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已经腐朽，为何还要挽救？

明代嘉靖年间仇英绘《倭寇图卷》

既然已经腐朽，

为何还要挽救？

酷哥

清朝最有名的替罪羊，当推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因为虎口里拔牙，大长了国人志气，皇帝嘉奖，民间膜拜，成了众口传颂的民族英雄。然而好景不长，当英军攻下大沽口，惊慌失措的道光帝马上把林大人祭出来，流放新疆，林则徐又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肇开夷衅”的首恶。

林则徐至死都觉冤屈，那句后世官员喜欢引用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是这种心声的表达。

 

林则徐为何会成为替罪羊？如果这不是一件孤例，就值得我们分析，王朝的替罪羊是怎么产生的。

事实上，林则徐的悲剧不仅不是孤例，反而是两千年专制王朝的家常菜。

比如，与大清“民族英雄”林则徐有一拼的，是大明“抗倭名将”朱纨。

忠臣之死

朱纨，晚明著名官员，以执行力强著称。《明史·朱纨传》誉其“清强峭直，勇于任事”，百度百科说他“为官清正，强力敢认，是个难得的贤臣。”嘉靖26年（1547），朱纨被派任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兼浙江巡抚，仅三年，几乎荡平了“倭寇”！

然而，如此斐然的政绩，没有让朱纨继续升迁，反而连命都因此丢了。

 

对于这一点，朱纨却早有预见：“不死于盗贼之手，也当死于笔舌之锋。”果然，1550年，嘉靖帝亲自下令逮捕朱纨，朱纨慷慨流涕，叹曰：“纵天子不欲我死，闽浙人必杀我。”说完，饮鸩自尽。

 

如此忠君爱国、清正廉明、敢作敢为的“好官”，为何结局如此惨淡？

 

与林则徐一样，朱纨也成了替罪羊。但与林则徐得罪洋人不同，朱纨得罪的是国民。

 

不是荡平“倭寇”吗，怎么会得罪国民？

 

因为，我们一直痛恨的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人。

倭寇本非寇，更不是倭

教科书云：倭寇，明朝时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以浙、闽、粤沿岸为主要活动舞台，进行走私贸易。

但其实，所谓“倭寇”，其首领和主要成员都是中国人。其中的少量日本人，也是被雇佣来的。

这个有意被屏蔽的事实，晚明学者顾炎武早看得清清楚楚：“真倭十之一”。

《明史·日本传》则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将真倭的比例提高至三成，且颠倒了主从关系，但承认了基本事实。

所以，其后的“抗倭英雄”戚继光，所做的也并非抵御外患，而是平定内乱。

“倭寇”是怎么来的呢？两点：一是朝贡贸易，二是海禁政策。两点是递进关系。

朝贡贸易是朱元璋的顶层设计，将政治（朝贡）与经济（贸易）揉在一起，具体执行时，发给各国朝贡使团一种凭证，朝贡使团要将人数、船数、进贡物品、贸易商品数量填写清楚，明廷港口官员也要依据底簿一一比对，相符才允许进京朝贡。

朝贡不是贸易。这种体制，目的是把周边国家对大明物资的需求作为筹码，然后将以大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推广遍及东亚。在这个体制中，“夷人”获利益之惠，帝国得声光之隆，天下秩序井然，列国与臣民的行为都被纳入帝国的周密规划之中。

朱元璋的垄断算盘打得啪啪响，然而自宋元以降，江南财富绝大部分来自海上贸易，沿海居民“土窄人稠，五谷稀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垄断让广大海民顿时生存无着，各种走私开始盛行。

龙颜震怒，史无前例的海禁登场了---片板不得下海。

当然，海禁也不乏其他原因：争天下时沿海居民对劲敌张士诚的支持。以及，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

前者之荒谬自不必言。就后者来说，以倭乱最严重的浙江为例，七山一水二分田，如何能成为农业大省？

海禁的反动可想而知，当时即有很多人撇嘴，《万历实录》说，一旦禁海，人民“生计萧条，情困计穷，势必啸聚”，只有铤而走险，从事武装走私。大学者唐枢则说：“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连很多官员都认识到了。隆庆元年（1567），两广总督张翰提出，“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

明史上遍地开花的“倭寇”---实则是武装走私集团，就此诞生。

朱纨荡寇记

嘉靖20年后，海禁愈严，连捕鱼捞虾都不行，东南沿海很多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民间武装走私于是更加蓬勃发展，几乎家家户户都属于官榜上的倭寇。

朱元璋实施海禁，自此已逾170年，平靖海疆的预期没有达成，反而驱使越来越多人走上与政府对立的亦商亦盗之路，甚至多次击败前来剿捕的明军。

正是在此时，朱纨来到浙闽，肩负起荡寇的皇家重任。

跟顾炎武一样，他也发现，“倭寇”多数是中国人。但这不妨碍朱纨荡寇的决心。如《明史》言，朱纨对朝廷忠心耿耿，老家苏州父老对他的评价是：“十年中丞，田不亩辟，家无斗储。”朱纨自己也说：“既尽节为官，岂能顾妻子乎？”

