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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被于谦集团拒绝回京的消息传来，京城大乱。也先送英宗回京，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至京勤王。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1449年）8月23日，都御使陈益上奏：诛杀王振全族。郕王朱祁钰不知道该怎么办，百官发怒，殴打王振的心腹马顺，打死党羽毛、王二人和王振的侄子王山（锦衣卫指挥使）。 于谦集团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再三请求，郕王无奈应允，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也先送太上皇回京，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六，瓦剌进攻宣府、大同，宣府守将杨洪不听。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六，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 石亨从招募士兵的小武官晋升为右都督，掌管五军大营；推荐东莞的河伯所闸官罗通为兵部员外郎，守居庸关，四川按察使曹泰为山东都指挥使，韩青守紫荆关，任大同副总兵；郭登为总兵，守大同。 1449年十月初一，也先、脱脱不花掠过大同，夺下紫荆关兵分两路：一路由古北口、密云进入明朝腹地，20000人左右，另一路从宣府、洪州进攻，30000人左右。两路军最终的会合地点是居庸关以西的白羊口，妄图直抵京师。如此，则京师危急。此时，于谦的先遣4将（罗通、曹泰、韩青、郭登）都没有守住各自的收地，瓦剌军长驱直入。 于谦亲自领兵22万，列阵于九门外，亲自披甲执锐，于是，京师各地士气大振。侍郎吴宁代理兵部的事物。于谦亲自列阵于德胜门外。十月初二，副总兵高礼、毛福寿迎敌于章仪门的土城之北，败瓦剌先锋官，首战告捷，军心大振。派右通政王复到土城拜谒英宗。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十三日，也先进攻德胜门。石亨，范广等将领在民间的土房内埋伏，二人大败敌军。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战死。也先转而攻打西直门，又大败十四日，战于章仪门，居民投石相助，再次大胜！此时，围攻居庸关的瓦剌军与守军大战七天七夜，还是大败！ 深入中原王朝的腹地，各地勤王的军队也已经快到达京城，于是，也先在十五日夜，拔营而走，明军以炮火追击，杀敌万人，也先向回良乡逃去。十七日出紫荆关，明军直追，败敌于固安、霸州，擒阿归等18人。此时，京师保卫战基本结束。明朝在先损失200000人的情况下依然率领二线部队扭转战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土木之变致使明英宗被王振集团出卖；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明英宗复位后更是杀了以于谦为首等众多权臣，导致明朝军政在土木之变之后第二次断层。 随着开国武人勋贵集团和靖难功臣集团在土木堡之变被消灭殆尽，皇帝只能通过内廷的宦官来制衡文官集团以贯彻自己的意志和整个国家的意志，文武大臣和君主离心离德，国势日蹙。 明英宗南归后，以及皇储问题，景泰、天顺年间，明朝皇权斗争愈发激烈，朝臣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左右摇摆、嫁祸诬陷，斗争也更加残酷。 此期间的内阁也并未发挥出它的作用。正统前期政归内阁，三杨为轴，制度也渐趋完善，但无法阻止自身实际作用的逐渐下降。土木事变发生前后，内阁作为与皇帝最为亲密的辅政机构，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权，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表现十分羸弱，于军国大事退避三舍。这段时期，内阁只能尴尬地任由宦官专政，或被皇帝轻视而任用于谦，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满，上书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决定摆布。 土木之变是明军不战自溃。北京围城不下，则蒙古内部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蒙古各部终于兵戎相见，脱脱不花汗败亡。也先称汗，但他无法解决造成封建割据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矛盾，而为人又心胸狭窄，荒于酒色，终于兵败被杀。也有大批的蒙古人不愿在漠北过坚苦日子，借此机会转而投靠明朝，定居北京及北直隶各地。 1449年的土木之变，是明朝中央军队第一次发生的一场失败战役。除了军事指挥错误的直接原因外，与长期以来明朝北方边防被破坏有密切关系，是北方边防废弛的必然结果。 而朝中的士大夫为防止明王朝重蹈北宋灭亡覆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大臣李贤：“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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