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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允/昌宁史话(连载之四)

 君子养源 2018-10-07

唐朝时期

 

唐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借助隋末农民起义的力量称帝,建立唐朝。古老帝国又迎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大繁荣、大开放时期。有隋朝“开皇之治”的铺垫,初唐至中唐相继出现了“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大唐帝国进入全盛时期。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朝盛强的顶峰,唐朝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十里长安城成了举世闻名的国际第一大都市、世界文明的中心。唐代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为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火药的应用、雕版印刷、建筑、天文、医学等领域处世界领先地位。诗歌创作进入黄金时代,书法、绘画名家辈出,哲学、史学、文学、宗教、教育繁荣,体育活动兴盛。对外关系空前扩大,与日本、朝鲜、印度、大食以至中亚、西亚、东非、北非、欧洲一些国家交往频繁,各国慕名来大唐留学及打工者很多,尤以日本为多。

唐朝沿袭隋朝制度又有所发展。中央有三省、六部、九寺、三监,并设立了政事堂。地方仍设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分上、中、下3级。县设县令,下有县丞、主簿、县尉,协助县令工作。州县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军事实行府兵制,边地则设镇、戍,亦分上、中、下3级,军事要地则设都督,一般由所在州部刺史兼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稳固以后,需要有经常性的军事设置,因而形成了军区,原来的行军大总管及都督就发展成了这种军区的固定长官——节度使。全国先后设置了10道节度、经略史,其中,剑南道节度使驻今四川成都,后分为剑南西川、东川两节度史。这就是节度使制度的开始,也是造成封建割据势力的重要原因。

唐初为稳定边疆,唐王朝将被隋朝俘押长安的原昆州刺史爨玩之子爨宏达释放回云南,仍任命他为昆州刺史,允许他将其父爨玩尸体带回安葬,并将南宁州总管府改为都督府,恢复了朝廷对云南的羁縻统治。唐贞观元年(627年),废除南宁州都督府,其所督之州县改隶戎州都督府(今四川宜宾),南宁州与昆州、曲州等均作为戎州都督府所辖之羁縻州。这一时期,唐王朝进一步调整了云南的州县设置。唐高宗龙朔四年(664年),在姚州(今姚安、大姚一带)设置姚州都督府,总领滇西各羁縻州,先后设置了匡州(今弥渡、永平一带)、览州(今楚雄、双柏一带)、蒙舍州(今巍山)、阳瓜州(今漾濞)、越析州(今宾川)、浪穹州(今洱源)、河东州(今凤仪)等。至此,戎州都督府辖羁縻州达64个,姚州都督府辖羁縻州57个。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匡州,本南云州,武德七年(624年)置,贞观八年(634年)更名。汉永昌郡地。县二:勃弄(今弥渡一带)、匡川(今永平一带)。”按此记载,唐置匡州之地确属东汉时永昌郡地,但三国时,诸葛亮已将永昌郡之云南、叶榆、邪龙3县,划归新成立的云南郡,匡州绝大部分当属云南郡之地。而且,永昌郡已于东晋咸康八年(342年)废除,永昌地名仍在,永昌郡却早已物换星移了,因而不能说匡州是析永昌郡地置,更不能认为匡州即永昌郡。

唐朝初年,在今云南境内设置的都督府、羁縻州均归剑南节度使节制。今昌宁县境先后隶剑南节度使姚州都督府匡州、阳瓜州、蒙舍州辖治。

从以上史实推断,唐朝前期所置南宁州都督府及姚州都督府,势力范围只达洱海地区。匡州等羁縻州名义上管辖今滇西地区,实际上唐初至南诏国建立这段时间,唐朝对澜沧江以西区域(含今昌宁县地)又失去了有效控制,这些地区实质上由地方大姓、部落酋长统治,各自为政,对唐王朝时附时反,时分时合。

 

(唐)南诏国时期

 

