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论语》右手《易经》

在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当中，有两部著作，其重要性和巨大的影响力，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我指的是《周易》和《论语》。或许可以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周易》堪比基督教的《旧约》，《论语》堪比基督教的《新约》。也就是说，在终极价值的导向维度上，或许它们的地位和基督教《圣经》不相上下。

/壹/

我们知道，《周易》一向号称“五经之源”“三玄之冠”“群经之首”，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关于《周易》在中国文化中的至尊地位，李学勤先生甚至有过这样的说法：“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而“经学的冠冕是易学”（马宝善《易道宇宙观》序），其中“易学”指的就是关于《周易》之学。

那么，《周易》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这或许首先和它最初是一部卜筮之书有关，它通过“吉凶悔吝”等占辞直接指向人们的利害关系，所以很容易耸人视听；其次，《周易》大概是古今经典当中唯一一部以“图（卦画）”“文”（卦爻辞）结合表达自己思想的书，它构建的庞大象征体系具有巨大的解释空间，其细致精密程度至今让人叹为观止；再次，《周易》不仅包括古经两篇（即上经、下经），还包括《易传》十篇（即《十翼》），不仅有传统的象、数、理、占四大研究领域，还通过因应时代，向几乎所有领域渗透而形成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其间经、传、学、术之间不断激荡，从而成为孕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股永不枯竭的“活水”。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经常说，《周易》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特点、价值追求和人文精神，乃是一部常读常新的活的文化经典。

而《论语》呢？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关于《论语》一书的重要性，有很多种说法。比如“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盖孔子犹如基督教中的耶稣，尽管孔子从来没有像耶稣那样以“道成肉身”的形式、以“神之子”的形式示现，但他却也声称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本人的“道统”意识，或担任中国文化的“续命者”角色的意识还是非常强的。而其弟子子贡也明确盛贊孔子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当然后代帝王对孔子的各种封号就更不用说了。就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言，此诚如柳诒徵所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无论从哪种角度说，这恐怕说的都是事实。因此之故，记载这样一位中国文化之完美代表的言行事迹的著作，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日渐影响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是毫不奇怪的。

那么，同样是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巨著，《周易》和《论语》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对它们进行会通研究呢？

首先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当然还是孔子。孔子不单是《论语》的主角，经过孔子赞《易》而形成的《易传》，也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宝库。以往人们对于孔子赞《易》，除了欧阳修《易童子问》表示过一点怀疑之外，基本上都是承认的；但自20世纪以来，在时代思潮的裹挟下，“古史辨”派等人曾对此予以否认。好在随着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易》的出土以及中国人文化自信的逐渐恢复，这种论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看帛书《要》篇，就明确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这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描写的“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等，何其相似乃尔！因此，现在学界一般都承认，今本《易传》的文字或许并非孔子本人亲自撰写，极有可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编写而成，但其核心思想肯定是属于孔子的。

我们知道，孔子在易学发展史上同样具有崇高的地位（班固《汉书·艺文志》曾谓“《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将孔子列为“三圣”之一），其易学核心思想在今本《易传》和帛书《易》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在帛书《要》篇中，孔子曾对子贡说过这样一段话：“《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稀）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刘大钧先生对此评价说：“（过去）人们占卦是为趋吉避凶，而孔子则认为通过‘德性与‘仁义的修养亦可达此‘求福‘求吉的目的，故与史巫‘同途而殊归。此旨即经孔子改造之后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易》。”当然，从历史上看，“脱离神道设教而以人事伦理释《易》者，孔子非第一人”，但毫无疑问，“孔子在将《周易》由卜筮之书向人文化成之书的转化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孔子或其弟子以《彖》《象》《系辞》《文言》等说《易》，已基本上脱离卜筮，多以人事说之了。”（《周易纳甲筮法·再版前言》）据此而言，孔子在以人文主义释《易》方面，功莫大焉！这其实就是说，正是通过晚年赞《易》，孔子将《周易》这部卜筮之书变成了儒家的一部哲学著作（故在传统儒家学者看来，《周易》经、传是不能割裂的，此可参见马一浮、金景芳等人观点）；而如此一来，《周易》和《论语》这两部著作在其价值取向或内在精神上也就完全联系起来了。

的确，单从表面上看，《周易》和《论语》截然不同。我们知道，《周易》是由基于阴爻、阳爻组成的卦画和基于卦辞、爻辞组成的经文两者交织而成的一个庞大的象征体系，“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系辞下》），而《论语》呢，则主要是围绕着孔子及其弟子的日常生活及言语对话而展开，两者无论是文体形式还是讨论的内容，明显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加以概括的话，或者可以说《周易》是关乎天地人“三极之道”的天人之学，而《论语》则是主要关乎世俗中人的生命之学，或生命个体的安身立命之学、切己切心之学，亦可名之“仁学”。但我们又必须看到，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当中，天地人原本就是贯通一气的，所以天人之学和生命之学实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此两部著作或许只是切入问题的角度或者思维方式不同而已。具体来说，窃以为，《周易》主要强调的当是由天道而下贯人道，此即《四库全书》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而《论语》则主要强调的是由人道而上达天道，此即孔子所谓“下学而上达”者也。而在孔子那里，在儒家那里，就其价值取向、内在精神上看，它们却又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周易》和《论语》之异，更要看到《周易》和《论语》之同，本书之所以强调会通两者的意义，着眼点就在于此。

/贰/

关于《周易》和《论语》在价值取向、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因为本书主要是通过对《论语》的逐章解读来完成的，虽然这样做更易于保证问题讨论的针对性和情境性，但另一方面却也容易导致分析的过于凌乱，故这里或有必要对此稍作勾勒。

