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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权专制统治的不满 在古斯塔夫三世遇刺后的几十年间，瑞典所走的发展道路越来越149 具有宪政色彩。不过，它在这条道路上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当仍然 是孩子的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Gustaf IV Adolph，1778—1837)继承 王位时，瑞典的政治未来似乎非常琢磨不定〇尽管原国王的兄弟卡尔 公爵（Duke Karl，1748—1818)正式担任摄政王，但政治权力实际却 掌握在古斯塔夫·阿道夫·鲁特祺尔姆男爵（Banm Gustaf Adolph Re- uterhohn)手中。他是一位政治家，曾在古斯塔夫三世统治期间由于政 见的对立被短暂囚禁，但此时他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支持。而这 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它导致欧洲的普遍军事冲突的爆发， 瑞典被迫要在这场冲突中选择一种立场。 最初，瑞典能够采取“武装中立”的立场，与它以前的敌人丹麦 结盟。不过，它目前所享有的贸易繁荣使它与旧盟友英国处于对抗状 态，后者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在经济上孤立和闲死法国。1801年，瑞典 的海军港口卡尔斯克兽纳受到英国海军的威胁，瑞典被迫妥协。然而， 此时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与一些不满的贵族之间的内部对抗导致了一 场政府内的冲突，并引发了国际政治的反响。这些矛盾不可能轻易解 决，前者是一位坚定的独裁者，在成年后于】796年继承王位，后者是 一些丨U]情法国举:命思想的贵族。瑞典国会于1800年在北雪平召开，会 议混乱无序，证明国王缺乏足够的支持。由此他拒绝冉召开任何这样 的会议，而对他统治的敌意在大范围的人口中不断加剧。在国王和国 会处于僵持状态时，不利情势由于瑞典与俄国关系的再次恶化进一步 严重，而这对芬兰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争夺芬兰的战争 几个世纪以来，芬兰一直是瑞典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在 国内和国外，它被许多人视为一块非常原始的土地，但它对路德教的 忠实和在东部边境与俄国的敌对状态赋予了它一种中心的地位，即在 瑞典进攻性军事战略中的屮心地位。此外，其中操芬兰语的人口越来 越多地吸引着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而这种兴趣是由该种语言 的芬兰乌戈尔语族的起源和他们被视为具有异域风味的民族而引起的。 在《北欧通史》知meine /Vozr/iscAe Gesc/i/Wjfe )中，德国历史学家 奥古斯特·路德维希·舒泽尔（August Ludwig SchMer)写到芬兰的 土著居民，指出：“如果芬兰人既不是塞西亚人或萨莫耶德人，也不 是匈奴人或希伯来人，那么他们究竟是谁？对，他们就是芬兰人，这 是我必须得出的结论。我对他们的族谱不会再作进一步的追溯，我不 知道在芬兰人与诺亚人之间有任何祖先上的联系。”但与此同时，芬 兰又被其他人描述为“欧洲的加拿大”，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土地，这 对它急剧增长的人口而言充满了经济机会。正像在新建国的美国一样， 欧洲殖民者与当地的土著“野蛮的印第安人”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埃 傅学院的教授亨利克·加布里埃尔·波尔坦（Henrik Gabriel Porthan, 1739—1804)能够在1789年坚持认为，“俄国人确实是亚洲人，而斯 堪的纳维亚人则是欧洲人”。因此，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俄国和瑞典 之间的决定性对抗将在芬兰决出胜负。 当然，瑞典此时还有其他敌人。因为到】805年，在俄国和英国强 大的压力下，瑞典在波美拉尼亚被迫卷入与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对抗。 诚然，瑞典本土逃过了法国的占领——这种占领使欧洲大陆大部分地1S1 区都遭到蹂躏，但当《提尔西特条约》（the Treaty of Tilsit)于1807 年签署时，俄国突然改变立场，与法国结盟。这样，在南部和东部， 瑞典突然受到孤立，无力阻止波美拉尼亚迅速被拿破仑的军队占领。 而更糟的是，俄国在1808年2月利用了这种情势入侵瑞典。那时，俄 军大约有24 000名士兵，在利沃尼亚将军弗雷德里希·威廉·冯·布 克斯赫夫登（Friedrich Wilhelm von Buxhoevden)的领导下；瑞典军 队仅有16 000人，在威廉·莫尔蒂茨·克林斯波（Wilhelm Maurtiz Klingspor，1744—1814)的领导下进行抵抗，但于事无补，因为援军 被封冻的波罗的海所阻。虽然瑞典避免了被法国军队占领，但它的南 翼和西翼遭到了俄、法两国的盟国丹麦的进攻，而这方面的威胁更大， 因为已经无法从其他地方抽调援军增援。尽管英国海军提供了援助， 使瑞典在芬兰的军队能够向西北撤到东波斯尼亚，等待春天到来重新 向南部发起进攻，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发生了 ·.有7 000人在卡 尔.奥洛夫·克朗施泰特（Carl Olof Cronstedt，1756—1820)领导下 驻扎在斯韦堡要塞保护赫尔辛基，但他们却突然投降了。这是一个重 大打击，尽管瑞典在东波斯尼亚的拉珀（LaPP〇)和萨沃的沃塔布罗 (Vina Bro)取得了胜利，但俄国人在芬兰占据了上锋。1809年初形 势进一步恶化，此时芬兰南部的沿海地区也遭到攻击。看到胜利就在 眼前，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该年3月强迫芬兰各等级在波尔沃 (Porvoo,瑞典语是伯尔加[BorgS])召开会议。