隋末唐初,在今云南大理洱海周边地区分布着乌蛮和白蛮众多的部族和部落,其中有6个势力较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诏即王之意)。其中,蒙舍诏(今云南巍山西北)地处各诏之南,故又称南诏。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臣属于唐,遣使入贡。武则天时,其子逻盛入朝为质。同一时期,吐蕃(今西藏)势力也急剧膨胀,时常侵扰唐朝边境。为遏制吐蕃势力的发展,加强对云南地区的控制,唐王朝一方面强化姚州都督府等军政设施,神龙三年(707年),派遣右台御史唐九征率军收复被吐蕃占据的今漾濞、西洱河一带,“累战累捷”,再次恢复了唐王朝在洱海地区的统治。唐九征为庆贺征讨吐蕃之胜,在江边立铁柱“以勒功”,这就是孙髯翁笔下的“唐标铁柱”典故。另一方面,唐开元二十二至二十五年(734~737年),朝廷大力扶持亲唐的蒙舍诏征服邻近的五诏而“合六诏为一”。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逻盛之孙皮逻阁兼并了原姚州都督府辖各羁縻州,唐王朝给皮逻阁赐名为蒙归义,封其为云南王,归姚州都督府节制。皮逻阁及其义子阁逻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扩张势力范围,向东消灭了踞有今云南东部、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了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部族地区。唐天宝二年(743年),皮逻阁在今太保山下筑永昌土城,设置永昌节度(其辖区相当于今保山市、德宏州和临沧市)。保山坝自西晋元康九年(299年),永昌郡南迁永寿444年后,重新设置了州一级行政机构。

唐天宝初年,在朝廷支持下,皮逻阁剿灭了雄长云南东、中部达400多年的爨氏势力,用武力胁迫滇池地区的西爨大部分居民迁往永昌城(今保山城)一带。其后,随着天宝年间几次对唐战争的胜利,南诏的统辖范围迅速扩大,遍及今整个云南省范围,囊括了包括《新唐书·南蛮传》中记载的“东距爨(今滇、黔连接地区),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境内),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西南骠(今缅甸曼德勒一带),北抵益州(以今大渡河分界),东北际黔巫(今川东南与黔西北连接地)”的广袤区域。《蛮书》记载,794年,南诏设立了6曹(6赕)、7节度。据《新唐书》载,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已发展为10赕(“赕”相当于州)、6节度、2都督,成为云南有史以来最为强盛、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辖最彻底的地方政权。

唐玄宗天宝年间,唐王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姚州都督(云南太守)张虔陀等人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了南诏与大唐王朝的矛盾。唐天宝九年(750年),被姚州都督张虔陀侮辱、敲诈和诬陷激怒的阁逻凤,“发兵攻陷姚州”,张虔陀“饮鸩死”,姚州城被捣毁。南诏国遂背唐而附吐蕃。

唐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统兵8万征南诏,阁逻凤遣使谢罪求和,愿意赔偿一切,鲜于仲通高估自己,不顾大局,拒绝求和,扣留南诏使臣,阁逻凤被迫投靠吐蕃,合力反击,唐军全军覆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

唐天宝十一年(752年),杨国忠掩盖征讨南诏败绩,偷偷派兵强筑姚州城,任命将军贾瓘为姚州都督。阁逻凤再度攻取姚州,唐军再次全军覆没,贾瓘被俘。

唐天宝十三年(754年),杨国忠不顾人民和大臣的反对,征调全国之兵,命剑南节度留后大将李宓率军20万再征南诏,李宓孤军深入,遭南诏和吐蕃两面夹击,大败于太和城,全军覆没,李宓投西洱河而亡,20万大军“弃之死地,只轮无返”。

