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报 | 王军 | 梁思成“中国建筑型范论” 探义 | 2018年9期

梁思成“中国建筑型范论”探义

王军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摘 要

梁思成将西方古典建筑模数法则“Five Orders”翻译为“五种型范”，包含了他对模数化设计的深层理解。梁思成认为宋式“以材为祖”之制和清式斗口模数之制，与“五种型范”在模数方法上极为相似，堪称中国建筑之“型范”；基于模数制度的研究，探明中国古代建筑之结构技术与环境思想，就可望找到设计规律，为“中而新”建筑创作提供支撑。如何继承传统、创造中国的现代建筑，今天很有必要理解梁思成“中国建筑型范论”之真义。

1953年10月，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专题发言《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首次将西方古典建筑的模数法则“Five Orders”，翻译为“五种型范”。

梁思成指出：“中国的建筑也有我们的‘型范’，宋朝叫做‘法式’，清朝叫做‘做法’。除了官定的‘法式’‘做法’之外，各地民间也有自己的‘做法’或‘法式’”，“我们如果不熟悉自己建筑的‘做法’或‘法式’，我们似乎是不可能创造出一座新中国的建筑的” 。

“中国建筑型范论”是梁思成“中而新”建筑创作思想的核心理念，关涉如何认识中国建筑传统、如何认识东西方建筑设计基本方法诸根本问题。此论甫一提出，即陷入复杂境地。1955年，“对以梁思成为首的复古主义建筑理论的批判” 展开，此论遭到否定。时至今日，能否探明真义，仍是一大问题。

1 “型范”之发现

型范，是中国古代铸造业用语，指铸造金属器物之模具。中华先人铸造金属器物之法，包括泥范法和失蜡法。泥范法通用面较广，其施用步骤，依次为选泥、制模、制范、合范、浇注、打范、清理、修正。其中，依模所制之外范，可分为多个模块，能够不断复制，像活字印刷的字模那样作出多种组合。由此铸造的器物形制统一，和而不同(图1、2)。

▲ 1 侯马白店铸铜遗址H15出土的陶模、范

▲ 2 商代妇好墓铜觚

型范之制为铸造业大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1960-1961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马发现一处东周青铜器作坊，出土陶范3万多片，显示了两千多年前中华先人惊人的制造能力。在青铜时代，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发明这种将设计与铸造工艺融为一体的完整成熟的体系。

中国古代建筑亦以大规模生产著称，其采用的模数法是以建筑之一必要构件(宋式之材、清式之斗口或明间面阔)为度量单位(图3、4)，令所有空间为其倍数或分数，与型范之制颇有相似之处。西方古典建筑以柱径为模数的Order之制，亦与之相似，这应是梁思成译“Five Orders”为“五种型范”之故。此前，梁思成曾将其译为“五范”或“五种典范” ，多数情况则是直书英文。

▲ 3 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宋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图样要略”中图释《营造法式》以材为祖之制

▲ 4 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清工程做法则例大式大木图样要略”中图释清代斗口模数制

1944年，沈理源在其编译的弗莱彻《比较建筑史》之中译本《西洋建筑史》中，对Order采取了通用至今的“柱式”之译。梁思成则不予采用，其“型范”之译，包含了他对模数化设计的深层理解。

1924-1927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巴黎美术学院式(Beaux-Arts)建筑教育，该学院派教育奉Order为圭臬，要求学生必须准确掌握，熟练运用。

公元前32-22年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撰写的《建筑十书》已记以柱径为模数的设计方法。采用此法，可使建筑随柱径粗细之变化，等比例伸缩变造。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学者在整理《建筑十书》与古建筑调查基础之上，拟定完备的Order之制，形成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设计模数法则。

以设计形体之一部分为模数变造，乃东西方造型艺术通用之法。古埃及神像大小不一，却形制统一，就是以模数变造之结果(图5)。清乾隆六年(1741年)汉译《造像量度经》亦记模数变造佛像之法，有谓“从顶至足，分寸节度，皆有法则，纵横大小，毫厘不差” (图6)。中国古代医学以人手中指第二节为“身寸”度量人体，确定穴位，亦与之相似。“身寸”如同人体的模数，身高者“身寸”长，身矮者“身寸”短，同样是等比例伸缩(图7、8)。