在那里，他们被迫接 受他为大公，虽然附有限制条件，即他将尊重公国的内部自主性。和 约于1809年9月17日在哈米纳（Hamina，瑞典语是弗雷德里克斯哈 姆[Fredrikshamn])签署，瑞典将芬兰割让给俄国已经变为不可逆转 的既成事实。尽管大片土地由此而丧失，但沿东部边界存在的长期摩 擦大为减轻，而正是这些摩擦在几个世纪以来使俄国成为瑞典的世仇。 此后，瑞典与它以前的敌国俄国未再发生进一步战争。 不过，灾难带来了创伤，瑞典1/3领土的突然丧失使许多瑞典军 官对国王心存不满，他们联合起来策划了一场政变。卡尔·约翰♦阿】52 德勒克鲁茨（Carl Johan Adlercreutz, 1759—1815)上校是他们的领 袖，他是芬兰尼兰（Nylaml)地区的当地人。他们逮捕了古斯塔夫四 世阿道夫，宣布将他废黜。接着，国王的叔叔卡尔公爵恢复了瑞典的 摄政制。1809年6月6日，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被确立，王权专制统治 被搁S——这是自占斯塔夫三世政变以来一直实施的制度，旧的摄政 王被选为卡尔十三世M王。尽管新国王被批准有宣战和媾和的权力， 伹国务会议的权力被再次确立并加强。而且，瑞典国会正式剥夺f被 废黜的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后代的继承权，并将他流放，他最终死在 了瑞1:的圣加仑（St Gallen)。至于芬兰，它的丧失已无PJ*补救。 由丁·卡尔十三世此时已上了年纪，而且没有合法的子女，所以他 收养r丹麦王子、基督教徒奥古斯特·冯·奥古斯滕堡（August von Augustenborg)，选择他做继承人。不过，这位继承人突然于181Q年早 夭，尽管是出于自然原因，但却被许多瑞典人尤其是首都的人质疑。 当他的送葬队伍行进到斯德哥尔摩时，那里爆发了群众骚乱。国家警 察局局长小阿克塞尔·冯·费尔森（Axel von Fersen the Younger， 1755—1810)是皇后玛丽·安托万内特（Marie Antoinette)年轻时的 密友，与不受欢迎的、被罢黜的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关系密切。他在 送葬队伍中被从乘坐的马车上抓下来杀害了。骚乱最终平息下来，而 国王迫在眉睫的责任是选择新的继承人。这次他选择的是法国拿破仑 时期的元帅——以尚武闻名的让·巴普蒂斯·贝纳多特（Jean Baptise Bernadotte，1763—1844)。人们徒劳地希望，他有能力帮助瑞典重新 夺回芬兰并提高它的军事地位。尽管在那一年瑞典成功地与丹麦和法 国缔结了和约，但重新收回芬兰的目标却从未能实现。对新国王而言， 他将俄国视为一个必需的盟友而不是敌人，将芬兰公国让给沙皇，而 将注意力集中于未来对挪威的征服，所谓“1812年政治”的一个中心 特征就是这样的设想。那一年贝纳多特在土尔库与亚历山大一世会晤， 结果是瑞典与它以前的敌国俄国结盟，后者承认了贝纳多特作为瑞典 王位继承人的地位。他以卡尔·约翰这个新名字进行统治。 1812年，法国进攻俄国，贝纳多特与法国决裂，帮助俄国在莱比 锡战役中打败了拿破仑。他同时向丹麦统治的公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 斯泰因进军，以武力威胁丹麦将挪威割给瑞典，这一结果由1814年的 《基尔条约》（the Treaty of Kiel)予以了肯定。经过一系列在挪威举 行的军事战役和随后进行的谈判后，尽管挪威人民明显倾向由丹麦国 王统治他们，但挪威的王冠被授予了卡尔·约翰。虽然该国被承认有 它自己的宪法和国内政治、经济岛主权，时且与瑞典结成一种新的松 散联邦，侃这仍然不受挪威人民的欢迎。如果说决定战后整个欧洲解 决方案的维也纳会议（the Congress of Vienna)认可了瑞典新获得的 这块领土，表面上看似乎对瑞典杳利，但它却同样认可瑞典失去德国 北部的领土，所以在这项新的解决方案中普鲁士是赢家。 这些领土主要转归普鲁十控制，瑞典国内和国外的许多人都扼腕叹 息，其中最感惋惜的是德国艺术家卡斯帕尔·戴维·弗雷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 —1840)。他是在瑞典统治下出生的，作为瑞 典治下波美拉尼亚的格拉夫瓦尔德的当地人，他深受虔信派的影响，如 我们所看到的，该教派起源于德N和瑞典，而它所产生的影响要比瑞典 统治的政治遗产更持久。他在拿破仑战争激战正酣时创作的颇具影响的 台岑祭坛阃（Tetschen aharpiece)《跨越崩峰》（Cross in the Mountains， 1807年创作）是要祈求保佑瑞典人，而且是献给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国 王的。这幅画充满了象征意义，多次被瑞典人提到。在另一幅両作中， 他将自己年轻的儿子古斯塔夫描绘为一个充满激情的路德教徒，挥舞着 瑞典国旗，而且正是为纪念他如此钦佩的瑞典国王才为儿子取了这个名 字。最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瑞典的神秘主义者斯韦登伯格对他产生了最 大影响，但是通过哲学著作，而不是任何政治教条对他产生的影响。这 种神秘主义是瑞典人对他影响的核心所在，它最明显地表现在弗雷德里 希的风景両中，其中包含许多神秘的关联。他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正如 他本人所写的：“画家不仅应画出他所看到的东西，而且要画出他在内 心世界中看到的东西。如果他心中无物，那他就不应该作画……”像此 类的心灵暗示尽管影响很大，但却并未产生什么政治反响。的确，它是154 目前在这块土地上仍然保留的最后痕迹，那是瑞典在长达儿乎2个世纪 之久的统治中遗留下来的。 三、卡尔·约翰 伴随着卡尔十三世于1818年的去世，荷尔施泰因一戈托普王朝在 瑞典结束。接替它的位子，让·巴普蒂斯·贝纳多特作为卡尔十四世 约翰（Karf XIV Johan)登上王位。像之前的古斯塔夫三世一样，新 国王也对艺术和建筑感兴趣，但不如前者那么奢华，而是更实际一些。 他主要的意图是给他的新王朝以必要的支撑，在有益于这个目标的背 景下做出相应的装饰，赋予其历史象征意义。像古斯塔夫三世一样， 他也非常喜爱雕塑家塞戈尔。