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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安法治文学月刊《啄木鸟》 五、两个目标 当天下午，专案组在市南分局驻地举行案情分析会，讨论如何寻找那个神秘女人。在此之前，专案组已经跟市南区政府卫生科、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区卫生防疫站以及市卫生局、爱卫会、防疫站都通过电话，查明1月3日下午没有一家机构指派过工作人员去暗查卫生；再说，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是那副妖娆装束，作为吃穿靠供给制的公家人员，即使有这样的经济条件，组织上也决不允许这样打扮。所以，可以断定这个神秘女人是假借检查卫生之名潜入应家投毒。 要找到这个女人，首先是勾画出此人的大体轮廓。从应家姐弟俩提供的情况来看，这个穿着毛皮大衣、身上散发着好闻的香水气味的女人，经济条件比较富裕；其次，从头上戴着红色有檐帽子、烫着披肩波浪发以及身穿紫色毛皮大衣来看，这个女人可能是一个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的少妇。 然后，需要分析这个女人的身份职业。当时，距青岛解放已经一年半，和全国所有城市一样，已经树立起了一种社会的新风气、新道德观、新审美观。生活方面，社会上普遍以艰苦朴素为荣，别说占全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多数经济条件处于中低档次的市民了，就是属于那百分之二十的经济条件好的市民，即使家里有毛皮大衣之类的高级服饰，也不大会穿戴出去招摇过市。那么，市面上像这个女人那样装束打扮的有没有呢？有的，而且如果你在适当时间段去大百货公司、高档饭馆、咖啡厅、舞厅之类的场所，还能看到不少。不过，这种女人都是富小姐、阔太太之类，偶尔也有家境富裕从事非公高级白领职业的。 侦查员初步断定，这个女人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应当到哪里去调查这个女人的线索呢？侦查员认为，可以通过排查应靖波生前交往的女性来寻找线索。 于是就去找刘巧玲，先请她把丈夫生前跟异性交往的情况再复述一下。刘巧玲因为她跟老同学丁学贤的婚外恋已经让专案组知晓，所以心里反倒坦然了，这回她说的比上次的草草陈述要详细多了。扳着手指头算了算，据她所知，应靖波生前先后跟三名女性有过暧昧关系，都是死亡前这五年里发生的。专案组将这一情况记录在案，然后又花了近两天时间，分头向应靖波所开公司的几名职员、社会上的朋友、以前的同学等进行了访查，最后，一共排出了跟应靖波有比较频繁交往的异性(是交往，并非全是暧昧关系)二十三名。 这个案子是市局、分局联合侦查的，所以组长汪风帆每天要向市局和分局侦查条线的领导汇报工作进展情况。1月12日晚上，市局侦查条线领导听取了汪风帆的电话汇报后说：“看来，这个案子的工作量还是有点儿大，往后可能需要更多的人手，光你们三个人已经难以胜任了，给你们增派人手吧。” 于是，次日上午就派来了两人。这二位都是参加工作不久、年龄不过二十来岁的新手，一男一女，男的姓宋，女的姓强，汪风帆就以小宋、小强相称了。汪风帆对人员作了调配安排，说光靠我们五个人要迅速查清这二十三个对象的情况还是有难度的，所以要依靠对象辖区管段派出所的同志。我们先把这二十三个对象的居住地列出来，分门别类归到相应的派出所，然后每人一个派出所去跑吧。 这样，五人一共跑了两个整天再搭上一个夜晚，到1月14日晚上七点，终于查完了最后一名对象。当晚，专案组在市南分局驻地碰头，汇总了情况，发现两个对象身上有疑点。 对象之一：这是应靖波公司的员工向侦查员提供的情况。那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妇女，小名阿娟，大名刘蕴娟，住在台东区蒙古路，出身资本家，本人和另一个四十多岁的医生遗孀合伙开了家咖啡馆。阿娟是个有夫之妇，其夫是个经营煤炭的商人，常年在外奔波，很少回青岛。可能正是这个原因，阿娟就有了跟其他男子交往的念头。而应靖波本是个风流情种，咖啡馆、舞厅是他经常涉足的场所，就这样两人从相识到相交，最后成了一对情人。 两人的关系基本上是不避外人的，调查中不但公司员工说到过阿娟，同学中也有人知道，而且跟应靖波、阿娟一起吃过饭。阿娟是个性格外向的女人，据说她对应靖波爱得十分狂热。她经营咖啡馆，白天下午两点前是有空的，就时不时跑到应靖波的公司去，也不避应靖波那些手下的面，公然卿卿我我。