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晖王文光丨商周时期的“戎”及其流变

君子养源 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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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晖，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副教授；王文光，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摘要] 商周时期的“戎”是一个指向明确的民族，但是作为民族名称的“戎”却经历了一个民族名称由具体到泛化的历史过程，渐渐被华夏族和后来汉族的历史学家当做区域性的民族名称，称为“西戎”，泛指中国西部的各民族；而商周时期作为一个民族的“戎”，因为他们的分布区也是华夏族的核心分布区，所以在历史的发展中最后融入华夏族，但“戎”非“西戎”。

[关键词] 商周时期；戎；分化与融合；华夏族

一、问题的提出

迄今为止，专门研究戎族历史的论文和学术著作不是很多，2014年，兰州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姚磊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先秦戎族研究》，该文从传世典籍、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中细致梳理证据，对先秦戎族留下的历史信息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探究。2015年姚磊的硕士论文《先秦戎族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姚磊还发表了《近百年戎族概念研究述评》（《汉学研究通讯》2013年第32期）《近百年戎族特征及称谓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14年第8期）。当然，除了姚磊的《先秦戎族研究》之外，在众多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当中，几乎都有提到关于戎的研究，但是都没有系统的、单一的关于戎研究的论文和著作，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的戎的专门研究是不够重视的。从关于戎的研究成果来看，在这些研究当中几乎都是把戎作为西部民族的一个泛称，并没有把戎作为一个具体的民族看待，因此到底戎是一个具体的民族还是众多民族的泛称，一直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在《近百年戎族特征及称谓研究综述》中，该文称“继王国维之后，梁启超、吕思勉、钱穆、杨树达、孟世杰、杨佩铭、任邱、王桐龄、郭沫若、蒙文通、徐中舒、王玉哲等许多学者，又陆续进一步探讨了戎族特征及其称谓所指，他们相对一致的观点是戎乃泛称。”^{^[②]}《辞海》、《辞源》及林剑鸣、田继周、段连勤、杨东晨、饶宗颐、王钟翰、刘义棠等学者也都认为“戎”是泛称，并非单一民族称谓。“此乃学界的传统观点，也一直是主流认识”。^{^[③]}由此，自近代以来，关于“戎”之所指是“泛称”似乎是确凿无疑的事了。但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没有对戎人进行细致的纵向历史考察，且忽略了戎人早期发展历史所导致的结果。我们认为，“戎”为“泛称”不能准确概括戎人的真实历史，“泛称说”是历史过程发展中逐渐出现的。实际情况是，戎人是活动在商周时期一个指向明确的民族，到了战国晚期渐渐融入华夏族，从此之后戎作为一个民族便消失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作为一个具体民族的“戎”发展到作为泛称的“西戎”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学界的探讨大多关注的是泛称后的“西戎”却忽略了早期作为独立发展的“戎”。故本文以《史记·匈奴列传》和《后汉书·西羌传》作为基本的文献依据对戎的历史进行分析，以求丰富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内容，并求教于方家。

二、关于戎的研究

在商代甲骨文和西周时期的金文当中已经有了关于戎的记载，但是都十分简略，而且没有表达出关于戎人的具体发展情况和清晰的空间分布。比较系统提到中国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分布的是《礼记·王制》，《礼记·王制》把中国先秦时期的华夏族以外的民族按照地理空间方位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④]}这段十分重要且经典的文字中，华夏族认为西戎基本就是西北所有民族群体的泛称，但是，这是在大华夏中心主义民族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点四方”理论，即中国（华夏族）居中，各少数民族分布在华夏族四方的边疆地区。而实际上商周时期的戎人是与周人杂居分布在华夏族西部核心地区的一个民族，内部有众多的支系，或者说是被华夏族的历史学家按照地名、山名或者民族特性又把戎人称为“某某戎”，例如把分布在骊山的戎就称为“骊山之戎”。因为戎人的力量比较强大，能够影响华夏族的发展，所以商周时期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历史学家便把西北的所有民族都泛称为“西戎”，即戎作为一个民族名称经历一个由具体民族名称向民族泛称转变的历史过程，这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的一个基本观点，也就是说“西戎”在华夏族认为是一个民族的泛称，而历史上存在过的戎人却是个具体的民族。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司马迁首先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把戎写入了《匈奴列传》，看得出司马迁是把戎归入匈奴一类，实际上戎与匈奴不仅在分布空间相距遥远，而且生存的自然环境差异也很大；班固的《汉书》关于戎人的历史基本是沿袭司马迁的说法，仍然认为戎就是与匈奴有关的民族；南朝宋人范晔的《后汉书·西羌传》是第一次系统记述羌人历史的历史文献，但是范晔与司马迁不同，是把戎人写入《西羌传》，用了一定的篇幅来追溯戎人的历史，这肯定是认为戎就是羌，或者是认为戎与羌有密切的关系。此外，范晔之所以要专门在《后汉书》当中为“西羌”立传，是因为在东汉时期，影响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民族已经由匈奴变为西部的羌人，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乌丸鲜卑列传·论》中认为：“四夷之暴，其势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⑤]}即在西汉时期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汉匈关系，而东汉时期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西羌与东汉王朝国家的关系。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后汉书》当中才会有《西羌传》，因此，整个《西羌传》的主体就是一部汉羌民族关系史。