▲ 5 古埃及神像模数分析图

▲ 6/7 佛造像量度图 / 中指同身寸图

▲ 8 “仰人尺寸图”与“伏人尺寸图”

深谙Order之制的梁思成，回国后开展中国建筑史研究，必然把探索中国古代建筑模数法则作为重大课题。他很快就取得了突破。1932年6月，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他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即结合辽代独乐寺建筑实测，准确释读了宋《营造法式》“以材为祖”之制，敏锐地指出，斗栱“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营造法式》记曰：

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广，分为十五分º ，以十分º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º，以为制度焉⋯⋯栔广六分º厚四分º，材上加栔者谓之足材。

梁思成给出解释：

“材”“栔”既为营造单位，则全建筑物每部尺寸，皆为“材”“栔”之倍数或分数；故先考何为一“材”。“材”者：(一)为一种度量单位(unit measure)；以栱之广(高度)，谓之“一材”。(二)为一种标准木材(standard member)之称，指木材之横断面言，长则无限制。例如泥道栱、慢栱、柱头枋等，其长虽异，而横断面则同，皆一材也。

“栔广六分º厚四分º”：其“广”即散之“平”(升腰)及“欹”(斗底)之总高度，即两层栱间之空隙；六分º者，“材”之广十五分之六也。“栔”为“材”之辅，亦为度量单位名称；用作木材时，则以补栱间之隙，非主要结构木材也。材栔二者，用为度量单位时，皆用其“广”(高度)。栔“厚四分º”者，材之广之十五分之四也。“厚”从不用作度量单位，只是标准木材之固定大小而已。

《营造法式》“以材为祖”模数制度由此破译。材、栔、分º皆建筑设计度量单位，斗栱之泥道栱、慢栱及所承之柱头枋，截面皆为一材；一材之大小分为八等，将材之高分为15份，即得1分º；栔为上下相邻两栱空隙之高，一栔为6分º。按照材的等级，以材、栔、分º为度量单位进行模数化设计，即可使不同等级的建筑等比例伸缩变造，生成乐律般空间秩序。

梁思成将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测绘数据折算成材值和栔值，再深究其构造之法，得出结论：“梁枋千百，其结构用材(structural members)，则只6种，其标准化可谓已达极点”，“以材栔为度量之制，辽宋已符，其为唐代所遗旧制必可无疑”。这一关键性判断，在1937年7月5日，因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唐代木构之发现得到证实。

独乐寺报告发表之前，梁思成已于1932年3月完成《清式营造则例》，释读了清工部《工程做法》，理解了以斗口为度量单位的斗口模数制。林徽因在为该书所作的绪论中指出：

以斗栱之一部为全部建筑物权衡的基本单位，如宋式之“材”“栔”与清式之“斗口”。这制度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以希腊罗马旧物作则所制定的Order，以柱径之倍数或分数定建筑物各部一定的权衡(proportion)，极相类似。所以这用斗栱的构架，实是中国建筑真髓所在。

1945年，梁思成发表《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将《营造法式》《工程做法》之模数法称作“文法”：“中国建筑的‘文法’是怎样的呢？以往所有外人的著述，无一人及此、无一人知道。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当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是一样的不可能”。曾在东北大学建筑系师从梁思成的张镈，如是评价业师的这一贡献：

20年代初期，美国流行“摩登古典”(Modern Classic)。梁师的授业老师保罗·克瑞特(Paul Cret)是代表人物。梁师重视这套基本功训练，1930年时由童寯教授承担教职。童师十分重视“学院派”的“五柱式”的模数制。要求同学能识、能画、能背诵如流，能按模数默画。这种严格训练，使我终身难忘。我后来逐步体会到，我国的宋《营造法式》和清《营造则例》经过梁师的提炼、总结，有了异曲同工之妙。没有深厚的功底，总结不出来这种能传之久远的科学规律。

