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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尼克萨博（Nick Szabo） 最初发表于2002年 译序 本文的英文标题是“Shelling out: the Origins of Money”，作者尼克·萨博（Nick Szabo），被称为“智能合约之父”。 本文从考古学中常见的燧石引入，燧石脆弱且精美到只有收藏价值，而不具备切割等使用价值。在食不果腹的旧石器时代费时费力地制作这些看似无用的收藏品，显然有其他重要的收益价值。萨博教授从约翰·梅纳德·史密斯的进化稳定策略模型出发，论述了动物之间的合作大多出于亲缘关系——把“自私的基因”遗传下去，非亲缘关系之间的合作因为缺乏信任而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因而，这种情况鲜有发生。相互施惠涉及到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准确地衡量受惠的价值，以便在下次合理施惠，否则，这种合作关系将会破裂。因为缺乏这种衡量互惠价值的能力，动物无法发展出更大范围的合作关系。 而人类在大量商品易货中演变出了这种衡量能力。物物交换是最原始的交易方式，但是物物交换需要供应或技能、偏好、时间和低交易成本的巧合，这种巧合很难发生，物物交换的交易成本极高。人类以不易损坏、易于保管的收藏品为媒介，实现了延时互惠（以收藏品为媒介，夏天成熟的西瓜可以交换秋天成熟的橘子），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些收藏品（如贝壳、燧石等）成了最早的货币，货币将劳动分工问题从囚徒困境转化为简单的交换。 但是，大多数地方的贸易都受到高交易成本的制约，因为部落间缺乏信任。在漫长的史前人类史中，贸易不是唯一的财富转移模式。婚姻、继承、解决争端和朝贡等文化习俗的出现要早于部落间贸易的出现，有着比部落间贸易更大的财富转移规模。虽然婚姻、继承、解决争端和朝贡等大事件等大的单次交易成本很高，但是每次转移的财产都是巨额的，且以此为目的而设计的收藏品比其他收藏品得更持久、更普遍，间接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因此，这些文化习俗的形成比贸易更早地成为了原始货币发展的助推器。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写到：“文明人之所以与野蛮人不同，主要的是在于审慎，或用一个稍微更广义的名词，即深谋远虑。他为了将来的快乐，哪怕这种将来的快乐是相当遥远的，而愿意忍受目前的痛苦。”而货币正是延时互惠主义的象征，使人类能够以其他物种无法企及的方式进行合作。通过货币这个延时互惠的媒介，人类变得审慎、富有远见和善于长远思考，从而催生了璀璨的人类文明。 货币是一种交易媒介，它能降低人们在交易时对信任的需求，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并通过不断地流通，摊销制造货币的成本，强化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 人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货币的价值是由货币的安全性和难以伪造性来支撑。数字货币是区块链最重要的，也是目前唯一落地的应用，我们从货币的起源中窥探到的去信任、流通赋予价值、安全性、难以伪造等等特性，可以给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启示。 本译稿是TAMC翻译社的开篇之作，我们选择尼克·萨博关于货币起源的经典著作，意在传达那些最厚实的经济学、密码学或社会学理论，在区块链的暗夜中，给行业带来一丝光亮。本文篇幅宏大，译程艰深。但翻译本身是一个审慎的学习过程，经典的著作能够让译者忘却疲惫而获得滋养，毕竟“越原始越落后的东西，越具有奠基性、决定性和稳定性”。 翻译：周正、任江桥 译序&校对：陈波涛 译文正文 摘要 原始货币及语言的出现，使早期的现代人能够解决其他动物无法解决的合作问题，包括互惠利他主义、亲缘利他主义和侵略的缓解等。这些原始货币与非法定货币有一些共性——它们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也不只是装饰品。 一、 货币 故事要从这里说起，17世纪时，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地曾出现过货币短缺问题[1][2]。英国人的想法是，在美国种植大量的烟草，砍伐木材来建造全球海军和商船的船只等等，以换取一些宗主国生产的必需品来维持殖民地的运转。实际上，早期的殖民地定居者应该既为公司（译注：例如伦敦公司）工作，又在公司的商店里消费的。投资者和皇室更喜欢用硬币去支付给农民，好让他们自己去购买所需商品——最好还能趁机在商品贩卖中保留一些利润空间。 解决方案其实就在手边，但这些殖民者花了多年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土著手里也有“钱”，但不同于欧洲人常用的钱。美洲本地的印第安人对钱的使用已有千年历史，而且这些“钱”对于欧洲殖民者来说其实也是有用的——只是在有的人眼里，只有在金属片上镌刻他们政治领袖头像的钱才是真正的金钱。何况新英格兰地区的土著既不使用银也不使用黄金，他们用所处环境中能找到的最适宜的东西来充当货币——猎物尸骸中耐损的骨头，更具体地讲，他们会把贝壳、蛤蜊还有其他硬壳串在吊坠上充当钱。而这些货币对于欧洲人来说简直不可理喻。
图1：贝壳项链 交易的时候，项链上的贝壳珠子会被清点、取出，然后重新装配在新的项链上。美洲原住民的贝壳珠有时也被编织成腰带或其他有象征意义的小物件，用来彰显一个部落的财富或是信仰。 蛤蜊只在靠海的地方才能找到，但是专家却在遥远的内陆也发现了被用来交易的蛤蜊壳念珠串，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在整个美洲大陆都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贝壳类货币，显然这些钱曾在很大地域范围内流通。比如易洛魁人，他们压根不需要跋涉到蛤蜊产地去，就能设法收集所有部落中最大的贝壳串珠宝藏[1]。事实上只有极少数部落，如Narragansetts，专门制造贝壳串珠，但整个北美却有数百个其他部落（其中许多是狩猎采集部落）都在使用这种串珠。贝壳串珠吊坠长短不一，珠子的数量与长度成正比。这些吊坠可以被切割，也可以再连接成整串，从而使得吊坠的整长度约等于交易的价格。 后来殖民者在“什么样的钱能算作真正的钱”这个问题上与原住民形成了共识，贝壳串珠钱很快就在殖民社会广泛流通起来。蛤蜊也进入了美国白话，成为“金钱”一词的另一种表达。之后，新阿姆斯特丹（现纽约州）的荷兰殖民地政府从一家英美银行获得了一笔巨额贝壳串珠贷款，英国政府也随之被迫推行这些“新钱”。因此，在1637年至1661年间，贝壳串珠成为了新英格兰的法定货币。殖民者从此拥有了流动的交换媒介，殖民地的贸易蓬勃发展起来[1]。 可后来英国开始向美洲运送更多的（金属）货币，贝壳串珠的命运也到头了，欧洲人开始应用他们大规模的制造技术来增制金属币。到了1661年，英国承认战败，并决定支付战争赔款，（译注：事件背景应该发生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具体年份可能有误，有待考证）赔款所用的货币必须是真正的黄金白银，是由皇室审核和铭刻的铸币，具有比贝壳更好的货币品质。从那以后，贝壳串珠就不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法币了。直到1710年，贝壳串珠才又在北卡罗来纳州短暂地成为了法定货币。漫长的北美历史中，贝壳串珠一直都在被用作交换媒介，有的地方甚至一口气用到了20世纪。但是随着西方国家在农业和工业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贝壳串珠已经通胀百倍，在铸币出现后，它也逐渐走上了西方金银货币的老路——从精心制作的货币变成了装饰品。美国俚语中对“贝壳货币”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从“100贝壳”变为“100美元”。“Shelling out”的原意即用硬币或账单支付，以至后来演变为用支票或信用卡支付[1]。我们经常在随口使用这些俚语，却很少有人注意其实我们已在不经意间触及到了金钱本身的起源。 二、收藏品 美洲原住民使用的货币除了贝壳外还有很多种。我们将在下面讨论动物毛皮、牙骨等一些具有财产属性的物品，这些物品也常被用作交换媒介。一万两千年前，在现在的华盛顿州，克洛维斯人制造了一些精巧的长燧刀片。这东西外形上很有特点，但唯一的问题就是有点脆弱，显然是不能用来进行切割工作的。所以说制作这些燧石可能只是纯粹为了观赏和收藏，要么就是用于与切割无关的其他目的，只有这样才说得通[3]。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种看似随意的结论还真的就正好解释了这些物品被发明出来的意义。 美洲原住民并不是第一批制作那些精巧但派不上用场的刀片的人，他们曾大量使用的贝壳币也不是美洲人自己的发明。欧洲人也不是最早的，尽管他们在过去的岁月中也广泛地把贝壳和牙骨当作货币，也曾把家畜、金、银、武器等等作为流通工具，但是很遗憾这些原始货币的最初发明者并不是欧洲人。拥有悠久历史的亚洲人使用了上述提到的各类交换媒介，除此以外政府还发行过斧头币（译注：这里的语境是人类早期，如果是人类文明发达后，可能指刀币，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铸币），但“钱”这个东西也是他们的舶来品。最新的考古发现显示，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的贝壳吊坠，而且成型度极高，跟万年后美洲原住民使用的贝壳币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
图2：由生活在附近河口的Nassarius kraussianus蜗牛壳制成的珠子，豌豆大小。出土于南非Blombos洞穴，公元前75,000年[4] 20世纪90年代末，考古学家斯坦利·安布罗斯（Stanley Ambrose）在东非大裂谷肯尼亚段的一个岩石掩体中发现了一堆由鸵鸟蛋壳、石块和贝壳碎片组成的一串珠子。检测这些贝壳的40Ar / 39Ar（译注：40Ar/39Ar同位素定年法）比值发现，它们至少可以追溯到40,000年前[5]。另外，在西班牙也发现了穿孔的动物牙骨[6]；在黎巴嫩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也发现了穿孔壳[7]；最近，在南非的Blombos洞穴里发现了还未串成珠的贝壳，历史也可以追溯到75,000年前了[4]。
