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拉-马塔斯的作品留给我极深的印象。我深深地着迷于他的幽默、他对于各类文学不可思议的了解程度、他对作家的同情，以及他毫无畏惧地采录文学主题并使之成为自己正在写作的内容之一。——保罗·奥斯特
作者简介：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1948— ），西班牙当代最卓越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角逐者。出生于巴塞罗那， 1968 年为逃离佛朗哥政府的独裁统治而移居巴黎。一生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二十余部小说和散文集，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曾荣获多个知名文学奖项，如法兰西美第奇外国小说奖、西班牙巴塞罗那城市文学奖、西班牙文学批评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等，并因杰出的文学成就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书籍摘录：
消失的艺术（节选）
在那一天——他退休的当天——到来之前，想到可能的成功总是让他心惊胆战。常常能看见他踮着脚走在学校或家中，似乎不愿意打扰到别人。他从来就对担当主角充满抗拒。输，打个比方，他是很乐意的。连下棋他都爱下一种叫作“自杀象棋”的，只有逼对手把自己将死才算胜利。他喜欢躲藏在他人目光之外的感觉。因此不足为怪的是，四十年来他写下的所有文字——围绕“走钢索”展开的七本悠长的小说——至今从不曾发表，用两把锁锁着，躺在他从同样不愿引人注目的祖先那儿继承而来的衣箱箱底。
这是个谦卑的人，从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致力于缄默的寻找、对本质的关怀——其影响力与他本人的地位毫无干系；那是非比寻常的探索，他在其中倾注了只有他的谦逊才能掩饰的执拗的坚持和有条不紊的努力。
为什么要展示自己？（阿纳托尔厌倦地思索着）若我所写的不过是我内心的庆典，关于自己无休止的闲言碎语，仅供私人之用，我为什么要将这些文字付印？
彻底的犬儒主义，他常这么想，好让自己不至于被出版的念头所引诱。没有什么比他的自我劝诫更脱离现实了，但他仍自欺着，以便继续栖身于那间密闭书房的可爱荫蔽里。
在他为成为秘密写作者所采取的所有措施中，最独树一帜的便是，四十年来一直以外国人的身份生活在他狭小却迷人的故土恩贝特哈岛上。欺世瞒人对他来说并非难事，所有家人一起在战火中悲剧性地消失，令他改换身份变得颇为容易。那天晚上，万般俱逝，阿纳托尔突然意识到世上只剩下自己一人，涌起一阵回望来路、通往天际的冷漠小径已不属于我们的迷失感。硝烟散去，阿纳托尔对自己说只剩下这些，回顾无人，便在欧洲游荡——迷失——了漫长的三年，待年满二十回到恩贝特哈时，他讲话时故意犯下种种错误，还大大夸张了字母h的吐气音（没有哪个当地词是不带这个字母的，发音时微微呼气）。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侨居客，甚至取笑他那过分夸张的h音，这立刻为秘密写作者阿纳托尔提供了保护：恩贝特哈的文学淘金者只对本国的荣耀感兴趣，他们系统性地排除了可能发掘外国天才的任何线索。
此刻在哪个角落（阿纳托尔辩解道）没有几个隐世的人才，他们的思想观点乏人听闻？相比这样默默无闻的寂然生存者，更应把世界留给那些为征服世界而生的人。
默默无闻，蹑足生存，外国人的伪装，相信自己永远没有被认出是本岛岛民或作家的可能；整整四十年，他享受着自己卑微而幸福的存在。妻子伊赫玛总是陪在他身边——这位恩贝特哈女子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同时成为他文学机密的忠实共谋者。他一直干着同一份工作，在首都一所学校教授语言和体育，自始至终，直至退休。
准确地说，就是那天，几十代桃李齐聚他的最后一课，掌声激烈，震耳欲聋，他四十年来首次感到，他对舞台中央的抗拒大厦即将倒塌。他发觉，从心底里，他并不腻烦这些亲昵的表达，并不讨厌成为（尽管只是几个小时）全学院——不经意间就变成他的后援团——关注的焦点。他以他古怪的外国口音，比以往更浓重的h——无疑带着些自嘲——就他在学院获得的尊重与老朋友波普哈特老师开着玩笑。
“亲爱的波普哈特，你瞧瞧：学院，后援。”他说。
波普哈特向他投去和善仁厚的微笑（每当他不理解阿纳托尔的幽默时就会贡献出这样的表情），说看见他如此神采奕奕很是欣慰：
“你今天真是容光焕发。这么退休是不是感觉还不错？”
阿纳托尔没有接话茬，想着说话就得解释——对他来说这太羞耻了——他之所以这么精神是因为由衷享受着全院师生的注目。