张镈是北京人民大会堂方案实施总建筑师，经他现场主持设计，10个月内，17万㎡的人民大会堂从方案图成为了现实。张镈深有感触地说：

建国前，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出版了(宋)李明仲的《营造法式》，此书把木材按大者为材、小者为栔，分为八等。在预制装配工作上，只有八种型号的标准构件，即能解决宫室和民居的要求。它比我们早期学苏的全装配建筑，在构件型号上不知要减少多少。可以说是，用少而精的构件，装配成最丰富多彩的殿堂。这是在我国历史上拥有四大发明成果上的又一小小的第五发明。

“以材为祖”所代表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模数法则，定义了美的比例、筑的效率，梁思成强调：“治建筑学者必习焉” 。

2 法式探源

宋式“以材为祖”之制与清式斗口模数之制，确定了单体建筑比例权衡之法。如能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大量调查与测绘，积累相当规模的案例，就可望通过对此种制度的研究，沟通儒匠，贯通经史，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理念出发，找到建筑设计基本规律。1930-194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在全国15省220余县，测绘、摄影2000余单位，包括唐、宋、辽、金的木构殿、堂、楼、塔等近40座，砖塔数十座，即发力于此。

1943年，梁思成完成《中国建筑史》，对中国建筑结构系统之源流作了初步梳理，明确提出“结构技术 环境思想”研究体系，有语云：

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对此种种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乱一系建筑自身之准绳，不惑于他时他族建筑与我之异同。治中国建筑史者对此着意，对中国建筑物始能有正确之观点，不作偏激之毁誉。

他提出的“环境思想”，有其鲜明的思想指向：

古之政治尚典章制度，至儒教兴盛，尤重礼仪。故先秦西汉传记所载建筑，率重其名称方位，布署规制，鲜涉殿堂之结构。嗣后建筑之见于史籍者，多见于五行志及礼仪志中。记宫苑寺观亦皆详其平面布署制度，而略其立面形状及结构。均足以证明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固尤深于其他单位构成之因素也。

1941年，费慰梅(Wilma Fairbank)发表《汉“武梁祠”建筑原形考》，梁思成阅后致信评论：

你突然让我们意识到，这类为纪念死者而建的小祠堂，是中国在佛教传入之前宗教观念的体现。其中，宇宙、方位、道德(曾经的善行)、祖先崇拜(既往诸系帝王)、战功(战争场景)、五行观念、笃信好学、尊官重爵，等等，皆与生死、幸福、子子孙孙的观念糅合在一起，其所遵循的基本宗教甚至在今天的中国还是这样，必是当时中国宗教的整体面貌。一处小祠堂能够告诉我们的，超过了史籍巨帙，着实令人惊讶。徽因认为它的意义比我所说的还要多(这是必须接受的观点)——(徽因自己在这儿插入一行)“这个小祠堂没有主神，没有逝者尊贵的画像或塑像，却充满韵律地流淌着人性与万物生机，融为一个宏大模式”。

在1955年遭到批判、林徽因撒手人寰之后，梁思成向他的学生傅熹年作了这样的叮嘱：“中国古代建筑是延续数千年的独立体系，创造出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相应的规划设计方法。大到城市，小到单体建筑，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取得很高的成就，需要认真地研究总结。它既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可为今后建筑借鉴”，“目前有条件开展空前广泛的普查和分类分项的调查研究，但在已积累了很多资料的今天，比较异同、探索规律的工作也应提到日程上来，二者相辅相成，最后才能形成有史实、有理论、能总结出发展规律的建筑史著作” 。

时至今日，随着一代又一代学人前赴后继，相关领域研究持续深入，一大批成果涌现出来。我们已能看到，模数化设计贯通中国古代建筑之结构技术与环境思想，新石器时代以来诸多经典案例皆可为证，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与空间设计之精华所在。这也说明，梁思成提出的“结构技术 环境思想”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1) 支撑农耕文明的观象授时知识体系，催生中华先人的敬天信仰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人文与技术层面深刻定义了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制度。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发现距今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遗址，中华五千年文明于此获得考古学实证。冯时对这处遗址的圜丘、方丘所作的天文考古学研究与数理分析让人清楚地看到，祭天圜丘是以三重圆坛表示二至二分日行轨道，其平面设计采用规矩之法，以圆方方圆图组合而成(图9)。此种图式见载于《周髀算经》《营造法式》(图10、11)，形成《营造法式》所记“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圜径内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的√2:1关系；三重祭地方丘是以内方为模数外扩而成，与“以材为祖”之原理高度一致(图12、13)。

