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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与庞涓，两个人之间的仇怨，最终却以两个国家决战的形式了结。这对同门师兄弟，两位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家，为后世留下了马陵之战这一经典战例。 马陵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设伏歼敌的著名战例，近代考古显示战场位于今山东省郯城县马陵山附近，这次战役中孙膑利用庞涓的弱点，制造假象，诱其就范，在战局中始终居于主动地位。 魏齐争霸 齐韩联合抗魏 桂陵之战中，魏国虽然被齐军打败，但是仍然有一定实力。经过了几年的休养生息之后，魏国又逐渐恢复了对外扩张的脚步，并在公元前352年打败齐、宋、卫三国联军。 此时，商鞅认为秦国势力暂时不是魏国对手，所以建议用尊魏为王的办法来麻痹魏惠王。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4年），商鞅奉秦命游说魏惠王，劝他先称王，然后图谋齐、楚。魏惠王摆出周天子的场面，试图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在诸侯间发号施令。于是在魏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4年）召集逢泽之会。逢泽之会是魏惠王在大梁附近的逢泽召集的会盟，会后魏惠王又率领与会诸侯朝周天子于孟津。《战国策·秦策四》和《秦策五》中这样记载：“魏代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 参加逢泽之会的诸侯除泗上十二诸侯外，还有秦公子少官和赵肃侯。《史记·秦本纪》和《史记·赵世家》中分别有这样的记载：“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和“肃侯四年，朝天子”。秦、赵参加魏惠王在逢泽召集的会盟，就使逢泽之会有别于魏惠王以前召集的各次会盟。那些会盟除韩国外，参加者都是淮水、泗水间的小诸侯。这次有秦、赵两个大国参加，实在为魏国的霸业增色不少，可以说是魏惠王霸业发展的顶点。 魏国的强大，引起了同盟国韩国的恐惧，于是韩国和齐国在共同反对逢泽之会的条件下亲近起来。《战国策·韩策三》云：“魏王为九里之盟，且复天子。房喜谓韩王曰：‘勿听之也。大国恶有天子，而小国利之。王与大国弗听，魏安能与小国立之？’”当代著名学者缪文远在《战国策考辨》中认为“魏王为九里之盟”和魏王的“逢泽之会”为同一事件。 在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玉洁看来，逢泽之会既是魏惠王霸业的顶点，也是魏国霸业走向衰落的象征。韩国自魏惠王十四年朝魏后，一直服从于魏国。魏惠王围赵邯郸，韩国是追随者。齐师救赵，败魏于桂阳，宋、卫叛魏而同齐军一起攻魏。韩国仍然服从于魏国，同魏军一道在襄陵击败齐、宋、卫联军。韩国这样一个长期追随魏国的老伙伴公然表示抵制这次会盟，而且还要联合齐国进行破坏。齐国此时是魏国的最大对手，在桂阳、桂陵两次打败魏军，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在诸侯中的威信大大提高，韩国要反魏自然需要接近齐国。魏会诸侯于逢泽对齐国也很不利，所以同韩国共同反对。 作为盟友的韩国竟然没有参加此次会盟，是魏国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在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年），魏国出兵攻打韩国，韩向齐求救，齐国出兵联合抗魏。 马陵兵败 庞涓羞愤自刎 《竹书纪年》记载：“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魏国派遣穰疵攻打韩国汝南的梁、赫，韩国派将军孔应战，韩国战败，后求救于齐，于是就有了司马迁笔下齐国在韩国五战全败后才出兵救援的记载。 当时，韩国得到齐国答应救援的允诺，人心振奋，竭尽全力抵抗魏军进攻，但结果仍然是五战皆败，只好再次向齐国告急。齐威王抓住魏、韩两败俱伤的有利时机，以田忌为主将，田婴、田盼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再一次运用围魏救赵战法，直奔魏都大梁。此时，孙膑在齐军中的角色，一如桂陵之战时那样：充任军师，居中调度。 魏国眼见胜利在望之际，又是齐国和孙膑从中作梗，其中的愤怒自不必多说。于是决定放过韩国，调转锋芒指向齐军。魏惠王待攻韩的魏军撤回后，即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率雄师十万之众，气势汹汹扑向齐军，希望同齐军一决胜负。 此时，齐军已进入魏国境内纵深地带。面对尾随而来的魏军，孙膑再一次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针对魏兵蔑视齐军的实际情况，在认真研究了战场地形条件之后，制定了减灶诱敌、设伏聚歼的作战方针，造成在魏军追击下齐军士卒大批逃亡的假象。 庞涓行军三天察看齐军留下的灶后非常高兴，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魏国境内才三天，齐国士兵就已经逃跑了一大半。”于是丢下步兵，只带领精锐骑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 根据魏军的行军速度，孙膑估算庞涓天黑能行进至马陵。马陵道路狭窄，两旁又多是峻隘险阻，孙膑于是命士兵砍去道旁大树的树皮，露出白木，在树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孙膑利用马陵的有利地形，选择齐军中一万名善射的弓箭手埋伏于道路两侧，约定“天黑在此处看到火光就万箭齐发”。 