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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清刻本《批点聊斋志异》，堪称目前研究何守奇评点的最佳版本。其中的何守奇序为首次发现，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南海县志》周星聚小传记有何守奇刊行《竹里文稿》的信息，这有助于填补何守奇生平研究的空白。何守奇的《聊斋志异》评点，可从人物、情节、语言、细节、章法几个角度进行系统归纳，“好奇”是其最主要的特质。 清代《聊斋志异》评点者，共有十六、七家。其中，冯镇峦、但明伦两家以其生平之明晰、评点之丰实、见解之独到，最为学界所重。何守奇的评点规模仅次于冯、但二家，且刊行较早，于清代流传颇广，与王士禛、冯镇峦、但明伦并称四家。但迄今为止，何评研究殊为寥寥，仅吕扬《〈聊斋〉何评述要》一文做过单篇探讨。在《聊斋志异》评点述评或综合研究性的论文中，也会出现何评的相关概述，但难免失之浮泛。何评研究难以推进，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资料有限，关于何守奇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且除评点外，无任何其他文本提供辅助支持;另一方面，何守奇评点内容零散琐碎，以往研究缺乏系统的整理归纳以及必要的分析提炼。本文试图从上述两方面着手，以笔者新发现的北大藏本何守奇《批点聊斋志异》为中心，介绍何守奇《批点聊斋志异序》这一新材料，对何守奇生平进行初步考证，同时将何守奇的评点内容作系统梳理，并就其“好奇”特质作进一步阐述。 一、北大藏本《批点聊斋志异》 何守奇评本以“批点聊斋志异”命名。广为学界所知的是道光三年（1823）经纶堂刻本与道光十五年（1835）天德堂刻本 ① ，后者乃据前者翻刻而成。光绪十七年（1823），喻焜刻四家合评本，其收录的何守奇评语，亦据经纶堂刻本系统而来。1963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友鹤先生辑校的“三会本”《聊斋志异》，何评部分仍依据经纶堂刻本。之后，收录何守奇评语的出版物有三种 ② ，又皆因袭“三会本”，经纶堂刻本堪称迄今已知何评的最早源头。 笔者于2014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另一种《批点聊斋志异》版本，与经纶堂刻本、天德堂刻本颇不相同，因刊刻信息不详，暂命名为“北大藏本”。该本4函32册16卷，正文半叶9行，行21字。无牌记，有余集序、何守奇序、高珩序、唐梦赉序、赵起杲弁言、聊斋自志、聊斋小传、例言、王士禛及张笃庆等人题词、书末有蒲立德跋。版心下方有“知不足斋原本”字样，每卷卷首标“淄川蒲松龄留仙著 新城王士正贻上评 南海何守奇体正批点”，有北大图书馆及中法大学图书馆藏书印。 清代《聊斋志异》所有评注本皆以青柯亭刻本为底本，上述绝大部分序、跋、例言、题词等信息，皆见于青柯亭刻本，仅何守奇《〈批点聊斋志异〉序》为首次发现，兹录如下： 《聊斋志异》，盖古齐谐之流，志怪之书也。正如东坡强人说鬼，所云“姑妄言之”者。顾世人好异，几于家有其书。无论寓言十九，即天地间怪怪奇奇，何所不有。苟能持之以正，则虽稗官小说，未尝不可还读我书。因披览之下，偶缀评语。取而观之，未必非阅是书之一助云。时嘉庆二十一年，岁次丙子，秋七月既望，南海何守奇题于南村之益堂。 这篇序言提供了何守奇批点《聊斋志异》的重要信息。