大约一个月前，两人不知为什么发生了争吵。有人听见从关紧了门的老板办公室里传出应靖波愤怒的咆哮，让阿娟“滚”；阿娟呢，也不甘示弱，用更高的分贝发出了严厉警告，声称：你当我是寻常女子，可以让你随心所欲想怎么就怎么？要想分手，好办!拿钱来——一千万(此指旧版人民币，相当于1955年发行的新币一千元，下同)!之后，阿娟又来吵过几次。最后一次是元旦前大约一个星期，当时应靖波正被疾病折腾得苦不堪言，情绪非常恶劣，手下人都是能避就避，不能避也三言两语赶紧把要请示的事情说完后赶紧开溜。阿娟在这当儿过来，而且进门就气势汹汹，应靖波可能忍无可忍了，于是动了手。他是练过武术的，阿娟这样一个娇滴滴的女人哪里经得住？当下就大呼“救命”。众员工一齐进去劝阻。阿娟非常狼狈，但应靖波被人架住后，她又强硬起来了，表情凶狠地留下了一句“姓应的，你等着瞧吧，有你好看的”，就匆匆离开了。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对象之二：这是应靖波的两个老同学向侦查员提供的情况。该对象名叫杜尊玉，济南人氏，二十六岁，出身于恶霸家庭，但其本人却是个烈属。杜尊玉的父亲是济南的一个恶霸，既是“一贯道”坛主，又开着两家商店、一家工厂，还是粪把头，1948年9月济南一解放就因为群众集体向民主政府请愿要求对其严惩而被公安局逮捕，然后就在斗争大会上当场给愤怒的群众打死了。杜尊玉是其长女，因为家里有钱，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她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跟学校的一个姓隋的年轻老师悄悄建立了恋爱关系。那个隋老师是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当时已经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抗日外围组织。不久，该组织由于出现了叛徒，遭到了日伪特务的破坏，隋老师于是被组织上安排紧急撤退，前往抗日根据地。杜尊玉跟隋老师分别时，剪下了自己的一束头发，连同从家里偷出来的几两黄金一起交给对方，说一定等着你回来。之后，杜尊玉为表示自己对隋老师的那份绵绵情意，果断地退了学，待在家里闭门不出。 一晃数年，到了1948年初，杜尊玉忽然接到隋老师从青岛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已在青岛居住，她方便的话可赴青岛见个面。杜尊玉欣喜若狂，立刻前往青岛。隋老师其时已经不当老师了，在青岛一家洋行当账房先生，其实他是受中共党组织指派潜伏青岛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根据组织上的指示，为便于开展工作并做好安全掩护，他应该考虑成个家，如果一时没有合适的对象，组织上可以派人跟他组织一个假家庭。隋老师于是就给杜尊玉去信把她叫去了，这样，两人正式结婚。隋老师在白区的运气不大好，老是遇到叛徒，婚后七个月的一天晚上，一群国民党特务闯进家门将他捕去。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当时，杜尊玉根本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特务为何要逮捕他。救人要紧，情急之下，她马上向济南娘家发电报求援。那时，许世友指挥的十四万大军已经逼近济南，她老爸尽管惊惶，但还是立刻派人赶到青岛来通关系营救。好不容易通上了一个“保密局”少校的关系，但打听下来，隋老师已经被枪决了。 青岛解放后，杜尊玉才知道丈夫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其生前的工作以及被捕后英勇不屈的表现均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杜尊玉作为隋老师的妻子，遂成为烈属。据说，那次杜尊玉的恶霸老爸派人赶到青岛营救女婿时，带来了一些金银钱钞，人没有救成，就遵照老杜的吩咐把金银钱钞留给了杜尊玉。济南解放后，老杜在斗争会上被当场殴毙，家庭自然也遭到了清算。济南方面记下了老杜当初奔青岛时带给女儿的那笔财产，青岛解放后不久就有人前来找杜尊玉。当他们得知杜尊玉已是光荣的革命烈属后，没有为难她，财产的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杜尊玉就用这笔钱财投资实业，买下了一家私人纱厂的部分股权，自己也不去上班，按月领取红利，过着非常滋润的日子。