从唐天宝十年(751年)起,南诏彻底脱离了唐王朝,依附吐蕃,割据称雄,42年后,阁逻凤之孙异牟寻于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复归唐。次年,异牟寻与吐蕃决绝,联合唐军大败吐蕃军,被唐王朝册封为南诏王,并在点苍山下会盟,以后较长时期,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南诏中后期,从唐大和三年(829年)以后,南诏国统治者利令智昏,穷兵黩武,开始频繁向周边地区发动征发战争,至世隆时期(860~877年),战争频仍。其中,在东与北两个方向,南诏国以拓东城(今昆明)为基地,数次进犯安南都护府(今四川西昌、会理)、邕州(今广西南宁)、播州(今贵州遵义)。据《唐鉴》二十一卷和《南诏野史》记载:“自咸通元年(860年)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大和三年(829年),南诏国军队攻陷成都,虏男、女工匠数万而去。南诏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最终造成两败俱伤,唐王朝国力大减,南诏国也最终走上了衰亡。

阁逻凤兼并了爨氏控制的滇东、滇中地区,又在三次天宝战争中打败了唐朝军队,摆脱了中央王朝的支配。继而与西藏的吐蕃结盟,北上攻取了川西南,再经过“西开寻传”,不仅重新统一了处于分裂状况的原永昌郡属地,而且向西和向南扩张了势力范围,从而建立了一个东达贵州东部,北抵大渡河,西接藏地,南及中南半岛北部的南诏国。南诏国在滇西地区设置了“永昌节度”(治今保山城)和“镇西节度”(治今缅甸老蛮莫)。永昌节度的管辖范围约包括了今保山市、德宏州大部分和怒江州、临沧市、普洱市之一部分及缅甸克钦邦的北部地区。南诏又在永昌节度辖区设置了永昌府(治今保山城)、软化府(治今腾冲)和胜乡郡(治今永平)。这也是历史上在今保山首次设府。

南诏国的崛起,有史以来第一次统一了云南,结束了长期以来中原王朝对称雄云南各地的部族首领实行羁縻政策,仅实行名义上统治的局面,开始了以中央王朝身份,实行实际统治的强有力的地方政权新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发动政变,诛杀南昭王舜化真及蒙氏家族800多人于五华楼下,建立大长和国,南诏国亡。自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南诏国传13世,历254年。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剑川节度杨干贞杀郑隆亶,灭大长和国,立赵善政为王,改国号大天兴国。大长和国传3世,共26年。唐天成四年(929年),杨干贞废赵自立,国号大义宁国,大天兴国仅存在10个月。两年后,杨干贞之弟杨昭取兄而代之。后晋天福二年(937年),通海节度段思平在董伽罗、高方及滇中37部支持下起兵夺权,攻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大义宁国传2世,历9年。

南诏国的政治制度深受中原影响,基本上是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地方官制。初期设置6曹(即兵、户、客、法、土、仓,相当于唐朝的6部),后期改6曹为3托、9爽,宰相称清平官。地方官制有6节度、2都督、6赕。“赕”相当于唐朝的州。

(唐)南诏国时期,今昌宁县境大部分地区属永昌节度永昌府领地,其中东部地区归唐封川(今凤庆)辖,西北部及中部地区归永昌府辖。

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时期,永昌节度及永昌府、唐封川建制未变,今昌宁县境的隶属关系与南诏国时期同。

 

五代十国时期

 

自唐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灭唐称帝开始,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政权,史称五代。从唐朝灭亡至宋朝重新统一全国,出现了10国割据的局面。10国中唯一疆域在北方的国家是北汉,其余9国均在南方,其中前蜀与后蜀前后衔接,吴与南唐前后相承。

10国中,只有前蜀与后蜀疆域与云南接壤。时值南诏国末期至大理国初期,前蜀与后蜀均对云南没有明显影响。

 

宋朝时期(辽、金、夏)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皇位,建立了宋朝,定都汴梁(今开封),后周亡。

宋朝是封建时代唯一不实行抑商政策和没有文字狱的王朝。社会生产迅猛发展,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越了唐代,是汉唐之后又一个辉煌灿烂的封建王朝,是经济、科技、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的封建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强国。其经济、科技、文化、外贸等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举世闻名的中国四大发明,其中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开发应用的主要阶段都在宋代。世界上最先发现并利用石油,最先发明使用火箭、火炮等热兵器,最先发行纸币的是宋朝。沈括对化石的研究和认识比欧洲的达·芬奇早了400年。