图3：鸵鸟蛋壳珠，肯尼亚裂谷，公元前40,000年 距今四万年之前，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就已经迁徙到了欧洲，在那里出现了由贝壳和牙骨制成的项链；距今三万年前，贝壳和牙骨吊坠又出现在了澳大利亚[8]。现在出土的这些时期的物品，在制作上展示出了相当精湛的技艺，这表明，这种制法的发明可能要追溯到更早的时间。收藏和装饰性物品很可能起源于非洲，非洲也正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译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又称“晚期智人”，是人类演化的一个阶段，其在体质特征上和现代人已没有明显差异）起源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时代，人类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而制作这些贝壳需要大量的技巧和时间，很难想象人们在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还愿意用如此高昂的成本去打磨制造这些玩意，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收集和制作这些项链必然还有其他重要的收益价值[9]。 实际上在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中，就连那些不从事贸易的人和使用更现代化货币的人，都会制作和欣赏珠宝等收藏品，并且人们更倾向于重视某些物品的艺术价值和传承价值，而不仅仅是关注物品的实用功能。所以很多观点认为，人们收集贝壳项链和其他类型的珠宝，纯粹是为了享受（观赏）。但是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只为“纯粹享受”就费尽心思做出这么多高成本的复杂玩意，这样的结论好像并不能解释一切——相反，这里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觉得收藏和佩戴珠宝能产生愉悦感？从进化心理学角度讲，这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愉悦感发生了进化？
图4 细节展示：埋葬在俄罗斯Sungir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里的项链坠，公元前28,000年，联锁和可互换的珠子。每个猛犸象牙珠可能需要一到两个小时的劳动来制造[10]。
三、进化、合作与收藏品 约翰·梅纳德·史密斯的重要数学发现标志着进化心理学的正式诞生[11]。利用协同进化基因的模型，从学科体系建设良好的群体遗传学角度出发，史密斯提出，基因可以为竞争策略（好坏都有）而编码，意即博弈。史密斯证明，这些在竞争中获胜的基因遗传到后代，将把纳什均衡策略演变为竞争所带来的策略问题。这些博弈包括囚徒困境，即一个合作问题的原型；以及鹰鸽博弈，一个竞争冲突博弈模型。（译注：鹰鸽博弈是指进行对抗时，两种不同的对抗策略:如鹰般地凶狠强硬，和如鸽子般地温和隐忍。鹰鸽博弈是研究同一物种、种群内部竞争和冲突中的策略和均衡问题，已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竞争和冲突等现象。） 史密斯理论的关键在于，这些策略博弈虽然是在表型之间进行的，但其实质则是在基因层面上进行的终极博弈——为繁衍而竞争。基因——不一定是个体——会影响行为，好像它们是“有限理性”和“自私”的，前者指考虑到生物原材料和之前的进化史，在所能表达的表型范围内的最优策略编码，后者使用了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比喻。对个体行为形成影响的基因，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适应，这种社会问题由基因通过表型竞争而呈现出来。史密斯将这种进化版的纳什均衡称为“进化稳定策略”。（译注：进化稳定策略指种群的大部分成员所采取某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好处为其他策略所不及。动物个体之间常常为各种资源竞争或合作，但竞争或合作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按一定行为方式，即策略，进行的。） 建立在早期个体选择理论（例如性别选择和亲属选择）之上的“本轮”（译注：本轮是地心说中行星运动的轨道，这个概念随着地心说一起被哥白尼推翻），在进化稳定策略这个更广泛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性理论出现后便消失了，后者将基因而不是个体置于理论研究的中心。因此人们常用道金斯容易被误解的著名比喻“自私的基因”（译注：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曾在书中将基因比作自私的人）来描述史密斯的理论。 在旧石器时代，很少有其他物种能够达到当时人类之间的合作程度。在多数情况下（比如蚂蚁、白蚁和蜜蜂等群体的育雏行为），动物合作是出于亲缘关系——它们可以把它们亲族中“自私基因”传承下去。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非亲属之间才会有持续的合作，这种情形被进化心理学家称为互惠利他主义。正如道金斯所描述的那样，除非双方同时互相帮忙，否则就会有大概率存在欺骗行为，而且实际经验表明人们也确实如此[11]。这就是博弈论中典型的 “囚徒困境”模型——如果双方合作，双方的处境都会更好，但如果一方欺骗了对方，他就会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而攫取自己的利益。骗子和傻瓜在一起博弈，骗子总是胜利一方。然而，有时动物会通过反复的互动和一种“以牙还牙”的策略来进行合作：从一开始就配合对方保持合作，一直持续合作到对方作弊为止——然后再突然叛变，转换自己的策略。这种报复性的打击能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对方的欺诈，促使双方握手言和继续合作。 这种合作在动物界其实鲜有发生，因为其发生条件具有很大的限制。主要的限制在于，在这段合作关系中，至少有一方或多或少地必须要亲近另一方。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寄生虫和宿主的身体共同进化成共生生物。如果寄生虫和宿主发生利益重叠，那他们之间合作产生的效益会大于单独个体（寄生虫亦为宿主带来好处）。如果他们之间能在“以牙还牙”的策略下进行长期博弈（即最终双方是合作关系），他们就能进化成“共生体”。在这种状态下，他们的利益，尤其是代代相传的基因遗传机制一致的。它们最终成为一个单一的有机体。然而，这之中不仅有合作，同时还有剥削。这种情况类似于人类的一种进贡制度，我们将在下面进行分析。 除了上述的例子，也会出现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在非亲属（或其他非常受限的条件下）情形下，也能形成这种共生合作关系。道金斯以清洁鱼进行了例证。这些鱼在宿主的嘴里游来游去，吃掉那里的细菌，使宿主鱼受益。寄主鱼可以欺诈——可以等清洁鱼干完活再吃掉它，但寄主鱼却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二者都是自由游动的，他们都有可能自主中断这种合作关系。然而，清洁鱼已经进化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领地意识，并且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条纹和舞蹈——就像难以伪造的品牌标志。所以寄主鱼知道去找谁清洁自己——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吃掉了原来的清洁鱼，就必须要再去找新的清洁鱼，而新的清洁鱼不一定值得信赖。这种关系的进入成本和退出成本都很高，所以他们会尽力保持着合作关系而不背叛彼此。此外，清洁鱼都是小鱼，所以吃它们的好处还不如让他们清洁自己，哪怕只清洁一次。 当然，这些分享大多限于亲属（蝙蝠）之间。在反刍现象的110例观察记录中，有77例是由母亲喂养孩子的，其他大多数也与亲属有关。不过，也确实有一些例外。为了证明这小部分案例都是互惠性利他行为，威尔金森将来自两个不同群体的蝙蝠种群进行了组合。在这种种群组合情形下，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蝙蝠一般只喂养它们原来族群的老朋友[11]。这种合作需要建立一种长期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合作伙伴经常互动，相互认识，并了解对方的行为。蝙蝠洞有助于限制蝙蝠活动范围，从而使蝙蝠之间形成长期的关系。我们将看到，一些人类也会去捕获高风险或不常得的猎物，并将捕获猎物产生的剩余食物与非近亲共享。当然，人类在这一方面所达到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吸血蝙蝠。而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正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道金斯认为，“金钱是延时互惠利他主义的一种象征”，但随后他放弃进一步研究这一令人着迷的想法。而我们会将这一理论想法研究下去。 在小群体中，公众声誉的存在，可以减少个体的报复行为，而这种随后回报的可能性，能促进双方的合作。然而，依赖信任关系的延时互惠利他行为可能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受惠方可能忘记施惠方的身份；二是，无法准确地确定自己的受惠价值。 去记住别人的面孔及别人对你的恩惠可能会存在困难，但大多数人觉得这个困难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克服的。