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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美术作品中的戊戌六君子。 清醒的人，都在忙着糊口、赚钱、发大财。所以，也只有少许的记忆较好却又胡思乱想的人，自然才会糊涂。 在120年前的今天，是戊戌变法落幕的日子吧。 那天，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6人，在北京被清廷杀了。后来，茶余饭后散步剔牙，人们也慢慢习惯了一面惋惜变法失败，一面愤愤不平为6人抱屈。 戊戌六君子故事越来越神奇地，也就流传下来。 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满清先搞的洋务运动，后搞的戊戌变法，最让今天人们感慨。 日本在变法后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列强，而满清帝国两次变法，五彩缤纷着绽放，却又在凄凉仓惶中瞬间散去。 徒留一片光辉，撒向落寞的史书，再看时，原来满地还是凌乱、潦草的鸡毛。 通常，说起戊戌变法失败，最权威的理由就是封建体制太顽固，封建势力太强大。 沧海桑田，人们坚定对这场前世变法报以太大希望。所以，“出卖”戊戌君子们的袁世凯和擒杀戊戌君子们的慈禧，作为两大封建体制、势力的代言人，少不了被人唾骂。 市面上各种读本非常方便继续升华着戊戌君子们。这也是一种对历史的祭奠吧。 至今，胡同街坊，还有很多珍妃殉情、大刀王五等接地气的故事。佐证、点缀变法往事。 可怜，120年过去，戊戌变法依然被惋惜、惆怅、愤怒、谴责的情绪淹没，落在史河深处。 满清变法始于洋务运动。 在同治年间，被西方列强痛殴之后，满清帝国想到维新。于是，早于日本明治维新，帝国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师夷制夷、中体西用，是满清洋务运动的灵魂。 因为帝国尤其自信，所以，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内核，不过是专注引进西洋人全套的“武器、铁道、电信等机械方面的东西”。 惨淡经营多年，有了武器、铁道、电信等机械方面的东西，看上油光满面的满清帝国在甲午战争对撞日本时，脸面胭脂还是掉落一地。 战败、赔款、割地。 洋务运动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帝国君臣、朝野震惊、懵逼却也只能一片哗然。 甲午战争爆发本身就是帝党与后党的一场博弈。 战争失败自然让参战的后党淮系等实力派灰头土脸。 所以，主张对日开战的翁同龢等为了脱逃战败问责的干系，更需要一场新的动作化解危机。 于是，借着后党、淮系战败式微，皇帝与帝党们奋勇脚踩洋务运动，借变法强国之名，扶持康有为和强学会的朋友们，来了又一场全新改革。 这是帝党与后党的又一场博弈，又一场执政实验。 实验中，满清末期数以亿计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满清臣民，再次当上后党与帝党一场“吐故纳新”试验的小白鼠。 戊戌变法开始了。 说是变法，戊戌变法无非是就着洋务运动的汤锅，换了吃客、筷子、油碟，再来一场残羹剩菜的欢宴。 改革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 在古老华夏文明中，玩这样的套路混上圣君名臣的不是少数。 戊戌变法涉及的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学，废除科举，创办报刊，训练新军等等，诸多内容，对比春秋时代管仲改革，也很难见得高明。 尤其变法公然提出，满清帝国要固结英、美、日本三国，成立四国合邦。如此变法，实在匪夷所思。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明治天皇率大臣誓祭典礼，颁发维新纲领《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四、破旧来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如万机决于公论，以至庶民，各遂其志等等维新精神，这对满清皇帝、帝党、强学会等维新人士而言，如同鸟语。 相比日本明治维新，仅《五条誓文》，就可以让人认清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真相而对当年的满清帝国变法倍感失望。 戊戌变法时，帝国那些留学、了解欧美的精英们，多站队到洋务运动的后党队伍，与变法并无太多关系。 反而，帝党翁同龢为首，其余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等人，几乎全部自幼在书塾研习程朱理学、心学的腐儒。 自古以来，腐儒之道，无非耳染目濡，在二十四史罗列的列祖列宗们的权斗、宫斗和变法里，寻找治国、牧民之术。 所以，现在非要把戊戌变法看成资产阶级改革，未免过于牵强。 戊戌变法最大的受益人莫过康有为和梁启超。 变法夭折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双双尿遁海外。 俩人浪迹天涯，海枯石烂却不忘遵光绪帝为天生圣人，为慈父。 梁启超东拼西凑，在沙俄体制与古罗马帝国体制各取精华，杂炒了一盘开明专制说。 开明专制一说，打开了跪成习惯的国人心扉。这对后来孙文们革命党拍手印喝血酒闹革命难说没有影响。 至于康有为，后半生自称帝师混在江湖，尽力鼓吹“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声称对光绪忠义昭著。 有史可鉴，他常年于海外观火，无非在清末民国期间，每逢乱局添油加醋而已。 由一介书生著书立学，招揽门徒，康有为和梁启超行走近代史，享誉颇厚，终于大成，为现代中国思想宗师。 无疑，这是历史诡异的笑谈。 甲午战争之后，满清帝国维新呼声背后，隐约可见帝党与后党权斗。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的另外一位旗帜人物。 戊戌变法前后，谭嗣同却是慨念横目，徒具深悲的心情。 谭嗣同憎恨满清入关杀戮，直言，成吉思汗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 历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满清入关原罪，是满清帝国避而不谈的禁讳。 可是，作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在谈及诸如蕹发之令，屠杀虏掠，谭嗣同恨恨不绝： 其残暴为何如矣！ 如此，谭嗣同参与满清帝国戊戌年自上而下的这场变法的动机，显得蹊跷。 最后，在冒险游说袁世凯“围园擒后”，谭嗣同不像是为光绪、帝党的说客，更像是劝袁世凯发起“革命起义”。 “围园擒后”前夜，康有为弟弟康广仁涉嫌私入皇宫，犯宫闱大忌被收押。 近年史学界有说法，皮鞭闷棒之下，细皮嫩肉的康广仁挨打不过，立刻向政府坦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详情。 几乎同时，可能正在梦游“登基”的袁世凯突然恍然大悟，立即汗流浃背也向慈禧太后举报了谭嗣同策反。 普遍革命这一口黑锅，由擅长文笔的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扣在了袁世凯的背上。 多年后满清皇帝退位，袁世凯在中华民国总统任上宣誓登基称帝，想起戊戌年秋夜的谭嗣同，他必是感慨万千。 在1898年9月28日，该跑的跑了。帝党与后党的博弈也再告段落。 剩余的那些变法中的出卖者和被出卖者，革命者和投机者，清醒者和混沌者，终于也走上刑场。 手起刀落，鸦雀无声。 围观午门处决后人们悠悠闲闲散去，该吃吃，该喝喝，该撒尿的照样撒尿。 自满清入关杀戮反抗者，在康乾盛世禁锢思想者，不到三百年，擅长无忧无虑吃喝拉撒者，早已是满清帝国最具生存能力的人才、俊杰。 秋色黯淡，在1898年深秋，满清帝国有不少于四万万这样的同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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