以往由于材料有限，学界通常将经纶堂刻本刊行的道光三年（1823），视为何守奇批点《聊斋志异》完成的时间。因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作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故一般认为冯评早于何评。无论是各种会评本的排列次序，还是有关《聊斋志异》评点的述评文章，皆将冯评置于何评之前。何序中“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时间点，可证明何守奇批点《聊斋志异》要略早于冯镇峦。明确何、冯二家的评点顺序，对于梳理《聊斋志异》评论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何守奇序，北大藏本的刊刻质量也颇值得称道。以往学界所倚重的经纶堂刻本，为邵阳书坊经纶堂刊行。嘉庆、道光年间，经纶堂经营者谷氏只顾追求高额利润，大批雇用女工、童工，粗刻滥印，不求质量。“仿知不足斋本”《聊斋志异》等书都是讹误百出，不忍卒读 [1] 50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经纶堂刻本高序出现大面积错页，其目录中，“犬灯”误为“人灯”，“梓潼令”误为“梓潼命”，正文讹错更是不胜枚举。天德堂刻本因为经纶堂刻本的翻刻本，很多讹误也因袭下来。又因经纶堂刻本印刷粗劣，造成多处字迹漫漶，张友鹤先生辑校的“三会本”只能作缺字处理，整理后的何守奇评语已难见全貌。相比之下，北大藏本则字迹清晰，校对精良，内容也更趋完整：不仅涵盖了经纶堂刻本与天德堂刻本除《河间生》篇末总批之外的所有批语 ① ，又有18条批语为其所独有。北大藏本《批点聊斋志异》无疑是目前研究何守奇评点的最佳版本。本文所引何守奇评点内容，皆据此本，不再一一标注。 比较遗憾的是，北大藏本并无牌记等刊刻信息，亦无清代藏书印，难以推断其刊刻时间、地点、机构，以及传播过程。北大藏本与经纶堂刻本的版本顺序，也便难以梳理。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待新的材料和证据。 此外，由于“三会本”是当代学者研究何守奇评语的主要参考资料，其问题也有必要指出。笔者通过比较“三会本”与经纶堂刻本、天德堂刻本、北大藏本的内容，发现张友鹤先生的整理工作存在不少疏漏之处。首先，某些经纶堂刻本存在的评语被遗漏。比如《促织》篇，在经纶堂本、天德堂本中皆有三条夹批，北大藏本则出现了四条，但“三会本”一条未录。其次，张友鹤先生似乎并没有完全参校天德堂刻本。经纶堂刻本中本可以通过互校避免的缺讹，被承袭到“三会本”中。比如《石清虚》篇，经纶堂刻本没有文末总批，但天德堂刻本是存在的，这条批语同样见于北大藏本，而“三会本”未录。再次，“三会本”还出现了个别不见于经纶堂刻本、天德堂刻本与北大藏本的评语。比如《庙鬼》篇的文末总批，疑为别家评点混入。如今，在北大藏本发现之际，有必要参校国家图书馆所藏经纶堂刻本、天德堂刻本、蒲松龄纪念馆所藏经纶堂刻本、四川省图书馆所藏喻焜合评本，整理出一个更为完善的何评版本。 二、何守奇其人 学界目前对何守奇知之甚少，仅从《批点聊斋志异》卷首“南海何守奇体正批点”数语知其字体正，为广东南海人。另有论文据何守奇评点语气，推测其为科场得意者，然证据极不充分，难以成论 ① 。笔者从广东省地方志入手，在嘉庆《三水县志》卷十一“人物传”之周星聚小传中，发现了一处有关何守奇的记载。这则材料可以作为考察何守奇生平的突破口，兹录如下： 周星聚，字以德，黄冈里人。醇正风雅，行与文称。先达见其文，许为作手，交誉之。