记住一个人的脸很容易，但人们很有可能想不起来别人对你的恩惠。要记住给予受惠者一定价值的恩惠的具体细节就更难了。避免争端和误解大概是不可能的，至少是极其困难的。 另一方面，受惠价值计量的问题广泛存在。价值计量在人们的任何交换系统中都发挥着作用——回报、易货、金钱、信贷、就业或在市场上购买。它在敲诈勒索、征税、贡品和设置司法处罚方面很重要。它甚至在动物的互惠利他主义中也是重要的。以猴子为例，它们会互相帮忙，比如用几个水果可以让对方帮自己挠背，来清除自己看不到或够不到的虱子和跳蚤。但是，多少个水果能换多长时间的服务，双方才认为合理？帮对方挠2分钟背值一个还是两个水果？ 这个水果又应该是多大的呢？ 其实，即使是蝙蝠之间交换分享食物（血液）这一行为也远比起表现的要复杂。蝙蝠是如何估计它们所接受的血液的价值的呢? 他们是根据重量、体积、口味、满足饥饿感的能力，还是其他变量来估计（所接受的）一次恩惠的价值? 同样，即使是在猴子之间简单地说“你帮我挠背，我帮你挠背”时，价值测量的复杂性也会出现。 对于绝大多数潜在的交换行为，测量交换的价值对动物来说很难实现。与记住面孔和将它们与恩惠相匹配相比，双方需要能够准确地估计一个恩惠的价值，这可能是动物互惠利他主义的主要障碍。 即使是旧石器时代早期遗留下来的石器工具，凭人类的大脑去评估这些作为互惠物的工具的价值也太复杂了。在家族之外，要想记住涉及到他们的利益——谁为谁制造了什么质量的工具，因此谁欠谁什么等等——是非常困难的。除此之外，很有可能还有大量的有机物品，短暂的服务（比如梳理毛发）等等都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只发生小额交换或提供少量服务，记忆也会随之增加，但我们人类不可能都记得清谁欠谁什么。如今，我们都会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但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还不会写字。如果部落宗族之间发生合作，问题会变得更糟，因为狩猎采集部落通常是高度敌对和相互不信任的。 如果蛤蜊（贝壳）可以是钱，皮草可以是钱，黄金可以是钱，如果钱不仅仅是一个政府依法发行硬币或纸币，而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什么是钱呢? 为什么生活在饥饿边缘的人类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制作和享受那些项链（贝壳串珠）呢? 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2]首先描述了货币如何从大量商品易货中自然而然地演变出来。 物物交换需要达到需求的双重巧合。比如，Alice种了一些山核桃，想要一些苹果；Bob种苹果，想要一些山核桃。碰巧，它们彼此的果园很近，Alice也很信任Bob，愿意在山核桃收获时间和苹果收获时间之间耐心等待。假设所有这些条件都满足，物物交换就能很好地进行。但是如果Alice在种桔子，即使Bob想要桔子和山核桃一样多，他们也很难达成一致，因为桔子和苹果的生长气候并不一样。如果Alice和Bob互不信任，也找不到第三方来做中间人[13]或执行合同，他们也没法达成交易。 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更复杂的情况。Alice和Bob不能完全保证将来卖掉山核桃或苹果，因为Alice可以把最好的山核桃留给自己（Bob则是最好的苹果），把剩下的烂东西留给别人。如果仅靠记忆来记录这笔交易，比较两种不同商品的质量和数量就更加困难了。此外，两者都无法预测诸如歉收之类的事件。这些情形大大增加了Alice和Bob的不信任性。这种复杂性增加了原始交易和往复交易之间的时间间隔和不确定性。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正如工程师们所说，物物交换“难以度量”。物物交换只适合于小量交易，交易量越大，交易成本越高，直至交易成本高过交易带来的收益。如果有n种商品和服务需要交易，以物易物市场需要n2个价格信息。五种产品需要25种价格，这不算太糟，但500种产品需要25万种价格，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记住这么多价格。如果有货币作为支付媒介，那么n种商品，只需要n个价格——500种产品，500种价格。货币既可以作为交换媒介，也可以简单地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只要货币价格本身的数量不会增长到难以记忆或经常改变的程度。价格往往是长期演变而来的，而非直接谈判决定的。 换句话说，物物交换需要供应或技能、偏好、时间和低交易成本的巧合。它的成本增长远快于商品交易数量的增长。当然物物交换比没有交易要好很多，而且应用也很广泛。但与货币贸易相比，物物交换又显得极为不便。 原始货币早在大规模贸易网络出现之前就存在了，钱有更早更重要的用途。货币极大地减少了对信任的需求，从而大大改善了即使是小型易货网络的运作。长期来看，需求的双重巧合是很难达成的。有了钱，Alice可以在这个月蓝莓成熟的时候为Bob收集食物，而Bob可以在六个月后的猛犸象群迁徙的时候为Alice寻找食物，而不用去死记谁欠了谁，也不用依赖别人的记忆或诚实。货币将劳动分工问题从囚徒困境转化为简单的交换。 许多狩猎采集部落使用的原始货币看起来与现代货币非常不同（后者在我们的现代文化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原始货币）其功能可能仅限于小型贸易网络和下面讨论的其他经济机制。因此，我把这些钱叫做收藏品，而不是钱。人类学文献中对这类物品的称呼通常不是“金钱”就是将其模糊的称为“有价值的（物品）”，前者（金钱）的定义比政府印制的纸币和硬币更广泛，但比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收藏品”更狭义，而后者（更有价值的物品）有时即本文所指的非收藏品。选择使用“收藏品”而不是其他可能的名字来指代“原始货币”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收藏品有非常具体的属性，而不仅仅具有象征性。虽然作为收藏品的具体对象和属性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有所不同，但这些特性都具有某些共性，而不是完全没有关联。收藏品的主要和最终进化功能是作为储存和转移财富的媒介。一些收藏品，比如贝壳串珠，正如我们所知，在经济和社会条件鼓励贸易的地方，它的功能可能非常强大。在讨论财富转移的原始铸币媒介时，我偶尔会将“原始货币”、“原货币”与“收藏品”互换使用。 四、财富转移的收益与贸易的产生 在古代，个人、宗族、部落之间之所以会发生自主的贸易往来，是因为各方都能在贸易中有所收益。人们在获取商品或服务的同时吸收了相应的交易经验，所以人们对价值的理解一直在随着交易的发生而变化。尽管交易时人们观念中的价值往往并不能准确反映出商品的真正价值，但是，交易能产生收益，人们在这一点上有着明确的共识。特别是在早期的部落间贸易中，高价商品的交易对各方来说都有极强的吸引力。几乎所有的参与方都能从贸易中获利，人们通过贸易创造的价值并不亚于人们在现实中所创造的物品的价值。 因为不同的个人、宗族、部落的需求偏好各不相同，对于这些需求的自给能力也不相同；虽然人们的技能和特长可以带来产出，但人们往往不能准确把握自己的比较优势；因此，与他人进行贸易总会为各取所需的参与方们带来收益。而关于交易的成本是否可以低至足以保证这些买卖有利可图，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我们所见，贸易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历史进程而发生，有的远古文明早在智人时代就开始以高于成本的价格进行有利可图的买卖交易了。 自愿的现货交易并不是唯一受益于低交易成本的交易模式，借助媒介进行的交易亦能受益于此，这一点是理解货币起源和演变的关键。在贸易活动中，一些高价值的物品，比如传家宝可以用来做抵押，以消除延时交换所带来的信用风险。除此以外，部落纷争中的战胜方向战败方攫取贡品；罪犯因违法而被判的罚款；以及氏族间通婚时所获的收益，都是与贸易类似的低成本交易技术。亲缘关系还可以通过继承财产这种途径来及时稳定地获取收益。在人类文明进入贸易繁荣时代之前，那时人们在主要生活场景中通过降低物物交换成本所获得的收益，与后来人们借助媒介进行交易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获得的收益相当，有时前者甚至比后者还要多。但是，这些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都不如以收藏品为核心的原始货币体系来得更早更有效。 当智人消灭尼安德特人成为新世界的主宰后，人口爆炸随之而来。在欧洲距今35,000到40,000年前的考古发现显示，智人时期的环境承载力是尼安德特人时期的十倍，也就是说，当时土地的平均人口密度是从前的十倍[9]。不仅如此，这些新人类还创作了世界上最早的艺术作品，比如精美的洞穴壁画，精心制作的小雕像，还有各式用贝壳、牙骨、蛋壳制作的精美吊坠和项链。 智人的大脑与尼安德特人相似，但骨骼与肌肉较弱。他们的狩猎工具比尼安德特人更为复杂，但在距今35,000年前资源匮乏、技术受限的远古，智人用的工具比尼安德特人也先进不了多少，可能智人所用工具的效率还不足尼人工具的两倍，十倍是更谈不上了。使两大人种相区别的最重要因素应该是收藏品出现后所导致的财富转移收益。智人乐于收集贝壳，制作珠宝，互相展示并进行贸易，尼安德特人则没有这样的贸易场景。早在那数十万年前，智人才刚刚出现在非洲大陆的塞伦盖蒂，贸易——这影响人类文明进化历程的种子就已经悄然生根了。 我们将一一阐述收藏品是如何在各种财富转移模式中降低交易成本的：在自愿赠予与继承中，在相互交易与联姻中，以及在非自愿的制裁和进贡中，收藏品的使用均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 早在智人时代，价值转移就已经出现在人类史上的诸多史前文明中。在许多生活大事件（比如婚姻）中，通过财富转移能获得相当巨额的收益（比如婚姻中的彩礼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交易成本很高，转移仍会存在。与现代货币相比，原始货币的流动速度非常低，在普通人的平均寿命里，原始货币可能只会被转移几次。但是一个耐用性高的收藏品却可以流传许多代人，并在每次转移时增加实际价值，这就形成了财富转移的基础。因此，尽管看上去都在干些无聊的活，史前的人们经常花费大量时间去寻找原材料来制作珠宝或其他收藏品。 五、库拉圈