确实，在他作为皇太子时，他就曾于 1810年拜访过这位高龄的新古典主义者的工作室。8年后，在他执掌 王位时，他改变了在艺术风格上的偏好。在成为国王后不久，原来的 艺术家和雕塑家学院改名为自由艺术学院（the Free Academy of Arts)，他向它捐款1万瑞典圆。此时他的兴趣已转向法国，而不是意 大利的艺术风格。他和他的配偶德西德利娅（Desideria)王后都是法 国人，他们都沉浸于法国文化。据说，欧洲人都狂热地模仿马尔梅松 宫（the Palace of Malmaison)的装饰艺术，它是法国皇后约瑟芬（Josephine) 在巴黎郊外的住所，是由夏尔 ·拜西埃 （Charles Percier) 和 皮埃尔·弗朗索瓦·莱昂·封丹（Pierre-Frangois-L6onard Fontaine)设 计的，这种偏好扩及到了瑞典。它所蕴涵的政治象征意义和哲学表现 性，使它似乎成为传达新闰王希望强调的价值观的理想手段。因此， 卡尔·约翰的新罗森达尔宫（Palace of Rosendal)就从马尔梅松宫那 里汲取了灵感。它位于斯德哥尔摩郊外的皇家鹿园（the Royal Deer Park)内，由瑞典建筑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布洛姆（Fredrik Blom， 1781 —1853)于1824年到1831年设计建造。国王对该建筑的建设抱 有浓厚的兴趣，他亲自监督了部分T程的进行。最终它将新古典、哥 特和古斯堪的纳维亚元素融合在一起。对各种风格的兼收并蓄，使得 卡尔·约翰能够不仅将A己与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寓意联系起来，而且 也与北欧当地的风格相联系。例如，在图书馆中，一个罗马人西塞罗 (Cicero)的雕像被放置在古斯堪的纳维亚神海姆道尔旁边，他是作为】55 人类之父的神。与此类似，在红色沙龙（the Red Salon)中装饰的雕 像不仅包括马略（Marius)和苏拉（Sulla)这两位罗马国家的缔造者， 而且包括古北欧神奥丁，后者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象征，也是拿破仑的 前元帅喜欢将自己比作的人物。约翰·尼克拉斯·毕斯壮（Johan Ni- klas Bystr6m)或本特·厄兰.佛格柏（Bengt Erland Fogelberg)等雕 塑家此时都涌现出来，前者的伟大作品《作为战神的卡尔·约翰》 (Karl Johan as Mars，1816年）被用于装饰斯库克洛斯特城堡，后者 是奧丁神雕像的创作者。两人都深受瑞典诗人埃里克·古斯塔夫·盖 谢尔（Erik Gustaf Geijer，1783—1847)的影响，而后者还是乌普萨 拉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是将哥特式风格与古北欧神话联系在一起的关 键人物。在这方面，他受到珀尔·亨利克·林格（Per Henrik Ling， 1776—1839)的帮助，后者是所谓的“瑞典体育运动之父”。林格的 《埃达诗的象征》（Symbols of the Eddas)是又一部有助于培植19世 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认同的重要作品，这种认间有別于地中海世界由 古典文化所激励的认同。 出于相同的原因，卡尔·约翰也要使挪威获得适当的修饰，其时 他已凭借拿破仑战争的解决方案成了那里的国王。他下令在首都克里 斯钦尼亚（Christiania，现在的奥斯陆）的一个至高点建造皇宫，它下 面的一条街道被恰当地命名为卡尔·约翰街，这项工程在19世纪20 年代启动。与此同时，在瑞典，他参与了瑞典最大图书馆卡洛琳纳· 雷迪韦瓦（Carolina Rediviva)在乌普萨拉大学内的建造工作，这个馆 址是他在1812年选定的，尽管那时他还只是皇太子。这些建筑不仅是 卡尔·约翰建筑和审美偏好的重要见证，也是他自身政治和社会观念 的体现。他能够将这些与新的瑞典意识相结合，它们的灵感源自浪漫 主义的文学和艺术风格，而这在那时是时兴的。此时，国王的许多臣 民首次开始将他们自身视为公民而不是臣属，要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发 挥积极的作用。 插图10 作为战神的卡尔·约翰国王的雕塑（1816 年）。约輪·尼克拉斯·毕斯壮创作，放置在斯库克洛 斯特城堡。卡尔·约翰是一个新王朝的缔造者，该王朝 直到今天仍然统治着瑞典。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元帅让· 巴普蒂斯.贝纳多特（1763—1844)以卡尔·约翰之名 出任瑞典国王，他热衷于将自身与古典和古北欧的神和 英雄联系在一起，他们那时激励着北欧大部分地区文化 的发展。由他授命完成的雕塑、绘画和建筑所暗示的寓 意提供着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不过，卡尔·约翰留给瑞典最重要的遗产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 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即他采纳了政治中立的政策。这种立场在当时的 国际法中并没有基础，就像瑞士的中立是由维也纳会议承认，在〗815 年后实现的；比利时是在1830年以后实现的。它应当归功于国王本人 的首创精神和对这种立场的长久坚持。他在1843年发布了一份备忘 录，确认这种“严格和独立的中立政策”，这是他在执掌王位后为他 所人籍的国家制定的政策。但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奥斯卡一世（Oscar I)及后者的儿子P尔十五世（Karl XV)，对这种立场的倾心程度则 要低得多。但是，他政府的许多成员以及民意支持他，促使这种政策 延续下去。而且它那时已经有迹象与不断增强的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 (Pan-Scandinavianism)呼声相结合，后者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流 行的一种寻求与北欧国家在政治上联合的倾向。