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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实看，当然是当下的事实，我们无以躲开一些人，但事实的存在常常可以给我们提供与它相反的思想存在。如果从事实上看，我们必须认识为官者，那么，在思想上，就可以有别去认识他们的思想。 从事实看，为官与当官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当官之后为官。从人类历史看，当官的就业愿望是没有错的，因为人类自从有了国家和社会之后，是需要管理的，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不能是兔子或者牛，它们虽然善良，虽然勤劳，但除了它们是动物外，按照我们的逻辑，管理由人类组成的国家和社会是需要智力和能力的，把这智力和能力拿到显微镜下辨认一下，会发现，善良和勤劳成份很少，从历史上那些记录看，中国古代社会的那些为官者，很少有善良的，但我们的历史记录，是一种事实，它也提供了一种与它相反的思想存在，那就是希望为官者善良。管理国家和社会，其实就是管理人，这就是说，每一个人既然有归属，或归属于某一个国家，或归属于某一个社会，就躲不开为官者，当然是管辖你所属的一定区域的为官者。这种躲不开甚至是层递式的，因为直接管辖你的为官者又有他的管辖者，这样层层上升上去，在一个人的头顶上就存在着很多为官者。 在这种躲不开的关系里，你会发现一个事实，被管理的不自在，有求于官。 被管理是躲不开的，不自在不是因为躲不开，而是因为这躲不开的管理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自在： 1、管理什么。这是根据为官者臆定的，被管理者只有接受管理的份。 2、管理的方式。管理的方式，多属于为官者个人的事，官方虽然也可能有规定，但方式的规定，只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而这些条文具体不到每一个为官者的手和心。 3、管理的态度。态度更是为官者个人的事，有时候，你真还怪不到他本人，比如说他生来就不苟言笑，如果去怪他的爹妈，这官场就过于复杂了。 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被管理者要习惯，在大度。这样的说教不能成立的一个事实时，让所有的人去习惯这种不自在，就会变成民怨，而要求他们大度就会酿成民智，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样的存在有可能会超出管理的范围，让管理出现麻烦。 一旦麻烦出现，危险就不容易抑止。 至于有求于为官者，本来是民之生存的自然，可一当管理的职份发生异变，这有求于官就会变得非常可怕，进而毁灭管理的本来用意。管理的本来用意应该是让被管理者生存得自在和安全。管理的职分一旦发生异变，有求于官会跟着变得让人十分害怕。这种害怕是在有求的范围内，一旦超出这范围，害怕就会变成另一种情形。 一种最低限度的关系出现了：你当你的官，我做我的民。这算是不认识为官者的一种方式。认识的意义不只是指知道某一个为官者的脸和身材，或者知道为官者的个人行为习惯如何。对于“我做我的民”的百姓而言，认识的意义是和为官者发生一切关系。这关系当然指的是有求于他的关系。不认识，就是不再有求于为官者。 这最消极的办法是可行的，过自己的穷苦日子，起码比起出家为尼或者做和尚来，会简单些。何况如今出家的打算是要经过审批的，连这样的所想也在管理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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