她原出身富家，过惯了养尊处优的好日子，习惯于追求时尚，手头又有钱，就时不时买些高档商品享用。这虽然跟新社会提倡的艰苦朴素作风不大相符，但杜尊玉是一个没有单位可以管束她教育她的人，按说街道对于这种角色是有责任规劝的，可人家是烈属，街道干部、居委会大妈对她板不起脸孔，也就只好随她去了。 据了解，杜尊玉跟应靖波是在舞厅结识的。应靖波学过武术，体态灵活，动作协调，舞跳得很好。而杜尊玉虽然酷爱跳舞，但她在这方面生性愚笨，而且身材有点儿过于丰满，所以舞技一直令人不敢恭维。她跟应靖波认识后，就拜其为师，虚心求教。没过多久，竟然跳得像模像样了，对应靖波就很是钦佩。两人交往密切，据应靖波对外界透露，他有时是在杜尊玉那里过夜的。 当然，侦查员之所以要把杜尊玉从二十三名对象中选出来作为重点，并不是应靖波自称的过夜问题，而是杜尊玉有一件紫色狐皮大衣，而且，这个女人最近的发式就是披肩波浪发。冬天外出，头上也喜欢压着点儿什么，不是帽子就是头巾。 专案组于是决定对刘蕴娟、杜尊玉进行重点调查。 侦查员殷贤铭、小宋两人负责调查杜尊玉在1月3日下午的行踪，因为专案组认为如果那天应家姐弟遇到的那个不速之客是杜尊玉的话，那么她是不可能在其他场合出现的。两人直接去了杜尊玉的住所。杜尊玉对于警察的突然出现大为不解，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们，问你们来找我干什么？难道你们认为应靖波是我毒死的？侦查员向她解释说，这是他们的工作程序，需要对相关人员一个个进行调查。最近在放映的苏联故事片《刑警基卡夫》你一定看了吧，影片里的苏联刑警也是这样工作的，他在大街上还拦着调查对象问长问短哩。 杜尊玉点点头，说这部影片我看过，那个基卡夫是一个有趣的刑警，他的工作确实是这样做的，不过人家苏联同志调查时说话可比你们活泼幽默得多哩。说着，动手给侦查员沏茶，还问要不要加糖，然后，就说你们要调查什么，说吧!殷贤铭于是就问她跟应靖波的关系，她说是朋友关系。她很欣赏应靖波，因为他舞跳得好，也懂得体贴人，对于应靖波的猝死，她是很悲痛的。她听到噩耗后，大哭了一场，赶到应家去吊唁时，又哭了一场。 侦查员暗吃一惊：什么？杜尊玉曾到应家去吊唁过？刘巧玲没说过嘛!是真是假呢？殷贤铭头脑活络，马上说：“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你是穿着一件紫色皮大衣去的吧？好像还戴着一顶帽子？” 杜尊玉大喜，说就是呗!你看到我了？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客厅一侧大橱的橱门让侦查员看里面的衣服，果然有一件紫色狐皮大衣，还挂着几顶不同颜色、式样的帽子，有一顶是红色的有檐绒线帽。殷、宋两人见之心里一动。 杜尊玉问道：“二位先生来找我，究竟要了解什么，请尽管开口，我可以做到知无不言。” 殷贤铭笑道：“谢谢杜女士对我们工作的配合。是这样的，我们想了解一下1月3日那天下午，您在忙些啥？” 杜尊玉仰脸稍忖，说：“1月3日？那不正是应靖波出事之前的那个白天吗？下午我在干啥？请二位稍等……”说着，起身进了客厅旁边的书房，俄顷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本精致的羊皮封面的记事本。 别看杜尊玉一副胸无城府、大大咧咧的样子，她却奉行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哲学，备着这个本子就是记录每天的日常琐事的。当下，她当着侦查员的面翻阅着本子，很快就有了答案。她说：“1月3日，下午，我在纱厂参加股东理事会议。”“……哪家纱厂？”“大胜纱厂呀，我在那里有股份，大伙儿选我当了理事。” 侦查员告辞而去。没有回分局，而是去了大胜纱厂。了解下来，杜尊玉所言内容属实。那天纱厂举行股东理事会议，是元旦前三天就已发了通知的。那天全部理事共七人均到会了，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始到五点多结束，没有一人早退。会后，在纱厂对面的酒楼吃了晚饭，杜尊玉也参加了，还喝了不少酒，显出些许醉态，最后还是厂长派车送她回家的。这样，对杜尊玉的怀疑就可以排除了，因为她没有作案时间。 再说另一路侦查员仇越和小强两人对刘蕴娟的调查。 两人接受任务后，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应靖波生前经营的那家公司。应靖波死亡之后，他开的那家公司还在运转，因为公司跟客户所签的合同还没履行完毕，如果突然关门歇业，客户要求赔偿损失，应家卖了房子还债只怕还抵不了。