尽管19世纪40年代 末的革命及其后果导致瑞典中立政策的暂时中止，但它的持久性经受 住了考验，这一中立政策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 四、经济发展 在拿破仑战争结朿后的几十年间，瑞典仍然是一个农业主导的社 会。瑞典的农业革命开始于〗9世纪中期，给社会带来重大的动荡，但 这些问题大体已经解决。不管怎样，1827年颁布的新法律，即所谓的 圈地（laga skifte)，部分原因是由于农村地区持续的人n过剩引发的， 它的结果是小块农业用地合并成较大单位。这就要求那些甚至在边远 地K居住的农民也需离开他们的家乡，在新开垦的土地上重新安家， 由此来提高效率。而此前的法律并未包括这些地K。由于这些在农村 发生的变化，旧的组织农业生产的村社团体已经过时，它被新的资本 主义公司所替代。 效率和生产率成为座右铭，激励那些在政府圈中的人进行调査研 究，而后引进最新的技术成果，这在农业和工业生产中都是如此。他 们认为，这是瑞典城乡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政府于1801年派 遣公务员亚伯拉罕·尼古拉斯·艾德尔克兰茨（人1^11〇111抑(^8£如1- cmntz，1854—1821)出国考察，获得有关新涌现的技术方面的知识， 并研究如何将它们应用于瑞典。作为这种主动学习的结果，他带回了 一种新改良的光信号技术及4台蒸汽机，前者是由法国人克劳德·乔 皮（Claude Choppe)首先开发的，后者是由斯科特·詹姆斯·瓦特 (Scot James Watt)发明的。蒸汽机立即被投入实际应用：其中一台很 快就被用于为利迪格（LidingW的一家纺织厂提供动力，利迪格是斯 丨58德哥尔摩的一个郊K。其他两台被用于为首都的酿酒厂提供动力，第 4台为丹内马拉（Dannemora)的一个矿井提供能量。 与瓦特一道工作的萨缪尔·欧文（Samuel Owen, 1774_1854 ) 来到瑞典，为瑞典的技术发展提供了帮助。他也是在英国出生的，是 一位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定居在斯德哥尔摩后，欧文订购了第5台 蒸汽机来为首都国王岛（Kungsholmeii)上的一家工厂获得动力。到 19世纪30和40年代，大量棉纺厂以这种方式来提供动力，它们在瑞 典的许多城市发展起来，包括北雪平、哥德堡和布罗斯（Bods)。这 些丁.厂所需要的棉花是从美国南部的各蓄奴州进口，一直到1861年美 国内战爆发。 作为将瑞典所需的财富和商业技巧带进来的一种途径，更多的犹 太移民被鼓励来瑞典。他们在北雪平、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定居。一 些新到的移民是在德国居住的富裕犹太家庭的子女，他们通常来自以 前瑞典在西波美拉尼亚的领土以及相邻的梅克伦堡。到1815年，大约 有800名犹太人居住在瑞典。他们在商业和贸易方面、尤其是在纺织 业方面的才智被证明对这个国家的经济非常有益，致使他们逐渐被授 予更大权利。到1838年，曾经加诸于他们身上的绝大部分限制都被 取消。 造纸业也在这一时期获得显著发展。新的丁.业机械在19世纪初被 引进，这些机械是根据尼古拉斯一路易·罗勃氏（Nicholas-Louis Rob- ert)于1799年在法国的发明制造的。它大大提高了质量，降低了成 本，并增加了产量。结果，人U稀少但树木繁茂的诺尔兰地区成为企 业开拓的新边媼，吸引了许多人从事这种产业。 交通的改善也在这一时期实现，这对整个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尤其是这一时期运河的建设，它大大便利了商品从瑞典内陆地区向沿 海地区的运输，从国界这一边向另一边的运送。塞德特里耶运河 (The Siider^lje Canal)于1806年开始建设完工于1819年；亚尔马 运河（the Hjalmare Canal)完工于1830年；最重要的是约塔运河，完 丁于1832年。约塔运河的修建计划是由苏格兰土木工程师托马斯·特16〇 尔福德（Thomas Telford)根据英国原型设计的。约塔运河将瑞典的 北海沿岸与波罗的海沿岸相连接，从西部到东部的路程大约347英里； 它的建设由6500多名士兵完成，由陆军元帅巴尔察·冯·普拉敦 (Baltear von Platen, 1766—1829)指挥。这位元帅是前瑞典属波美拉 尼亚的总督和后来的挪威总督。这项工程花了 40多年才完成，而且是 在冯·普拉敦死后才完工的。但那时它已被证明是一项昂贵而低效的 工程，不仅因为河水在1年的至少1/3的时间封冻，大大降低了它的 利用功效，而且因为瑞典的铁路时代在此后不久就将到来，它提供更 廉价和有效的替代形式，并且可以全年利用。 正是铁路真正使瑞典的内陆地区向外部开放，新的城冈沿着铁路 线迅速发展起来。据说，斯德哥尔摩被证明是主要的受益者，它吸引 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工人。甚至早在1815年，即在铁路时代到来前的一 些年中，它就自夸有大约10万人，在人口数量上可与哥本哈根相比 肩，由此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两个人口最稠密的大都市之一，当然 更是瑞典最大的城市。这种新贏得的重要地位依赖良好的运输系统来 确保它的发展和繁荣，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基础设施的显著改 善。如果没有劳动力持续不断地进人首都，它不良的卫生状况、不利 于健康的环境条件和低出生率，不可能使它的人口实现A我增长。但 当劳动人口能够维持生存并且不断增加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需 要新的解决办法。新的限制因素的出现是由于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 能适应工业时代新的需要和要求。不仅是在首都而且在许多其他城市 和地区，像手工业行会和封建社团等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因为已不能 吸纳这些新到来的人而变成发展的障碍，结果最终被废除，这导致一 种更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五、卫生与健康 与改善交通和技术发展所采取的方法类似，瑞典同时启动了有条 不紊的步骤来提高公众的健康。