▲ 9 / 12 / 13 / 14

▲ 10/11 《周髀算经》圆方图、方圆图 /《营造法式》“圜方方圜图”

前文字时代中华先人业已建立的观象授时知识体系和宇宙观念，深刻定义了红山文化圜丘、方丘建筑制度。圆方方圆图所代表的天圆地方宇宙模式和仰观俯察天地之法，内蕴深厚的哲学理念，其圆径、方边之比，方斜、圆径之比，皆为√2:1；方圆合即天地合，天地合即阴阳合，“阴阳和合而万物生” ，这一比例堪称“天地之和比” (图14)。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中华先人对万物生养之哲学思考正是通过这样的图式直接呈现的，中国经典的美学比例导源于此。

陈明达所作《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图15)，傅熹年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与建筑设计模数之系统发现(图16)，王贵祥对唐宋建筑在立面与平面设计中存在的比例及其代表的天圆地方宇宙观念之发现(图17、18)，王其亨对“千尺为势，百尺为形”“积形成势”外部空间设计模数之发现(图19)，王树声对隋唐长安城平面规划内含等边三角形矩形模网之发现(图20)，皆可与红山文化对接，汇成一系建筑之浩大文脉。

▲ 15 陈明达绘“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图

▲ 16 傅熹年绘元大都平面分析图——以宫城之宽A与宫城御苑总深B为模数，都城面积为9A×5B

▲ 17 王贵祥绘宁波宋代保国寺大殿檐柱比例图，显示檐高与柱高之比为√2:1

▲ 18 “长宽比为√2的特点”图

▲ 19 样式雷“普祥峪菩陀峪万年吉地约拟规制地盘丈尺全分样糙底”图

▲ 20 王树声绘隋唐长安城规划设计方法分析图”

王南在近期研究中发现，在单体建筑、建筑群布局、园林、城市规划、器物设计等方面，古代匠人皆通用√2:1或√3:2；在确定寺庙建筑与佛像比例关系时，采用了以像为度、度屋构像之方圆作图法；“天圆地方”定义形态，“以材为祖”定义模数，二者相辅相成，通行不悖，融为一体(图21~23)。规矩之道贯通五千年中华营造。

▲ 21 王南绘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设计理念分析图

▲ 22 王南绘方圆作图基本构图比例：√2与√3/2

▲ 23 王南绘方圆作图基本原型√2矩形与√3/2矩型的近似作图法

2) 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设计是以天地自然环境为本体进行的统一设计，彰显支撑人类在东亚地区独立起源的农业文化与文明持续不间断发展最具基础性的知识体系与人文观念。

中国所在地区一万多年前独立产生了种植农业，意味着中华先人已准确掌握了农业时间。中国古代昼测日影、夜观星象之授时方法，皆须以《周礼》所记“辨方正位”为前提条件，由此产生了时间与空间密合的人文观念。中国古代以天文观测之天球坐标体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象征物(多取意山水)，对建筑或城市形成围合之势，构成摆在大地上的二十八宿绕北极之天文图。冯时论证揭示的距今65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是目前已知这类天文图的最早实物(图24)。此种承载了深厚的天文学知识、在中国古代传承有序的空间遗产，堪称农业文明发祥之“纪念碑”，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

中国建筑的宏大模式，我们已看得真切。

▲ 24 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平面图

3 “新一代之成规”

公元1100年，北宋将作监李诫编定《营造法式》进呈御览，写下如是忧愤之辞：

而斵轮之手，巧或失真；董役之官，才非兼技，不知以材而定分°，乃或倍斗而取长。弊积因循，法疎检察。非有治三宫之精识，岂能新一代之成规？ 

这样的忧患超越了时空，800多年后回荡在梁思成这一代中国建筑学人的心中，时值中华文明遭遇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无疑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1944年，梁思成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写道，“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建筑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则真是问题了”，“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 。