所以，丧事办完后，应家的亲戚开了个家庭会议，听公司账房先生介绍了情况，最后一致同意委托应靖波的助手、公司襄理李达志接手把业务做下去，待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再予以清理，关门歇业。 使仇、强两人大觉意外的是：当他们赶到公司时，竟然看见有三个警察正在那里搜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六、神秘女人 仇越、小强两人穿着便衣，那三个警察又不认识他们，见忽然闯进来两个人，立马儿吆喝：“出去!” 仇越亮出了证件，说明此行是执行侦查命案的公务。这一说，气氛就给调节过来了。对方向仇、强两人说明了情况：他们是市局特种物资缉查队的警员。特种物资缉查队是去年11月初才组建的一个部门，其职责是为配合抗美援朝的顺利进行，对一些重要物资进行保护性控制。比如国家规定私人之间不能进行黄金买卖，但还是有人私下在进行交易，甚至大规模倒卖；比如文物不能倒卖，但有人却照样买来卖去地折腾，一直折腾到海外；比如汽油、橡胶、有色金属、酒类、烟草、食盐不能自由贸易，但有不法商人就敢悄悄进行地下交易活动，从中大肆牟利。这些行为，都是在规定要打击的范围之内的。特种物资缉查队，就是专门对付倒腾控制物资的不法分子的。 那么，眼前这三位警察到应靖波的公司来干吗呢？原来，据他们获得的情报表明，刘蕴娟有倒卖黄金的嫌疑，最近几天进行了一番外围调查后，已于昨晚将刘蕴娟拘捕。连夜讯问，刘蕴娟交代一同倒腾黄金的还有元旦后已经猝死的应靖波。于是，今天他们就到应靖波的公司来搜查，回头还要去应家搜查呢。 仇越的反应很快，他随即就想到了一个问题，说关于你们准备到应家去进行搜查之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是否悄悄进行，就是说不能让外界包括应家邻居在内的人知晓，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手头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那三个警察同意了仇越的要求，说回头我们跟应家管段派出所联系一下，看怎么样妥善处理这件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仇越和小强于是立刻去看守所找刘蕴娟调查，主要是想弄清两个问题：其一，你跟应靖波三番五次大吵小闹，是为了什么事情？其二，1月3日下午你在干什么，有谁证明？ 刘蕴娟是一个心理素质比较差的女人，昨晚警察去她经营的咖啡馆逮捕她的时候，一宣布逮捕令，她竟然尖叫一声当场就昏过去了。侦查员遇到这种心理素质的人，应当说是一种福分，因为这种人在被捕后接受讯问时，基本上用不着虚声恫吓，更不需要拍桌摔凳搞伴奏，只要摆出一副秋风黑脸就行了。而刘小姐可能比较体谅仇越他们的辛苦，所以也不劳驾他们秋风黑脸了，比较和气地问了一下，马上老老实实作了交代，说她跟应靖波之所以吵架，并非感情问题，而是为了倒卖黄金获利后分赃不均，她认为应靖波每次获取非法利润后都少分给她钱了，难以容忍，所以就找应靖波吵了。最后一次去找应靖波时，应靖波还是不肯把她算了细账认为少给了的一千万元给她，还要推她出去，她忍无可忍，于是就动手跟他撕扯，结果被应靖波揍了几下。当时，她确实说过让应靖波“等着瞧”的狠话，也确实有过恨不得将他杀死的念头，但她没有这份能力，也缺乏这种勇气，最后还是不得不忍了。元旦后四五天，刘蕴娟获悉应靖波猝死，想起两人曾经的那段情分，心里反倒有些兔死狐悲。 关于1月3日下午刘蕴娟在干什么的问题，刘蕴娟说她记不清了。她不像杜尊玉那样信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没有凡事都记一笔账的习惯，回想了半天，说好像是在她和人合开的那家咖啡馆里吧，因为下午两点以后咖啡馆就开始营业了。 于是，侦查员就去咖啡馆找刘蕴娟的另一个合伙人调查。合伙人查了咖啡馆的每日账单，上面是有当班人员姓名的，果然记的是刘蕴娟的名字。侦查员又向1月3日那天当班的另外两个侍者调查，他们也证实刘蕴娟那天确实当班。那么，当班是否意味着人就一定在咖啡馆里待着呢？了解下来肯定是待着的，因为咖啡馆的收款工作是由两个老板亲自做的，那天既然是刘蕴娟当班，那她就得收款，所以她是无法脱身的。 这样，刘蕴娟的嫌疑也排除了。线索就此中断，侦查工作又回到了原地。 专案组开会再次研究案情，看如何找到那个冒充“爱卫会”工作人员检查卫生的穿紫色毛皮大衣的神秘女人。