饱读史书的朱纨也明白，“倭寇”既已成灾，不采取严酷手段，绝难短期见效。随即，他实施保甲法，鼓励百姓相互监督，通“寇”以“连坐”同处。对海商则不论真倭假倭，不论首犯从犯，抓到即“悉杀之”。同时，收缴民间私自打造的大型船舶，逾期不交者重罪。

整顿海防取得初步成效之后，朱纨集合闽浙两省之兵，协力夹攻中外海商所占据的双屿港，海商寡不敌众，双屿港最终陷落。朱纨焚毁海商所建的天妃宫（妈祖庙，沿海居民的信神），并用木头和石块阻塞填埋港口，远东最大、最繁荣的国际自由贸易中心，就此被活生生地摧毁。

今天浙江六横岛上的港口简陋冷清，谁能想象五百多年前，这里诞生了声震海内外的双屿港

自此，海商渐渐将活动中心转至福建。一年后，福建沿海爆发走马溪之战，朱纨再次重挫海商。朱纨在捷报中宣称“全闽海防，千里清肃。”甚至道：“生擒佛郎机国王三名，一名倭王。”朱纨所擒获的，显然不可能是葡萄牙国王（何况是三个），应指三个葡人头目。说“国王”夸功而已。擒“倭王”是同一目的。

两场血战后，著名的“倭寇头目”---海商首领们死走逃亡伤，多年未见有大的活动。繁荣的民间海洋贸易遭到沉重打击。

所谓的忠臣良将

无非是螳臂当车

1549年，亦即毁灭双屿岛的次年，在朝廷法令未到的情况下，朱纨为防夜长梦多，也为了震慑地方势力，将俘获的海商成员96人全部斩杀。

朱纨清楚，浙闽两地有极多官僚世家参与走私，他的所作所为必然会开罪良多，但他自恃手持皇帝与“正义”双赐的宝剑，斗志始终昂扬。然而，私杀俘虏给对手留下口实，地方大族们合力对他进行攻击，朝廷多位大臣对其发难弹劾，最后，嘉靖一甩手把他顶了包。

朱纨之死，对他个人来说是个悲剧，但放到时代大潮中，却失去很多让人同情的成分。来看看朱纨自杀时留下的话：“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海盗形成规模，主因在海禁，将海商称之为“盗”，则是彻头彻尾的官僚话语。在朱纨们看来，倭寇的形成原因，是陆上豪族与海上奸民的结合。

势要之家是当时官方报告中的关键词，也是朝廷禁海的话语依据。但走私大潮中何止豪族？朱纨就发现，沿海官军基本都涉私，连三尺童子也出没风波之中。朱纨慨叹“华风为夷狄所变”，而“衣冠盗”更让他痛心疾首---儒官最明白，一旦读书人介入，统治的合法性就将遇到严峻挑战。相对番商、海盗，相对豪族、权贵的勾结，“衣冠盗”才是最危险的，才是朱纨们无法面对的绝望之境。

其实，“全民海商”在当时沿海已是常态，代表着某种社会合理性，若官僚们能网开一面，这一趋势虽不一定能获得合法性，至少可以温润时下，慢慢改造社会生态。

但官僚们免不了认真乃至执拗，以道德禁止之，以权力打压之，其结果就是“倭乱”四起、帝国最终崩溃性毁灭——对朱纨来说，官僚视野让他看不到这种更大的趋势、一种新体制的形成，由此与之对抗，个人必然要承担“逆潮流”的重荷，直至被压垮。

历史证明，越是认真的儒家官僚，其命运越加悲惨，这绝非个人性格使然，而是儒家文化之乖谬所造成。而朱纨个人的悲剧，也只是帝国治理失败的症候而已。

一个事实可以验证上面这段话：朱纨的荡寇成功，并未为大明带来海岸安定，短暂消失的倭寇很快死灰复燃。倒是17年后，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尽管只开了福建月港一个小港口，这个看似轻微的举动，却对大明产生了深远影响---月港开放后，世界1/3的白银流向中国，2/3的贸易和中国有关！

隆庆开关后的福建月港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是倭乱很快平息---既然能合法赚钱，谁愿去玩命？

“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必然”，唐枢这句话搁在今天也灼灼发光。天下秩序的理念，本应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帝国的设计者及其爪牙，却偏要逆“理势之必然”，其结果自然是注定了的。

就比如林则徐，教科书云其“矢志探索挽救腐朽的清王朝”，既然已经腐朽，为何还要挽救？儒家官僚的愚忠，由此可见一斑。同样，朱纨的能力、人品、作风也无可挑剔，他的不幸，在于对抗一种不可抗拒的新趋势。当然，因此成为中央与地方矛盾对抗的牺牲品，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