图5：库拉圈示意图 美拉尼西亚群岛曾是西方殖民地，这里曾经存在着一种叫“库拉”（Kula）的独特贸易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库拉物品扮演了一种“强有力”的货币角色，上面还记载着上游持有者的故事和印记。在古代贸易中，许多商品都有较强季节性，尤其是许多农产品只能在不同的季节才能买到，这样一来，即时现货贸易就行不通了。为了解决这种情形下的双重需求巧合问题，美拉尼西亚人把贝壳臂镯（mwali）和贝片项圈（soulava）这类高价值、可穿戴（出于安全考虑）、可流通的收藏品打造成了库拉物品，发挥原始货币的职能。在库拉贸易中，臂镯与项圈进行相向而行的交换，以十分规则的模式进行流转，臂镯以逆时针的方向流通，而相应的，项圈以顺时针的方向流通。尽管在交换中，大部分换回来的库拉物品都赚不回换出去的成本，但流通性却非常好，用于交换的库拉物品普遍能流通数十年。同时，每件库拉物品背后留下的前持有者的印记，进一步提供了上游持有者信用和流动性的相关信息。在新石器时代的其他文明中，虽然收藏品（通常是贝壳）以较不规则的模式进行循环，但大都具有与库拉贸易相似的目的和属性[13]。
图6：贝壳臂镯（mwali）
图7：贝片项圈（soulava） 在所有以财富转移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机制中，我们都会提出以下问题： 1. 生活与商品交换的供需之间是否具有必要的偶合性？因偶合性缺失所造成的财富转移的壁垒有多高？ 2. 财富转移是否基于一种机制就能形成一个收藏品流通闭环，还是说流通周期的形成需要多个财富转移机制的协作才能完成？认真理解原始货币流通的实际流程对于理解货币的起源与发展至关重要。大多数史前人类文明都没有实现贸易的普遍流通。如果没有完整和重复的循环，收藏品就无法顺畅地流通起来，并变得毫无价值。有制作价值的收藏品须在足够多的交易中流通增加其价值以摊销其成本。 下面我们将首先考察我们最熟悉的，也是当今经济上最重要的一种价值转移模式——贸易。 六、预防饥饿的保障——贸易 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布鲁斯·温特哈德（Bruce Winterhalde）研究了动物之间发生食物交换的模型，包括：盗窃容忍模型，生产/掠夺/机会主义模型，风险敏感模型，副产品共生模型，延时互惠模型，非物物交换模型以及其他的选择模型（包括亲缘利他主义等）[14]。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关注风险敏感模型、延时互惠模型以及非物物交换模型。我们认为，用于延时互惠的收藏品交易可以替代原来的现货食物交换，这样能大大促进食物的分享与流通。这样一来，由食物供应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就降低了，与此同时也避免了族群之间因延时互惠而带来的各种无法逾越的难题。接下来我们将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探讨亲缘利他主义和盗窃模型（无论是否存在盗窃容忍）。 与过着好日子吃着大鱼大肉的人相比，很显然，食物在饥寒交迫的贫民眼中具有更大的价值。如果食不果腹的人愿意用他手上的贵重物品来换取食物挽救他的生命，此时食物就他而言堪比无价之宝，需要他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所积累的劳动才能换来同等的价值。在人的生命价值面前，就算是祖传宝贝的感情价值也不值一提。于是，就像人体中的脂肪一样，传家宝等具有高价值的收藏品可以为可能出现的食物短缺提供一份保障。本地食物短缺所引发的饥荒可以通过至少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缓解：一是交易食物本身，二是交易在外族领土上的觅食权或狩猎权。 然而，当时的交易成本通常过高，族与族之间往往不会彼此信任，而是进行激烈的资源争夺。弱小的的族群往往无法获取稳定的食物来源，只好走向灭亡。然而，如果交易成本能够降下来，族群之间的信任需求也会随之降低，同样分量的食物对于当季食物充足的族群来说也许只价值其一天的劳动量，而对于另外一个受饥荒困扰的族群来说却可能价值好几个月的劳动量。 本文认为，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收藏品出现在许多当地文明中，为当地开展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贸易打下了基础。用收藏品作抵押或者担保，人们就不需要再去建立其他形式必要但虚无缥缈的长期信任关系。如果部落或个人之间存在持续稳定的充分信任，能毫不顾忌地互相给予无担保的信贷，那滞后的易货贸易也可以使人接受。但现实是，想建立如此高度的信任关系是极其困难的，出于互惠利他主义倾向等种种原因，经验证据显示大多数狩猎采集部落之间的关系其实不太融洽。有点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状况，狩猎采集部落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分裂成了更小的族群，一年中只有几周时间会重新聚集。可是，尽管部落间难以形成稳定的信任关系，欧洲和美非等地的巨头之间还是出现了重大的大宗商品贸易。 在旧石器时代，欧洲人喜欢戴贝壳制成的项链，而生活在偏远内陆地区的人则喜欢用猎物的牙骨制作项链。除此之外，燧石、斧头、动物毛皮等收藏品也能被用作交换媒介。 驯鹿、野牛等猎物在一年中的不同时节进行迁徙，同时各个部落都有针对性的狩猎对象。在欧洲各地旧石器时代的部落遗址中，有90％到99％的猎物遗骸都来自单一物种[9]。这表明一个部落会针对特定的动物做出季节性甚至全时性的专门狩猎。每个部落都会有专家围绕其专攻的猎物研究它们的习性、迁徙习惯以及各种行为模式，并针对性地研发捕猎技术和工具。最近学者们发现了一些已知具有针对性狩猎习惯的部落，比如一些北美印第安部落会专门狩猎野牛和羚羊，有的会专门捕捞鲑鱼；再比如在俄罗斯北部和芬兰的部分地区，至今仍有拉普族这样的部落，专门饲养单一种类的驯鹿。 后来，当更多的大型猎物（马、西欧野牛、巨型麋鹿、北美野牛、巨型树懒、猛犸象、斑马、大象、河马、长颈鹿、麝牛等）成群出没在北美，欧洲和非洲的土地上，人们狩猎的专业化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高。到了旧石器时代，不屈从于人类的大型野生动物要么走向了灭绝，要么最终被驯服，成为了人类的帮手。在智人统治世界的大部分岁月里，野生猎物的数量都很充足，而且也易于捕杀。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人们以交换为目的捕食逻辑，在大型猎物泛滥的旧石器时代，人们的狩猎专业化水平可能非常高。部落间以贸易为基础的狩猎分工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证据一致（尽管还缺少严谨的论证）。 这些部落会跟随他们的猎物而迁徙，这样部落间就有可能发生频繁的互动，创造贸易机会。美洲的印第安人就喜欢通过干熏制作干肉饼等方式保存食物，有着长达数月的保质期。这些食物通常在部落间的年度贸易往来中与动物皮毛、武器、收藏品等商品一起进行交易[2]。 大型成群动物一年只迁徙两次，一年中最常见到它们的时节也不过一两个月。如果一个部落只有自己创造的单一食物来源，一旦过了狩猎季，这些部落就会遭遇饥荒。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只有部落间贸易存在，考古结果中所呈现的高度狩猎专业化才有可能发生。 因此，就算当时肉类的延时交易是唯一的贸易模式，这也足以彰显收藏品的流通价值了。项链、燧石和用作货币的任何其他收藏品在闭环中循环流动，只要贸易中肉的价值维持稳定，流通中收藏品的价值量也会大致与之相等。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仅仅由此还不足以确认本文收藏品理论是否正确，也不足以证明单边获利贸易是否可行。我们的任务还是要确认双边互利贸易形成的闭环，以及收藏品在闭环中的流通与成本摊销。 如上所述，我们从考古发现中了解到，许多旧石器时代的部落都针对性地研究和狩猎某一种大型动物。这样专业化的狩猎分工导致了单支部落只能开展季节性的狩猎，其他时间的食物来源只能通过全年的广泛贸易来获取。通过专业化分工，单个部落能从针对性狩猎与研究中获取相当丰厚的利益。但为了获取这份利益所付出的代价也很大，进行单一猎物专业化狩猎的部落在非狩猎期就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如果没有其他办法，那该部落的人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要挨饿。所以，狩猎分工想要获取回报，贸易还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有两个商品互补的部落能形成贸易，那么对单个部落来说食物的供应量就增加了一倍。而实际情况更为乐观，在塞伦盖蒂和欧洲的草原上远不止两种猎物，所以自然而然与邻近部落进行此类贸易所带来的食物供应增量远不止一倍。最为重要的是，会有额外的食物供应到最需要的人手里，否则单一狩猎部落的人们在消耗完自己的粮食储备后就会面临饥荒的危险。 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即使在只有两种商品进行延时交易的简单模型下，从贸易周期中至少能找到四种盈余来源。这些来源各不相同，但彼此之间却相互关联： 1. 在有人遭遇饥荒的时候可提供额外的食物资源。 2. 随着食物总供应量增加，人们愿意将用于食用和储备以外的剩余食物用于交易;且如果这些食物剩余不用于交易就会被浪费。 3. 食用多种食物更有利于人们的营养需求。 4. 专业化狩猎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通过制作与保存收藏品来换取食物其实也不是未雨绸缪的唯一方法。更为常见的方法是将领地使用权与觅食权交易相结合，在缺乏大型猎物的情况下尤是如此。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一些残存狩猎采集文明中也可以观察到。 在非洲南部有一个叫做Kung San的部落，与其他残存下来的狩猎采集文明一样生活在现代人国土的边缘土地上。他们没有机会去专精于某一种猎物的狩猎，但又必须收集每一丝每一毫的食物剩余。所以它们与许多古老的狩猎采集文明相比并不典型，与原始的智人相比也不同，他们的智人祖先首先从尼安德特人那里夺取了最富饶的土地，控制了交通要道，后来又将尼安德特人从边缘地带赶尽杀绝。尽管Kung San在部落生态上存在着不小的缺陷，但是Kung San部落会使用收藏品作为他们的贸易媒介。 与大多数狩猎采集文明一样，Kung San部落的人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小型、分散的族群中度过，一年中只有几周时间会与其他群体合作。部落的聚合形成了一个具有附加功能的市集，贸易完成了，联盟巩固了，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了，婚姻关系也联系起来了。为一年中短暂的聚合做准备，需要制作足够的交换媒介，有的媒介是具有实实在在的使用价值的，但大部分都是现成可收集的。这个被称作Kung hxaro的交换系统涉及珠宝首饰等大量交易，包括与在非洲发现的40,000年前鸵鸟壳吊坠非常类似的同款吊坠。
