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载，宋绍兴年间，大水将入武陵县城，县丞张琯组织百姓抵御洪水，命令大家把土装在布袋里用来堵塞大门，在水患平息之后，他亲自乘着载满粟米的小船，每家每户给粮食；要是遇上旱灾，筑陂抗旱，他也必定鞠躬尽瘁。而在洞庭湖区，每当遇上洪涝旱灾，农民们会自发组织起来抵御。抗旱排渍的开支是按亩分摊的，抢险救灾就习惯用梆声来报平安，用锣声来报险，溃堤则举火为号。农民护堤，订有乡规民约，大家自觉遵守。不过，由于手段有限，古代湖南官民的抗灾成效并不理想。 大灾过后，田园遭毁，人民死亡流徙，社会动荡不安，很容易引发民变动乱。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免遭覆灭之祸，就必须对灾民加以赈济安抚。赈灾自古就是官员的重要职责和考核其政绩的重要指标。民间传说中的包拯受到民众广泛爱戴，除了其公正执法、铁面无私之外，恐怕就是“陈州放粮”深得民心了。赈灾是衡量官员清浊贤庸的标尺，也很能体现当时社会的治乱得失。社会繁荣安定时，统治者密切关注灾害，以求弭乱于未萌；当战乱四起、纷争不断或国力衰颓之时，统治者忙于争权夺利，国库空虚，既无精力也没有这个财力去救灾。另一方面，若是救灾有力，王朝的统治能够得到巩固；若是赈灾失败，灾民化为饥民，饥民化为流民和“乱民”，就会成为新的不安定因素，加速社会的分崩离析。 唐太宗总结历代帝王治国之术，曾与臣下谈到隋朝灭亡的根源。隋朝其实是非常富裕的，国库粮储充足，但大旱之年隋文帝却不发仓赈济，而命令老百姓长途跋涉去山东找食活命。到了隋朝末年，天下储积可供天下人五十年食用，灾民却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唐太宗说，隋炀帝仗着自己富足，贪得无厌，最后把自己的天下弄丢了。唐太宗深谙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十分重视用仓储粮食赈济灾民。 历史文献中最早涉及对湖南地区施赈的记载为《后汉书·和帝本纪》：“永元十三年（101），八月荆州雨水，蠲租。”荆州八月雨水泛滥，因此蠲免了此地的租赋。而明确专指对湖南施赈的记载则为《陈书·宣帝本纪》：“太建四年（572），停湘州逋租。”免去了湖南以往欠下的租赋。 从赈款赈粮的来源及施赈主持者可以分为朝赈、官赈和民赈。 朝赈是由朝廷拨发钱粮或者采取蠲免减缓租赋等措施。一般是在发生跨省、跨府州县大面积受灾，或者某地发生特别重大的灾情时，由朝廷下旨，动用国库的钱粮，派出朝臣或指派地方官员监督、执行放赈。如西晋元康五年（295）荆州发生水灾，御史奉旨前来赈灾。 官赈一般是地区性、局部性灾荒发生之后，由地方官员主持，动用地方库藏钱粮施行赈济。比方说开放义仓的粮储进行赈粜。如周世宗显德元年（954），湖南发生大饥荒，潭州知州周行逢开义仓赈灾。如果官吏是用自己的俸禄积蓄赈灾，属于个人义举。比如唐开元年间，岳州长史欧阳稚，用俸禄赈济饥民千余人，救活了大部分。又比如说南宋绍定三年（1230）夏，赵汝澹任蓝山知县。遇到雨雪旱灾，赵汝澹必定亲自巡视，给予赈济，甚至拿出自己的俸米，帮助贫民。 民赈亦称私赈、义赈。在县以下局部灾害发生时，民间义士自愿捐粮捐款赈济灾民。即使是发生了大灾，当朝赈、官赈鞭长莫及时，民赈往往充当了它们的补充。民赈具有分散性和自发性。各类方志中均列有“孝义”“义举”“义士”“善行”“笃行”等专目予以表彰。 朝赈、官赈与民赈之间有时并无截然的分界线。