梁思成提醒中国建筑师应该“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质素”，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并“加以聪明的应用”，“不必削足适履，将生活来将就欧美的布署，或张冠李戴，颠倒欧美建筑的作用。我们要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

彼时，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国际式”建筑已通行各国，梁思成强调：“每个国家民族仍有不同的表现。英、美、苏、法、荷、比，北欧或日本都曾造成他们本国特殊作风，适宜于他们个别的环境及意趣。以我国艺术背景的丰富，当然有更多可以发展的方面。新中国建筑及城市设计不但可能产生，且当有惊人的成绩” 。

基于这样的思考，1945年，梁思成发表《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开宗明义地指出：

每一个派别的建筑，如同每一种的语言文字一样，必有它的特殊“文法”“辞汇”［例如罗马式的“五范”(Five Orders)，各有规矩，某部必须如此，某部必须如彼；各部之间必须如此联系……］。此种“文法”在一派建筑里，即如在一种语言里，都是传统的演变的，有它的历史的。许多配合定例，也同文法一样，其规律格式，并无绝对的理由，却被沿用成为专制的规律的。除非在故意改革的时候，一般人很少觉有逾越或反叛它的必要。要了解或运用某种文字时，大多数人都是秉承着、遵守着它的文法，在不自觉中稍稍增减变动。突然违例另创格式则自是另创文法。运用一种建筑亦然。

1946年，梁思成赴美讲学，次年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与他同任此职的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带来了他的现代主义建筑“文法”方案。

柯布西耶致力于回归人的尺度，在一个举起手臂的人的高度，作出两个正方形，再通过规矩作图，以西方古典建筑的黄金分割比不断分划，生成不同层级的模数网格，以为现代主义建筑订立比例法则(图25)。

▲ 25 柯布西耶“模度尺”

爱因斯坦对这套源出西方传统的“模度尺”给予这样的评价：“这是难以带来坏处、易于带来好处的比例尺。”柯布西耶颇为感慨：“有些人认为这个判断是非科学的。而在我看来，它显示了非凡的洞察力。这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对我们这些不是科学家而是战士的人的一个友好举动。科学家对我们说：‘这个武器直截了当：在尺寸也就是比例方面，它使你的任务更加准确无误’” 。

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科学家墨子亦对同样的努力给予了同样的评价，语见《营造法式》开篇“看详”所引第二条文献：

子墨子言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圜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悬。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依放以从事，犹愈于已。

在美的法则面前，东方与西方展开了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梁思成与柯布西耶在联合国大厦设计活动中的相逢，是东西方两大建筑传统的相遇。

▲ 26 马赛公寓墙体上的“模度尺”

1952年，柯布西耶以他的“模度尺”设计的马赛公寓建成并获得巨大成功，他将这把“易于带来好处”的比例尺刻入了这处现代主义建筑不朽的墙体(图26)，向世人宣告：古今建筑千差万别，美的法则亘古不变。这个不变的法则，正是梁思成在《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中指出的“专制的规律”。对这一规律，1953年10月，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这样的强调：

如同文法对于语言、文字之运用有一定的拘束性一样，“型范”“法式”“做法”对于材料、构件之运用也有它的拘束性。但在这拘束性之下，也有极大的运用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如同用同一文法，把词汇组织起来，可以写出极不相同的文章一样，在建筑上，每个民族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法式，可以灵活地运用建筑的材料、构件，为了不同的需要，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创出极不相同的类型，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

他试图以这样的理念推动“中而新”建筑创作，却陷入了复杂境地。那场批判之后，中国建筑之“型范”遭到了长期遗忘，梁思成学术之真谛遭到了长期误读。

人们已习惯于将那场批判贴上“大屋顶”或“方盒子”、复古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标签加以评说。可是，在形式与主义之上，还存在更高的、永恒的、民族的、文化的美的法则，这才是梁思成始终强调的。

中国建筑何以新一代之成规？诸多问题的解决，还须回到那场批判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