益肆力于学，造诣日进。乾隆己卯举于乡。以谒选知县任东安教谕，仍候铨。东安隶罗定，故小邑，俗简陋。星聚秉铎后文风一变，州人士多负箧从之。嗣赴铨受湖北谷城知县。自谓乏民社才，愿仍就教职，乃改高要教谕。以诱掖奖劝得士心。广肇各郡学者，咸闻风至。数年间，其彭戴多破璧飞去，春秋榜中踵相接也。大府重其才，属兼端溪书院监院。门墙之盛，时罕其匹。宗人府丞龚公骖文予告在籍，赠以言，有经师人师之目。年七十，卒于官。钦州冯太史敏昌为志墓。所著《竹里文稿》，及门南海何守奇梓而行于世。[2] 196 小传介绍了周星聚生平，最后提及何守奇刊行其文集《竹里文稿》。北大藏本《批点聊斋志异》之《花神》 ② 篇末，何守奇还有这样一条批语： 周竹里师曰：“聊斋志异行文有史家笔法，阅者最宜体认。勿徒喜其怪异，悦其偷香，风流文采，而忘其句法也。斯不至舍本务末，弃精取粗之诮叹。” 在经纶堂刻本《批点聊斋志异》中，“周竹里”作“周竹星”。前已指出，经纶堂刻本讹误甚多，形近别字极为常见，此处“周竹星”当为“周竹里”之误。因周星聚著《竹里文稿》，可知“竹里”即为其号。《三水县志》记何守奇为周星聚之“及门”，《批点聊斋志异》中何守奇又称周竹里为师，则周星聚与何守奇的师生关系可确定无疑。“三会本”因承袭“周竹星”之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界之前对何守奇交游关系的考察。 周星聚从任东安教谕到监管端溪书院期间，甚得广东士人推崇，门人极多，何守奇应为其中一员。虽然周氏门生于“春秋榜中踵相接”，但《南海县志》“选举志”中并无何守奇中过举人的记载。从现有资料来看，将何守奇身份定为生员较为可靠。 此外，何守奇能为周星聚刊行《竹里文稿》，证明他具备一定的刻书能力。何守奇极有可能与出版界人物熟识或本身即参与此行业。《批点聊斋志异》的及时刊刻，也能辅证这一点。在无法确定北大藏本刊刻时间的情况下，姑以经纶堂刻本刊行的道光三年（1823）为时间下限，可知何守奇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批点完成后，至多仅七年即使《批点聊斋志异》面世。相比之下，嘉庆二十三年（1818）完成的冯评，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才由喻焜刻出，历时73年。而方舒岩等人的评点从未付梓，至今仍是抄本形态。只有但明伦，以其官宦实力，较为轻松地自费出版了《聊斋志异新评》。总体来看，何守奇《批点聊斋志异》的刊行还是颇为顺利的。现有各方面史料对何守奇的记载几为空白，何氏同但明伦那样显贵的可能性不大。《批点聊斋志异》的及时刊行，或应归因于何守奇同出版界的联系。 何守奇评点的开创意义，也能成为支持这种联系的证据。《批点聊斋志异》是《聊斋志异》所有评注本的第一个刊本，吕湛恩、何垠的注本皆晚于经纶堂刻本。何评的出现，无疑会成为重刊《聊斋志异》的一个重要卖点。何评的形成，固缘自“披览之下，偶缀评语”的兴致，但其最后刊行，或亦带有为书坊盈利的商业动机。何守奇的文间夹批中，常有解释性文字，承担“注”的功能，这无疑是面向读者的，为其提供“阅是书之一助”。这种市场属性，与冯镇峦、方舒岩那种较为纯粹的批点性质颇为不同，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何守奇与出版界存在某种关系。 此外，关于何守奇生平还有一点猜测。周星聚任东安教谕期间，广东士人多负笈相从。东安恰与经纶堂所在地邵阳相邻，何守奇极有可能是当年“负笈从之”的一员，并在这种交游经历中建立了与邵阳书坊主的联系，进而为后来经纶堂刻本的刊行提供了可能。 