事情就是这样（阿纳托尔心想），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我拒绝着任何形式的注目，而当我骤然成为整场仪式的主角，我又怡然自得，喜不自胜。
“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波普哈特问道。
“想我们人类是多么反复无常。”他答道，“别问为什么了，就这样吧，有时我还挺愿意有点秘密的。”
“好吧。”这时波普哈特的脸色变得神神秘秘，“哎，我跟你说过我在准备的那个体育摄影展吧？”
“嗯，你提过。”
“但我忘了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们还想为那次展览出本画册。”
“没有。”
“我当时就想到你了。当了那么多年体育老师，不如就由你来作序吧，你意下如何？我总觉得你会写得非常棒，老朋友阿纳托尔，你特别像一位隐姓埋名的作家。”
阿纳托尔的脸色一下子绿了，仿佛见到了世界末日。这玩笑也太恶毒了吧？他生活的安宁、和谐与秩序顷刻间就风雨飘摇。过了好几秒他才发觉不致如此，波普哈特只是在客套地鼓励他，让他随便写上两句无关痛痒的话，仅此而已。没想明白之前，他真的感觉很煎熬。而更糟糕的是，陡然的松懈与苍白的脸色揭示了他的内心。
“出什么事了吗，阿纳托尔？”
他终于及时反应过来，一扫脸上的阴霾。
“没有啊，能有什么事。怎么了？”他笑了笑。
最好还是不要拒绝吧，这样很容易引起各方怀疑；干脆把这活接下来，随便写上几行，胡诌两句，速速了结这桩破事。
“我那时就想吧，”波普哈特已经在找台阶下了，“你从今往后就闲起来了，所以我思忖着，自说自话哈……”
“没事啦！”阿纳托尔赶紧打趣道，“学院，后援！你给我这机会，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一周后，照片被送到了这位新近退休者的家：网球、足球、击剑、田径、游泳……蓦然间，他在撑竿跳的画面中发现了与其他照片完全不同的美，绝无仅有的美。当他提起笔，紧接着就发现，要故作拙劣有多艰难，即便他知道方法，但要他在一篇佶屈聱牙的文章下署上大名，他做不到。况且他一直认为，每个人的血液里都铭刻着对一个声音的忠诚，人永远只能服从这个声音的指令，纵使时势万般阻挠。
他告诉自己，故意写坏是不可能的，他没法背叛自己，此外，撑竿一跃那无与伦比的美就摆在他眼前（他无法将迷恋而崇敬的眼神从那上头移开）；他终于忍不住在序言中将它与走钢索者的英勇行为相较，仿佛对后者了若指掌，而他四十年来对这份危险行当的专注抒写亦非徒劳，最终写出来的文字扎实果敢、丝丝入扣，对人类的平衡性乃至恩贝特哈岛上空中漫步者的世界进行的思考冷静而精彩。
序言落到了恩贝特哈大诗人、编辑兰普赫尔·赫伍拉奇手上——并非因为阿纳托尔在行文中所散发的光芒和展现的勇气，抑或展览的重要性（根本没有，打从一开始展览就不指望超出学校的边界），而是因为，很偶然地，赫伍拉奇最宠爱的侄女频频出现在了击剑赛照片的背景中，是她把书递给了亲爱的大伯；面对这位陌生而谦卑的体育教师在序言中所展露的天赋，诗人深感震惊，万分好奇。
“就在这儿，这几行字的后头，藏着个大作家。”读完序言的赫伍拉奇当即指出。说这话时他激动无比，对自己的嗅觉——从未出错的文学嗅觉——坚信不疑。
几秒钟后，为了让当时围在他身边的所有赫家班成员听得更清楚，他甚至又重复了一遍，这回是用喊的，对刚才读过的这几行字愈发狂热，对自己的嗅觉更加深信。
“这儿有个大作家！”
没过多久，他的追随者们便一致同意，除了这些关于长杆与平衡的词句，在某张书桌的抽屉里一定还锁着其他的纸页，隐秘而沁人肺腑的外语手稿，赫伍拉奇必须找到它们，以确定它们是否该被收入那套优美的恩贝特哈散文集。
我们可以想象阿纳托尔的精神状态，就算搬出外国人的身份也再难以让他们丧失兴趣了，赫家班认为，在本岛生活了四十年的他已经可以算作恩贝特哈人；此外，一份在该岛上尚无先例的期盼则更加催人遐想：这个新恩贝特哈人的作品中或许还有用外语撰写的书稿。
怎么说都没用了，阿纳托尔还在硬撑，说除此之外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但收效甚微，赫家班不屈不挠，最终他坦承，自己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某次斗胆，曾独自翻译过瓦尔特·本雅明的《柏林童年》，并以此为挡箭牌，好叫他们不再追查他的文学创作。他贡献出的恩本特哈语译本是这么开头的：“无法在城市中辨明方向，这并不打紧；迷失于城市就像迷失于丛林，都需要研习。”
“我们要出版这个译本。”赫家班异口同声。
真是两难！（那天晚上，阿纳托尔掂量着，妻子伊赫玛陪在他身边。）一方面，我胸中奔涌着诚实的野心、想要向前——尽管有些难为情——跨出一步的愿望：告诉他们，其实那份译本只是我的障眼法，为的是不让他们发现，我已写就七本——太可怕了——关于这该死的恩贝特哈岛的小说；总之，这边燃烧着的是我想要被阅读的渴望，而另一边，更加强硬的是我的预感，总觉得这作家的宿命里夹带着什么厄运的种子。撇开这对矛盾不谈，我还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说确信：我的作品已比仓促发表的时候成熟许多；以及那样的感觉或者说确信：我已抵达一段旅程的终点，我在其中慢慢学会了艰苦修行，终于能够消失在由铅字织成的隐蔽世界里。