五名侦查员中，四人都发言谈了一些设想，但又都觉得似乎虚无缥缈，只有女侦查员小强没有开口，手里捏着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胡乱划拉着什么。组长汪风帆于是点名道：“小强，你也谈谈想法吧，群策群力嘛!” 小强其实是在把目标的所有特征都写在纸上，想清理一下思路，这时还没写完，听汪风帆这么一催，讷讷道：“我……正在想嘛……”低头看看纸上写到的正是“紫色皮大衣”，遂说，“是不是可以通过皮大衣找目标……”这个姑娘的思维很敏捷，一边说着，一边脑子里竟然电光石火般地闪过一个念头，“有了!” 小强头脑里产生的念头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1月3日那天，刘巧玲与应靖波分手后去“九源堂”配了药，又去买了帽子，还在帽子店给丁学贤打了电话，然后回家。而那个被怀疑是投毒凶手的神秘女人正好在刘巧玲出门去会丁学贤的短短十分钟时间内进入应家投毒。凶手要确保避开刘巧玲并顺利投毒，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她能够肯定刘巧玲在这段时间内必须出门；二是她必须事先等候在应家附近，看见刘巧玲出门后才能迅速进入应家。第一个条件，凶手(或者凶手的幕后指使者)可能是对刘巧玲和应靖波实施了跟踪，后来刘巧玲、应靖波分手后就跟踪刘巧玲，在帽子店里把她跟丁学贤通电话的内容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样，才能确保应家不会有大人在。第二个条件比较简单，凶手完全可以在应家附近找到一个合适的隐藏之处。这个隐藏处，就是小强头脑里此刻冒出的寻找凶手的途径! 小强刚说到这里，其他四个侦查员就已经明白她的意思了：如此打扮的一个富家女，要想选择一个既能避开刘巧玲的视线又能看见刘巧玲出门的地方，不可能躲在附近某户居民家里。现在的老百姓警惕性都很高，她贸然登门提出要坐一会儿而且躲在窗前一双眼睛始终盯着外面看，这副样子还不被人家当成女特务？所以，她完全有可能躲在应家胡同口马路上的某一处合适的公共场所。这样装束打扮的一个妖娆女人，只要在公共场所待的时间稍稍长一点儿，肯定会引人注目，注目的后果就是会留下记忆。因此，只要发现那个公共场所，再向人调查一番，就可能发现这个神秘女人的蛛丝马迹。组长汪风帆于是下令：全体出动，去太平路赢德坊! 专案组一行五人赶到应家所在的太平路，以那个女人的眼光选择符合隐藏条件的场所，结果一下子就选中了胡同口西侧十几米处的那家“孟春茶馆”。这是一幢二层建筑物，二楼伸出底层大约两米，高踞于人行道上方。如果在二楼伸出位置靠东侧的那副座头上，就可以把赢德坊路口看得一清二楚。刘巧玲只要出来，就逃不过上面的那双眼睛。侦查员很想立刻就向茶馆方面了解情况，但此刻已是夕阳西下时分，茶馆早已关门打烊。汪风帆说那就明天早上过来吧，人不必多，我一个，主意是小强出的，小强跟我去。 次日上午七点，汪风帆和小强去了“孟春茶馆”。这家茶馆的金老板是个老实的生意人，胆子有点儿小，一听来人是公安局的，脸色就有点儿紧张。侦查员让他不必紧张，说我们要办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跟你的茶馆也没有牵连，遂把要查1月3日下午大约三点钟前是否有一个如此打扮的女人前来喝茶的情况说了一遍。金老板听了，马上说：“有!有!有!” 旧时的茶馆，通常都是男性涉足之地，很少有女人光顾。哪天难得来一位女性的话，肯定会给老板、跑堂以及其他顾客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这位女性打扮得非常时髦而且长得还有几分姿色的话，那这种印象会在人们的脑海里保存一段时间。1月3日下午光顾“孟春茶馆”的那个女茶客，就是这种情况。 这个女茶客给金老板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还不仅于此。像“孟春茶馆”这种有点儿规模的茶馆，通常老板自己是不会出来应酬客人的，除非有人闹事了才出面。这天却是一个例外。那个女茶客上楼后，跑堂小邓就把她往朝西窗口的座头上引领，因为冬天下午的太阳转向西侧方向了，朝西的座头可以晒到阳光。可是，这个女茶客却一口谢绝，自顾往临街的东侧窗口那副没有阳光的座头上去了。坐下之后，要了一碟瓜子、一碟花生和一壶毛尖茶。小邓对于她选择座头之举觉得奇怪，担心会有什么事儿弄出来，于是赶紧向老板禀报。金老板听了也觉得有些反常，便出去看了一下，对这个穿着富贵时髦的服装来茶馆喝茶的女士感到意外，暗忖别是来跳楼自杀的吧？越想越不放心，就关照小邓，让他通知其他跑堂，大家都盯着这个女人，如果发现她想开窗什么的，立刻上前阻止! 之后，金老板就一直心神不宁。