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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物》2004年第4期
端溪石砚产于广东省肇庆市（隋唐置端州，北宋改为肇庆府）东面西江羚羊峡的斧柯山一带。斧柯山西侧有端溪水，故在此开采的石砚称为端溪砚，简称端砚。端溪砚从唐代开始使用，由于其石质细腻温润，致密坚实，发墨利笔等优良品质而饮誉天下。因石材略呈紫色，又被称为端溪紫石砚。唐代诗文常提及端砚，到了宋代端砚成为贡品，并被列为四大名砚之首，赞誉备至。端砚对我国书画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自宋代至明清记叙端砚的书籍不少。上世纪60年代，《文物》月刊曾专门刊出砚史资料【1】并组织刊载部分省市博物馆收藏的砚台。近年来又有一些有关砚台的书籍出版，如《端溪砚》【2】、《紫石凝英——历代端砚艺术》【3】、《中国名砚览赏》【4】、《首都博物馆馆藏名砚》【5】和《中华古砚》【6】等。然而这些著录中能确指为唐代端砚的寥寥无几，可见唐代端砚的数量是不多的，而且目前所见的端砚多属晚唐之物。那么端砚究竟何时开采，什么时候为世所重？就颇值得研究了。本文不揣浅陋，利用文献并结合考古资料，对唐代端砚出现的时间、形制及其他相关问题提出一点初浅的看法。  唐青瓷辟雍砚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端石开采的时间，目前最流行并为众人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初唐年间。但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太可信，因为既缺乏历代文献的记载，又缺乏考古材料的支持。虽然有唐以降关于端砚的诗文、砚谱众多，但明确指出端砚出现年代的仅有清代计楠的《石隐砚谈》，称：“东坡云端溪石始出于唐武德之世。”然而在柳公权、米芾、欧阳修、蔡襄、曹照、吴兰修等人有关砚史、砚谱的书籍中从未见提及，不知计氏何所据。《钦定四库全书·端溪砚谱提要》说“考端砚始见李贺诗”。这里所指的当系李贺（790-816年）的《杨生青花紫石砚歌》，其诗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之句。此外，李肇（？-约836年前）、刘禹锡（772-842年）、陆龟蒙（？-81年）、皮日休（834-83年）等人也曾为文做诗称赞端砚。以上几位文人主要的活动时间都在中唐和晚唐，盛唐以前则从未见诸文字。韩愈（768-824年）《瘗砚铭》说的也只是陶砚。由此可见端砚出现的时间不会在中唐以前，更不会早到初唐的武德年间。据宋人的记述，与端砚齐名的歙砚是唐开元中开采的。《歙砚说》：“唐开元中，叶氏得其地，尝取石为砚，不见称于世，故无闻焉。”【7】《西清砚谱》从其说：“考歙溪龙尾石唐开元中始采为砚。”另一种名砚青州红丝石，较大规模的开采是晚唐的事。宋人唐彦猷于嘉裙（1056-1063年）年间在青州红丝砚洞口见“唐中和年（881年）采石”的字样。此外有一篇据说是唐代书法家柳公权（78-865年）所写的《砚论》，其中有云：“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8】从其排序中也可看出端砚是在青州砚和绛州砚之后出现的。马承源先生认为“流传了千年不衰的歙石端石的发现和开采，大约是唐中期以后的事”【9】是非常有见地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来分析。
迄今，经考古正式发掘出土的唐代端溪石砚为数不多，而且尚未见有中唐以前的端砚刊布。为了方便比较研究，兹将笔者搜集的部分相关砚台列作《唐、五代端砚、石砚、陶瓷砚出土情况简表》（表一）。     说明：表中资料出处引用报刊概用简称，古=《考古》、《考古通讯》，文=《文物》、《文物参考资料》，年鉴=《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报=《中国文物报》。 据笔者查阅的资料，能够确认为唐和五代端砚的有以下几例：1956年12月广州市动物园内麻鹰岗唐墓出土1件【10】、1956年湖南长沙仰天湖唐墓1件【11】、1974年扬州东风砖瓦厂工地出土1件【12】、1975年4月江苏扬州邗江蔡庄五代墓出土1件【13】、1978年扬州东郊林庄唐墓出土1件【14】、1997年6月广州市增城荔城镇岭尾山采集1件【15】、1997年7月广州市淘金坑唐墓出土1件【16】、1997年7月广州市先烈中路动物园北部唐墓出土2件【17】、1998年9月广州市中山一路五代灰坑出土1件【18】、1998年11月广州市淘金花园工地采集1件【19】、2001年广州市太和岗唐墓出土1件【20】。上述唐代墓葬都属晚唐，初唐和中唐时期不论是遗址还是墓葬都不曾有关端砚的报道。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明确纪年的唐代端砚，但通过其他年代确凿的石砚和陶砚，也可以比较和考察端砚出现与发展的大体情形。相对而言，唐代陶砚和瓷砚的使用比石砚更为普遍和广泛，如洛阳1965年统计15年出土砚台42方，绝大多数为陶砚，仅宋、明时有一两枚石砚【21】。除墓葬外，窑址和遗址中也有陶质和瓷质砚台出土【22】。在唐代，陶、瓷砚式的流行和发展大致情况是：初唐和盛唐以辟雍砚为主，中唐直至晚唐则多数是箕形砚。比如，广西全州凤凰乡初唐赵司仓墓的青釉瓷辟雍砚【23】、陕西西安羊头镇初唐李爽墓的辟雍砚【24】、湖北郧县砖瓦厂盛唐李徽墓白瓷辟雍砚【25】、陕西乾县盛唐懿德太子墓三彩辟雍砚【26】。