图8：Kung hxaro交易模式与相邻部落之间的血缘关系图
图9：用于Kung hxaro交易中的项链 Kung买卖收藏品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换取一种抽象的权利，以进入另一族群的领地去猎取和收集食物。领地使用权与狩猎权的贸易在本地粮食短缺时期尤为重要，如果能获得授权在邻近部落的领土上觅食，短缺带来的生计难题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15][16]；否则，在没被授权的情况下就进入他人土地觅食等同于宣战。与上文讨论过的族群间粮食贸易相同，用Stanley Ambrose的话来说，用收藏品购买觅食权利就是“预防饥饿的保障”[5]。 从解剖学意义上来讲，现代人类有意识、有思想、有语言能力和制定计划的能力。在社会中，贸易的产生门槛非常低，只需要很简单的思想和语言就能达成。部落成员并不局限于在一次贸易中获得的好处，既然贸易能获得好处，人们就有动力最大化这种收益。建立这样一种贸易机制，人们就会为满足本能，而设法去获取具有某些特征的收藏品。这对于我们将研究的其他机制来说尤为准确，机制是在自我演变的，而不是被机械设计的。机制的参与者没能解释清楚他们在机制的演变进程中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人们更愿意将自身行为的目的和动机赋以神话色彩，而没有一套体系化的理论来解释这些行为。 长久以来，关于粮食贸易的直接证据已经无从考据了。未来，我们可能会发现更直接的证据去证明粮食贸易的存在，我们可以把一个部落的狩猎残余与另一个部落的消耗模式进行比对——这个方法最大的难点在于我们可能很难确定不同部落或亲属群体间的边界。根据我们的理论，在旧石器时代的许多地区，只要是大规模专业化狩猎存在的地方，部落间的肉类交易应当是非常常见的。 目前为止，我们确实通过观察收藏品的流动记录，获得了大量证明贸易存在的间接证据。幸运的是，远古收藏品的耐久性足够良好，出土时保存状况都非常不错。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那时人类还只能徒步迁徙，考古学家在距离最近源头500公里外的地方发现了穿孔的海贝壳[9]。燧石也有类似的被长距离移动的记录。 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地方的贸易都受到高交易成本的制约。其中导致成本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是部落间的对立。部落间的关系纷繁复杂，关系好的时候也就是存在轻微的不信任，关系不好的时候则会彻底诉诸暴力。只有婚姻关系或亲属关系才能促使部落建立稳定信任关系，但效果仍受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限制。因为当时的人们保护财产的能力很差，就算戴在个人身上或者是藏起来也不一定安全，这就意味着收藏品不得不频繁进入交易中来摊销它们本身的价值成本。 因此，在漫长的史前人类史中，贸易不是唯一的财富转移模式，可能也不是最重要的模式，因为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了各种各样“市场、公司和其他经济机构”的发展，放在现在这些都是理所应当自然而然的[13]。在人类伟大的经济史发展过程中，史前时代的经济中就已经包含有财富转移机制了。而正是这些机制将智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接下来我们将开始研究一种不存在于其他物种世界，但人类却觉得理所当然的最基本的财富转移形式——把财富传给下一代。 七、超越生命价值的“亲缘利他主义” 其实，贸易发生的时机与本地供需相一致的几率很小——如此一来，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大多数贸易模式和基于贸易的经济机制在古代是不存在的。想要在供给、需求与生活大事件这三个因素之间找到达成一致的平衡点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大事件包括组建新家庭、生老病死、犯罪、战事的胜败等等。不管是部族还是个人，如果能在被卷入这些大事件时得到及时的财富支持，那他们的生活将大大改善。这种财富转移模式恰到好处，比为其他目的而设计消耗品或工具来得更持久、更普遍，这样的浪费就少得多。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对持久、普遍的财富储存需求比对贸易本身的需求还要迫切。此外，婚姻、继承、解决争端和朝贡等文化习俗的出现要早于部落间贸易的出现，有着比部落间贸易更大的财富转移规模。这些文化习俗的形成比贸易更早地成为了原始货币发展的助推器。 在大多数狩猎采集部落中，他们的财富形式在我们现代人眼里简直就是鸡毛蒜皮——也许是收集来的木制器皿、燧石、骨制工具和武器，串在线上的贝壳，也许是一间茅屋，冷的时候还有些脏皮毛。甚至有的人随身就能携带自己的全部家当。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小玩意对于狩猎采集时代的人来说确实够得上实打实的财富，而我们现代人眼里价值连城的房地产、股票和债券在那个时候一文不值。在那个时代，狩猎采集工具和寒冬中温暖的衣物才是生存的必需品。许多价值很高的收藏品为预防饥饿提供保障，甚至还可以购买伴侣，在发生战事时可以用来进行赔偿，避免战争带来屠杀或饥荒。智人拥有把生前留存的资本转移给后代的意识和能力，这是他们与其他远古动物相区别的另一大优势。此外，技术熟练的部落人员会把其一生中点点滴滴积累下的财富盈余聚集起来，再把它们转化为永久财富。就像一个人的健康优势可以遗传给后代，给后代也带去健康的身体。 另一种被考古学家所忽视的财富形式，是一个个彰显社会地位的头衔。在许多狩猎采集文明中，社会地位比有形的财富更有价值。各种各样的职务人员扮演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宗族领袖、战争党领袖、狩猎党领袖、特殊长期贸易伙伴成员（与相邻的部族或部落中的个人）、助产士和宗教医士等等。收藏品不仅具有财富价值，往往还是彰显宗族地位、责任和特权的象征。一旦部落中某个职位的人死亡，人们为了维持秩序，必须尽快准确地确定这个位置的接班人。拖延只会引发更严重的利益冲突。因此，建立一个有关继承的共识机制是非常必要的，死者死后就应该在棺中安眠，而他留下的有形、无形财富则应该自动按照规定习俗或死者遗愿分配给他的继承者。 正如马赛尔·毛瑟（Marcel Mauss）等人类学家所指出，其他的财富赠予形式在前现代文化中相当罕见[17]。事实上，在史前时代，看似免费的赠予实则隐含了接收者的一项义务。在现代合同法出现之前，“赠予”所隐含的这种隐性义务，以及为防止不履行义务所设立的社会惩罚机制和人们自身的羞耻心，也许这些才是延时交易出现的最常见诱因；直到现在我们给予他人恩惠时，仍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继承或其他符合亲缘利他主义的财富转移形式是我们现代人唯一还在普遍采用的赠予形式，馈赠者也没有被施加任何义务。 早期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往往将殖民地土著人视为幼稚的原住民，称他们献礼付款的收藏品当作“礼物”，把原住民间的贸易往来看作“交换礼物”。在他们眼里，原住民的交易就像是小孩子们在圣诞节和生日派对时交换礼物一样，而不是与成年人商业世界中包含契约和纳税义务的经济往来。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是偏见，可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在西方，义务通常会以书面的形式被正式确立下来，而土著人就缺乏这种书面流程。西方殖民者把当地人原本丰富的用来描述交易机制、权利、义务的词语简单地当作“礼物”来翻译了。17世纪时在北美活动的法国殖民者零星地分布在庞大数量的印第安人口中，为了与他们共处，法国人常常需要向这些部落进贡。于是法国人把这些贡品假称为“礼物”，好让他们在其他不必进贡的欧洲殖民者面前保住自己的牌面。 并且，包括毛瑟在内的许多现代人类学家都在沿用“礼物”这个术语，这对于学术严谨来说其实并不准确。直到现在，那些仍未“文明开化”的人类遗孤都仍保持着孩子一样的纯真，他们在道德上比我们这些所谓的文明人要优越，从来不会屈从于我们所创造的卑劣的、冷血的经济交易。然而，在西方有关交易的官方法律术语中，“馈赠”或者“礼物”这样的词指的是不必履行任何义务的财富转移。所以，但凡我们要研究土著人所谓的“礼物交换”，我们就应该始终保持注意——人类学家口中的“礼物”根本不是指我们在现代生活中赠送的免费“礼物”。人类学中的“礼物”通常要涉及财富转移中各种颇为复杂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史前文化中唯一与我们现代礼物交换相似的财富转移形式其实是人们为照顾亲属所付出的东西，或者是亲人去世后遗产的继承。因为这些付出本身并不属于社会上广泛承认的义务，也没有对接受者施加任何义务（也有例外，某一社会职位的继承者有相应的要承担的责任）。 有些传家宝的传承可能会不间断地延续几代人，但它本身并不能形成收藏品转让的封闭循环。只有最终被用于做其他事情，传家宝才是有价值的。比如它们常被用于宗族间联姻时的交易，这就可能会形成收藏品的闭环循环。 