本来是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喝茶的，想想坐不住，索性捧着茶壶出来，亲自坐在离那个女茶客不远的那副座头上监视着。因为不敢离开，所以其实也没敢喝茶——免得上厕所。巧的是，后来那个女茶客离开时，金老板发现她点的那壶毛尖竟然一口也没喝。 汪风帆问，那么，这个女人坐在那里，有些什么举动呢？ 金老板说，有什么举动？她始终朝外面看着，看的方向就是朝东嘛! 朝东，那就是应家所在的赢德坊路口了。于是再问：包括你在内的茶馆人员以及茶客中有认识那个女人的吗？ 金老板说，茶馆人员中肯定没人见过她，茶客，比较难说，要么问问看。 怎么问呢？金老板自有主张。因为到他茶馆里来喝茶的一批老茶客都是赊账的，即平时来喝茶都先由茶馆统一记账，到月末那天一并支付就是。所以，茶馆只要查一查1月3日下午来喝茶的有哪些茶客就是了，他们肯定还记得那个引人注目的时髦女人。 侦查员于是按照金老板提供的名单问了大约二十多名茶客，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儿说他解放前好像见到过那个女人。这当儿，“好像见到过”总比“没有见到过”要好些，于是就继续追问。那老头儿带着一点儿不好意思的神情说，解放前他有时会去妓院转转，好像曾在“雅秋馆”见到过这个女人。 这是调查所获得的唯一线索，专案组决定往下追查。青岛的妓院早已被取缔，不过还有办法调查“雅秋馆”是否有过这个妓女。因为取缔妓院时，所有妓院的人员资料如各人的基本情况登记、照片什么的，都是统一造册交到民政局去的。侦查员到民政局查到了“雅秋馆”的这本册子，先请那个老头儿辨认，老头儿却说册子里没有那个女人。那是怎么回事呢？老头儿说他是解放前两年即1947年见到那个妓女的，你拿来的这本册子是解放后政府取缔妓院时的资料。这两年里，她大概已经离开“雅秋馆”了。 侦查员觉得有这个可能，那么，这个女人是跳槽到其他妓院了呢还是从良嫁人了？这个，还得进行调查。于是，侦查员就去了市局看守所，向三个月前被逮捕的原“雅秋馆”老鸨钟艳兰调查，最后得知那个妓女名叫张少珍，在1948年初夏离开“雅秋馆”，不是跳槽，而是从良嫁人了。嫁给谁了？钟艳兰不知道，只听说张少珍是去做小(老婆)的。 好不容易获得的一丝线索，眼看又要断了! 七、意外收获 元月18日晚，专案组再度举行案情分析会，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侦查员殷贤铭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初，如张少珍那类少有文化、追求虚荣的妓女，获得一个自己非常满意的从良机会，能够嫁给一个有钱人，那应该是一桩天大的喜事，所以，她肯定会对“雅秋馆”的其他关系较好的妓女说到这件事。我们何不去找当时在“雅秋馆”的妓女了解一下？ 这个观点获得了众人的一致认同。于是，次日，侦查员根据民政局那本册子上的记载，分头寻找以前在“雅秋馆”待过，现因妓院被取缔而由政府安置谋生的那些前妓女，向她们了解关于张少珍从良嫁人之事。这一步走成功了。受访对象中，有三人是张少珍以前的小姐妹，她们都知道张少珍从良的情况：她并非属于那种明媒正娶的嫁人做小，而是给一个姓辛的有钱商人做地下情人。那个商人给了她一套房子，让她待在里面，平时的吃穿打扮零花钱什么的都由辛某提供，辛某则时不时去那里过个夜什么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张少珍是做了辛某的“金丝鸟”。那么，这只“金丝鸟”的窝筑在哪里呢？这个，那三位谁也没去过，只听说在台东区洮南路一带。这也好办，通过派出所去查摸就行了。 当天下午四点，专案组获得信息：张少珍独自住在洮南路的一幢公寓楼内。于是，五名侦查员立刻一齐出动。赶到那里一问公寓门房老戴，说有这样一个业主，是一个单身女人，好像没有工作，有时一连几天待在屋里不出门，有时忙忙碌碌一天要出出进进多次，还时不时有人来访。不过，最近已有多日没见过她了。 侦查员稍一商量，决定进入张少珍的住所去查看。门房是没有业主住所钥匙的，于是就请来一个锁匠将房门打开了。进门一看室内景象，侦查员心里顿起疑窦：厨房里的一个小铝锅里，剩下的半锅米饭已经发霉；卧室桌上的1951年台历，只翻了两页，停留在1月3日上。卧室的床头柜上，一盒已经开封的上海“冠生园”生产的“燕子太妃”奶糖赫然入目，打开盖子，里面的糖果包装纸跟刘巧玲交给专案组的那六张属于一种式样。 侦查员于是就让锁匠打开了所有的抽斗、橱门锁具，检查下来，发现主人的金银首饰、现钞存折、贵重衣物之类均未动过。