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丰二年，大文豪苏轼惹上了大麻烦，一向宽厚待人，在历史上颇有好评的宋神宗要拿他问罪。都说在好脾气的皇帝底下好做事，但如果老实人发了火，其实更不好对付。 这个麻烦，首先是苏轼自己惹上的。此时王安石变法其实已经失败，王安石被罢相外放，而宋神宗并不服输，以改制的名义单干，仍然打击反对变法的人。苏轼因与王安石不和，同样也在打击范围之内。  这一年，他由徐州调任湖州，便例行公事地上表谢恩。这类文章本来就是泛泛而谈，毫无新意，无非就是感谢皇恩浩荡。然而，大文豪一时心痒，附带了几句牢骚：
在这里，“其”就是苏轼的自称，而新进是苏轼曾经对王安石提拔任命的那些新进官吏的称呼。这句话不细想也没有什么，神宗也没有在意。然而这让御史台中曾经被王安石提携的一帮人火冒三丈。他们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向皇帝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苏轼写这句话的心理状况，无人得知，但按照原意来看这句话也确实有不高兴的地方。不过，宋朝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文人享有高度的自由，并不以文字定罪。因此，单单一句话，神宗也没打算怎么着。 偏巧，苏轼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在此时也出版发行了。御史趁此事的热度，疯狂寻章摘句，罗织罪名。文字狱这个东西，就不怕不用心，只要牵强附会，很多词句都可以作为打击政敌的武器。御史舒亶最先找到证据，他表示： 苏轼近期的诗词中，很多地方毁谤朝政，反对皇帝的变法和改制。比如“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就是反对青苗法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就是反对吏治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就是反对农田水利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反对盐禁。  舒亶还表示，这些词句随处可见，信手拈来，再给他一点时间，可以找到更多，因为苏轼实在是信口雌黄，随便毁谤太多了。 神宗听这么一说，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受到了刺激。他对变法的决心不亚于王安石，别的事情好说，涉及到变法，他就很不客气了。此时，历来与苏轼公仇和私仇都兼顾的御史中丞李定更是火上浇油，他历数王安石有四项罪名是非杀不可的。  本来还只是问罪，李定却将这件事提高到了杀头的高度，皇帝下令让苏轼回京接受审讯。这件事的厉害关系，早已经有耳目告诉了苏轼，他急得将手稿和信件大量烧毁，为了不给弟弟等家人添麻烦，他甚至在路过扬子江和太湖的时候，两次想投水自尽。 审讯的时候，李定还算是有操守，没有对苏轼用刑。但苏轼自知很难逃过一劫，便承认了大部分的罪名。消息传到神宗处，皇帝大怒，要彻底找出幕后黑手，这件事闹得越大越好。  于是，学富五车的御史们又将苏轼的诗文翻了一遍，寻找到了更多的材料。还是舒亶最为积极，他将《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这个重磅炸弹扔给副宰相王珪，告诉他这不仅是毁谤那么简单，这是彻底的反诗：
王珪心领神会，向神宗禀告：苏轼吃的是大宋的俸禄，他的君主是陛下，陛下是飞龙在天，他不求飞龙做知己，反而找蛰龙是什么意思！  不过，此时宋神宗倒是很大度，他却表示：诗词怎么能这样理解，他咏树，跟我什么关系？（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宋神宗的态度让人看到了转机，很多人开始为苏轼求情。但是，以往和苏轼并肩战斗的保守派大臣，从司马光以下，竟然无一人开口，都保持了沉默。倒是被苏轼骂成小人、奸邪、新进的变法派，却纷纷求情。  最后，还是病重的曹太后听说了此事，强撑病体对宋神宗说：苏轼和苏澈，是当年仁宗皇帝为子孙后代选择的太平宰相之才，现在怎么能杀呢？ 这句话才让神宗彻底冷静下来，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沸沸扬扬惊心动魄的“乌台诗案”才算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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