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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州澄泥砚源于秦汉，盛兴于唐宋，是与端、歙、洮齐名的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盛唐时期，由于绛州占据着重要地理位置，是去首都长安（西安）的重要水旱码头，各路官宦商贾、文人墨客、能工巧匠云集绛州，更进一步促进了绛州经济文化的发展。绛州先民前承秦砖汉瓦的澄泥工艺，改进陶砚的制作技法，使澄泥砚的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在《论研》一文中指出：“蓄砚以青州为第一名，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贾氏谈录》（南唐杨洎著，收入《永乐大典》）“绛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逾年而后取，泥沙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砚》中记载：“绛人囊泥汾水中，陶为砚水不涸。”宋翰林学士苏易简著的《文房四谱》卷三中记：“作澄泥砚法，以瑾泥令入于水中挼之，贮於瓮器内，然后别一瓮贮清水，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俟其至细去清水令其干，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二模如造者者，以物击之令到坚，以竹刀刻砚之状，大小随意，微阴干，然后以利刀手刻削，如法日曝干，空间垛以地，厚以稻糠并黄牛粪搅之而烧一复时，然后入墨蜡贮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不亚于石者”。 唐宋之后，由于石质砚的大量开采制作，对澄泥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作为当时的书写工具之一，澄泥砚的生产仍然保持着原有的优势，在扩大发展。元代山东柘沟河沿岸，河南虢州和河北滹沱河一带都开始生产。仍然保持着原有的优势，澄泥砚的制作也更趋精细，随型砚愈多样。明代，随着石砚的大量开采，以及铜砚、瓷砚、铁砚、漆砂砚，木砚等的出现，澄泥砚由于其制作技艺的复杂已显处下风，新绛的澄泥砚尚无发现相关的文字记载。到了清朝，澄泥砚的制作几乎没有成功的佳作，据有关资料记述（尚待进一步考评）乾隆皇帝在钦《西清砚谱》载入的二百余方砚中，澄泥砚占51方，其中铭文中有绛州字意的御铭就有11方（我们查证，仅供参考）。如唐八棱澄泥砚铭：“汾水澄泥绛县制，贾氏谈録详记事，建武庚子分明识，海马飞鱼出波际。佐我文房之五艺，挥毫祇欲书亥宇。”在砚说中称其砚：“土质细润，坚为玉石，其为汾绛旧物无疑。”又御制宋澄泥石函砚铭：“绛州泥，谁为澄，端溪石，谁为形；泥而石所点料，石而泥非所较；一而二二而一，水为入墨为出；背画井思复古也，而磨凹不可补也，经世修身宣思何以自处也。”可见乾隆皇帝对绛州澄泥砚的宠爱。 综上所述，澄泥砚的生产到了明清之际，一直在艰难的维系着其生存，而绛州澄泥砚生产几近失传。民国十七年修定的《新绛县志》中记载：“按绛州出澄泥砚，《山西通志》及《绛州旧志》均载记之，可知澄泥砚确为绛州所出。唯在今日，无制之者，盖其法早已失传矣。”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绛县工艺美术厂曾探索恢复澄泥砚生产工艺，但由于成品率极低，成本过高，市场销路不好，不久便停止生产。1986年以来，新绛县博物馆业务馆长、文博副研究员蔺永茂与其子蔺涛成立“山西省新绛县绛州澄泥砚研制所”，多方搜集资料，精心钻研，终于使四大名砚之一的绛州澄泥砚重现人间，又绽新蕾。1997年，有民间制陶艺人王学仁及其子王云鸿成立“绛艺苑砚社”，开始了“绛艺苑”澄泥砚的生产制作。继而有年轻制陶艺人阎鹏成立“绛源斋砚社”，进行澄泥砚的研制开发。 绛州澄泥砚与端砚、歙砚、洮砚齐名，并称“中国四大名砚”，在中国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属于边缘学科，综合艺术，较之其它的石雕砚种，其制作更为艰辛。它取绛州汾河泥做原料，经特殊焙烧工艺制成的珍贵奇特的一个砚种。属于陶瓷却又有别于陶瓷，是界于陶与瓷之间的一种炻器。 绛州澄泥砚属于砚雕又复杂于砚雕，它不仅仅局限于雕刻，还需经采选泥料、澄细、淘沙除杂、制坯、烘干、装饰、烧制、细蜡、抛光等几十道极为复杂的工序。融物理、化学、雕塑、绘画、文字、书法、篆刻、造型设计于一炉，属于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澄泥砚应是属于陶又高于陶、属于刻砚又复杂于刻砚的综合艺术门类。无论其烧制难度、制砚难度均复杂于陶瓷与石质的砚雕。 由于泥料可塑性大，因而澄泥砚具有自己独特的雕塑风格：注重形象的塑造，讲究精雕细刻又不失古朴大方；质地细腻但又细而不腻，坚而不燥。由于制作工序繁多，因此在中国四大名砚中，它相对前三者更具一定的难度，更难制作，故也更为难得。要求研制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与技艺，更多的是“砚外功夫”：要懂得物理、化学、土壤、地质、陶瓷以及文物与考古，还要熟悉与精通造型艺术。特别是绘画、雕刻、书法、篆刻、设计、色彩以及扎实的文学功底，深厚的艺术修养，娴熟的雕刻技艺等。要博览群书，从相关的艺术中汲取营养：竹木牙雕，金银玉器，书法字画，碑拓篆刻等等。“胸有文墨品自高”，否则，它只能是一种书画用品，而并非“艺术珍品”，自然会逐渐失去其艺术收藏价值。正由于种种原因，以至明末清初失传，留下三百年的缺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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