到了晋代，江统面对关陇地区不断遭到来自西部的氐人和羌人的攻击，写出了代表汉族民族观的《徙戎论》，其核心是要强调“贵华夏贱四夷”的民族观。在《徙戎论》当中，江统把整个西部的氐羌民族都称为“西戎”，这是中国民族研究历史中最为典型的“泛戎论”，他首先认为“西戎”是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当中比较凶悍的民族“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⑥]而这些“西戎”是商周以来的众多民族，即江统说的：“当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惫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猃狁。”[⑦]这儿提到的“鬼方、昆夷、猃狁”都不是戎人，是与匈奴有源流关系的北方民族，接着江统对“西戎”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故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齐桓攘之，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⑧]在这段文字中江统提到了以下的民族：戎狄、姜戎、义渠、大荔、陆浑、阴戎、山戎。这些民族存在于春秋时期，真正与戎人有关的是义渠，其他都不是戎人，江统也承认戎人就是最后被秦国灭亡的，“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⑨]这说明真正的戎早在战国晚期就已经融入了华夏族，所以江统《徙戎论》中说“西戎”实际上已经不是商周时期的戎，而是把戎作为一个泛称来称呼历代的西部民族，这是需要认真辨析的。

到了近代，王国维在中国边疆危机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之下，开始研究历史地理和边疆民族历史，在他的《鬼方昆夷玁狁考》中也认为商、西周时期的鬼方昆夷玁狁就是春秋时期的戎，很明显这是司马迁的观点，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玁狁、荤鬻，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⑩]对于司马迁的这段文字王国维明确提出：“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猃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11]经过王国维的论证，戎、狄、胡、匈奴基本是就是一个民族，只不过是不同时代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名称而已，虽然这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可是因为是王国维的观点，所以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

上述把戎作为众多西部民族的观点对现代学者的影响很大，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后汉书·西羌传》的戎为羌说，或者是戎为氐羌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就认为“西戎主要是指羌人”[12]，是西戎即羌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所出版的两部比较有影响的民族史著作也基本持这样的观点，1990年出版的江应樑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也认为西周时期的西戎“主要是指分布于西部的羌族”[13]也是西戎即羌说，我们认为这是对戎与羌分布区没有进行辨析所导致的结论；1994年出版的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则更进一步把戎当做“西戎”，作为一个泛化的民族名称使用，认为“西戎，在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指氐羌系各部落。”[14]这个观点总体上讲也是西戎即羌说，也是没有对于戎人具体分布区及其发展历史进行辨析而得出的结论。

三、商、西周时期的戎人及戎人与华夏族的关系

如果要研究戎，首先是需要明确商、西周王朝的空间范围和民族分布情况。由于商、西周的疆域比较小，因此商、西周疆域内部的民族也就少，主要是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华夏族的历史学家对当时中国的民族情况认识常常就有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所提到的民族就比后来的《左传》《国语》《战国策》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提到的民族要少，但是《左传》《国语》《战国策》这些著作对当时中国民族情况的认识也是不系统的，难得其详。商代，我们可以大约知道商的空间范围：即以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为中心，西到陕西西部，北到河北北部，南到湖北和湖南北部，东至大海。[15]

商汤以后，从太甲到太戊是商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时期。到盘庚时，由于自然与社会的原因，迁都于殷，此后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多年间，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文化都有了大的发展，从《诗经·商颂·殷武》“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16]}的记载来看，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也就是千余里而已，但政治势力的影响已达到了比较大的区域。张传玺曾认为《诗经·商颂·殷武》当中提到的“四海”可能指今天东边的黄海，北边的渤海，西边的青海湖(商人既服氐羌，则应达此湖)，南边的古云梦泽(今洞庭湖)。^{^[17]}所以即使是在商朝的鼎盛时期，其空间范围也是不太大的，政治中心在洛阳以东至济南往南至合肥一线，在这个范围的西边是以周人为主的分布区。当然，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范围是中国国家发展历史的重要基点，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形成与发展的空间基础。