其结果是，已开始在减少疾病发病率 上取得重大进展。英国的有关“什么样的创意对改善卫生与健康最有 效”的论著在瑞典引起巨大兴趣，这在行政管理圈和学术界都是如 此。结果是采取的新举措都奠基于最新的医学理论。正如我们上面看 到的，瑞典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在1801年引人疫苗接种以防御 天花。而直到此时，许多受害者的命运仍不仅由于疾病本身致命的后 果所决定，而且还受它引起的恐慌所影响。例如，一位在拉普兰的托 尔尼奥（Tomea)行医的内科医生写道：“在传染病开始流行时，几个 萨米家族迁移到挪威。对他们而言，将老人遗弃在家中或将那些被传 染的亲戚遗弃在路上，听天由命，这并不罕见。”确实，不仅那些远 房的亲戚被抛弃，而且丈夫、妻子和孩子也可以是如此。 到19世纪20年代，疫苗接种在法律上已经成为强制性的，所以 接种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致天花感染率显著下降。在18世纪90年 代，瑞典在10年中死于这种疫病的人数曾达到41 000人；但到19世 纪20年代，根据那时的教会记录，死亡人数下降了 90%还多。事实 上，到那时，已有不少于3/4的瑞典儿童接受疫苗接种，相比欧洲其 他国家的接种情况，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据说，这个国家的各个地 区在受益程度上并非均等。在遥远的拉普兰，疫苗接种首次被引人是 在19世纪20年代，大大晚于其他地区；而且它在这里的功效也并不 明显，因为在未进行疫苗接种的情况下，这种疫病的死亡率在前一个 10年就已经显著在下降，其中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 在1809年专制制度垮台后，市民社会的产生更多地是基于公民的 权利，因此国家采取了广泛的创意来改善各个方面的健康和医疗服务， 其中许多是继续以英国为榜样。结果，在整个19世纪，许多新的医院 被建成。这种趋势与瑞典国家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化进程是一致的。 因此，新医院的建设主旨是鼓励在大城市附近建立大的医疗机构，以 替代过去散布于各地的较小的医院。例如，乌普萨拉附近的乌勒阿克 尔医院（Ulleraker),从19世纪30年代就开始收治远至韦斯特罗斯、 甚至更远地方的病人，而且能够对他们做出更有效、更低价的治疗。 在治疗和护理方面的改革也在这一时期被引人，这是在诸如法国 人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等国际改革家的影响下实现的。 皮内尔是法国毕希特（Bistre)精神病院的住院医师，他的《精神错 乱或癒狂的医学和哲学理论》 (TraitS m6dico-pMosophique de I ’ a//如a"on /nenfafe; ou 7a )出版于1801年，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鼓励对精神病做出治疗，而不是单纯的禁闭。作为他发起的运动， 观光客不再被允许参观精神病院来以观看病人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在 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丹维克精神病院等都在19世纪20年代进行了重大 修缮，以为每个病人提供更大的空间。 这时还建成了许多新的医院。在斯德哥尔摩汉特沃卡戈坦（Ha- ntverkargatan)的部队医院，是由非常富有创造性的建筑设计师小卡 尔·克里斯托弗.约尔维尔（Carl Christoffer Gjiirwell the Younger， 1766—1837)设计建造的，他是根据“理性主义”原则设计的，将宿 舍和病房分置于一个中心通道的两边，那些房间都在一个正门后面, 正门被装饰成一个宽的有多根多利安式门柱的中心门廊。它于1834年 开门营业，成为那个时代的一所模范医院，一直使用到1969年。 尽管天花的发病率在急剧下降，但其他长期肆虐的疫病仍在瑞典 继续为害。在瑞典沿海岸的沼泽地区，尤其是东南部满布沼泽的地区, 疟疾从远古以来就是长期流行的地方病，每年都会传染数万人。当其 明显症状暂时减轻时，也是使人们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虽然如此， 163但它在瑞典造成的灾害要比在瑞典位于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圣巴特勒米 岛造成的危害轻微得多，这是依据患者相对于人口规模的比例而言的。 在殖民地，源于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的死亡率特别高。在1805年到 1815年间来到殖民地定居的33位瑞典人，有29名在那个时期结束时 已经死亡，而且主要是由疟疾致死的。黄热病甚至更严重，病菌是定 期由到达它的首都古斯塔维亚港口的船只带进来的，对当地居民尤其 是那些出身欧洲的居民带来毁灭性影响，却没有产生任何基因上的抵 抗能力。 这种疾病也在瑞典国内引起恐慌。黄热病在美国的北方港口（如 波士顿等地）爆发的消息传到哥德堡后，当地政府采取措施阻止船只 在那里登岸。政府于1834年在哥德堡列岛中的坎索岛（Kam6)设立 检疫站，对来自西班牙在美洲大陆殖民地的船只进行疫病检查，它们 满载着腌制瑞典绯鱼所需要的盐。每当那里的传染病产生威胁时，船 只就被迫转向到坎索岛接受检査。幸运的是，黄热病并没有在瑞典爆 发，但另一种同样严重的新传染病霍乱却爆发了。 霍乱病菌是于1834年由船只首次带进瑞典的。哥德堡成为最早的 受害地区，在大约儿个月内有1/10的人口死于这种疾病c此后不久就 是斯德哥尔摩遭难，但较为幸运的是，它的死亡率仅有哥德堡的一半。 遥远的农村地区大体幸免于这种疫病带来的灾难。尽管设立了 12个暂 时医院来医治这些患者，但在这种传染病肆虐瑞典期间，仍有12 000 多人丧命。到秋天时，霍乱的发病率开始下降，但1850年再次爆发， 肆虐了许多港口城市，而农村地区再次相对地未受影响。霍乱的流行 清楚表明需要改善城市地区的卫生设施，普遍建设污水排放管道、引 入来0清洁水源的管道供水与普遍使用抽水马桶等。