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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裘与蓑衣

 文山书院 2018-09-29

作者:朱美禄 《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28日 16版)

  东汉初年大名士严光,字子陵,年轻时曾经与刘秀同游学。当刘秀即位称光武帝后,据范晔《后汉书》记载,严子陵“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因严子陵这身装束,“羊裘垂钓”就成为隐居的代称。

  出乎意料的是,严子陵披着羊裘垂钓,却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严子陵钓台或题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袁枚肯定这首诗“题古迹能翻陈出新”。这首诗到底“新”在哪里呢?推究起来,不过是抓住羊裘垂钓的细节,为严子陵作了精神症候分析,指斥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而已。

  其实这首诗的立意渊源有自。北宋文人徐俯说:“羊裘何似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南宋文人刘克庄说:“蓑衣亦堪钓,何必被羊裘。”明代文人陈霆也说:“蓑衣任君高挂,安用搭羊裘。”清代康熙年间的文人翁照也曾说:“戴笠偏相称,垂竿亦自幽。严陵如爱此,应不著羊裘。”与袁枚差不多同时的文人吴寿昌也支持这种说法:“严滩片石旧渔矶,隐士曾经入帝畿。应悔羊裘招物色,钓师祇合著蓑衣。”在这些文人看来,蓑衣似乎就是隐士垂钓的标配,严子陵身着羊裘则显得标新立异,甚至有点别有用心,所以并不能算是真正的隐士。

  垂钓是隐士生活时常涉及的内容,中国文学史自《庄子》和《楚辞》就出现了隐士型的渔父形象。不过他们并没有身披蓑衣,这也可以看出蓑衣和隐士垂钓从一开始并没有联系。尽管《诗经·无羊》中有“尔牧来思,何蓑何笠”的句子,足证蓑衣的历史很悠久,但是蓑衣作为隐士垂钓的装束,只是在隋代以后的诗歌中才多有体现。如中唐文人张志和的《渔歌子》道:“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柳宗元《江雪》一诗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北宋词人王仲甫也在《蓦山溪·挂冠神武》一词中说:“蓑衣箬笠,更著些儿雨。横笛两三声,晚云中、惊鸥来去。欲烦妙手,写入散人图,蜗角名,蝇头利,著甚来由顾。”这些披蓑的渔父,无一例外都高蹈出尘,在处即家,随遇而安,远离了现实纷争。东汉初年的严子陵,羊裘垂钓,在后人看来竟然有“招物色”的嫌疑。以致清代陶元藻不无尖刻地讥讽道:“先生原不垂纶隐,休把羊裘论是非。”似乎严子陵是个彻头彻尾的假隐士,他穿着羊裘不值得人们说三道四。

  其实,是不是真隐士,不可以行迹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结庐人境,无害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严子陵身披羊裘,也丝毫不影响其作为隐士的高风亮节。范晔在《后汉书》中说,光武帝刘秀在邀请严子陵出山辅佐受挫后犹不死心,“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面对至尊的皇权,严子陵不可以强仕,自放于山水之间;没有丝毫卑躬屈膝的攀附,倒是有一种隐约的倨傲。严子陵这一作派,其中有股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啸傲草泽的意味挥之不去。自古以来就有挖空心思走终南捷径的“随驾隐士”,但是严子陵作为光武帝的故旧,屡次征召皆不就,不正凸显了他具有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吗?不正说明了他是真正的隐士吗?

  面对不断的质疑,北宋梅尧臣打圆场说:“冬披破羊裘,夏披破草蓑。”似乎严子陵被人发现的时间是冬天,所以他身上穿的是羊裘;假如是夏天的话,则很可能披的是蓑衣了。梅尧臣善意可嘉,但是这种打圆场没有必要。孔子早就说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一个人有没有独立的精神人格,是不是真正的隐士,关键要看他的价值选择,而不是穿什么衣服。穿羊裘,无害为真正的隐士;穿蓑衣,也不妨走终南捷径。

  其实,隐士穿什么衣服,并没有明确规定,完全可以一任自己的喜好。严子陵与光武帝刘秀有特殊的关系,又因为穿了一件羊裘而被发现,所以一直被喋喋不休地议论,假如不是挑剔和诋毁,那便是流于皮相之谈了。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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