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从饭菜发霉、台历未翻动过的情况看来，张少珍已经出门多日未归了。她去了哪里？为什么如此匆匆忙忙地出门？从掌握的证据看，她在1月3日下午是去太平路应家往中药里投毒的。她的投毒行为当时根本没有人发现，警方也是这两天才掌握的，所以她在下手之后应当是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地立刻扔下一切逃窜的。这个女人在其住所留下的痕迹似乎透露着一种不祥的预兆! 专案组长汪风帆想了想，说看来现在我们要对这里进行正式搜查，小宋你下去一趟，给派出所打个电话，请他们过来一两位同志，如果有需要带走的东西，可以先封存到派出所。另外，要他们带一些盖上公章的封条过来。事后想来，幸亏汪风帆有这个念头，否则专案组接下去的工作将会变得非常麻烦和艰难，因为马上就要出现打草惊蛇的后果了。 这幢公寓装有一部电话机，就在底楼门房间里。小宋下了楼，在楼梯口拐弯处看见从外面来了一个男子，走进门房间，向门房老戴询问着什么。老戴还没回答，看见小宋刚好下楼，就向他招手。小宋当时还不知运气来了，快步走过去问有什么事。老戴指着那人说，这位同志是张小姐的表兄，说张小姐把钥匙交给他让他来拿一点儿东西。 小宋定睛一看，那人大约三十三四岁，戴着一副眼镜，穿一件中式对襟丝棉袄，一副文弱书生打扮，看样子很像一个教书先生。对方见小宋打量他，遂开口询问：“这位同志是……” 小宋说：“我是公安局的……”底下的话还没说出来，就发现对方眼里掠过一丝惊慌的神色! 对方定定神，说：“我是张少珍的表兄，她委托我过来拿点儿东西。您是公安局的？是来公寓楼执行公务啊？” 小宋点头：“我们奉命来查看张少珍的住所!” 对方神色倏变，稍一愣怔后马上欲往外走，嘴里说着：“哦!既然你们在执行公务，那我就不打扰了。” 这人当然已经没法离开了，被小宋一把揪住：“别走!跟我上楼去!” 其他侦查员没想到小宋去打电话竟然揪了一个人上来，汪风帆一听情由立刻伸手：“钥匙呢？”接过对方颤颤巍巍交出的钥匙，一声令下，“铐起来!” 从这个倒霉鬼身上搜出一个工作证，表明这人名叫袁昱，是台东区“红星小学”的老师。他再三声称自己是好人，至于跟张少珍的关系……汪风帆打断说，既是好人，那你就说一下自己住在哪里吧。袁昱只好说出了住处。其时，汪风帆已经断定这一幕的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问题，于是，立刻给市局打电话要求派车过来，押着袁昱前往其住所进行搜查。 这一搜查，整个专案组为之震惊。在袁昱家的阁楼上，竟然搜出了美国制造的收发报机一部和一支左轮手枪、五十发子弹。 随即将袁昱押往市局突击讯问，袁昱交代自己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第113潜伏组”成员，负责报务，兼带干一些组长交办的杂差。至于该组的其他成员，他不清楚，向他直接下达指令的是“113潜伏组”少校组长牛汉峰。牛汉峰的公开身份是“雄山粮行”的老板，地址是市北区海泊路229号。 专案组没想到竟然牵出了这么大一个案子，于是立刻向领导紧急报告。青岛市公安局领导连夜组织力量前往“雄山粮行”将老板牛汉峰逮捕。然后根据牛汉峰的交代，当晚逮捕了“113潜伏组”其余六名成员。牛汉峰还交代了张少珍的下落——已于元月3日晚上灭口，尸体扔于市郊接合部的一口枯井里。次日，警方在那口枯井中发现了张少珍的尸体。 “113潜伏组”成员全部被捕后，交代了各自的罪行。至此，应靖波命案的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军统”的少校情报员牛汉峰早在抗战时期就一直以粮行老板身份为掩护在青岛进行秘密活动。特务头子戴笠死后，原“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1949年初牛汉峰受命潜伏，组建“国防部保密局第113潜伏组”，共有六名成员，而且早就有各种合法身份为掩护，其使命是接受“保密局”总部指令，伺机刺探解放后青岛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情报，还规定视工作需要发展成员，每发展一名成员，该组就可以获得三两黄金的经费。 像牛汉峰这样的老特务，是不会因为那三两黄金而大肆发展新特务的，因为发展新成员必须慎而又慎，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将整个组织都给暴露了。牛汉峰心里很清楚：性命比黄金重要。所以，他在这两年里，一共只发展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张少珍，一个是应靖波。