比方说官赈如果规模比较大的话，就必须报经朝廷批准；而义仓、社仓之谷多来自民间捐输；灾害发生后官府也往往劝谕动员富绅施粥粜谷，救灾济贫。 从施赈方式和举措来看，又可以分为急赈、工赈、蠲免减缓租赋、平粜、贷给牛种等等。 其一、急赈。指灾害发生得比较突然（如山洪暴发），或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缺粮严重，灾民除了仰仗赈济别无生路的情况下，向他们无偿发放钱粮。下面介绍几种较为常见的急赈形式，分别是施粥、赈粮、赈款。 施粥。由官府或义士熬稀粥施予饥民。施粥的好处在是可以“救死于须臾”，直接挽救垂危待毙的灾民。有人说，辰时熬粥午时就可以让饥民受惠，熬三四回就可以让大家安定下来，“其效甚速，其功甚大”；又有人说，饥民那么多，   而钱粮又太少，只有熬粥一个办法，这样既不用提防奸人，也不用一户一户审查，“至简至要，可以救人”。 曾有湖南诗人作《施粥行》诗，描写灾年粥棚施粥的情景： 天降凶灾安可当，老弱呼号情皇皇。 仓庾匮乏谷难粜，况乃无钱愁空囊。 伤哉我心时恻恻，蒿目艰难救不得。 昔曾读《礼》至《檀弓》，黔敖往事差可则。 当路设厂日煮粥，风香吹迸雪膏流。 敢云救荒弥天憾，聊为乡里朝夕谋。 时维五月天炎暑，大启重门招尔汝。 鸠形鹄面纷纷来，一杯琼糜特授与。 强者鹰攫尚精神，弱者鸱蹲殊逡巡。 往来各欲延残喘，何论遐方与近邻。 持瓢举钵复携缶，日见数百环门首。 我本力薄谋不周，尔腹未饱我颜忸。 但是，施粥也有它的弊端。这种施赈方式，主要是在城里开设粥场而没有散布到下面县里去，四方饥民听说城里有粥吃，自然马上往这里聚集，纷纷抛弃家园，不顾迢迢路远赶来喝粥。年轻力壮的还可以这么折腾，老弱走不动。且人一多，人多粥少，难免挤踏。施粥者见粥少了，又随时增添生水，往往致疾。就是吃到了粥，灾民们每天光顾着聚在那儿等候粥场施与那两餐了，别的什么都做不了，到了夜里也不敢走远，没地方睡觉，只能随地躺下。身处秽杂之处，很容易染病。 赈粮。直接向灾民分发谷米。施粥只能应付数日，谷米则可以让灾民维持较长一段时日，也不像施粥那样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较为灵活。如唐大和四年（830），湖南遭遇大水，损毁庄稼，节度使奉旨以官米赈灾。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三月，道州发生饥荒，下诏发米赈灾。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一月，发米2125石赈济华容。 赈粮的弊端也比较突出。首先就是花费太多，如果不是江河一带或产粮区，搬运粮食的运费成本极高，往往运费和米价等值了，还有就是一路上存在着偷窃减损的弊病。所以除非是大灾大荒之年，否则赈粮不如支钱。灾民拿了钱可以赎回典当的东西，或者用一斗米的钱买二斗的杂粮，拌着菜一起煮食，就可以供一家数日之费。当然赈款的话，若是委派官员不廉洁公正，也会有减克的弊病，最好的办法是“钱米兼支，实为两得”。 赈款是直接给灾民发放货币，让他们自己购买粮食度荒。如宋绍兴五年（1135），岳州大饥，下诏给钱六万缗，以及用广西常平的米六万斛、鄂州的米二十万斛广泛地赈济灾民。 其二、蠲免。意思是蠲免、减缓灾区的租赋。这个权力掌握在朝廷手里，地方官吏没有权力自行蠲免。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正月，免了湖南这一年的税费。全额蠲免的情况也有，如洪武十八年（1385）常德发大水，涝伤塘田一千三百五十顷，当年的租赋是一十万一百十五石，下诏全部免征。