箕形砚于盛唐开始流行，并成为中唐以后的主要砚式，如河南偃师电厂盛唐大夫宋祯墓陶箕形砚【27】、广东韶关罗洞盛唐张九龄墓箕形砚【28】、河南洛阳十六工区M76盛唐陶箕形砚【29】、江苏南京钱家渡中唐墓陶箕形砚【30】、河南三门峡市印染厂M36中唐灰陶箕形砚【31】、河南偃师电厂中唐郑绍方墓陶风字形砚【32】、河南偃师电厂晚唐李榄墓陶箕形砚、陶风字形砚【33】。见诸考古发掘报道的唐代石砚大多数为箕形或长方形箕形砚，而且都是晚唐的。端砚无疑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的条件下产生发展的。如湖南长沙丝茅冲唐宋墓6枚箕形砚【34】、湖南长沙砂子冲箕形青石砚【35】、湖南长沙赤岗冲长方形箕形灰砂石砚【36】、浙江丽水箕形石砚【37】、福建厦门下忠箕形石砚【38】、湖南长沙左家公山长方形风字石砚【39】、湖南长沙丝茅冲“曹家咸”长方形青石砚【40】、湖南长沙赤岗冲五代“闻人”紫石风字长方形砚【41】等。出土以上石砚的墓葬均为唐墓及五代墓。更加可贵的是有一批石砚出自有明确纪年的墓葬中，为我们判断端石砚的年代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河南陕县刘家渠晚唐开成三年（838年）紫石风字形砚【42】、安徽合肥机务段晚唐开成五年（840年）歙石箕形砚【43】、安徽巢湖环城公社晚唐会昌二年（842年）伍钧墓紫石箕形砚【44】、河南偃师电厂晚唐会昌五年（845年）李存墓紫石箕形砚【45】、湖南长沙牛角塘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23年）灰褐色砂石箕形砚【46】。由于大多数发掘简报没有说明砚材的产地，是否属于端石尚未能确定，估计其中会有部分是端砚：除少数简报未明确分期外，所有出箕形石砚的墓（有纪年或无纪年）基本上都是晚唐的。箕形陶砚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已知年代最早的箕形陶砚是东魏武定七年（549年），该砚1955年出自西安郭家滩唐墓【47】。但目前已知有纪年最早的箕形石砚是晚唐开成三年（838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端溪石砚是从中唐以后才具有规模的开采，晚唐开始流行。  唐箕形砚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风字砚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据目前考古发现的材料，所有唐、五代端砚的造型都是箕形或凤（或称风）字形。既有底出双足的，也有平底的。箕形砚实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砚首呈圆弧形，内折痕不明显，前窄后阔，束腰。也就是米芾《砚史》所说的（右军砚、智永砚）“头微圆，顶两钝皆绰慢，下不勒成痕”，而且“类箕像，中亦成臼矣”【48】。底部有2枚长方形足的，如1956年湖南长沙仰天浙唐墓、1974年扬州东风砖瓦厂工地、1978年扬州林庄唐墓、1997年广州增城岭尾山采集的端石砚。
 1997年广州增城岭尾山采集的端石砚 同类型的还有1976年安徽合肥机务段唐开成五年（840年）墓出土的歙石砚。平底的有1997年广州市动物园北二号墓出土石砚。
 1997年广州市动物园北二号唐墓出土石砚
另外一种就是米芾所谓“至本朝变成穹高，腰瘦，刃阔锻斧之状”。其特点是砚首方折，首尾接合处折线明显，砚额呈弧形，即“穹高”。“腰瘦”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束腰。唇沿也作弧形，其平面一如斧钺。实际上这并不是“本朝”宋砚的特点，而是晚唐五代砚的主要类型，1956年广州动物园麻鹰岗出土的端石砚就是这种样式的典型代表。  1956年广州动物园麻鹰岗出土的端石砚
底出双足的还有1983年安徽巢湖会昌二年（842年）紫红色石砚、1958年长沙牛角塘23号五代墓出土的“长兴三年（923年）”石砚等。平底的有1997年广州淘金坑一号墓所出。  1997年广州淘金坑一号唐墓出土端石砚 1998年广州市中山一路五代灰坑的端砚
上述出土资料表明，晚唐时期圆首和方首的箕形砚并存，五代就有向抄手砚演变的趋势米芾《砚史》“样品”条，分析了晋砚、唐砚以及宋砚等几代不同的形制。今证诸考古材料，可知其推断砚式的变化，十分精当，基本上反映了箕形砚逐渐向风字形演变的轨迹。不仅端砚循此轨迹发展，其他种类的石砚、陶砚也是如此《洛阳市十五年来出土的砚台》所刊布的初唐至盛唐砚的砚堂（池）与砚额（首）之间都是圆弧形的，不见折勒痕；晚唐——五代——宋砚就出现折勒痕。 《洛阳市十五年来出土的砚台》
据广州地区出土的几方端砚可以看出，唐代端砚在选料和加工方面都还处于初始阶段，形制、装饰方面都不太讲究。主要表现就是偏重于实用而相对忽略观赏性，尚未见雕刻纹饰的，琢磨随便。有好几方除了砚池研磨光滑外，砚边和砚背凿痕依然，更没有经过抛光工序。由于没有精细打磨，使得部分唐端砚乍一看“石”质重而“泥”气不足，也就是说缺乏宋及明清砚那种端砚特有的细腻、湿润和娇嫩的感觉。唐砚外观的颜色偏于青灰，少数呈紫红。选料上也看不到鱼脑冻、冰纹、火捺等石品花纹。