张少珍是青岛解放前就已经发展了的。张少珍与应靖波勾搭后无意间得知他所开的公司因经营海产品业务需要，持有可以合法前往青岛地区整个海域诸岛屿的通行证。牛汉峰深知这个通行证的重要作用，对于应靖波来说不过是做生意，而对他来说，则可以收集军事情报。于是，他就决定把应靖波拉入特务组织。应靖波玩女人内行，对于政治、军事、人生等方面却很是糊涂，跟牛汉峰这样受过专门训练的老特务一打交道就输，于1950年9月3日正式签约，成了“113潜伏组”的一名新成员。 当时，牛汉峰还没有接到台湾的指令让其收集海域军事情报，所以没有给应靖波安排任务，但每月还是发给应靖波报酬和活动经费。这使应靖波很高兴，加上又有美女张少珍，只以为自己鸿运当头，乐得享受。哪知好景不长，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牛汉峰接到指令让“113潜伏组”收集青岛地区的海域情报。于是，牛汉峰于12月1日向应靖波下达了指令，并拨给特别经费一百五十万元。应靖波接受了指令，领取了经费却按兵不动，也不向牛汉峰说明任何理由。牛汉峰等了十天，不见消息，就让张少珍催问。应靖波说“正在进行”，之后又是十天没有下文。台湾三番五次催促，最后甚至发出了“如再延误，将执行团体纪律”的严重警告。不得已，牛汉峰再通过张少珍跟应靖波联系，应靖波干脆连张少珍也回避了。 牛汉峰终于明白，这小子是胆小怕事，临阵缩头了。真实的特工行业里是没有什么“做思想工作”之说的，于是，牛汉峰就只有采取“密裁”措施了。他向手下三名特务发出了指令：密切注意应靖波的动向，每日一报。 那三名特务都是接受过收集情报训练的，对付应靖波这样一个外行简直是易如反掌。他们通过跟踪、窃听电话等手段，很快就查明应靖波最近正频繁跟医生接触，治疗一种叫“痹症”的毛病。牛汉峰于是就有了初步打算：利用其看病一事做文章。 应靖波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已经受到了三名“保密局”特务的秘密监视。这样，他的就医计划和实施情况，被窃听电话的特务掌握得一清二楚。1月2日，牛汉峰得知次日应靖波要去“施一帖”施大为中医那里去就诊，立刻想到了一个主意：看中医就得吃中药，中药里是最容易下毒的了。于是，牛汉峰就召见张少珍，说奉上峰之命，要你去执行一项简单使命，完成使命后，根据你之前再三向我提出的申请，决定同意你撤到香港去，届时会有专人前来接你前往。张少珍大喜，连忙问要执行什么使命，牛汉峰说很简单的一桩事儿，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牛汉峰随即向那三个执行监视应靖波使命的特务下达了命令：次日严密监视应靖波，如果他去就医，则盯着他配的中药的下落，有情况可随时来电报告。 这样，应靖波、刘巧玲前往施氏诊所去看病的时候，其实后面是有人跟踪的。两人离开诊所后分道扬镳，跟踪的特务就盯着去抓中药的刘巧玲了。刘巧玲去“九源堂”抓药后，回家途中进帽店买了帽子，还给丁学贤打了个电话。跟踪的那两个特务也佯装顾客进了帽子店，听见刘巧玲的电话内容后，一个继续跟踪刘巧玲，另一个则去马路对面的一家牙医诊所借用电话给牛汉峰密报了情况。牛汉峰接到这个电话后，决定立刻对应靖波下手，遂向张少珍下达了执行命令。 张少珍接受命令拿了牛汉峰交给她的砒霜后，立刻前往太平路。因为时间还早，就进了“孟春茶馆”佯装喝茶等候着刘巧玲出来。三时许，丁学贤赶到后，刘巧玲果然也从胡同里出来了，于是，她就潜入应家，在中药里下了毒。 张少珍遵照牛汉峰之前的命令，在外面给牛汉峰打电话报告“事已办妥”，然后就回家去了。当天傍晚，一名特务根据牛汉峰的指令前往公寓来接张少珍。来人跟张少珍对上暗号后，让张跟他走。没想到，这一走，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之后，牛汉峰按兵不动，见半个多月过去了张少珍的住所那边没有什么动静，料想公安局无法侦破这个案子，于是就派袁昱过来把张少珍的一些贵重细软拿走。没想到，这一来，竟然撞到了警方手里! 1951年7月，“113潜伏组”成员被押上了审判台，牛汉峰等四名特务被判处死刑，其中三人立即执行，一人缓期两年执行，后改判无期徒刑；另外三名特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二十年。 （全文完） 文/易明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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