八、宗族交易 早期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收藏品的流通形成了小的闭环贸易网络，这个网络自然涉及了人类在养育后代上的高额投资（我们的育儿投资比我们的灵长类亲属要高得多），还涉及了相关的人类婚姻制度。将长期匹配的婚配安排和育儿安排结合起来，在氏族之间进行协商，并进行财富转移。婚姻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普遍现象，婚姻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智人时代早期。 父母对子女的投资是长期的，而且几乎是一拍即合，没有反复商讨的余地。与不负责任的父亲或不忠的妻子离婚。为人的忠贞，以及对孩子的承诺主要是由氏族中的姻亲们来监督的。婚姻实质上是家族之间立下的契约，涉及到了忠诚、承诺以及财富转移等各项内容。 在婚姻关系中，男人和女人对婚姻的贡献很少是平等的。在一个主要由氏族安排配偶选择的时代尤其如此，而且可供氏族首领选择的人口非常少。比较常见的是，女人被认为更有价值，所以新郎的氏族需要向新娘氏族支付聘礼。与之相比，新娘家族向新婚夫妇支付嫁妆的情况是相当罕见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和印度，一夫一妻制且高度不平等的上层社会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这是因为上层阶级的儿子比上层阶级的女儿具有更强的生育能力。由于文学大多是关于上层阶级的，嫁妆在欧洲的传统故事中通常都有一席之地。但这并没有反映它在人类文化中的实际情况——嫁妆其实是相当罕见的。在一桩婚姻所形成的流通循环中，（用作嫁妆或彩礼的）原始货币弥补了氏族之间因生育资源相互转移时滞而引发的记忆和信任需求。 就跟继承、诉讼和进贡一样，实现联姻也需要生活大事件、供给、需求的三重偶合。如果没有相应的具有存储价值的财富发生转移（支付彩礼），那既要很大程度上弥补新娘和新郎之间的价值不匹配，又要使得婚姻符合宗族之间的政治需求，那就新郎家族目前的能力来看，是很难达到新娘家族要求的。 一种解决方案是将新郎或他的氏族一直履行的服务义务强加给新娘的氏族，这种情况存在于15%的已知文化中[18]。而大部分情况下（约67%），新郎或新郎的家族支付给新娘家族大量的财富。这些彩礼中的一部分是直接消费品，包括为结婚宴会采集的植物和宰杀的动物。在畜牧或农业社会中，大部分彩礼都是用牲畜支付的，在当时来看，牲畜是一种长期的财富形式。在没有牲畜的文化中，也会给对方是最值钱东西，通常是传家宝——最稀有、最昂贵、最耐用的吊坠、戒指等等。西方的习俗是，新郎给新娘一枚戒指，在求婚的时候也要给新娘一枚其他种类的珠宝，这曾经是一种巨大的财富转移，在许多其他文化中也很常见。在大约23%的文化中，其中大部分是现代文化，没有实质性的财富交换。在大约6%的文化中，新娘和新郎家族之间有大量财富的相互交换。在只有2%的文化中，新娘的家族会给新人支付嫁妆[18]。 不幸的是，一些财富转移与继承赠予或婚姻喜悦相去甚远，进贡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 九、 战利品 狩猎时代的人类群体跟黑猩猩群体有些类似，人口中因暴力而死亡的比率远远高于现代人类群体。究其原因，可能还要追溯到我们与黑猩猩共同的祖先——古猿，这是一个始终在战斗的种族。 战争是残酷的，杀戮、残害、酷刑、绑架、强奸以及为避免这种命运而遭受的勒索都包含在战争灾难的大范畴之内。当两个相邻的部落处于休战状态时，多数情况是一方跟另一方有进贡关系。当然，进贡是有助于部落之间结成联盟的，可以在战事来临时实现规模效益。大多数时候，胜利一方不会对战败者赶尽杀绝，而是通过收贡这种剥削手段来攫取利益。 有的时候，战败方会在战争结束后立即被要求向战胜方支付赔款。得意洋洋的胜利者掠夺着他人的财富，而战败者则绞尽脑汁想把自家值钱的收藏品藏起来。而更多时候，一方需要向另一方定期进行朝贡。在这种情形下，有时复杂的付款安排可以避免三重偶合，这样的安排和战败方提供良好商品服务的能力，以及战胜方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可是，就算已经有了解决方案，原始货币也能提供更好的支付方式，成为支付条件大大简化的价值交换媒介。在那个规定与条款无法被记录成文，却又必须为人所熟记的上古时代，这种支付方式显得尤为重要。还有的时候，收藏品也能发挥一种原始助记器的作用，就跟伊利诺伊原住民使用的贝壳币一样，虽然不能逐字记录，但也可以帮助人们记住一部分协约的内容。收藏品的使用为战争中的胜利方提供了一种更高效的收集贡品的方式，更接近拉弗曲线的最优点（译注：拉弗曲线是指在曲线图上描绘政府税收与税率关系的曲线，该曲线显示税率的降低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对战败一方来说，把收藏品藏起来则是典型的“谎报少报”，想方设法让收贡方看到自己并不富裕，降低他们的需求预期。就这样，掩盖收藏品实质上为战败方上了一份保险，这样他们就可以防范那些搜刮狂人的魔爪。也正因为掩盖收藏品的历史传统始终存在，很多价值连城的宝物都被掩藏得极为隐蔽，原始社会积累的许多财富都躲过了传教士和人类学家的注意。最后只有考古发掘才能找到这些隐藏财富的所在。 藏匿行为以及其他类似的谎报策略的出现，提出了一个古代收贡方与现代收税方共有的问题——到底如何才能准确估算他们所能提取的财富量。只要涉及到交易，价值计量就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在收税和收贡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收方要作出复杂又不直观的估算，然后按照自己估计的标准去执行一系列的调研、审计和收集，收贡方总会有倾向去最大化攫取自己的收入，而这样下来的结果就对纳贡方相当地不利，造成缴贡过度。 设想一下，一个部落从它征服的部落那里收缴贡品。它就必须要事先估算从每个纳贡方手里提取的份额。错误的估算会使得一些部落的财富被低估，而一些部落则被迫根据高于他们实际财富的估值来进贡。这样一来，因财富被高估而遭受无形损失的部落慢慢地就会不堪重负。而那些被低估的部落则没有完成它们的实际应缴额度。这两种情况对于收贡的战胜方来说都是不健康的，不准确估算下取得的收入始终要低于它们实际应得的财富量。这也是拉弗曲线在部落财富计量中的应用。杰出的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将这条曲线用于所得税的相关分析：随着税率的提高，税收数额也会增加，但税收的增速始终会比税率的增速要慢，这是因为税率一高，避税、逃税的情况就会增加，而且大多数人在征税活动中存在惰性。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征税活动中其实是存在一个最优税率的。将税率提高到高于最优税率的水平，政府的收入反而会降低。讽刺的是，拉弗曲线被主张降税的人用来当作理论武器，但它其实是一个针对政府收入的最优化税收理论，而不是一个从社会福利或个人满意度出发的理论。 从更广泛的角度上说，拉弗曲线可能是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定理。美国政治家查尔斯亚当斯就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帝国的兴衰[19]。历史证明，成功的政府通常都朝着自己的根本目标（对收入的短期渴望以及要战胜其他政府的长期需求）去努力优化治理，比如用拉弗曲线的理论来帮助他们配置最优化的税收政策。像苏联和后期的罗马帝国这样的税赋过重的政府最终都落到了历史的尘埃里，而那些税率设置在最优线以下的政府又往往被资本实力雄厚的他国所征服。比起征服资金实力弱的国家，民主政府可能会以更和平的方式在各个历史时期维持高税收。民主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税收收入相对于外部威胁如此之高的政权，以至于国家奢侈地把大部分钱花在非军事领域上。民主国家的税收制度比大多数以前政府的税收体制更接近最佳水平。另外，核武器的出现带来了高效的对外威慑，这比民主政权用以优化税收的鼓励措施还要有用，助长了民主国家的奢侈消费。当我们运用拉弗曲线来考察协约对各方的相对影响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优化收入的需求会促使收贡方想要去对纳贡方的财富做出准确的估量。估量价值至关重要，做好这一步将有利于防范纳贡方通过各种手段来避税逃税。而在这个问题上，纳贡方也可以用各种方式伪造这些估量数据，比如将收藏品藏匿起来。所以，贡品收集涉及到一个并不对称的计量博弈问题。 有了收藏品，人们可以在最重要的战略节点要求获得进贡。收贡者也可以选择在未来的某个节点消费这笔财富，而不必在进贡的时候就即时消费。后来，在公元前700年左右，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贸易变得十分普遍，但货币仍然以收藏品的形式在流通——这些收藏品是由更珍贵的金属制成的，但其基本特征（例如缺乏统一价值）仍与智人诞生以来使用的大部分原始货币类似。但吕底亚部落（Lydia，一个位于现代土耳其境内的希腊部落）改变了这一切。具体地说，吕底亚国王是考古历史记录中最早发行钱币的政权首领。 自那天起，拥有自授垄断地位的政府造币厂成为了铸币的主要发行方，私人造币者则不具有发币的权利。当时这些半市场经济国家中也存在私人银行家等追求私人利益的群体，可为什么没有形成以私人集团为主导的造币机制呢？对这个问题的主要解释是：因为只有政府才能实施强有力的反伪造措施。然而，政府同样可以实施类似措施来保护相互竞争的私营造币厂，就跟今天的政府颁布商标监管办法是一样的性质。 与收藏品不同，政府对铸币价值的估量要容易得多，尤其是在交易价值较低的时候。铸币的流行，使得很多易货交易都被货币交易所取代了；的确，许多低价值交易都变得可行了，人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交易的收入高于交易的成本，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收藏品是低速流通货币，涉及少量的高价值交易；而铸币是高速流通货币，方便了大量的低价值交易。 我们已经讨论过原始货币给收贡方和收税者带来的好处，所以说莱迪亚国王这样的收税人会率先成为铸币的主要发行人也并不奇怪。国王也要靠税收来获得收入，所以他有极强的动机去准确衡量臣民们所持有和交换的财富价值量。交易者们用估量成本更低的交换媒介进行交易，这对交易本身是有利的，市场参与者也因此离高效市场更进了一步。