作为这些改善的 结果，稍后一些传染病尽管跨越波罗的海肆虐了俄国和德国，但却没 有进一步袭扰瑞典。 性病传染也是瑞典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结 朿后由于感染此类疾病的士兵和海员回国而加重。尤其是梅毒成为一 种严重的问题。为了抑制它产生长期影响，政府在全国设立许多诊所， 由1815年为此目的而征收的一种特别税提供资金。 据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瑞典人饮食的改善有助于培养较高 的抵抗力，可以抵御广泛的疾病。尤其是马铃薯在这个时期的种植被 证明对农民是一种恩赐，它为农村地区的大部分穷人提供了更好的营 养，特别是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马铃薯被视为谷 物最好的替代物，谷物的进口是由于英国在1807年到1814年间的封 锁而变得困难。自1816年以来能够合法地从马铃薯中蒸馏酒精只是一 种额外的收益。 六、对妇女限制的逐渐放宽 尽管不断拓展的交通联系带来了传染性疾病而威胁到瑞典，但扩 大联系也带来新的收益，尤其是就业机会的增加。的确，妇女支配她 们自己的生活，寻求她们所希望做的有报酬的工作，这种自由也有赖 于交通状况的改善。汽船引入瑞典，既方便了旅行，也便利了迁移， 尤其是在19世纪20年代航线实行固定时刻表以后。这些交通路线既 有国内的也包括国际的：1836年引人了将斯德哥尔摩与其他波罗的海 诸港口相联系的固定交通服务。同样重要的是，济贫法（Poor Laws) 在19世纪40年代被放宽，取消了对改变居住地点的限制，由此鼓励 了工人向城市地区大量流人，在那里他们能够获得更广泛多样的工作 机会。更具体地看，取消这些限制使许多妇女能够离开家，脱离家务 劳动去寻找工作：到工厂做工，甚至是去当妓女。 社会道德观念也变得更为宽容，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和殖民地。在 圣巴特勒米岛，欧洲妇女是人口的极少数，纳妾几乎成为一种社会时 尚，而纳妾对象几乎都是黑人或混血妇女。来自圣母升天教堂（the ·« Church Lady of the Assumption)的当地天主教牧师对这种状况提出异 165议，但没有用；该教堂建于1829年，是为当时占人口多数的天主教社 区服务的。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y)是古斯塔夫三世 的一位宠臣，他由于参与安亚拉叛乱（the Anjala Mutiny)而被流放 到殖民地。正如他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所有人都劝他纳一个黑人 妇女为妾，因为这对在炎热得使人无精打采的气候下维持健康是非常 必要的。对那些渴望在殖民地结婚的人而言，婚礼配套服务都成问题， 因为经常找不到牧师来主持婚礼仪式。因此，在19世纪20年代，由 于缺乏牧师导致许多未婚夫妇开始家庭生活。连总督都认为，引人某 种形式的公证结婚是合适的。 七、圣巴特勒米岛经济的崩溃 伴随拿破仑战争的结束，那些使瑞典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保持 繁荣的有利条件突然消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即 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诸港口的正常贸易在过去由于战争而受到了影响， 丨fif这时都恢复了它们的商业活动，从而抢走了圣巴特勒米岛的生意。 其他问题也困扰着殖民地：由于新的更廉价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的 开拓，蔗糖和棉花的价格急剧下降，不仅在圣巴特勒米岛，而且包括 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都成为这次加勒比地区经济大崩盘的受害者。 许多奴隶在1817年的饥荒中被饿死。尽管那里在1818年后仍有与西 班牙在加勒比地区沿海殖民地的贸易，但相邻的丹麦的殖民地圣克鲁 瓦（St Cmix)和圣托马斯（St Thomas)也成功攫取了圣巴特勒米岛 以前的大部分生意。 据说，在殖民地也有一些积极的发展。例如，在随后的一呰年中 进口了一台印刷机，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开始发行。尽管如此，持续 的经济下滑导致瑞典政府考虑将圣巴特勒米岛和圣马丁岛出售，但并 未采取重要步骤来实现这一目标。贸易的不断减少仍在继续，尤其是 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1825年的棉花出口是150包，而1826年 就仅有80包。由于传染病和飓风的肆虐，殖民地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1834年的大腿风仅在圣巴特勒米岛就摧毁了 200多间房子，使40多名 居民丧命。新的经济冒险活动也不成功：从马德拉群岛（Madeira)引 入葡萄种建立葡萄园的尝试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结果，殖民地在随 后的几十年间走向衰落，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它 所面临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圣巴特勒米岛的生活组织具有加勒比地冈其他地方的典型特征， 而非常不同于瑞典国内的生活，后者拥有单一的欧洲种族构成。在殖 民地，种族区分通常就决定了每个个体的法律地位。其原则是简单的： 任何具有非洲或混血血统的人都被视为奴隶，除非拥有特殊的文件宣 布他或她自由。因此，以下通告那时候在该地区是非常典型的：这是 一个非洲男童理査德·克鲁普（Richard Crump)，他将丁· 1815年以公 开拍卖的形式出售，“为了国王的利益，如果从这个日期算起3个月内 不被认领，那么将证明他在法律上是自由的”。 八、教会 在加勒比地区，奴隶制这种“独特的制度”如果是以一种在道德 上负责的方式运行，即以启蒙价值观为指导的话，是被瑞典的路德教 (以及天主教和英国国教）视为可以容忍的。