三、何守奇评点 笔者从北大藏本《批点聊斋志异》中共辑出何守奇评语972条，包括文间夹批632条，篇末总批340条 ① 。文间夹批往往寥寥数字，多为阅读之即兴感发，以提点、定断为主。文末总批则侧重于内容的概括与主旨的揭示，然亦务求简净，绝少赘言。本节拟从人物、情节、语言、细节、章法几个层面，分析总结何守奇的评点特色。 何守奇评点人物，往往以二三字下断语，强调其特点。如《红玉》篇，评冯翁为“严父”，冯相如为“贤子”、“义夫”，卫氏女为“节妇”，虬髯丈夫为“侠客”，皆可谓一语定型。对于性格特点极为鲜明的人物，何守奇还会反复强调。比如《青凤》篇，何守奇共写下十一条批语，皆用来评价耿去病。其中七条为“狂放”，三条为“不羁”，一条为“狂放不羁”。这种为人物定型的评点方法，能使读者直观、简捷地把握人物特点，也易将何氏的道德判断凝缩于微言之中。通观何守奇评语，他对忠孝节烈、贤正侠义的人物形象青睐有加;对诚朴如王启后、天真如婴宁者，亦颇赞赏;但对于多情形象，则或以“淫昏”视之，或不置一字。这与何守奇序中所言“持之以正”的态度，极为相符。 对于情节，何守奇评语注重提点。《聊斋志异》行文曲折，多有悬念，何氏常常先出一笔，点破关目，为读者醒目解惑。如《聂小倩》中，初写妇人与老媪偶语月下情景，何氏便点破此为“妖也”;《江中》篇写到青火如灯，何氏便点破此为“鬼燐”。提点的另一种重要表现，是强调文章情节对读者的警示教化意义。何守奇在评点中频繁使用“醒世”、“现报”一类词语，旨在通过这种点醒，使读者从说教、果报情节中得到启迪。除此之外，何评中还有许多就事论事的断语。整体来看，何氏对奇异情节与善恶果报最为留心。而在关于情节的评点中，何守奇也最易流露个人情绪，如评《金和尚》篇，分别以“可恶”、“可恨”、“可笑”表达其对金和尚一系列行径的感受;而评《五通》篇，则径以“一快”、“一快”、“亦一快”写五通接连被诛的畅快感。 语言方面，何守奇主要的关注点是理语与趣语。理语，指文中类似于格言、警句的一类正论。如《张鸿渐》篇中，方氏曰：“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胜，而不可以共败。” [3] 1227何评曰：“格言，当书一通置之座隅。”不仅小说正文的语言，“异史氏曰”部分的论赞之语，也常被何守奇作为至理名言拈出。趣语，指文中戏谑、游戏、解颐之言。如《董生》篇中，董生发现狐女尾巴，心生恐惧道：“我不畏首而畏尾。” [3] 134何评曰：“谑语趣甚。”此类评语，在何评中不胜枚举。何守奇对理语与趣语的关注，其实恰可揭示小说在教化与娱乐两方面的功能，也能显示文人雅与谐的双重属性。此外，何评对不同身份特点的人物语言也时有点明，如《毛狐》中的“农子语”，《阿英》中的“理学语”等。 《聊斋志异》的细节描写渗透在人物、情节、语言等多个方面，往往极具表现力。何守奇能够敏锐捕捉到细节描写的精妙之处，但并不进行充分阐述，而是用“可见”、“可知”、“可想”、“如画”、“如绘”、“如见”一类批语点过，引发读者自身的揣味。如《崔猛》篇，写崔猛欲为李申伸张正义时的矛盾心理，全从动作细节交代出：“至夜，和衣卧榻上，辗转达旦，次夜复然。忽启户出，辄又还卧。如此三四，妻不敢诘，惟慑息以听之。既而迟久乃反，掩扉熟寝矣。” [3] 1129何评以“活画”二字赞之。对比冯评之“隐隐怪怪，笔端有鬼” [3] 1129，但评之“笔笔活现，字字传神” [3] 1129，可见何评之精简。“活”字几乎已涵盖冯评、但评内容。“画”字更显出何评独有特色：他强调一种画面感的联想。如画、如绘、可想、可见等词，皆有这种指向。当然，何氏精炼而具引发性的细节批点，也易流于简单空疏。 关于章法的批点，何守奇虽不及冯、但二家系统、全面，但亦有可观之处。