通过对出土实物与文献结合考察，可以发现几件传世品年代的判断是不准确的。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枚长方式端砚，下方镌楷书“唐亭卧岩次山”。据此推测原砚主为唐元结（719-772年），故称为元结唐亭砚【50】。若然，则此砚当为盛唐之物。然而该砚的形式却是典型的宋代抄手砚，如洛阳二十九工区378号墓和十三工区M9.7.1号墓出土的长方形抄手陶砚和石砚【51】；广东潮州北宋刘景墓出土的端砚【52】以及1956年西安市郊区出土的长方形歙砚、1973年广东省高要县连塘镇北宋墓出土的端砚、1988年合肥市郊五里冲出土的端砚、1966年广州市某工地出土的长方抄手砚都是相近的形式【53】。此外《西清砚谱》录一方称为“唐褚遂良端溪石渠砚”的，据述左右侧面缀兽面二，各衔铜环一。覆手下方侧面镌刻“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潢，永年宝之，斯为良”。还有一件唐观象砚，“砚八棱，两旁缀兽面铜耳……砚首侧镌唐砚二字，背上方镌观象二字。”所见出土宋代以前的砚台中均无这种八棱观象砚。上述长方形、八棱形、方形（石渠砚）都不具备唐代砚台的格式和风貌。 《西清砚谱》录褚遂良铭文砚
《西清砚谱》录唐观象砚
我们在留意端砚开始出现时间的同时，还注意到其使用的社会层面和区域。盛唐的大型墓如上层皇室成员、贵族官僚墓至今未见出土端石砚，虽然唐墓早年被盗者甚多，但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银青光禄大夫守司刑太常伯李爽墓、新安郡王李徽墓、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都是以陶砚随葬。可见开元盛世达官贵人主要还是使用陶砚。而且开元名相张九龄以其子张拯之砚，纳入墓中。韩愈还专门为其同年进士李观写了一篇《瘗砚铭》，对坠地打破的陶砚“毁不忍弃”，发出“砚乎，砚乎，与瓦砾异”的慨叹。由此可以看出李肇《国史补》“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皆用之”所说的并非盛唐故事。端砚应该是到了晚唐以后才为文人所重，于是出现了李贺“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刘禹锡“端州石砚人间重，赠我因知正草玄”等诗句。在晚唐的中下阶层和平民墓里可以见有端砚，从另一侧面说明端砚的流行不是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的。此外，端砚多见于南方地区，以广州、扬州、长沙较多。这里就牵涉到端砚什么时候成为贡品的问题。考古资料业已表明唐代端砚的数量不多，形制简单，流传的范围还不是很广。因而我们的看法是，唐代不可能以端砚作为贡品。宋代唐积写的《歙州砚谱》说：“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又献砚，并蒸砚工李少徽。国主嘉之，擢为砚官。”这是史载较为明确的向朝廷献砚的记录。而端砚正式作为贡品最先记录见于《宋史·太宗本纪》：“淳化二年夏，四月庚午，罢端州贡砚。”米芾《砚史》云：“仁宗已前，赐史院官砚，皆端溪石。”《端溪砚谱》说“端砚人宋益盛”。端溪石砚的大规模开采从赵宋开始并成为贡砚，这是砚史专家比较一致的共识。 唐白釉带盖辟雍砚 昭陵长乐公主墓出土
白居易多足辟雍瓷砚 隋唐洛阳城履道坊遗址出土
注释： 【1】冶秋《刊登砚史资料说明》，《文物》1964年第1期；《砚史资料（一-一二）》，《文物》1964年第1-12期；《砚史资料（一三-二四）》，《文物》1965年第1-12期。 【2】刘演良《端溪砚》，文物出版社1988年。 【3】高美庆编辑《紫石凝英——历代端砚艺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1年。 【4】蔡鸿茹、胡中泰主编《中国名砚鉴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 【5】荣大为主编《首都博物馆馆藏名砚》，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7年。 【6】王代文、蔡鸿茹主编《中华古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7】宋·洪适（？）《歙砚说》。引自林渊、王铁柱等著译《历代文房四宝谱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8】引自王代文《名砚述略》，载《中华古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有关这篇所谓柳公权的《砚论》，并未被其他著录所引用，其行文不类唐人风格。所提及的临洮砚乃宋代开采，唐人何得论述，其可信程度颇值得怀疑。 【9】马承源《重印（西清砚谱）序》，《西清砚谱》，上海书店1991年。 【10】该唐墓是在清理一座东汉建初元年墓时发现的，只剩一角，打破汉墓墓道。时为1956年，目前许多有关该砚的书籍和文章都误作1965年。这是第一枚有确凿出土地点的唐代端砚，由于引用率很高，特作说明。见麦英豪、黎金《考古发现与广州古代史》，广州市文化局等编《羊城文物博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王启初《湖南省博物馆的几方藏砚》，《文物）1965年第12期。 【12】同【6】第25页。 【13】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8期。 【14】徐良玉主编《扬州馆藏文物精华》，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15】增城博物馆藏，未刊。 