减免部分租赋额的如唐咸通七年（866），免了湖南夏秋税费的一半。 减免部分税种的如宋乾德元年（963）四月，免了湖南的茶税。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统治者宣布蠲免“逋赋”，逋赋指的是拖欠多年未能收缴的赋税，反正收不到，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一笔勾销。如陈宣帝太建四年（572），免掉了湘州的逋租；又如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三月，免掉了荆湖等路中等人家以下的积年逋赋。 还有缓征。这在宋代被称为“倚阁”，即推迟赋税征收的时间。如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十月，“除放沅州归正人户去年倚阁秋税”，意思是免掉了沅州归正的人家去年缓征的秋税。也就是去年缓征，这一年干脆免了。如果仅仅是缓征，往往造成租赋连年累积，人民难以偿还。 其三、平粜。意思是低于市价出售米谷。米谷的来源一般是仓储粮食，或从外地购买调运，或是存有粮食的富户捐出。朝赈主要用常平仓的米谷，这个办法主要是为了平稳市价，遏制囤积居奇的不良风气，比如说市价三十文一升，而常平仓的米谷只以买进时的本钱卖出或十五六至二十文一升卖出，如果常平仓里的米不够支用，还会委派官员去有米的地方买进米来。官赈、民赈则用义仓、社仓或富户的积谷。 湖南规模最大的几次朝赈平粜，有元大德十年（1306）七月，粜米七万七千八百石赈济道州、永州、沅州；十一月又粜米二万一千余石赈济辰州；至正元年（1341）正月，粜米十八万九千七十六石。元代更多地采用平粜的办法赈灾。据《湖南通志》资料统计，元朝对湖南实施平粜的年份总计20次，包括元世祖1次，成宗5次，仁宗4次，英宗1次，泰定帝1次，文宗3次，顺帝5次。 也有民间富户平价卖谷米给灾民的。比如说汝城周琮，遇到灾荒年，平价卖出谷米，“不及具饭者加谷二升”。因此远近的人都称赞他是“顺庵义士”。桃源灾年谷价腾贵，义绅钟志达打开自己的仓库，减市价之二卖出谷米，得到的钱仍旧捐给官府用来赈灾。 有人主张，小一点的灾就用平粜的方法赈灾，费用小；碰上大灾才急赈，费用大。此话不无道理。平粜毕竟还能收回部分钱款循环使用，不是坐吃山空，纯粹消耗，也能适当地减少一些无偿赈济时冒领、多领的现象。但平粜只能解决有钱买米之人的问题，那些无钱购买的穷家小户只能望米兴叹。  还有人批评平粜的弊端，是州县碰到灾害赈粜，往往只在城郭内施惠，不会下到乡村，而乡村之人其实是最苦的，幸而有了一点钱，近者数里、远者一二十里奔波买米，就落于人后了。于是老幼愁叹，轻易就产生了抛离家乡、去收成好的地方逃荒的想法。而其中又有一些强有力的人，不肯坐以待毙，于是夺攘摽掠，无所不至，结果就成了作恶之人。平粜的弊端还在于米价低廉，离粜市较近的有钱人就会钻空子，多次购买平价米后高价卖出，因此只能对照着人家零卖。宋开庆元年（1259）五月，下诏令常州、澧州、岳州发米赈粜，要求严格吏治，“务令惠及细民”。严词切责，可见以往赈务中吏弊之重。 其四、工赈。即以工代赈，受赈灾民通过修建工程来获得一份钱粮养家糊口。施赈者也借此完成了某项事业，比如筑堤、筑城、修路、修建官舍学宫、疏通河渠等等。古人认为，让受灾百姓一起修建塌坏的工事，疏浚淤塞的河道，官方出钱办事同时可以赈济灾民，而灾民出力做事同时也可以填饱肚子，“是谓一举而两得也”。 