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写一本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传记的难度显而易见。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评注古典文献的方式展开，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我们想要在字里行间寻找他思想的踪迹，至少要对古典传统和文本熟稔于心，单是这一项就足以让后来者望而却步。另外一点，据说施特劳斯最为擅长一种“隐微”式的写作，只有少数人才能领悟他写作中的“微言大义”，仅仅从显白层面上是无法穷尽这位古典政治哲人的智慧。也正是源于此，法国学者丹尼尔·唐格维在他的《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传记》中特意强调了这是一本在显白层面上对施特劳斯思想进行评介的传记。换句话说，唐格维并无意于对施特劳斯的思想进行面面俱到的陈述，也无意于对其思想深处潜藏的奥义进行过度阐释的揣摩，他感兴趣的只是斯特劳斯思想观念中凸显出来的论题，比如古今之争，诗与哲学之争，自然权利与历史之争，而所有的这些论题又隐隐指向了斯特劳斯的思想缘起：即神学-政治问题之间的冲突。  1899年，列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犹太人在当代世界中生存的身份困境也是促使他思考神学-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诱因。成年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研读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等。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于纳粹上台之时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去伦敦，最终于1938年定居美国，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二十多年间，一直默默无闻，虽时有著作问世，也只是在某些学术圈子间闻名，并非我们时常认为的早已声名显赫。据说施特劳斯最初在学界外为人所知，早已是1973年去世之后，究其原因是其弟子艾伦·布鲁姆写了一本盘踞《纽约时报》数月之久的畅销书《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布鲁姆将施特劳斯那些晦涩的思想通俗化，并利用这些观念批评美国文化和高等教育政策，因此暴得大名。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据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描述，在1987年美国宪法诞生两百年之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施特劳斯学派，不但把持了美国学界，在学院内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其影响不仅仅被局限于政治哲学领域，还延伸到宗教研究、文学批评、思想史、古典文学、美国史和美国宪法等领域”，更令人惊讶的是施特劳斯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学生占据了里根和布什政府的要职，正是他们的存在策划了布什政府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加拿大学者莎迪亚·德鲁里在她的《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一书中评价说：“毋容置疑，施特劳斯塑造了那些人的头脑，而那些人制定的外交政策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严重后果。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在列奥·施特劳斯和美国民主及其悲剧性的外交政策的毁灭性状况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联。”戈登· 伍德和莎迪亚·德鲁里的论调给人的印象多少有些阴谋论，因为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普通的政治学教授，一个研究古典学文献的学者，一个数十年如一日沉浸在课堂教学和书斋中的学者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因为据施特劳斯的学生证明，尽管他生前一向以政治理论家自居，但“压根儿未曾显示出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种种现实抱有丝毫兴趣，无论对古代还是现代”。  至此，我们方能明白唐格维在《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传记》一书中所采用的如此显白和直接的书写策略。如果施特劳斯对美国的政治和学院有着如此不可磨灭的影响，那个根源一定在其自身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只有如此才能薪火相传，通过一代代学人的言传身教，默默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活。其实说来，唐格维在《思想传记》中把施特劳斯的核心问题概括为神学-政治问题只是一种权宜的解读策略，雅典与耶路撒冷，理性与启示，哲学与信仰，古典与现代，隐微写作与显白写作，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和言辞是不能概括这位古典政治哲人的思想的。但是作为一种解读策略，我们需要一种清晰的思路才能串联起在施特劳斯思想历程中对其有着明显影响的观念论。用唐格维的话说，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核心论点对施特劳斯来说更多的是代表了问题，而非解决办法，“施特劳斯并不是一个政治神学家：如果他确实是政治神学家的话，那么政治神学对他来说也不就成为一个问题，而是一种立场或者政治纲领”。施特劳斯从未想过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代名词，但是事实上，施特劳斯学派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学术圈子，变成了某种极端保守主义的观念的代称，而且成为了众多学术派别和政治派别打击和憎恨的对象。  在施特劳斯的观念中，神学-政治问题之所以居于核心，是因为哲学家从未驳倒过启示，而神学家也从未驳倒过哲学。一般而言，可以说所有宣称对启示的拒斥都预设了对启示的不信，所有宣称对哲学的拒斥也已经预设了对启示的信仰，根本不存在对两者皆通的立场，因此也不存在对两者的超越。换句话说，哲学必须承认启示的可能性，哲学的选择可能以信仰为基础，因为我们对显明知识追求的前提根本无法证明，只能以信仰的名义相信。施特劳斯宣称的只能回归古典哲学，回到思想的源头我们才能正本清源，重新整理神学-政治的言路，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拒斥了现代意义上启蒙哲学，制造出了某种虚无主义的恐慌，才成为了人们打击和憎恶的对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施特劳斯却与大多数学者面对这一冲突时的悲观不同，在他看来，神学-政治问题，这个未经解决的冲突正是西方文明生命力的奥秘，西方文明的生活处于两套规范体系之间，处于一种根本的张力之中，因此，没有任何内在于西方文明本身，内在于其根本构造的理由容我们放弃生活。这也许正是他苦苦寻觅的，在一个没有神的社会里，在一个丧失信仰的时代中，寻找到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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