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三代文明观为周王朝构建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提供了历史框架。夏、商两代王朝分别活跃于公元前二千纪的前半叶与后半叶。当周人崛起于西土关中之际，殷商的政治中心坐落在远在东方的豫北冀南（河内），两地之间的晋南盆地（河东）与嵩山南北的河谷（河南）则是传说中的夏地。夏商王朝的兴衰史成为周人天命观的认知前提，也为考古学家寻找第一王朝的史迹提供了基本的时空坐标。夏史传说中的核心要素包括，大禹治水，禹迹天下观，早期王权出现，青铜礼器成为王权的象征，以晋南盆地和伊洛颍河谷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间格局形成，这些都成为周人王权观念的基石。因此我们的议题不应纠结于夏是否存在，而是探讨周人所述之夏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面对夏纪年时代的史前中国社会，如何在社会考古学与来自千年之后的文献叙事之间架设桥梁？周人的夏史传说，哪些内容是来自三代早期的社会记忆，哪些又属于后代所创造的政治传统？作为夏遗产的传述者，周人历史观的形成是研究夏文明的起点：周人的历史知识来自哪里？周人又以历史遗产的名义做了什么？由于考古与文献之间的衔接问题并非传说时代的中国社会所独有，这个探索本身又有普遍的学术意义，那么该如何以考古学手段来“发掘”不同时代社会记忆与政治诉求层叠积累而成的历史遗产？其方法，并非依赖文字证据，而是通过建立于文献与考古分析之上的推理来间接地实施。
陈民镇的文章为本组论文提供了一个学术史的回顾：第一次夏史真伪的论争伴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第二次论争则伴随着“疑古”与“走出疑古”之间的纠葛延续至今，并形成东西方学术传统之间的差别。陈文引出两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涉及到对本文明源起的研究，西方学术界对西方古典考古学中类似的问题如何处理。例如，对荷马史诗所讲述的传说时代社会的考古研究与阐释所涉及的学术标准与研究路径，西方学界内在的多元性会超过陈文所描述的“疑/信”“中/西”这种二元对立。其次，衡量夏文明是否是商周时代创造的神话，应当基于对公元前三千纪到一千纪社会考古的全面认识，作为对传说时代的社会与后代文献叙事进行比较分析的知识前提。虽然夏文明来自周人的追述，公元前一千纪的文献时代远非全面探讨夏问题的知识边界。如果论者对夏商史纪年范畴之内的公元前二千纪社会没有深刻的考古学分析，将无法甄别周人历史叙事中的传承与创造。
无论在夏问题上持何等立场，我们都从考古证据上看到龙山—二里头时代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些巨变，陶寺、石峁、王城岗、瓦店、新砦、二里头等政权对商周青铜时代文明的形成有重要贡献。梳理这些早期都邑的遗产与后代文献叙事的关系成为夏史研究的主要路径。通过考古重建夏纪年中的社会变革，本组中孙庆伟、张莉两篇文章分别关注了早期文明中的延续与断裂两个核心特征。孙文以嵩山南北的河南龙山—二里头传统为夏文明的主脉，通过考古重建强调了文献中夏史叙事与物质文化遗存之间的对应关系。对考古与文献中时空框架的关注，强调了考古学着重解释推理而非文字证据的学术特点。在周人所谓“夏墟”内发现的王城岗、瓦店、新砦、二里头等早期都邑，揭示出周人的夏史传说保持了近千年跨度的社会记忆。通过分析公元前十九世纪龙山社会崩溃的空前规模与烈度，张莉的文章揭示了夏史纪年之内没有任何传说印记的重要社会危机与变革，并进而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空前的社会灾难之前，早期文明的记忆如何得以传续？文明的碎片又如何被重组为一个貌似连贯的王朝叙事？
夏史传说的不连贯性和考古材料的不连贯性都与连续、断裂的现象紧密相关，这使为整合出一部流畅的夏史带来巨大的挑战。例如，考古所见以豫州为中心的河南龙山—二里头传统如何与《禹贡》冀州为中心的九州天下观拟合？对这些考古现象与文献线索的不同解释也是夏文明多元史观形成的出发点。与其视为重建历史的障碍，我们或许应该把这种无所不在的错位感视为早期王朝政治遗产的重要特征，正是由于早期政治实践的尝试性与脆弱性，使得身后遗留下一份复杂的遗产。这是早期王权政治影响力之呈现，也是传说时代考古魅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