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下诏：碰到灾害，用平常的方法赈济不足的，可以同时报告修农田水利工程的人数和费用，下发钱款米粮，募集灾民去修，不按照这个方法赈救的，要求司农弹劾。把赈灾与兴修农田水利联系在了一起，诏令如此严厉，可见当时对工赈已相当重视。借工赈可兴修某项工程，又可减少灾民懒惰依赖性和无偿赈济中的某些贪墨弊病，可以称得上是积极的救灾措施了。但工赈只能救助青壮劳动力，对丧失了劳动力的老弱病残则起不到作用。 其五、借粮、贷种。即借贷给灾民口粮、种子、耕牛、农具，以利于恢复生产。“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没有食物的人给其陈米，没有种子的人贷予新种。借贷的好处一是帮助农民重建家园。二是避免了无偿急赈中的某些弊端。无偿急赈的经办人员往往从中作弊，中饱私囊，某些奸猾之徒冒领、滥领赈灾钱物。而借贷不仅要偿还，有的还要计息，隐含了防止官吏贪墨、刁徒滥占之意。三是避免了坐吃山空。饥民众多，而钱粮有限，赈济之费，只出不进，则恐难以维系。而借贷春借秋还，适当收息，可以逐年滚动使用。四是仓储能够不断吐故纳新，不致腐朽损毁。 借粮贷种是需要偿还的，因此不必像急赈、蠲免那样经过报灾、勘灾的复杂程序，一般只须事后奏报即可。但借贷亦不免为地方官吏上下其手，他们担心贫穷者偿还不了借贷，而富裕的人家有能力多给利息，因此不贷给真正需要的贫困灾民，反而贷给富户。 还有一些辅助的救灾举措。包括移粟就民、移民就粟、减省刑法、节俭用度及灾民自救等形式。 移粟就民，是将未受灾地区的粮食调配到灾区。大多数灾荒都发生在局部地区，丰荒相通，有无相济，“真救荒之良法”，但地方往往缺乏全局观念，各私其民，不肯通融体恤异县，甚至互为壁垒，禁止粮食外运，从而加剧灾区的粮荒。朝廷多次规定禁止闭籴，唐成通七年（866）十月二十三日，御史台奏，今后如果有闭籴、不救济灾民的地方，则贬降当地官吏。开元二年（714）闰二月十八日皇帝下令：年岁不稔，有无须通，所在州县，不得闭籴。此后移粟就民的记载屡见不鲜。宋建炎年间衡州大旱，米价腾贵，知州向子忞派人去临近的州县买进谷米，归来之后，卖出，救活了数万人。 移民就粟，是指灾民从灾区向非灾区转移觅食。中国古代即主张如果当地的粮食不够人民生存，则应当让人民转移去别的地方。但大规模的灾民游移迁徙，很容易形成流民潮或乞丐群。这是一支丧失了家园，离开了土地，没有任何财产和谋生手段，连生命都毫无保障的特殊人群，也是一支失去了法律、道德、宗教、宗法约束的危险群体，容易成为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者。历史上流民起义的记载不绝于书，因此历代都有人主张不轻易采取这个方法赈灾，以免造成社会的混乱动荡。古代湖南鲜有政府组织灾民大规模迁徙就食，多是灾民自发外出逃荒，属于民众的自救行为。 减省刑法，指的是在灾荒的特殊背景下，对因饥铤而走险的人加以宽赦。南宋时荆湖一带的饥民很多为了得到食物而犯法，下令有司治狱，以五月为节点，五月之前的可以饶恕，过后则不再赦免。  即法律承认在五月新粮收获之前，饥民因攫食犯法可以得到赦免，不予追究。但到了日子，为得到食物而犯法的人更多了。岳州司法参军王端就向郡守建议，进一步把期限推迟至八月。他说，法定五月为节点，是因为五月麦熟，然而荆湖一带并没有麦子，要等到秋天才有收获，应当向朝廷请求以八月为限。郡守不听他的，他又向部里的使者说了，最后期限推迟到了八月。据记载，因此无罪开释的人非常多。 孟子曰：“岁凶，子弟多暴。”