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是个多事之秋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出了五个皇帝，有四个年号：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大西大顺元年，南京的那位暂时还沿用崇祯的年号，一年后，只剩下了一个皇帝，再过一年，在北京当囚徒的宏光帝也被砍了脑袋，于是大清的年号一直沿用到1911年。  元旦刚过，在西安称帝的李自成就迫不及待的率领号称五十万、实则只有七八万的大顺军渡河进攻山西了，因为西安已经养不起他那拖家带口的几十万男女老幼的追随者了。他本来只是打算过河打一下“草谷”，并没有什么一统山河的雄心壮志，但没想到的是，明朝那边比他更不堪，已经拖欠了数年之久军饷的山西明军，一窝蜂似的投奔了过来，而为了安抚这些新附军，老李刚到手的钱粮还没捂热又如流水般花了出去。这还不说，后面从山西到北京，这一路上的明朝官员和军队都依此将降表递了过来。新出炉的大顺皇帝总不能说我没带够钱粮、不接纳你们啊，那他和崇祯又有什么区别呢，于是，就只能继续充大、一路走下去。同时，因为标榜“迎闯王、不纳粮”，不能建立税收来源，于是从山西就开始向宗室和在野的士绅行“追赃”之举，勉强维持住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的军队。  当他走到北京时，他名下已经有了四十万军队，但除了他从西安带出来的七八万人外，其余的那些降军到底有多少人，他也不知道，只能认下那些明军降将们的报数，而且还得按此数给他们发钱粮，更要命的是那些军队的战斗力和忠诚度根本就不靠谱。没有多少消化能力的大顺朝，已经被数量庞大的投降的明军和明朝官僚们撑爆了肚皮，李自成充分体会到了崇祯皇帝的当家之难，于是他主动向崇祯皇帝发出了和谈的意向，但死到临头的大明朝的君臣们，继续发挥相互推逶和扯皮的功夫，将最后的生机彻底断送。于是，李自成只得进北京。  进了北京城的李自成才发现崇祯早就是穷光蛋一个，整个大明朝几乎一贫如洗。崇祯为调吴三桂入京时，对吴襄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而实际上当时内帑仅剩万余两白银，连当时宫中的嫔妃宫女和太监都被崇祯搜刮了好几遍以筹措军饷。李自成进城后在宫中刮地三尺，结果却是“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至于国库，则更惨，“甲申三月十五日，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  李自成觉得自己进了一个超级大坑，崇祯自个跑煤山上去找歪脖子树去了，扔下个巨大的烂摊子给他，怎么办？新生的大顺王朝百废待新，到处需要用钱。跟他打天下的老兄弟和他们的家眷得拿钱粮养着，还有几十万降军需要钱粮安抚，各地的官僚衙门也需要维持，更有数量庞大的老百姓需要救济，另外山海关的关宁军也需要钱来搞定，而且关外还有帮通古斯来的野人的后代还在虎视眈眈，更不用说南方还有大明王朝的半壁江山。  钱从哪里来？这时的李自成肯定非常恼怒那个“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了，不收税不纳粮，他凭空能变出那些天文数字般的金银钱粮吗，这真是作茧自缚啊。但他还不能出尔反尔，否则新王朝的威信何在，他这个大顺皇朝开国皇帝的脸面何在，而即使现在马上着手建立税收体制，也是远水难解近渴。于是，他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在北京搞“追赃”。  国家的财富在哪里，所有人都知道，连死了的崇祯也知道，但怯懦的他，生前只能低下皇帝那高傲的头向那些人乞讨，死后也只能在遗书中哀叹“文臣皆可杀”。但造反起家的李自成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甚至不怕就此毁掉自己的王朝。于是那些打开城门迎闯王的达官显贵们，不仅没有当成“从龙之臣”，反而成了案板上的肉。  于是，顺军“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  李自成的酷烈的追赃，不仅灭掉了无数的勋戚、官僚、宦官和富商，也灭掉了自己在北京城的统治，乃至在中国北方的统治，他将掌握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命脉的官僚士绅阶层，整体推向了自己的敌对面，但自己却又没有足够的官员和官僚机构，去代替他们统治这个国家。 这完全是饮鸩止渴，但当时的李自成也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了，他已经做好了退回西安的准备了，那些“追赃”得来的金银早已被安排运回西安。只是他没想到的是，七千万两的金银并不能支撑他的大顺王朝，对他恨之入骨的北方官僚士绅地主，立即投向满清，让满清得以集结起中国北方的巨大力量，迅速碾压了他。于是短命的大顺王朝，仅仅生存了一年多就和他的开国皇帝一起烟消云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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