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高度发达,用于内河与大海航运的“万担船”和“神舟”大海船,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宋朝因而成为海上贸易大国,成功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获得的税收占到财政收入的60%,财政总收入中工商税一度占到70%,意味着宋朝曾一度走出了农业文明,迈向了工商业社会,比欧美国家进入工业化初期早了近千年。

宋朝国力空前强盛。人口首次超过1亿梯级。据英国《世界经济千年史》记载:宋初人均GDP已达600美元,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21%,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财政收入峰值高达1.6亿贯(1贯=1000文),即使是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高时也能达到1亿贯,不仅空前,也堪称绝后。唐朝前期财政收入约占宋朝平均水平的20%,“安史之乱”后跌到宋朝平均水平的10%;明朝财政收入比北宋整整差了一个数量级,其峰值尚不足宋朝平均水平的20%。清朝“康乾盛世”时期,也达不到北宋财政收入的一半。据《清史录》等史籍记载,清朝财政收入几乎是宋朝平均水平的30%左右。宋朝对外贸易输入的大多是原料,输出的大多是手工业制成品,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GDP几乎占了世界的一半,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

宋朝为何如此富有?根本原因是宋朝统治者心怀敬畏之心,不任性,不折腾。宋朝皇宫是历代大一统王朝中规模最小的,建筑也很一般,由此就足以窥斑见豹了。

宋代不仅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在文学艺术、哲学思想、教育、史学等方面的全面发展非唐代所能企及,若从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史学、对外交往贸易等方面做综合比较,宋朝无疑超越了唐代,成为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例如史学及把史学扩大到金石学等方面的成就,都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总之,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宋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是空前的,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宋元时代也是中华文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最后时期。

宋朝平民百姓的生活也要好于其他朝代。司马光曾痛心疾首“世风”日下,说连农夫走卒都穿丝织的鞋子,他认为实在是太奢侈了。有一位西方学者感叹,当时欧洲小国的君主都不如汴梁城守卒的生活条件好。

宋朝的反腐制度在封建时代也是比较健全和成功的,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外戚不法、官吏贪腐等历朝历代政治顽疾,在宋代均得到有效管控。元朝官修《宋史》中说:“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可尚哉!”《宋史纪事本末》里赞誉宋代有“礼臣下,崇道学,后妃仁贤,宗室柔睦”等四大“法高前代”之处。

宋朝既有灿烂辉煌的一面,又是一个有缺陷的朝代。突出表现在重文轻武,以致军事孱弱,被强邻辽、金、夏频频入侵,被迫以大批金银财宝、粮食丝帛屈辱求和,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区域最小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几乎是主动放弃对云南等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宋朝时期,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先后有辽、金、夏三个国家强邻压境,不断侵扰夺占宋朝领土。辽国劫夺了宋朝的燕云16州尚不满足,还不断南侵宋朝。西夏先后攻占了宋朝的灵州、西凉府以及河西诸州。宋建炎元年(1127年),金军更是大举南侵,俘获宋朝徽、钦二帝北还,灭了北宋,占据了宋朝的半壁江山。

辽、金、夏三国距云南较远,与时据云南的大理国未有交集,对其从建国至灭亡的情况及政治制度等不予赘述。

 

(宋)大理国时期

 