具体到商王朝的西边，除了周人之外，主要就是洛河上游的犬戎、今甘肃马连河上游的羌方，还有今天洛阳西南的犬方（非犬戎）。以此来看似乎当时没有多少民族，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这样的认识是以华夏为中心的观点来看的，而且当时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可能对所有的民族群体都有所了解。此外，商代的戎主要是分布商王朝的西部边疆，但是这个边疆却是在今天的黄河中游，戎与周人杂居在一起。

范晔认为西夷（按即是西部的戎人）最早是与夏人发生联系：“昔夏后氏太康失国，西夷背叛。”太康是夏启的儿子，因为沉溺于田猎，不能很好地管理国家，所以被羿逐出国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西方的少数民族发生了反叛。到了后相即王位，于是开始加强对国家的治理，“乃征畎夷”（按，即犬戎），经过多年的治理，众多的边疆民族前来归顺。经过后相到夏启的第八代孙子后泄，开始给边疆民族的政治首领加官进爵，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动乱。

夏朝后期，因为夏桀之乱，畎戎进入了今天西安西北泾水流域的中部地区，靠近了华夏族的政治中心。商朝建立之后，开始攻击进入泾水流域的畎戎，但是并没有把畎戎驱逐之。到了殷室中衰，商朝统治下的各民族都起来反抗商朝。对此，商王武丁开始征伐以畎戎为代表的西部戎人，但是这件事在《诗经·商颂·殷武》中却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18]}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从《诗经》开始，就出现了把戎人和氐羌混用的现象，这是错误的，因为从地理分布上讲，戎人是分布在黄河中游西安以西的洛河、泾河、渭河流域，而羌人却是分布在黄河上游青海湖地区到兰州的河潢地区，而且，到了春秋时期戎人开始融入秦人。如果戎人不是分布在与夏人、周人的附近，是不可能与夏人、周人发生紧密的政治关系的。

商朝西部的周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早在尧、舜时期周人就已经有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山海经·大荒西经》曾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19]}到西伯文王之时，周人还在商的统治之下，但西伯文王善于与其他民族搞好关系，故颇得人心，而且对于自己内部的政治是十分重视的，所以随着周人的强大，周文王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进攻西北方向的犬戎，又讨伐密、邗等小国，还发动了进攻戡黎的战争，表现出了东进的意图。《史记·周本纪》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20]}崇侯虎是商王的亲信，周灭崇后，巩固了对渭水流域的统治，解除崇侯虎的威胁，周人邻近的其他民族也都先后归附周人，并在发展中融入周人。文王死后，武王继立，迁都于镐。周武王即位之时，正是商纣王内外交困之时，所以周武王联合了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民族，在牧野大败纣王，建立了西周王朝。西周王朝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北达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南到长江流域，西到黄河中游的陕、甘地区，东抵渤海。

具体到西周王朝西部的民族，洛河上游的犬戎仍然存在，但是有时被称为严允、而商代甘肃马连河上游的羌方和洛阳西南的犬方到了西周时期应该是已经融入周人，已经不在了，在宗周和洛之间新出现了北虢、虞戎、骊山氏，在宗周西边出现了西虢、陆浑戎（也称为允姓之戎）、密须，在西虢、陆浑戎的西边是秦人，至于羌则分布在更加遥远的黄河上游。所以，在西周时期，宗周附近的民族主要是戎人（内部又分为众多的支系），与周人杂居在一起，戎人的分布区不是边疆，而戎人西边的秦人和秦人西边的羌人分布区才是西周王朝的西部边疆。

周人和戎人由于分布在同一个地区，所以联系比较紧密。《史记·匈奴列传》说：“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21]}虽然周人的祖先与戎人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公刘之后的三百有余年，戎人开始进攻公刘的九世孙亶父，亶父只好逃亡到岐山下，生活在泾河边上的豳人全部归顺了亶父，亶父开始在这里建立城邑，奠定了周人的政治发展根基，《索引》注说：“谓始作周国也”即在商王朝还没有灭亡的时候，周人已经在与戎人杂居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过了百余年，周人西伯昌攻伐分布在今天西安北边洛河的畎夷，对于畎夷《索隐》说“《春秋》以为犬戎”，即“畎夷”就是犬戎，又注引《山海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牡，是为犬戎。”从《山海经》的记载来看，戎人与周人都是黄帝的后裔，因为周人的祖先“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22]}