尽管今天看来，这种态 度似乎是与启蒙运动的意义相矛盾，但在那时，这绝非事实。在19世 纪20年代的瑞典国内，大部分教士日益将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视为是 一种启蒙，但绝非是现代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启蒙。它乃是对教会干净 无污的强调。没有哪位教士比厄斯特拉博·泰格奈尔（Esaias Tegn6r, 1782—1846)更以这种使命为己任。作为隆德大学的古典学教授，他 从18世纪德国新古典理论家和美学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那里 获得了灵感，蔑视神秘主义。被任命为韦克舍（Vaxj6)的主教后，他 排斥带有阴郁和迷信痕迹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而努力确保瑞典的教堂 变为明亮和通风的建筑，有宽大的窗户让光线进入。他热诚呼吁毁坏 老式教堂，为建立一些人称之为“谷仓”（bams)的新式教堂腾地方。 他的丰富著述中的大部分都反映了这种信念。最著名的著作《弗里蒂 奥夫传奇》saga)出版于1825年，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史 诗，从冰岛传奇中汲取灵感，但注人了基督教的玄学。 这一时期，许多教会人物都采取更为积极的方式同社会弊病作斗 争。减少酗M人数在他们的日程中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它在瑞典一直 是一种祸害，尤其在诺尔兰地区问题更为严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那时发起了各种戒酒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由拉尔斯·列维·莱斯塔 迪乌斯（Lars Levi Lsestadius，】806—1861)领导的。他是一位深人萨 米族人中的传教上（他本人具宥该族的一些血统）和卡尔施塔德 (Karesuando)郊区的牧师，卡尔施塔德在芬兰和瑞典边界的穆奥尼奥 (the Muonio River)河边。莱斯塔迪乌斯具有瑞典教会福音教派的价 值观，正是这个教派在北方地区最受欢迎，尤其在倡导戒酒运动 (temperance movement)方面〇 与其相比，在南方地区，更强调圣礼的“髙教会派” （high church)地位突出，它以隆德主教K和大学城为中心，以牧师亨利 克·萨尔图（Henrik Schartau, 1757—1825)为代表，该教派鼓励在 做礼拜时有更丰富的礼仪，同时也更积极地重新评价路德教会的天主 教来源。而其他人则寻求一种中间立场，试图将两种教派的教义相融 合。在这方面，约翰·奥洛夫·瓦林（Johan Olof Wallin)大主教发 挥了主要作用，他出版于1819年、备受好评的《圣咏集》（Psa/ni )吸纳了两种教派的长处，尽管路德教会两个教派间的斗争仍在 继续。乌普萨拉是福音教派的中心，隆德是高教会派的中心，但前者 越来越占据优势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它受到组织得越来越好的传教 运动的帮助，该运动努力传播以福音书为基础的启示，不仅在瑞典的 草根人口当中而且是在世界各个角落传布。 当许多瑞典的传教士将他们的信仰向非洲和中国传播时，新的宗 教运动也从国外传播到瑞典。从英国传入的卫理公会教派传播到瑞典 的大部分地区，它是由苏格兰传教士乔治·斯科特（George Scott)传 入的。尽管教会和世俗的地方机构将它视为一种分裂社会的力量予以 怀疑，但它对节欲的强调在许多瑞典人中受到欢迎。 浸礼会同其他各种自由教会一样长期被排斥在瑞典之外，它强调 成人的洗礼，通过美国传教士的布道活动传人瑞典。浸礼会被视为一 种比卫理公会运动更革命的教派，遭到当地机构更大的敌视，许多地 方机构以有害瑞典国家为名禁止它的传教活动。共产主义福音派构成 了传教运动的极端一支，他们在脾气暴躁的福音派教徒埃里克·延森 (Erik Jansson)的率领下于1846年离开海尔辛兰去了美国的伊利诺伊 州，其他人也尾随而去。不过，政府和教会最大的怀疑和敌意并非针 对这些新教中的更极端的教派，而仍然是针对传统的罗马天主教会。 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禁止土生瑞典人从事该教的宗教活动，否则将 予以严惩，包括流放和没收财产。 九、教育 在1686年的瑞典教会法颁布后，识字开始在全国广泛普及。此 时，特别是英国，为在普通人口中扩展教育提供了榜样。这种趋势在 1809年以后得到加强，建立了许多社团和协会来推进教育的普及。据 说，大多数瑞典人的教育，不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仍然掌握在瑞 典路德教教士手中，并且通常是由私人提供资金。尽管在农村地区受 教育的范围非常有限，但在斯德哥尔摩发展得很好。事实上，在首都 有100多所这样的学校，其中大部分还为富裕家庭的子女提供食物。 但是政府办的学校却非常少，在同一时期的斯德哥尔摩仅有12所，而 且相比私立学校，它们更多关注具有实用性的科目。只是到1842年, I69由国家主办的教育才得到显著扩展。此后，读写能力在普通人口中得 到了迅速扩展。 甚至在海外殖民地圣巴特勒米岛，教育的发展也得到鼓励。在19 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一个石头砌成的学校就在首都古斯塔维亚建成 了。不过，人口中的语言差异以及热带气候的严酷，最终使它关闭， 该建筑也变成了一所监狱。但私立教育继续由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 天主教会派往该岛的男女教士提供，因为居民的大多数都是天 主教教徒。据说，新成立的瑞典宣道团（the Swedish Missionary Society) 为殖民地富裕的新教家庭子女建立了两所学校，一所招收男童， 一所招收女童。至于普通的自由民、黑人和混血奴隶，则由以伦敦为 基地的卫理公会教士协会在这里建立的学校，为100多名此类儿童提 供教育，该教派有着普遍解放的纲领。