【16】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发现唐代砖室墓》，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7】全洪《广州市动物园东汉、南朝和唐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年》，文物出版社2000年；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五年》，广州出版社2001年。 【18】全洪《广州市东山汉至五代遗迹和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文物出版社2001年。 【19】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未刊。 【20】同【19】。 【21】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市十五年来出土的砚台》，《文物》1965年第12期。 【22】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2年；郴州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郴州发现唐代水井》，《考古》1987年第2期。 【23】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广西全州县发现纪年唐墓》，《考古）1987年第3期。 【24】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羊头镇唐李爽墓的发掘》，《文物）1959年第3期。 【25】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8期。 【26】陕西省博物馆等《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 【28】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 【29】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16工区76号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56年第5期。 【30】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钱家渡丁山发现唐墓》，《考古》1966年第4期。 【3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门峡市印染厂唐墓清理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 【32】同【27】。 【33】同【27】。 【34】丝茅冲工作小组《长沙北郊丝茅冲工地第一工区的古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期。 【35】同【11】。 【36】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近郊隋唐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4期。 【37】丽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丽水唐代土坑墓》，《考古》1964年第5期。 【38】《厦门发现唐代砖室墓》，《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日。 【39】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左家公山一带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40】湖南省文管会《长沙北郊丝茅冲清理的唐代砖室墓》，《文物》1956年第2期。 【41】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市郊五代墓清理简报》，《考古》1966年第3期。 【42】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一九五六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43】同【6】第26页。 【44】巢湖地区文物管理所《安徽巢湖市唐代砖室墓》，《考古》1988年第6期。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唐墓》，《考古》1984年第10期。 【46】同【6】第37页。 【47】朱捷元、黑光《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几件砚台》，《文物》1965年第7期。 【48】宋·米芾《砚史》，引书同【8】。 【49】同【3】图2，第58页。 【50】引自【2】。 【5】同【21】。 【52】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潮州北宋刘景墓》，《考古》1963年第9期。 【53】同【6】第41页、4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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