一是注重文章的引合照应。《婴宁》篇中，吴生为缓解王子服相思之苦，假言婴宁为其表妹，何氏评此为“赝伏”;后王子服见鬼母，发现竟真有亲属关系，何氏评此为“实应”。“赝伏——实应”之说，不仅点明了情节结构上的对应关系，这对术语本身也极具概括力，可用以指称文法照应中“由假生真”的独特类型，颇具理论价值。同时，《婴宁》篇还有“收局”、“收全局”、“余波”等评语，显示出何氏对于章法的整体观照。《莲香》中的“引合”、《陈云栖》中的“合”等，亦属此类。二是注意行文层次的归纳。如《画皮》篇写女鬼与王生一段对话，何守奇以“挑之”、“再挑之”、“三挑之”析之;《书痴》中的“先安置一层”、“再安置一层”亦如是。三是“补序法”的揭示与强调。何氏所谓“补序法”，即补叙笔法，正文常以“先是”为标志，补入一段叙述时间之前的情节。何氏在《成仙》、《王成》等篇中，对此皆有提点。以上几种批语，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何守奇章法理论的自觉。 最后，有必要探讨一下何守奇的评点思想。由何序可知，何守奇一方面对“怪怪奇奇”的志怪之书极为欣赏，另一方面又强调读此类书需“持之以正”。前文关于何评人物、情节部分的讨论，已能见出其评点思想中的“持正”特点。实际上，何守奇的“持正”观在文末揭示主旨的批语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何氏在首篇《考城隍》批语中认为，《聊斋志异》全书之旨是赏善罚淫，“推本仁孝，尤为善之首务”。此后多篇的批语，从不同角度丰富着“赏善罚淫”的内涵。如评《某公》篇：“一善可赎多恶，正当于此处认真。”评《放蝶》篇：“王以风流害物，于以风流放诞且害人，风流放诞者不可不思。”在末篇《花神》后，何守奇再次强调：“此书之旨，在于赏善罚淫。”他最后还援引周竹里之言，作为整部评点的总结与提升。此乃何评中唯一一次引用他人评论，可见何守奇对其师之推崇。但实际上，周星聚与何守奇的关注点并不相同。周氏重“史家句法”，而视“怪异、偷香、风流文采”为末端。何守奇的“持正观”与之有相通之处，但何氏实对《聊斋志异》中怪怪奇奇的内容更感兴趣。何守奇的评语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其“好奇”特质。 四、何守奇评点中的“好奇”特质 何守奇对奇异事物极为关注，他涉猎过很多志怪书籍，何评中常常出现“此事亦累见他书”的说法。何守奇会在评语中引用相关记载作为参照，为《聊斋志异》的怪异内容做一种补充。如《耳中人》篇批语曰：“导引之术，不得正宗，故生怪异。《参同契》言之甚详。”《黑兽》篇批语曰：“此物疑是驳，见《山海经》。阮元孝有《狨贼》，意与赞同。”对于诸书不同的记载，何守奇常会在对比之下，做出自己的判断。如《尸变》篇批语曰：“尸变之说，《子不语》以为魂善魄恶;《如是我闻》以为有物凭焉：窃意两俱有之。”对于相同类型的故事，何守奇也会点明其他出处。如《甄后》篇批语曰：“前身刘公干，似从《太平广记》脱胎。”《大力将军》篇批语曰：“此与《觚剩》所记互异，窃意《觚剩》得之。” 何守奇对于生活中的奇异之事也多有了解，这些亦为其批点提供了参证。如《小人》篇批语曰：“比年粤东亦有此事，官曾究之，未闻能杀术人也。”《木雕美人》篇批语曰：“此技今亦有之。” 何守奇对怪异事物的大量关注，使其储备了充分的怪异知识，甚至能形成一套怪异理论。正是基于这种积累，何守奇常会在批点中对怪异现象做出推断。如《山魈》篇批语曰：“窃意此非山魈。”《公孙九娘》篇批语曰：“此亦幽婚也。”《跳神》篇批语曰：“此亦邪术之渐，断不可为。”