《滇载记》说:“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图进于上。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云南300年不通中国,段氏得以睨临爨、僰以长焉。”这就是著名的‘宋挥玉斧’的历史典故。且不论宋太祖是否真挥了玉斧,纵观宋史,太祖“杯酒释兵权”,虽解除了军队统帅拥兵自重、觊觎皇权的隐忧,但也使宋朝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加之赵匡胤的继承者大都是柔弱之人,要穷于对付北方强敌辽、金、夏,已无暇顾及云南了。到了南宋,更是苟安一隅,自顾不暇了。因此,宋王朝基本没有直接治理过云南,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这也是大理国段氏得以传袭22世、316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理国占据今云南、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等广大地区,与内陆的两宋王朝相抗衡,直至1254年被忽必烈统帅的蒙古军队消灭。但大理国据险割据,并非彻底脱离了宋王朝。早在宋将王金斌、刘綎平定蜀地后,大理国主就曾派人送信到蜀地,主动与宋军统帅联系,表达愿意归宋之意,是宋朝坐失统一云南的良机。史籍记载,随后大理国多次采取主动态度,争取臣属宋朝。宋朝也多次给予大理国主封号和赏赐。300多年间,大理国与宋朝相安无事,未发生过战事。

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后,董伽罗被封为相国,高方封为岳侯,驻鄯阐府(今昆明)。以高氏为首的封建领主势力日趋强大,段氏子孙大多孱弱,因而在大理国中后期,实权一直掌握在高氏手中,段氏仅拥虚位,曾有9位国王先后禅位,或被废为僧。

宋嘉祐八年(1063年),大理国发生了以杨允贤为首的叛乱。1080年,权臣杨义贞发动政变,杀了段思廉,自立为王,4个月后,杨义贞被高升泰起兵擒杀,立段思廉之侄段寿辉为王。1094年,高升泰取段氏而代之,改国号为“大中国”,仅3年(1097年),高升泰死,其子高泰明遵父嘱“以国仍还段氏”,改国号为“后理国”。段氏虽重登王位,但“凡赏罚政令,皆出高门”。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

大理国历316年,其中大理国时期历157年,高升泰改国号“大中国”仅3年,“后理国”历156年,史学界统称为大理国。

南诏国和大理国的主体民族都是乌蛮和白蛮,所不同的是,南诏国的王室为乌蛮,但统治集团中却有大量的白蛮贵族;大理国则相反,王室为白蛮,统治集团中亦有大量乌蛮。乌蛮由此前的“昆明族”等族群演变而来,白蛮则源于汉晋至唐初的滇僰和爨人中的一部分。

宋朝实行官、职和差遣分离的制度。中央实行“三省”(门下、中书、尚书)、“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的官制。地方官制实行州(府、军、监)、县二级制,宋初沿袭唐制,全国划分为10多道。宋太宗时改道为路,路作为朝廷派出机构的辖区,在州、县之上。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分置23路。路、州(府、军、监)直属朝廷,县设知县或县令,还有丞、主簿、尉等职位。

(宋)大理国初期沿袭南诏国旧制,仿照北宋建置,撤销永昌节度,保留永昌府。永昌府辖胜乡郡(今永平)、祐甸(今昌宁)、枯柯甸、庆甸(今凤庆)。史籍记载:“永昌府领郡一、州一,羁縻甸、部十余。”(宋)大理国时期今昌宁县境隶永昌府辖。

(宋)大理国时期,进一步将政区向边陲地区基层延伸,在府、郡之下设置了甸、部、寨、塘等基层户籍管理机构。大理国在今昌宁县境内第一次设置了祐甸(今右甸坝地区,隋唐时期称契甸,后简化为右甸,作为地名沿用至今)、枯柯甸等户籍管理机构,可以说祐甸、枯柯甸具有地名和政区双重含义,“昌宁”这一地名首次出现在全国政区版图上。可以这样理解,大理国时期,对边疆各少数民族部落地区的治理比南诏时又进了一步,更具实效性和常态化、网络化。

南诏国是在战争中建立,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所以南诏统治者崇尚武力。唐大和三年(829年)后,南诏开始频繁向周边地区发动征伐战争,唐咸通元年(860年)后,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给周边地区,也给其统治下的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南诏国实行兵农合一的“乡兵制”。政府不负责后勤供应,平时多数乡兵在家务农,战时一切军需供应皆由乡兵自备。每年十一、十二月必须军训,参训壮丁必须自备武器、甲胄。如果是骑军,还需自备战马。《新唐书·南诏传》说:“壮者皆为战卒,有马者为骑军。”加上其他赋税劳役,人民确已不堪重负。南诏国后期,今昌宁地方与整个南诏国一样,呈现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景象。