古人又云：“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对因饥荒攫食犯法的灾民网开一面，有利于化解矛盾，减轻社会的对立与冲突，不失为明智之举。 节省用度，指官府在灾荒年间厉行节俭。唐元和年间永州遭灾，刺史韦宙拿出官中供刺史使用的钱九十余万，用来赈灾，并罢免冗员九百四十四员，加上其他赈济措施，降低了灾害的破坏力。但也有些官员不顾民生疾苦，横征暴敛以求献媚取宠。东汉永建四年（129），桂阳太守文砻向皇帝献太珠，遭到斥责。皇帝下诏说，天下到处发生灾害，朝廷修政，官员俭省，而桂阳太守文砻千里迢迢献太珠，以求幸媚，现在封之以还。语气十分严厉。除此之外，灾荒年间，朝廷还会采取免除地方官员朝觐等措施减轻州县负担。 抗灾、赈灾之外，灾民还会想尽办法自救。为求苟延残喘，搜尽一切可以充饥之物。南宋庆元二年（1196），湖湘谷米价格昂贵，湘潭昌山遍山之竹都开花了，花谢之后结实，实如麦粒。大家用长篙把竹实打下来，将其如稻谷一般去壳，每一石得五斗、四斗，掺十分之一的粳米合煮，香气滋味就跟粳米一般。人民靠着这个得以活下来，以至于将竹实卖到市场上去，远近百里都来取食，谷价因此得以平稳。 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灾民把蒿蕨竹根都吃尽了，吃草木，采芘子、蕨根及芦麻根，吃的人大多因哽塞病死。湖南方志中还不止一次出现“人相食”的记载。树皮草根，就是历代湖南灾民度荒的食谱。他们靠着这些东西勉强支撑，在死亡线上挣扎度日。 由于缺乏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认识，古人把水旱洪涝视为上天的意志或鬼神为虐，无论官府、民间，都把祈晴求雨当成头等大事。方志中留下大量的《祈晴文》《祈雨文》《告龙文》之类的文字，记述了许多官吏求神祷雨的事迹。    与官方仪式颇为庄严神圣不同，民间仪式更具喜剧色彩。试举数例： 蓝山：如遇久晴不雨，人们便抬着喜雨仙人的塑像到田间求雨。遇久雨不晴，则每户农家用三五只草鞋连成一串，悬挂在树枝、屋檐点燃，大家口念，“天灵灵，地灵灵，烧只草鞋大天晴”。 益阳：每遇天旱，便抬着关羽的雕像游乡求雨。农历五月十三日，无论山区湖区，农民多聚集起来举行大祭，俗称祭龙天菩萨。 郴州：每逢大旱，便烧香拜佛，祈求玉帝、龙王显灵，降伏鬼魅，普降甘露。若还不下雨，则聚众把龙王菩萨从庙里搬出来，放在烈日下暴晒三天。如果再无雨，便择日请巫师做道场，乡民头戴柳条，抬龙王菩萨游乡过洞，直至见雨方罢。 攸县：集资成立求雨会、游禾会等，每逢夏季天旱则祷于土地神仙洞。 东安：凡遇旱灾，便乞请上天降雨。从庙内移一神像坐在轿子里（或从别处庙里偷一尊神像，事后送还。俗称“偷来的神灵验”）。所抬神像以齐天大圣孙悟空最多，雷公次之。 常德：以六月二十四为雷祖诞生日，在雷祖殿诵经礼拜三日，居民前往行礼、输钱、会餐，称为“雷祖会”。发生旱灾，便请道士设坛建醮，称为“祷雨法会”。市民吃素，屠户罢市，家家门上张贴“大雨如注”的字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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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黄花岭桃源山人 > 《大河上下《水兮湖湘。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