何守奇阅读，批点《聊斋志异》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丰富其怪异知识与理论的过程。他在《聊斋志异》中接触到的新鲜异事，有时会突破其既有经验中的成理。如《小谢》篇批语曰：“借躯而生，古传其事，然亦谓偶然相值者耳。济之以术，远为召至，乃其流弊。”借躯还魂故事的发生条件经历了从“偶然相值”到“远为召至”的转变，何守奇更容易接受前者，而将后者视为流弊。《章阿端》篇批语曰：“鬼聻复有死生，荒唐极矣！”鬼死为聻的理论，亦颠覆了何氏原有认识。他虽认为荒唐，却也保留了这种说法，并在之后的评点中有所发挥运用。如《晚霞》篇批语曰：“晚霞、阿端，皆以技死者也。吴江王、龙窝君失晚霞、阿端，并不追究，岂所谓鬼死为聻者耶？” 对怪异事物、理论的关注与好奇，使何守奇批点《聊斋志异》时，常有一种究索的心态。而蒲公为文，又喜用留白笔法，奇异故事往往忽然而起，倏然而去，不辨因果。何评中也便出现了极多“不可解”之处。如《新郎》篇批语曰：“此事不究本末。招去而复送归，似非为祸者。但何所见而倏去，何所见而倏来？都不可解。”《义犬》篇批语曰：“犬何以遂毙？不可解。”何守奇对不可解事物的究索心态，会使其批评侧重点发生变化，呈现出与其他评点家不同的面貌。以《连琐》篇为例，王士禛批语曰：“结尽而不尽，甚妙。” [3] 337冯镇峦批语曰：“渔洋独赏结句之妙，其实通篇断续即离，楚楚有致。” [3] 337何守奇批语曰：“死二十余年，得生人精血复活，其信然耶？”可见，王氏重韵味，冯氏重章法，而何氏则重索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评点的深度。 何守奇“好奇”性的思考，也常常使其评点超越文本原貌，做出过度的揣测。比如《焦螟》篇写道士驱狐之事，但何守奇认为道士最终放狐狸一条生路，颇有疑点。其批语曰：“道士能鞠之而不能执之，何也？恐终是道士诈术。”再如《鹰虎神》篇，写偷儿在东岳庙偷道人钱财，却被庙中神灵鹰虎神捉回，偷儿只得还钱于道士。何守奇批语曰：“此事若道士令偷儿诈为之，便可得财，须察。”他认为有可能是道士与偷儿串通，捏造鹰虎神显灵一事，借此得财。还有《胡大姑》篇，何守奇在评语中亦怀疑捉狐道士即纵狐者，故意谋利。总之，这些揣想都脱离了文本，体现着何守奇所期待的更为奇异的情节。而这种现象，也成为何守奇评语中好奇特质的重要表现。 何守奇评语的好奇特点，因理论深度的缺乏，一度为论者批判 [4] 172-178 。但这个问题，也应结合何守奇的评点情境，客观看待。何守奇在序中提到“世人好异，几于家有其书”，把“好异”视作接受者的阅读出发点。“好奇”也便可以成为沟通评点者与读者的重要结合点。何评中关于怪异知识的普及与探讨，正是面向“好异”的世人。《聊斋志异》本是“奇异”之书，“好奇”的评点特质也符合市场的期待。何守奇在评点中谈奇论异，究问揣想，使后人看到一位评点者如何从“奇”的层面认知作品。在这种意义上，“何评”也自成一番面貌，不失为小说评论史上一个独特范本。 参考文献： [1]涂玉书.邵阳的雕版书业[J].湘图通讯，1982，（6）. [2]李友榕，等修.邓云龙，等纂.广东省三水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 [3]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吕扬.《聊斋》何评述要[J].蒲松龄研究，19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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