大理国时期,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人口快速增长,右甸坝周边形成许多个聚居点——寨子,董瓮、勐廷、营盘山一带,皆为越人(傣族先民)聚居区。南诏国至大理国时期,佛教等宗教文化开始传入右甸及周边地区。

 

元朝时期

 

蒙古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元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建国号大元,次年改中都为大都。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宋帝溺死,宋亡。忽必烈成为继秦始皇、汉高祖、晋武帝、隋文帝、宋太祖之后,又一个统一中国的创业雄主。

大一统的元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300多年四分五裂的局面,并为以后数百年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元朝的统一规模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元史·地理志》说:自秦统一中国后,“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尤其在西北方向,不仅超越汉、唐,而且伸展到难以以里数计算的中亚、西亚地区,大大超越了清朝康、乾全盛时期的疆域。可以说,中国今天的辽阔疆域就是在元代打下基础、定下轮廓的。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今天的疆域比元朝小很多(不包括成吉思汗、窝阔台和蒙哥时期,在西亚、中亚波斯全境,东欧、中欧伏尔加河流域广袤地区建立的蒙古四大汗国)。

元朝开创了北方少数民族征服统治全国的先例,实行“华夷一统”的糅合蒙汉政策,社会比较开放,对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比较宽容,因而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各民族和各地区之间的矛盾,第一次把西藏真正统一到中原王朝之中,保证了西藏地方有效地置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继续实行扩大开放政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在中外交往史上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一时间大元帝国成了欧亚各国引人注目的中心,有大批东、西方各国的学者、商人、僧侣、旅行家到中国来,朝野官员中就有“色目人”(波斯人或欧洲人),海外交往的范围大大超过了唐、宋时期。

元朝建立了打破割据政权此疆彼界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驿站遍布全国,航海和陆路交通空前发达。《马可·波罗行纪》载:忽必烈时期全国“驿邸逾万所,备马逾三十万匹”,“从未见有皇帝国王藩主之殷富有如此者”,“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由于幅员广袤,交通便利,社会比较开放,中西文化交流等客观条件,促进了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元代的杂剧、散曲艺术,可以和汉赋、唐诗、宋词等量齐观。以郭守敬等编制的《授时历》、黄道婆发明的棉花纺织技术、王桢的农业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成就,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宋、元时代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向了中国和世界亘古未有的高度,盛况空前。当时之中国,不仅是陆上强国,更是海洋强国。自秦以来长达16个世纪的历史中,无论幅员、人口、经济、文化、科技还是军事,中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自明朝以后,中华文明渐渐落后于欧美文明,丧失了世界上的先进地位,直至二十世纪末。

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国大汉蒙哥派其弟忽必烈率军10万人,以兀良合台为大将,兵分三路远征大理,实施绕道西南,以“拊南宋之背”的战略计划。“冬十月,兵过大渡河,又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新纂云南通志》),一举攻占大理城。这就是著名的“元跨革囊”的历史典故。1254年,蒙古军攻克鄯阐,擒段兴智,大理国灭亡。

攻灭大理国后,为稳定局势,忽必烈听从姚枢、徐世隆等汉臣的劝告,仿效“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之西南夷乎”,不杀段氏,设置大理总管府,仍以大理国末代国王段兴智为“大理总管”。由于系忽必烈亲封,段氏从此披上了一道“护身符”。段氏借助蒙古军剪除了长期擅权的高氏集团,恢复了元气,承袭大理总管12世,继续统治今云南中西部地区128年。段氏与元朝封镇云南的一等王梁王之争,则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