首次让持有财富的个体有机会大规模地进入市场，这对国王来说是偶然发生的副作用。随着更多的财富流入市场，国王可以通过市场获取更多的收入了，甚至超越了正常的拉弗曲线效应，减少了特定税源之间的错误计量。 更有效率的税收制度与更高效的市场相结合带来了整体税收的大幅增加。这些收税的主也借此攫取了大把财富，吕底亚国王米达斯、克罗斯斯和吉格斯的巨额财富到了今天也闻名遐迩。 几个世纪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波斯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通过劫掠各地的神庙来壮大自家队伍，他将低速流通的收藏品收来，然后将其再铸成高速流通的钱币。至此，更有效率、更为包容的市场经济，以及更高效的税收制度也随之出现。 进贡本身并没有形成一个封闭的收藏品循环。收藏品只有在被用于婚姻、贸易或抵押品等方方面面时，才是有价值的。然而，战胜方可以胁迫战败方去制造和搜集收藏品，尽管这并不符合战败者的自愿利益。 十、 争端及解决机制 与我们现在不同，古代狩猎采集者不需要遵守所谓的侵权法或刑法，不过他们确实有其他解决争端的方法，即通常由氏族或部落领袖来进行投票裁决，这种投票裁决的范围涵盖了（现代法律所认定的）所有类型的犯罪或侵权。争端各方的宗族通过惩罚或赔付来解决争端，这样就避免了争端双方的复仇。大多数前现代文化，从美国的易洛魁人到前基督教日耳曼民族，都表明要求赔偿比惩罚罪者效果更好。从小偷小摸到强奸再到谋杀，古代文化中可能会给所有可起诉的罪行定价。在有“货币”流通的地方，这种赔付方式就是付钱。在不流通货币的地方，最常用的赔偿品就是收藏品，比如畜牧文化中的牲口。 在诉讼或类似的诉讼中，损失赔偿的发生导致了与遗产、婚姻和贡品相同的事件、供给和需求三重重合的问题。案件的判决必须与被告支付损害赔偿金的能力以及原告从中获益的机会和愿望相一致。如果赔偿品是消费品，并且原告经有很多了，如果仍以赔付这种赔偿品作为惩罚措施的话，那对被告的惩罚就会不充分——因此不会遏制相互之间的报复。因此，我们在此再次强调收藏品带来的价值——也即，有了收藏品这种支付中介，在这种赔偿案例中只需要支付这种收藏品即可，而不必要支付不能受双方同时认可的其他物品。 如果赔偿款项可以完全消除双方敌对行为，纠纷解决机制将不会形成一个闭环。然而，如果赔偿没有完全抑制仇杀，那随之而来的报复行为可能引致这种赔偿形成循环。正是因此，在更密集、链接更紧密的交易网络（译注：即更有利于解决争端的形式）出现之前，这种争端解决机制虽然只能减少，而不能消除这种循环报复的状态，但仍旧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双方争端。 十一、收藏品的属性 因为人类进化于较小且相互敌对的部落（部落内部基本自给自足），所以如果能使用“收藏品”，就不用再去刻意记住别人对你的恩惠（从而去报答他），也使得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财富转移机制有可能出现。长期来看，这就使得使用收藏品，要比物物交换（要面临交易规模和成本问题）对人类来说更加重要。的确，收藏品从根本上改善了互惠利他主义的运作方式，使人类能够以其他物种无法企及的方式进行合作。对它们来说，不可靠的记忆严重限制了互惠利他行为。其他一些物种大脑也比较发达，可以建造自己的家园，或制造和使用工具，但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物种对互惠性利他主义的运作方式有如此大的改进。有证据表明，这一新的发展在公元前40,000年就已成熟。 门格尔（Carl Menger）称这种原始货币为“中介商品”，即本文所说的收藏品。一种有其他用途的人工制品，如切割艺品，也可以用作收藏品。然而，一旦财富转移经济机制变得有价值，收藏品将仅仅为其收藏属性而制造（译注：也即收藏品的交易媒介属性逐渐独立出来）。这些收藏品具有哪些性质呢？如果某一种商品被选为有价值的收藏品，那么相对于不那么有价值的收藏品来说，它至少具有以下可取的品质： 1、安全性，减少意外的损失或被盗。从历史上看，这意味这些收藏品很容易被藏起来。 2、价值难以伪造。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他们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制造成本，从而具有价值，原因如下文所述。 3、收藏品价值容易测量。并且，测量结果可靠且成本很低。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强烈地想要收集那些能更好地满足这些属性的物品。这种动机可能包括遗传进化的本能，收集这些物品纯粹是因为收集它们有乐趣（而不是为了任何特别原因），而且这种乐趣在人类文化中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其中，直接动机之一是装饰。亚利桑那大学的考古学家Mary C. Stiner博士说：“装饰在所有现代人类觅食者中是普遍存在的”[20]。对于进化心理学家来说，自然选择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行为，但除了（收集这些东西的）乐趣之外没有其他的基本原理可以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这种愉悦感可能是进化而来，并能激发人类的搜集行为。如果这篇文章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么这就体现了人类收集稀有物品、艺术品，尤其是珠宝的本能。 第2点属性需要进一步解释。一开始，仅仅因为昂贵而生产一种商品似乎相当浪费。然而，财富转移能带来收益，因此不断的交易，难伪造且昂贵商品的价值会反复增加。每完成一笔交易或交易更加便宜，就会收回更多的成本。制造收藏品的成本，最初来看完全是一种浪费，但是在后续的许多交易中，这些成本会被逐步摊销。贵金属的货币价值就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这也适用于收藏品，它们越稀有越珍贵，越难以被伪造，也就越稀有。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另一种情况，即在产品中增加熟练或独特的人类劳动（也能增加其价值），比如增加其艺术性。 我们从未发现或制造出完美匹配这三点属性的产品。艺术和收藏品（体现在现代文化中使用词语的意义上，而不体现在本文描述的技术意义上）的属性2较优，但属性1，3较差。普通珠子满足属性1但不满足2或3。珠宝最接近满足这三方面的属性，它们最初是用最美丽、最不常见的贝壳制成的，但最终在许多文化中都是用贵金属制成的。贵金属首饰通常都是很薄或很小，比如项链和戒指，可以随便在什么地方进行廉价的鉴定，这并非巧合。硬币是一种进一步的改进——统一标准重量和印记，来代替分析方法（译者注：也即，标准统一，从而不用再鉴定价值方面花费分析成本），大大降低了使用贵金属进行小额交易的成本。货币是收藏品的又一次进化。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制作的移动艺术品（小雕像之类的）也很符合这些特征。的确，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制造的物品很少不是实用的，也不满足上文所述的属性1-3。 许多例子令人费解——在智人身上，有许多无用或至少未使用过燧石。我们提到过克洛维斯人无用的燧石。Culiffe探讨了关于欧洲中石器时代数百块燧石的研究结论，这些燧石是经过精心制作的，但显微照片分析显示，这些燧石从未用于切割（也即燧石刀的初始用途）[9]。 燧石很可能是最早的收藏品，其次是珠宝等特殊用途的收藏品。事实上，第一批燧石收藏品的用途，就是切割。它们作为财富转移媒介的这一附加价值是一种偶然的副作用，使本文描述的经济机制得以蓬勃发展。这些机制反过来又会推动特殊用途的收藏品的生产，先是不需要作为切割工具的燧石，然后是由智人发明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种类的收藏品。
图10：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的贝壳币 在新石器时代，在中东和欧洲的许多地方，一些种类的珠宝变得更加标准化——以至于标准尺寸和可测量性常常被认为比美丽更重要。在商业领域，这种珠宝的数量有时会大大超过传统珠宝的库存。收藏品越来越多地以一种可替代的（标准化）形式出现，这也就是珠宝向硬币逐步过渡的中间步骤。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如前所述，莱迪亚国王开始发行货币。如今，在市场上，工薪阶层通过辨识硬币的印记（即对铸币厂品牌的信任）对铸币价值进行评估。 收藏品的属性与贵金属、硬币和储备商品相类似，这并非巧合。货币恰当地实现了这些属性，其形式比几乎所有史前人类使用的收藏品更纯粹。
图11 公元前2500年，苏美尔的银戒指和银盘。能注意到标准尺寸的横截面。许多物件的重量都是一样的，从一舍客勒的十二分之一到六十舍客勒不等（译者注：舍客勒是古希伯来重量单位，约相当11.25克）。这些环或线圈可以在任意位置被称重和切割，从而可测定其价值。 20世纪的一个新奇事物就是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法币”不像过去几个世纪以黄金和白银为基础的货币，它没有任何真实的商品价值）。法定货币充当交易媒介，通常都很出色，但事实证明，它的价值储存能力非常差。通货膨胀摧毁了许多“存款”（此指为了养老或生活而备的个人储蓄）。稀有物品和独特艺术品（这二者都具有上述收藏品的属性）的市场在上个世纪出现了复兴，这并非巧合。我们最先进的高科技市场之一——易趣（译注：在本文发表的2002年前后，易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商平台），充斥着这些具有原始经济属性的商品。收藏品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即使投入其中的财富比例小于它们在历史上的巅峰时期。收藏品既满足了我们的本能冲动，也在它们所扮演的古老角色——安全的价值储存——中发挥了作用。 十二、 结论 许多类型的财富转移，无论是单向还是相互的，自愿的还是强制的，都存在着交易成本。 在自愿交易中，双方都能获益；真正免费的赠予通常是亲属间的一种无私行为。这些交易为参与交易的一方或双方创造了价值。贡品是胜利者的收益，损害赔偿的判决可以防止进一步的暴力，也有利于受害者。