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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率军攻占集庆（今南京），将其改名应天府。1368年9月13日明太祖朱元璋以应天为首都，建立明王朝。为充实首都的社会经济实力，自洪武中期起朱元璋从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富庶之地迁来大量富户，又在全国范围内征调工匠轮班到京师的官营厂局服役，为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驻扎了四十个卫的官军，到洪武末年，应天府的人口由朱元璋攻占集庆时的近10万，迅速增加到大约70万，成为当时全国人口最为繁夥的城市。 明初大规模人口入迁应天 十四世纪末，应天府成为大明朝的国都，应天府八个属县中的上元、江宁二县附郭，在此后的30年中，整个城市进行了大规模建设，不仅修建了雄伟的城墙，而且在政府的调控下补充了大批人口。据文献记载，朱元璋初入城时，应天的人口约为95000人左右。洪武四年（1371），应天府核实关厢，全城“军民官吏人户凡二万七千一百五十九”。据推算，此时应天城中军民官吏、驻守官兵以及国子监生总数将近39万人。洪武中后期，朱元璋下令以直隶与浙江地区的富户充实京师。对此，万历时顾起元记载：“高皇帝定鼎金陵，驱旧民置云南，乃于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为编户，置都城之内外，名曰‘坊厢’。”明初大规模人口入迁在洪武十三年（1380）之后，共有两次。一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徙5300户富民于京师，二为洪武二十八年（1395）移直隶苏州等十七府州及浙江等六布政司小民赴京，充仓脚夫。这也只是针对民籍人户而言。事实上，从洪武初年开始，还有大批直隶籍于各卫所、太医院、钦天监的移民家庭也陆续迁入应天，这一过程一直延续至永乐时期。从地缘构成上看，明初迁入人口也不仅来自于直隶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山东等地区均为应天城提供移民。此外还有来自西域的“移民”，如金大车（字子有，1525年举人），“其先西域默伽国人也，太祖时以归义，授鸿胪寺卿，赐是姓，遂为金陵人”。 移民人口大大超过了土著 对于明代应天而言，洪武时期的都城建设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外观与构造，也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使移民人口大大超过了土著。如正德、嘉靖时期的“金陵三杰”顾璘（字华玉，1496年进士）、陈沂（字鲁南，1517年进士）、王韦（字钦佩，1505年进士），除顾璘为上元人外，陈沂祖先为“鄞人，国初籍太医院，遂家焉”，而王韦父王徽（字尚文，1460年进士）为“江浦人，锦衣卫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象呈现上升趋势。万历《上元县志》中称：“我太祖开基，取天下豪右聚之京师，分隶诸司各卫，而所居者实县境也。今贤哲之生，殆倍于邑人。”如许穀（字仲贻，一字石城，1504~1586,1535年进士）原籍福建侯官，明初徙实京师，始占籍上元。和许榖有通家之好的姚淛（字元白），“先籍浙江之仁和，国初徙富户填实京师，公家在选格中，遂隶上元”。姚汝循（字叙卿，一字凤麓，1535~1597,1556年进士），“先世浙江永康人，国初徙实京师，为锦衣卫人”。刑一凤（字羽伯，一字雉山，1541年进士）为龙江卫籍。金陵名士盛时泰（字仲交），祖籍苏州长洲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以富民徙于上元。大名鼎鼎 的 应 天 状 元 焦 竑（字 弱 侯，1540~1620,1589年进士），其先“国初以武功隶籍旗手卫，为百夫长，遂家金陵”。顾起元之父顾国辅为“南京金吾右卫籍”。 被强行迁入京师坊厢的人户分别落籍于上元、江宁二县。这一时期的坊厢以人户身份和职业划分，规模较大，其下又分图，如上元织锦坊分21图，十八坊分18图，十三坊7图，十二坊8图。因为图与理论上以110户为一个单元的坊厢相似，所以图也常被称为坊。这导致了对坊厢数的不同记载：如顾起元记明初江宁坊厢数为34，指的是被命名的大坊厢，而万历《江宁县志》中称明初坊厢142，显然指的是图的数量。经过几次“徙实京师”，应天人口在洪武中后期迅速增加。至洪武末年，应天的坊厢人户、京卫军士、文武官员、国子监生、在京服役的轮班匠以及应天府住坐匠的总和大约为70万人。 永乐迁都后人口进入低谷期 永乐迁都后，应天人口进入一个低谷期。很多材料表明，有将近一半的民匠户被迁往新都北京。正统二年（1437），应天府尹邝埜以“坊有十甲，甲有十户”的标准合并上元、江宁二县坊厢。合并后二县坊厢共79，其中属上元者44，属江宁者35。此后，应天的人口又逐渐上升，至明末，又成为东南一大都会。与明初相比，此时应天人口的构成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军人、官员的比例下降，外来商人、工匠与流动人口的比例上升。 坊厢经常被理解为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然而就明代应天而言，坊厢作为一种基层社区在城市空间中的地理分布是不均衡的，而所谓“坊民”也只是城市人口中的一部分。这首先是因为地方政府编定坊厢的主要目的在于赋役征派，坊厢赋役针对的是城市编户齐民，所以坊厢不仅在空间上集中于人口密集的城中与城南，而且在社会构成上将大量的军户排除在外。而民户之中又只有上、江二县在籍人口要承担坊厢赋役，这又排除了众多未落籍的外来人户，并造成城市人口中土著与流移赋役义务的不均衡。当然，应天土著之中享有赋役优免的特权阶层也不会进入上、江二县坊厢人丁册，因此时人感叹，南都“居人虽军民相同，而诸凡供应，则悉取于民间之坊厢，故应天属县有八，在城则上元、江宁，征办独称繁剧”。应当注意的是，正统初年坊厢合并时，正值应天人口因为国都北迁而降至低谷期。然而尽管此后城市人口在不断增长，坊厢的数量却没有变化。以江宁为例，才正统至万历时期，坊厢数量一直维持在35，万历二十年（1592）户籍册上的坊厢户也只有3239户。也就是说，至十六世纪末，真正承担赋役义务的“坊民”已经缩减为城市人口中的极小部分。 那么，明末应天城的人口数量究竟是多少？如果地方记载的坊厢户无法反映真实情况的话，字铺的统计数据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字铺是以一百户为单位的基层组织，以《千字文》编序，如“天字铺”、“地字铺”。五城兵马司于各字铺内佥点总甲、火夫，承担火甲之职。由于火甲之役涉及的是五城内常住人户，不分军民籍，也不限于上、江二县在籍户，因此，为佥编火甲而划分的字铺也覆盖了更多的城市人口。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行火甲改革时，曾对五城字铺进行编审，计军民铺669所（天字铺至吉字铺），人户67016户。当然，字铺的统计依然很不完全，许多无恒产的贱民及优免人户都未包含在内。 孔繁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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