元朝基本沿袭宋朝官制,但将门下省改为中书省,地方行政机构实行行省制度,把府置于州前。行省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主持地方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据《元史·地理志》载,全国置11个行中书省。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王朝在云南设置行中书省,改鄯阐为中庆路,这是云南首次作为省级行政机构,列入中国全国政区。行省以下设路、府(州)、县三级。云南行省之下设置了蒙化、大理等37路48甸。为加强与偏远地区的联系,又设置宣慰司,介于行省与路、府、州、县之间,起上传下达作用。忽必烈的儿子分封为王,出镇边疆地区,出镇云南的是第五子忽哥赤。

忽必烈攻占云南之时,元朝尚未建立,南宋政权依然存在。为尽快稳定局势,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蒙古国在大理设置大元帅府,统领19个万户府(其中2个地在今川南)。19个万户府中,地在今滇西片区的有“大理上万户府”和“大理下万户府”。万户府下设千户所、百户所、试百户所,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出任万户、千户、百户,这就是云南土司制度的开始。

蒙古军攻占云南后至元朝初期实行军事统治,对少数民族残酷压迫与奴役,引发云南各族人民强烈反抗。为彻底改变云南不稳定局面,1274年,忽必烈亲选亲信大臣赛典赤·瞻思丁主政云南。赛典赤不孚众望,采取一系列稳妥有力的措施,很快稳定了局势。

据《元史·地理志》载,赛典赤·瞻思丁主政云南6年,功勋卓著。改革政治机构,推行“抚治”政策,提倡儒学,建孔庙,立庙学。努力发展生产,是历史上治理滇池及修筑松华坝水库第一人。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设置云南行中书省,赛典赤·瞻思丁任行省平章政事,将原先两权分离的“宣慰司”与“都元帅府”合署为“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实现了军令、政令的统一。推行“郡县制”,将军事统治时期的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试百户所改置路、府、州、县。全省“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瞻思丁把云南行政中心从大理迁到押赤(后改称中庆,即今昆明),从此,中庆城成为云南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云南行中书省的建立,把云南纳入了全国统一的行省制度中,结束了延续千年的中原王朝对云南“遥授刺史”,实际上由地方大姓和夷族首领割据统治的局面,从此奠定了云南郡县的版图,这是云南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从1253年忽必烈攻占大理,至1381年明军攻占中庆城(今昆明),元朝统治云南128年。

《明史·土司传》载:“湾甸,蛮名细赕。元中统初内附,属镇康路。”中统是忽必烈即蒙古国大汗位的年号,中统纪年是1260~1263年,细赕(今湾甸一带)于蒙古中统初内附,时间应在1260年前后,内附后元王朝将其改名湾甸,归镇康路辖。这是迄今所能看到的史籍关于细赕最早内属的记载,说明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归汉时,细赕并未随同内附。以此推断,今昌宁湾甸乃至更戛一带当不属于哀牢地,而且蒙古中统初年以前,无论中原王朝还是云南地方割据政权,尚不曾有效统治这个地区。

元泰定二年(1325年),顺宁夷长孟哄请内附。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元王朝设置顺宁土府、宝通州,以孟氏为土知府,赐姓勐氏,以左氏为土同知,并置宝通州、庆甸县及大侯(今云县)长官司。由此可知,顺宁内附还在湾甸内附后60多年。元文宗天历年间,在今昌宁县右甸筑有简易土城,因右甸古称契甸而称为契城。地点疑在今右甸坝宝丰寺一带。

元朝时期,元王朝云南行省在今昌宁县境内先后设置了祐甸、枯柯赕、细赕、湾甸、广夷等政区和枯柯驿、右甸驿等驿站。今昌宁县全境隶大理总管府辖治。其中,今昌宁县境中部右甸一带及西北部柯街、卡斯、大田坝一带隶大理路永昌府辖;澜沧江以东地区隶顺宁土府辖。南部湾甸至更戛一带隶镇康路辖。