这些学校提供的教育是卓有成 效的，因为该岛总督于1824年对学生进行测试后赞扬了他们的工作。 不过，对绝大多数人口而言，具有读写能力的人还是非常少，在整个 瑞典统治时期许多奴隶被排除在受教育范围以外。因为，许多奴隶主 担心，奴隶获得读写能力将使他们造反的危险增加。 十、文学 伴随着读写能力在大多数瑞典人口中的普及，文学——既包括历 史著作，也包括纯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也获得显著发展。由埃里 克·古斯塔夫·盖谢尔撰写的3卷本的《瑞典人民史》(Svenska ，出版于1832到1836年间）由于对瑞典人民持一种民 族浪漫主义观点而备受关注，它在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年轻时，盖谢尔帮助创建了哥特协会（G5tiska F&bimdet)，并为它发 行的杂志《靑春女神》（Wum )贡献了许多文稿。这就为重新评价瑞 典的历史渊源埋下了种子。 诗人帕·丹尼尔·阿玛迪斯·阿特博姆（Per Daniel Amadeus At- lerbom，1790—1855)也在这种新运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首先是于 170 1807年帮助创建了茌艺术领域引领潮流的社团“北极光”（AunmOo 同时，他也是其他相关创新活动的关键人物，包括出版报纸《博里 芬》（Polyfem，1809—1812年发行）和《启明星》（Phosphorus， 1810—1813年发行），它们都倡导新浪漫主义的哲学和美学价值观。 他尤其专注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奉献了一部最著名的抒情作品《欢 乐岛》0 ),它作为一部寓言出版于1823年。他于 1828年被任命为乌普萨拉大学哲学教授，7年后被任命为美学和文学 教授，他推进了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介绍给瑞 典年轻一代的丁作。 尽管存有争议，但该时期最伟大的一位诗人是埃里克·约翰·斯 塔格奈利乌斯（Erik Johan Stagnelius, 1793—1823)。他出版于 1821 年的诗作《雪伦的百合》（Li7>r / Sanwi )最受欢迎，这是一部寓言 作品，描述了在一个充满死亡和堕落的世界中人类灵魂如何冲破束缚 的尝试。处于同等地位的还有约翰·路德维格·鲁内贝格（Johan Ludvig Runeberg, 1804一1877)，他是说瑞典语的芬兰人，在瑞典以及 芬兰都具有重要地位。他以对操瑞典语的农村人的理想化描述而闻名， 他自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诗作就是要唤醒他们。稍后，他的诗作 《恩塞恩·斯塔尔传奇》（F如WJt Sfils S%ner，创作于1848—1860年 之间）集中描述了 1808—1809年的瑞俄战争，它在波的尼亚湾两岸非 常受欢迎，成为增进瑞典人和芬兰人民族认同的文学作品。 就散文而言，卡尔·乔纳斯·罗夫·阿尔姆克维斯特（Carl Jonas Love Almqvist，1793_1866)作为《阿穆丽娜》〇4朋奶Via ,它首次出 版于1822年，但在1839年出版了修订本）的作者无疑是取得了最大 声望，但同时又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这是一部抒情小说，最初集中 阐发他有关ft由意志是一种虚幻的信念，但在接下来的一些年中他对 这部作品进行了修改，使它的调子更温和，以便再版时较少引发争议。 他于1837年被任命为路德教牧师，但1841年教会以道德败坏的罪名 强迫他放弃了教职。稍后对他提出了性质更为严重的指控：1815年， 他被指控谋杀了一位债权人。他逃到国外，移民美国。他于】865年回171 到欧洲，去了德国的不来梅而不是瑞典，并于第二年死在那里。他为 瑞典文学留下的遗产就是对现实主义的新的关注，这是他的许多作品 所试图唤起的，而这种新的发展趋向在芬兰也受到鲁纳贝格的推动。 在这一时期，3位女小说家也取得了巨大声誉。其中最著名的是 弗雷德丽卡·布雷默尔（Fredrika Bremer，1801 —1865)，她是一位能 讲瑞典语和芬兰语的作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斯德哥尔摩，但 1849年她到美国作了长期旅行。在那黾，她作了广泛的游历，甚至于 1851年访问了那时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古巴，而后返回瑞典。她最著名 的一部作品是《赫塔或一个灵魂的故事》（Herf/za e/7er en sy沿s Msfo- -),出版于1856年，是一部悲观厌世的小说，哀叹对个人自由的诸 多限制，这些限制是她那个时代的许多妇女被迫忍受的。瑞典最重要 的妇女组织后来将她的书名作为该组织的名称来纪念她。她的另一位 同胞索菲·冯·克诺琳男爵夫人（Baroness Sophie von Knorring， 1797—1848)，在自身作为瑞典贵族的生活经历中寻找小说的主题。她 的小说《表兄妹》)出版于1832年，是这类小说中非常 有洞察力的一部，尽管她稍后的一拽作品更多关注的是那些出身卑微 的人物，像《雇工和他周围的人》（77ie CoWager am/ /n's )。艾 米莉·弗莱盖哑一卡伦（Emilie Flygare-Carl6n，1807—1892)从布胡 斯半岛选取她的小说主题，她在1839年和家人迁到斯德哥尔摩之前一 直居住在那里。她的这些作品充满了当地色彩，刻画了瑞典西南海岸 渔村的生活。她的小说《提斯代尔岛的玫瑰》（fiose/i pJ )出 版于1842年，是她此类题材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她是她那个时代最 受欢迎和最多产的一位作家。这些作品是追求归女权利不断增加的运 动中的第一批文学成果，该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妇女最终获得完 全解放，而瑞典争取民主宪政的斗争也最终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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