第一，它们都坚持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这在《周易》构建的天地人“三极之道”以及一卦六爻的象征体系中都有着明确体现，而《文言传》更直接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孔子一生之实践，其所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以及“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之叹，盖缘于此。钱穆曾谓“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尤其当下由于科技异化而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以及人的诗意生存的日益沦丧，这种基于“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的整体宇宙观，将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第二，它们都坚持现世主义的人文价值观。我们知道，《周易》中的“天”或者“鬼神”，和西方文化中的“人格神”截然不同，它们虽然也包括一定的宗教性成分，但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彼岸性”和“神秘性”，或仅表示人们对未知事物或者逝去的先祖的一种敬畏态度而已。孔子就曾明确说过“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等等，并声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所谓“道在人伦日用之中”，此为历代儒者所坚持的基本人生立场。李泽厚先生曾以“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来分辨中西文化之差异，其原因盖出于此。窃以为，这也正是儒家作为一种人文主义学派的魅力之所在，对于经历了科学主义洗礼后的现代社会来说，这种世界观或许更具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三，它们都坚持“与时偕行”的历史进步观。因为《周易》以阴、阳作为宇宙发展的两种基本力量或既对立又统一的两种基本元素，所以其对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是高度肯定的，由此出发，它当然也就要求人们必须跟从、适应并进而引导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变化。比如《文言传》和损、益二卦《彖传》都提到了“与时偕行”，《系辞传》还讲：“《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而孔子本人，也并不是像过去被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个守旧的人，孟子曾称赞孔子为“圣之時者”，孔子也自称“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在和子张讨论三代礼制沿革的问题时，孔子亦对社会制度的变革（“损益”）表示大力称赞（《论语·为政》），这都表明孔子绝对是个历史进步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无数次的磨难而始终屹立于世界东方，这种“与时偕行”“唯变所适”的开放精神、开放心态肯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第四，它们都强调仁者的淑世情怀。将“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和“现世主义的人生价值观”落实到个体的生命实践当中，儒家首先强调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仁者”或者“君子”，并且明确主张“入世”而非“出世”。我们知道，在儒家所谓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当中，“仁”是作为“元德”和“全德”而存在的，但它同时又指的是个人将天地万物纳入自身之中的那种深沉的悲悯情怀和淑世情怀。《文言传》在解释乾之元德时曾有“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之说，孔子更以“仁者，爱人”阐释仁之本质，孟子则强调所谓“文王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上》）之训，到了宋朝程颢那里，更明确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集》）的观点——这些都可视之为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的不同表现。《大学》所谓“修齐治平”者，亦此之谓也。

第五，它们都强调人的自强不息精神。古之三《易》，据说均有六十四别卦，而《连山》首艮卦，《归藏》首坤卦，惟《周易》首乾卦。许慎《说文解字》释“乾”为“上出”，《周易》乾卦《大象》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自强不息之精神，诚儒家文化或中国文化之精髓也。在《论语》当中，孔子固为此精神之杰出代表，且孔子亦常以此为衡量其弟子之标准也。比如孔子曾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并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不仅自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而且批评学生：“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汝）画。”（《论语·雍也》）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当然和儒家强调“入世”有关，肯定在任何时代都是不会过时的。

第六，它们都强调中道或中庸的处世原则。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他还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而《周易》更是对“中”字赞不绝口，比如它对每卦的三、五爻（即六爻卦之上、下卦的中爻）多有誉辞，而有关“中正”“中道”“中行”“时中”等等的评价也都是正面的。当然，孔子也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那是孔子万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说法。“中道”“中庸”基本同义，既是指的某种合乎自然规律的中正之道，也是指的合乎生活现实的平常之道，《文言传》所谓“庸言庸行”是也。儒家既然主张“入世”，那么采取“中道”或“中庸”的处世原则自是必然的。

以上六条，作为《周易》和《论语》基本一致的核心价值的概括，或有粗疏之处，但即便就此而言，亦能大致反映出吾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民族文化之中极为少见的几种“本源性文化”之一而呈现出来的独特性精神面貌也。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之公认原则，这些异常独特的核心价值其实也正是吾中华民族文化提供给世界民族文化的某种普遍性核心价值之所在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新一波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现在世人对《周易》和《论语》的兴趣也在持续高涨，这当然是好事。但笔者之所以主张将《周易》和《论语》两书对照学习，除了上边揭示的此两者之中所蕴含的那些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理由。《礼记》有云：“《易》之失，贼。”盖《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历来附着其上的迷信成分大量存在，如时下坊间流行的各种算命术之类即是（此固然为孔子提倡的“人文《易》”所反对，然其在民间依然不绝如缕，也是事实），学习《周易》的人一旦不慎而误入其中，则必将流于歧途矣。故我们建议学《易》者最好同时也学学《论语》，因为《论语》主要是基于现世人情来讲话，其人文主义气息更加浓郁且离人伦日用更加切近，读之或可消除附着在《周易》身上的某些不良习气也。当然，如拿《论语》和《周易》相比，其“尘世”气息或许又多了些，因而学习《论语》的人，又不妨同时读读《周易》，那样也许会在人生格局上更加扩展一些、恢宏一些。笔者主张将这两部经典合而观之之隐衷在此，望读者朋友察之。

（作者系国家开放大学教授、新闻中心主任，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国际易学联合会学术部副部长。长期从事易哲学、教育等人文学科研究及教学工作。《论语易解》日前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此文为作者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