元朝第一次把今昌宁全境完全纳入中原王朝的政区之中。

云南古代道路建设,始自秦朝,有过汉、唐、元三次高潮。若论成效及影响,尤以元朝为最。元治滇仅百余年,但在发展交通、水利等方面的治绩足可称道。

元朝不仅全面扩修了前代旧道,如清溪关道、石门关道、黔府道、邕州道等,还开通了由昆经黔入湘的普安道,通达缅甸的永昌道,至越南的交趾道等。元代的道路建设奠定了云南陆路交通的基本格局,从此,经今中国保山南部走水路达缅甸仰光至身毒等道路通行不辍。元朝重视驿传,在云南广置驿站,锡铅驿、右甸驿、枯柯驿等驿站就是在元朝时期建立起来的。元代交通之便利,时人形容“行千里如至邻家”。

便利的交通,密切了云南与内陆及东南亚、南亚诸国的联系,内陆移民大量迁入,加快了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曾经称雄北方的“大辽国”为金所灭。1233年,蒙古国又联宋灭金。耶律·阿保机后裔以阿为姓,后改姓莽。1253年,契丹人随蒙古大军远征大理,失去家园的契丹人随遇而安,散落在保山、德宏、临沧、大理一带,尤以施甸至昌宁卡斯镇大塘、广邑、客邑和蒋家山一带为多,这一地区的本族和阿、莽姓氏(莽姓第四代改姓蒋)中的一部分,被认为是契丹人的后裔,但大部分已经汉化了。

内陆移民的迁入,驿传的开通,使右甸、枯柯甸、湾甸等地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连接蒙化、顺宁、永平、永昌、镇康、施甸的崎岖驿道,驮铃叮当,促进了物流和信息流的畅通。店铺逐渐多了起来,除了本地山货和手工业品外,来自内陆的丝织品和器皿,来自蜀地的食盐和蜀布,来自永昌等地的桐华布、兰干细布、金银首饰、翡翠、光珠、琥珀等高档消费品,来自东南亚和南亚的洋纱洋布,与水晶、琉璃、蚌珠等布料和饰物……吸引着土人的眼球,悄悄改变着当地民族的生活。

元朝统治者强制推行蒙、汉二元文化,实质上是想用蒙古文化取代汉文化,理所当然招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元朝既给祐甸、枯柯甸、湾甸等地区带来了繁荣,也因战争及官员的勒索敲诈造成民不堪负,民众愤而造反。元大德四年(1300年),朝廷命云南平章政事薛超兀儿等,率云南兵12000人远征缅甸,围攻木连城。元军将校收受敌方贿赂后,借故撤军,无功而返。朝廷听说“缅与八百媳妇通好”,即迁怒于“八百媳妇”(今泰国北部,治清迈),决定以兵征讨。元朝廷调集湖广、云南兵2万人,取道贵州入云南征讨八百媳妇。民众疲于馈饷,加之湖广行省左丞刘深等沿途勒索,激起民变,贵州水西土官之妻蛇节、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率军起义,很快遍及云南、贵州各地。金齿(今保山)地区百夷(傣族)“相效不输税赋”,乘势袭击从缅甸撤回的官军,“为金齿所遮,士多战死”。祐甸、枯柯甸、湾甸等地区的傣族人民也卷进了这次起义。朝廷征调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及四川5省数万官军,历时三年,经“四十余战”,直到大德七年(1303年)三月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元朝时,老百姓负担的不仅有朝廷税赋,还有军饷和驿传运行费用。乘驿人员饮食开销,由站户分担,驿马死亡,通常也由站户买赔,更加重了锡铅、祐甸、枯柯甸驿传沿线人民的负担。元延祐五年(1318年),今隆阳区、施甸县、龙陵县、昌宁县(主要是枯柯甸)、凤庆县一带蒲蛮不堪横征暴敛,在阿都众、阿楼艮等领导下再次发动了反元起义。朝廷调集上万军队,历时10个月,镇压了这次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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