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河南的骄傲,他为中国人民争了光!他那种献身科学、探求真知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摘自:《河南乡土历史》,责任编辑: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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