庞涓在接连三天追下来以后，见齐军退却避战而又天天减灶，武断地认定齐军斗志涣散，士卒逃亡过半。于是丢下步兵和辎重，只带着一部分轻装精锐骑兵，日夜兼程追赶齐军至马陵。庞涓果然在当晚赶到砍去树皮的大树下，见剥皮的树干上写着字，但看不清楚，就叫人点起火把照明。字还没有看完，齐军便万弩齐发，给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魏军顿时惊恐失措，大败溃乱。庞涓拼命指挥军队抵挡，但自知败局已定，于是羞愤拔剑自刎，临死前大喊：“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追击，又连续大破魏军，歼灭魏军十万人，俘虏魏国主将太子申。经此一战魏国元气大伤，失去霸主地位，而齐国则称霸东方。 影响深远的马陵之战 孙膑在马陵之战所用的战略，其实便是《孙子兵法·始计篇》所说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以及“兵势篇”所说的“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等虚实原则于实战的运用。 马陵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设伏歼敌的著名战例，这一战闪烁着孙膑军事思想的光辉。齐魏马陵之战知名度高，传播范围广、影响大，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次战役影响深远，直接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李玉洁告诉记者，对魏国而言，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遭受重创后，魏国军事实力从根本上被削弱，又被秦国乘虚而入，从此丧失了独霸中原的能力，于是开始寻求组建联盟以共同抗击齐国、秦国的夹击，开启了合纵连横的时代。 齐、秦等国并没有因魏国的失败而停止进攻。公元前340年，齐、赵联合伐魏。第二年，秦又进攻岸门（今山西河律县南）。这时的魏国，已经无力抗拒齐、秦在东西两面的不断进攻。魏惠王为了使自己免于齐、秦夹击，采纳了其相国惠施的建议，通过齐相田婴表示向齐屈服，往徐州（今山东滕县南）朝见齐威王并正式尊齐为王。本来，魏惠王在逢泽之会前接受了商鞅“先行王服”的建议，在礼仪舆服上采用了王的仪式：“身广公宫，制丹衣，建旌九斿，从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然而风云突变，魏国在这场斗争中最后却遭受重大损失，以致称王的愿望没有实现。魏惠王采纳了惠施“折节事齐”的建议。于公元前334年前往徐州（今山东滕县南）朝见齐威王，并正式尊齐威王为王。齐国也尊魏惠王为王，这便是战国史上著名的魏、齐会“徐州相王”事件。 对胜利者齐国而言，齐国在桂陵之战以及在随后的马陵之战中的大获全胜，援救了赵、韩两国，使得其威望上升，挟战胜之威，齐国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并且称霸东方。 马陵之战的另一个获利者就是西方的秦国。商鞅在逢泽会盟力劝魏公称王招致魏国被群起而攻之，秦国坐收渔利，不出一兵就令魏国国力大大衰弱，魏国从此再也无力独自阻止秦国向东的扩张。魏、齐“徐州相王”，魏国正式向齐屈服，齐也就停止攻魏了。但是，秦国却并不因此而住手。因为魏、齐冲突的原因在于争夺对东方诸侯的领导权，魏国承认失败，齐国就有充分的力量和权利领导东方诸侯，也就是侵略掠夺这些诸侯。然而魏、秦的冲突却不是由于争夺国外利益引起，而是两国根本利益不可调和的斗争。魏国的强大不仅严重地限制了秦国的发展，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秦国的未来。所以，秦孝公变法图强，便趁魏惠王在东方与齐国争霸的机会，不断给魏国以沉重的打击，促使魏国霸业加速瓦解。 对另一个参战者韩国来说，这一战对韩国无本质影响，韩国本想借此削弱完全包围自己的魏国，目的虽然达到了，但魏国衰败，齐国、秦国和楚国对中原的觊觎，使得韩国唇亡齿寒，不得不选择继续与魏国站在一起，抵御强敌。 经过长期较量，魏齐争霸最后以齐国获胜魏国失败而告终。抛开军事策略的交锋，齐国的胜利和魏国的挫败都不是偶然的。当时，两国都依靠新兴的士阶层实行改革，进一步集权中央而先后兴起。魏国自魏文侯二十一年（公元前413年）攻秦至郑，到魏惠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的大败，七十年中不断进行对外战争。长期战争的结果，固然使魏国领土扩大，霸业形成。但是另一结果无疑加重了人民负担，也必然会影响国内经济生产。同时，魏国的军事制度，对于进行长期战争也是不利的。吴起在魏国组建了能征善战的“魏武卒”。这些士卒是由经过严格选择的强悍有力、技能出众的人充任。平日里，魏武卒受到种种优待，“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既免除徭役，又得到好的田地房屋。因此，魏武卒的战斗能力很强，但是使用的时期有一定限制，时间久了，这种武卒的战斗力就削弱了，但又不能马上更换。《荀子·议兵》中明确指出：“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 而且，魏国地处河南中部，四面都有大国，特别是处于齐秦夹击的形势下。因此，魏国强大势必威胁周围大国的安全，周围大国常在魏国势力过分扩张、危及自身利益的时候，联合对魏国采取共同行动。魏国在周围大国的联合进攻中，受到沉重打击而失败。这些就是魏国霸业失败不可避免的原因。 来源：开封网-汴梁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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