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天民（读史专栏作者） 120年前，也就是从现在往上推的第二个戊戌年，一场貌似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103天，便以六颗人头的落地戛然而止。 短短103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如白驹过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在这103天中，变法派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扔进一颗小石子，来不及泛起涟漪就被滚滚洪流淹没了。 戊戌变法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短最不成气候的一次变法，如果不是一个人的死赋予这场变法以悲剧色彩，它也许会作为一场闹剧，被历史的书写者们一笔带过。 而这个人，就是谭嗣同。 让我们先来看看主持变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组。 变法的编剧和导演当然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当时，康有为40岁，梁启超25岁，谭嗣同33岁，林旭23岁，刘光第39岁，康广仁31岁，杨锐41岁，杨深秀49岁。 他们赖以实施变法主张的主角光绪皇帝，当时也只有27岁。 与那些顽固的保守派或者老谋深算的洋务派相比，这些人的资历和人生阅历，明显处于劣势。 姜还是老的辣。 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抓住光绪皇帝，就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他们企图淘汰原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政治班底，取而代之。 但是这个剧组中，除了杨深秀和刘光第在官场上演过角色，杨锐在张之洞的幕府跑过龙套外，其他人都是官场小白，连地方小官都没做过，根本谈不上从政经验。 光绪皇帝更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小鲜肉，虽然到变法时已经亲政九年，但却既没有实权，也没有独自执政经历，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傀儡皇帝。 如果说此时的大清政府是一艘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破船，那么把原来的水手赶跑，把舵交给这群徒有一腔热情而根本没有航海经验的人来掌，其危险性可能更大。 再来看看变法期间，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首先，在短短103天内，光绪皇帝颁布了110道改革诏令，平均每天发布一道还多，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方面面。 这么密集的诏令不要说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就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也很难得以有效地贯彻实施。 对此，维新变法的过来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作为旁观者，看得最透彻，他跟李鸿章说： “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 意思是说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而如果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房子。 英国人赫德则认为，“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就是说一口吃不成胖子。 治大国若烹小鲜，2000多年前老子发出的警告，被饱读圣贤书的康有为们当成了耳旁风。 在变法实施过程中，总导演康有为摇摆不定，前后矛盾。他一再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背弃自己当初的民权思想。 对与自己产生政治分歧的谭嗣同，谩骂攻击，说他和林旭的相貌举止，根本不像开国功臣的样子。 谭嗣同的许多政治主张，在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之前，就已经被康有为否定了。 由于慈禧太后并没有把权力完全交给光绪皇帝，对一些重大问题仍然要求他早上请示，晚上汇报。 为了争夺权力，康有为提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围攻颐和园，干掉慈禧。这个计划（或者说阴谋）直接导致了六君子的脑袋落地。 而他们借助的力量居然是在旧官僚队伍中成长起来的袁世凯。 袁世凯虽然同情变法，后来也有证据表明袁世凯并没有事先告密，但袁世凯对新旧力量的悬殊有清醒认识，他知道这种疯狂举动不仅大逆不道，而且是以卵击石。 维新派寄希望于他，无异于缘木求鱼，甚至是抱薪救火。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仓皇逃命，连自己的亲兄弟康广仁也不顾了。 以至于康广仁被捕后在监狱里以头撞墙，痛哭失声：“天哪！哥哥的事，要兄弟来承当。” 而且康有为的人品实在是不够看，变法失败后，明面上仍然到处宣传变法，在海外筹集资金，却实际上包养小老婆花天酒地。 最后梁启超都为他不齿，甚至悔恨拜这种人为师。 但是，戊戌变法毕竟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划出一道耀眼的光芒，成为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事件，而这一切，完全是因为谭嗣同的死。 谭嗣同出生在一个仕宦之家，五岁起开始读四书五经，接受封建传统文化教育。 他既习文，又练武，性格刚毅，处事果断，敢作敢当，急公好义。20岁时，抛弃舒适的家庭生活，开始四处壮游。 他把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多年思索，对封建制度的不满与批判，以及对改革中国的理考与探索，融合成一部惊世骇俗的奇书——《仁学》。 他提出了系统的变法主张，而且一以贯之，他是变法阵营中最清醒、最坚决的一员。 谭嗣同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变法失败后，他多次拒绝出逃，每日照常习文练武，决计杀身成仁，为变法献身。 他对前来劝他出逃的梁启超说：“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并在狱中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豪气冲天的诗句。 他对变法充满的各种危险，早就有清醒的认识。入京以前，他再三向妻子表白：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 他平常就喜用“杀身灭族”四字来与朋友互勉，可见他的从容赴死，决不是偶然的。 关于谭嗣同的死，后人多有非议，认为他死得不值得，白白牺牲了性命。但正是因为谭嗣同的慷慨赴死，才使戊戌变法多了几分悲壮，多了几分光彩。 谭嗣同的名字，几乎成了戊戌变法的代名词。 其实谭嗣同之死的历史意义，还远不止这些，他自己的话就是最好的诠释：“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正是谭嗣同的这种殉道精神，使世人猛然警醒。 一些原本主张改良的温和派，也转而同情革命派。 13年后，辛亥革命烈士林觉民步其后尘，慷慨就义，就连他写给妻子的《与妻书》，也与谭嗣同写给妻子的遗书异曲同工，谭嗣同的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 1898年9月28日下午3点半，历史在这一时刻凝固了。 谭嗣同等六人被押至菜市口行刑场，临刑前，谭嗣同仰天大笑，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刽子手杀官员用的刀比杀老百姓用的刀要钝。 面对前几人不是被一下子砍头，而是被一刀一刀锯头的血腥惨状，有几个人还能有这样的气势和胆魄。 当刽子手屠刀落下的一刹那，血光照亮了历史的天空，谭嗣同的鲜血凝固成中国历史上一道亘古不灭的彩虹。 谭嗣同，男子汉大丈夫之楷模也！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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