到了周武王伐纣成功，把政治中心放在酆鄗，为了防止戎人对周人的攻击，所以把戎人迁徙到了西安西北泾河和洛河的上游，让戎人的政治首领按时向周王朝入贡。西周晚期，周天子日渐衰弱，但是周穆王却在这个时候讨伐分布在洛河上游的犬戎，虽然得到了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但并没有真正控制戎人。周夷王时，西周王朝开始衰弱，戎人开始不向周天子朝贡，所以周夷王“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23]}。之后因为周厉王无道，戎人再次攻入犬丘（今天水市南部），杀秦仲之族，周厉王“命伐戎，不克”。[24]在此之后，戎人成为西周王朝王畿地区的心腹之患，发生了一系列的军事斗争：“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在戎人最强大的时候，曾经“围犬丘，虏秦襄公之兄伯父”。[25]在这些军事斗争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文献中出现了更加具体的戎人的支系情况，先后出现的戎人支系名称有：太原之戎、条戎、奔戎、六济之戎。

到了周幽王时代，因为周幽王宠爱姬襃姒之故，与申侯^{^[26]}发生了矛盾冲突。申侯联合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一些戎人也就定居在骊山之下，于是就有了“骊山之戎”，而且还占领了具有战略地位的焦穫，像一个楔子插在泾河和渭河之间，不断攻击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华夏族。在这个历史关头，戎人西边的秦人首领秦襄公出手相救，拥护周平王离开酆鄗向东迁徙到了雒邑，此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由于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27]}，从此戎人和秦人开始大规模进入华夏族的政治生活，同时也开始了戎人、秦人融入华夏族的历史进程，春秋时期，戎人、秦人更加积极地加入了春秋时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过程当中，秦人建立的秦国成为了春秋时期的强国，一部分戎人开始与秦人发生民族融合，例如洛河流域的犬戎、进入泾河渭河交汇处（今天的西安为中心的地区）的“骊山之戎”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这些戎人应该是融入秦人当中，华夏族的历史学家开始更加明晰地了解了华夏族周边的民族情况，特别是对于戎内部的相关支系有了更加的了解，“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於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䝠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28]}当然，上述诸戎的民族源流是需要辨析的，自陇以西的绵诸、绲戎、翟、䝠、义渠、大荔、乌氏、朐衍诸戎就是商朝和西周时期的戎人，例如《史记·匈奴列传·正义》说“绲戎，《春秋》以为犬戎”^{^[29]}他们的分布空间仍然是以黄河的三条支流洛河、泾河、渭河流域为主。

四、春秋战国时期戎人的融合与消亡

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的政治控制力量大大下降，而戎人的力量则强大起来“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30]}这些戎人具体有渭河上游的狄（道）之戎、䝠（道）之戎、上邽县之戎、冀县之戎，有泾河流域历史上就曾经强大的义渠之戎，洛河流域的大荔之戎，有渭河下游的骊戎（按，应该就是骊山之戎），有伊河和洛河之间有杨拒、泉皋（按，皆戎人的城镇名称）之戎，有颍河上游以西有蛮氏之戎。总的来说，这些戎人都是分布在从今天宝鸡到西安以北的洛河、泾河、渭河流域，是华夏族分布的核心地区，从众多的戎人名称中我们可以看到华夏族对于戎人的认识已经渐渐清晰，而且在这个时候，诸多的戎人还在不断地迁徙发展，“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允姓戎迁于渭汭，东及轘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种遂以滋广。”[31]通过迁徙，他们与华夏族交错杂居，力量强大能够“与诸夏盟会”。

到了春秋中晚期，戎人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了能够向东进攻一些诸侯小国，最强大的时候甚至攻入周天子王城，“是时，伊、洛戎强，东侵曹、鲁。后十九年，遂入王城。于是秦、晋伐戎以救周。后二年，又寇京师，齐桓公征诸侯戍周。”^{^[32]}戎人的这些军事行动又使一些强大的诸侯国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从事争霸的军事行动，使本来就复杂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但是，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加速了戎人的融合与分化，乃至消亡。

当时戎人发展总体的趋势是渐渐华夏化或者被华夏族灭亡其政权之后成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之一。

首先，因为戎人生活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剧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各个华夏族的诸侯国在争夺霸主地位时，部分戎人被卷入其中，最后渐渐被同化，例如鲁庄公在攻击秦国的过程斗争，乘机灭亡了上邽县和冀县之戎；十余年以后，晋国灭骊戎（骊山之戎）。所有这些被春秋诸侯灭亡的戎人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成为华夏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着华夏族的内涵。