遗传因素使人类成为第一种将财富传给下一代的动物。这些传家宝可以反过来作为抵押品或支付的款项，来交换商品、粮食，以避免饥饿，或支付结婚彩礼。而这些财产转移的成本——交易成本——是否低到值得转移的程度，则是另一回事。收藏品是使这类交易第一次成为可能的关键。 收藏品的使用增强我们的大脑、丰富了我们的语言，从而解决了囚徒困境问题。而正是这种困境，使得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无法与非亲属合作，因为彼此的回报并不是实时的，而是延时的（这就需要记忆和信任，但这显然并不可靠）。在小群体中，公众声誉的存在，可以减少个体的报复行为，而这种随后回报的可能性，能促进双方的合作。然而，依赖信任关系的延时互惠利他行为可能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受惠方可能忘记施惠方的身份；第二，无法准确地确定自己的受惠价值。在氏族内部（小而直接的当地亲属群体，或大家族组成一个部落的一个子集），我们的大脑可以将这些问题最小化，这样公众的声誉和强制的制裁就会取代那些不良动机（作为延时回报的主要执行者，交易对手在未来的合作或背叛的动机）。无论是尼安德特人还是智人，他们的大脑都一样大，很有可能每一个当地的部落成员都知道其他部落成员的喜好。在当地的小亲属集团内，利用收藏品进行贸易可能是很少的。在部落内的不同氏族之间，都互相了解对方的喜好，并流通收藏品。暴力在执行权利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同时也具有很高的交易成本，这阻止了大多数贸易。所以在部落之间，双方的互惠行为不再依赖于双方的声誉，而是完全依靠通行的收藏品。
图12：昂贵而可锻造的玻璃交易珠，于16或17世纪在威尼斯制造，从非洲马里发掘而出。这种珠子在欧洲殖民者遇到新石器时代或狩猎采集文化的地方非常流行。 作为一种通用的财富储存和转移手段，收藏品必须嵌入至少一个具有流通闭环的交易机制中，这样发现和/或制造这种收藏品的成本就可以在多个交易中摊销。此外，并不是随便一种漂亮的装饰品都能作为收藏品。它必须具有一定的功能属性，比如人身穿戴的安全性、隐藏或埋葬的紧凑性和高昂的制造成本。为了鉴定这种昂贵的收藏品，交易中接受收藏品的一方，必须用许多技巧（至今收藏家仍然沿用评价收藏品的技巧）来进行鉴定。 本文提出的理论可以通过在这些文化中经常交换的“贵重物品”中寻找这些特征（或缺乏这些特征）来检验；也可以通过考察这些贵重物品交易循环中的经济收益来检验；或观察不同文化（包括现代文化）中对具有这些特征的物体的喜好来检验。 凭借前所未有的合作技术，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可怕的掠食者。人类适应了不断变化的气候，而在美洲、欧洲和亚洲，许多大型猎物都因为狩猎和气候变化而灭绝。 更多基于采集而不是狩猎的文化也大大受益。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爆炸，尽管人类骨骼较弱且大脑尺寸没有增加，但智人能够在地球上的很多部分居住，其密度是尼安德特人的10倍[8]。这种增长的大部分原因就是有效的财富转移和语言所带来的社会制度，如贸易、婚姻、继承、进贡、抵押品以及评估损害以抑制循环报复。 原始货币与我们所知道的现代货币有所不同。它具有现代货币的一些功能，但它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传家宝、珠宝或其他收藏品。使用这些东西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以至于能说明探索、收集、制造、展示、评估、仔细储存和交易收藏品的欲望是人类的普遍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本能。人类的这种欲望可以被称为收集本能。寻找贝壳、牙骨等原材料，以及制造收藏品，占据了许多古代人类的大量的时间，这就类似于许多现代人在这些活动上花费大量的资源和爱好一样。由此，我们祖先第一次发明出了有明确的体现价值，却与具体的使用价值效用无关的物品，这些东西（收藏品）也正是当今货币的前身。
参考文献： [1] Davies, Glyn, A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4. [2] Taylor, Alan, American Colonies – The Settling of North America, Penguin 2001. [3] [ref: http://www-geology./~GEL115/115CH1.html] [4] The Blombos Cave Project [5] Tim Appenzeller, 'Art: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Science 282(Nov 20, 1998), p. 1452. See also the home page of Stanley Ambrose [6] White, Randall, 'Ivory Personal Ornaments of Aurignacian Age: Technological, Social and Symbolic Perspectives', Institute For Ice Age Studies, http://www./library/Ivory/Ivorypersonal.html [7] Gilead, I. 1995. 'The Foragers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Period,' in Archae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Holy Land. Ed. by T. E. Levy. New York, Facts on File. [8] (Morse 1993) via http://www.wac./wac4/symposia/papers/s095wht1.pdf [9] Culiffe, Barry,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Prehistoric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 White, Randall, 'From Materials To Meaning', Institute For Ice Age Studies, http://www./library/materialstomeaning/index.html [11] Dawkins, Richard,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 Menger, Carl, 'On the Origins of Money'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2,(1892) p. 239-55. translated by C.A. Foley, at http://www.socsci./~econ/ugcm/3ll3/menger/money.txt [13] Landa, Janet, Trust, Ethnicity, and Identity: Beyo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 Ethnic Trading Networks, Contract Law, and Gift-Exchange,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8. [14] Winterhalder, Bruce, 'Intra-Group Resource Transfers: Comparative Evidence, Models, and Implications for Human Evolution', http://www./depts/ecology/winterweb/intra_group.html [15] Wiessner, P. 1977. Hxaro: a regional system at reciprocity for reducing risk among the !Kung San.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注] 因字数限制，尚有11篇参考文献未能列示于文末。 翻译✎：周正、任江桥 译序&校对✎：陈波涛 免责声明 TAMC研究院与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数字资产或其他第三方不存在任何影响报告客观性、独立性、公正性的关联关系。 本报告所引用的资料及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资料及数据的出处皆被TAMC研究院认为可靠，且已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了必要的核查，但TAMC研究院不对其真实性、准确性或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 报告的内容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事实和观点不构成相关数字资产的任何投资建议。TAMC研究院不对因使用本报告内容而导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读者不应仅依据本报告作出投资决策，也不应依据本报告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 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研究人员于定稿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未来基于行业变化和数据信息的更新，存在观点与判断更新的可能性。 本报告版权仅为TAMC研究院所有，如需引用本报告内容，请注明出处。如需大幅引用请事先告知，并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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