你从没让我读过你的稿子（伊赫玛说道），我对你实际写下的东西一无所知。但我得告诉你，我一直——你在听吗——我一直都在问自己，你在小说中讲述的那些事情，它们的背后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太悲哀了（阿纳托尔闪躲着妻子的提问），人们越来越少地赞美艺术，越来越多地颂扬艺术家；比起作品，他们更偏爱作者。这太悲哀了，相信我。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伊赫玛不为所动），你在小说里反复描写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从心里讲，从心底里讲（于是阿纳托尔掏心掏肺，故作痛苦），我自始至终都在重复同一个故事：那个假扮成外国人生活在自己故土的人，终有一天，被人认出来。你这不就被认出来了？（妻子笑道，在阿纳托尔看来，那笑容至为粗鄙，至为愚蠢。）我敢不敢踏上那道钢索，冒着坠跌的风险？我敢不敢出版我的首部小说？（第二天，阿纳托尔这样问着自己，抱着手稿向赫伍拉奇的出版社走去。）献上小说的那一刻，我就再不能收回它，它将属于世界。我该不该把它交出去？赫伍拉奇不知道它的存在。没有谁逼我做这件事。文字的责任让我感到无法承受。它的力量忽然就变得那么大。我敢踏上那道钢索吗？
“阿纳托尔我的朋友，”赫伍拉奇接过书稿，“我想让您知道，我，作为一个已被认可的作家，完全同意你的预感：这是场冒险。因为一个有名望、受人尊崇的作者，他会非常清楚，有其他许多人，至今也只是个爬格子的而已，没法获得这样的荣耀。这确实是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但事实是，人无法不走上它，您信我一句，人怎能将这样的机遇弃在一旁。”
“可是对我来说，亲爱的赫伍拉奇，担当主角总让我心怀惴惴。我素来喜欢的是克己和匿名；淡泊的荣光、平凡的伟大、无偿的尊贵、自我的声誉。从孩提时代，文字之于我就好像过早成熟的诱人禁果，总与罪行和苟且联系在一起。此外，赫伍拉奇，我总怀疑自己所写的一切空洞无物，仿佛自言自语，虚假而冗长。有谁会对这种玩意儿感兴趣？”
“您刚说自言自语？您该不会也和您的主人公一样，是个走钢丝的吧？”
“我也想啊，我也想，但我从来没敢那样去做，太残酷了，要是掉下来的话，他们会给你配上最习以为常的悼词，不用期待更多，因为马戏团就是这样，什么没见过。观众都是些无礼之徒。当你表演着最危险的动作，他们会闭上眼睛。你赴汤蹈火只为取悦他们，他们却闭上眼睛！这是我从未有胆尝试的严酷工作，而一直以来我连最小的险都不敢冒，概因如此，我从没下定决心发表小说，走上那条危机四伏的艰险道路——这场文学历险里不知埋藏着什么灾厄之种。对我来说，无论之前还是现在，出版都好比踏出悬空的一步。若哪天我的作品付梓，我会把那视作凌辱，备感折磨，仿佛光着身子接受一排身着军服的体检官的审度。”
“但您不会否认吧，阿纳托尔我的朋友，刚才是您亲手将小说交给我让我出版的。此外您也清楚，我一定会出版。”
阿纳托尔低头不语，像是在为他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言行感到羞耻困惑，但他又由衷地得意，自己终于在那根弯曲的绳索——文学马戏团的缆线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随后，他开始迷失，想象自己被松木和山毛榉所环绕，雨点窸窣，周围是嘲笑着他的千百只松鼠；密林昏黑，树干上有用印刷体刻着的传说。他只觉得自己该走了，明智地消失，于是告别赫伍拉奇来到街上，沉思着，步入恩贝特哈的雨幕。他再次想到，小说已无法收回，它已属于世界，人们终将通过一个外乡人的声音得知统治着整个恩贝特哈岛的精神之困。
恐慌的情绪伴随着他，直到他来到家门前，那是伪装的恐慌，阿纳托尔自造的。他正要走进去，忽而戏剧性地一拍脑门，佯装自己是这一瞬间才想起：烟抽完了。日落的余晖中，他朝最近的阿斯哈咖啡馆走去，一进店门（阿纳托尔不常在那儿停留）就是亮堂的售烟处，有块破旧的招牌上写着：香烟报纸。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总能带给他巨大的幸福感，因为阅读和抽烟是他的两大爱好，且它就像城市荒漠里的一块暖心路牌，告诉他，他已临近他的妻子、他的烟斗、他的书、他的家。
题图为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来自：publishingperspecti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