其次，一些诸侯强国还纷纷借助戎人的力量，打着“尊王攘夷”来达到争霸的目的，当时“义渠、大荔（按，戎人）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33]}所以诸侯们利用戎人为自己所用，例如“晋文公欲修霸业，乃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34]秦穆公也因为得到了戎人的帮助，遂霸西戎，开地千里。到了晋悼公时，晋悼公又派遣大夫魏绛去联合诸戎，复修霸业。虽然这些戎人是左右事之，但却客观上加速了自己华夏化的历史过程。

再次，强大的诸侯国对于戎人主要是利用他们争夺霸主的地位，所以当自己的目的达到时，强大起来的诸侯开始消灭对自己有威胁的戎人，晋国利用陆浑之人反叛晋国的机会，“令荀吴灭之”^{^[35]}。其后，绝大部分的戎人都被秦、晋消灭，由于这些分布在华夏族核心地区的戎人被消灭，所以在华夏族的核心地区已经没有了戎人，即“自是中国无戎寇”。

最后仅仅剩下义渠之戎，义渠之戎分布在今天西安西北洛河与泾河的中间，是秦国的一个心腹大患，所以“至贞王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虏其王”^{^[36]}。但是这次仅仅是“虏其王”，秦国并没有消灭后义渠之戎的有生力量，因此“义渠侵秦至渭阴”而且还曾经“败秦师于洛”。[37]后来是因为义渠之戎内乱，秦国乘机攻击“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后八年，秦伐义渠，取郁郅。”[38]但是两年之后，义渠之戎又对秦国发动攻击“败秦师于李伯。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39]双方就在这样的或战或和的过程当中发展着，到了秦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40]这就说明秦国的陇西、北地、上郡三个郡历史上都是义渠之戎的分布区，随着戎人政治首领的消亡，普通的戎人都融入到强大的秦国当中，成为秦国的民众，成为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整个商周时期活跃在华夏族政治中心地区的戎人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以后中国历史文献当中再次出现的戎，已经不是商周时期的分布在王畿地区的戎了。

综上所述，当历史上的戎人完全融入华夏族之后，直接面对华夏族的就是分布在秦国西部青海湖向东一直到河潢地区的羌人，于是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历史学家也就自然把秦国以西的边疆民族称为西戎或者西羌，于是有了《后汉书》的《西羌传》，而且是第一次有了系统记载西羌的历史文献；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戎人融入了华夏族，秦国的边疆向西部扩展，西部的羌人也就成为了边疆民族，直接与秦国和后来的汉王朝发生联系，极大地丰富着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历史，极大地丰富着中国民族发展的历史。

五、余论

在整个25史当中，仅仅有唐朝的姚思廉写的《梁书》和后晋刘珣写的《旧唐书》中有戎传，而且都叫《西戎传》，但是其含义与商周时期的戎人已经根本不是一回事了，此“西戎”非彼“戎”，例如唐朝的姚思廉写的《梁书》中就把整个西北方向的民族群体称为“西北诸戎”，这儿的“西北诸戎”实际上由四个部分组成，西域的龟兹、于田等等；西北的宕昌（羌）、邓至（羌）等等；北方的芮芮；海外的国家波斯，渴磐陁等等；此外，后晋刘珣写的《旧唐书》也有《西戎传》，但是《旧唐书》的《西戎传》主要是记载广义西域的民族，具体是唐王朝的党项羌、高昌、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以及南亚的泥婆罗、天竺，中亚的罽宾、康国，西亚的波斯、拂菻、大食，因此《梁书》和《旧唐书》的《西戎传》当中的“西戎”与中国先秦时期的戎不是一个有内在历史联系的民族，所指的对象根本不同。

因此，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戎人是商、西周时期分布在周人政治中心地区的一个具体民族，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天水市、宝鸡市、西安市以北的洛河、泾河、渭河流域，与周人杂居在一起，他们不是作为西部民族泛称的“西戎”，最后在战国晚期融入华夏族。

[②] 雷紫翰，姚磊.近百年戎族特征及称谓研究综述[J].史学月刊，2014，（8）.

[③] 姚磊.先秦戎族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4:6.

[④] 十三经注疏·礼记·王制[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1338.

[⑤]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乌丸鲜卑列传·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94.

[⑥] [唐]房玄龄，等.晋书·江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29.

[⑦] [唐]房玄龄，等.晋书·江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29.

[⑧] [唐]房玄龄，等.晋书·江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0.

[⑨] [唐]房玄龄，等.晋书·江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0.

[⑩] [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2879.

[11]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583.

[12]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