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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坛最年轻的自杀首相,到底做过些什么?

 昵称46605876 2018-10-12

这是馒头说第 299 篇文章

说起日本侵华的首相

我们一般会想起一个名字:东条英机

但其实东条是1941年才上台组阁的

在他之前,有一个人更应该负责任

而且从他的身上

其实我们能看到日本人侵华的心路历程

【今日由头】

1891年10月12日

近卫文麿出生

 1 

说近卫文麿(mo,第三声)是含着超白金钥匙出身的,可能并不夸张。

自镰仓时代以来,日本存在五大家族:近卫,九条,鹰司,二条和一条,因为只有这五大家族的人才有资格出任日本的摄政和关白(相当于丞相),所以被称为“五摄家”。

在这五摄家里,近卫家是最高贵的一支,可以说仅次于皇家。而1891年出生的近卫文麿,是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长子——他的父亲近卫笃麿是明治时期的著名人物,曾担任学习院院长和贵族院议长等要职。

所以,用“含着金钥匙”出生,已经不足以显示近卫文麿的出身。而且可以想象的是,近卫文麿从小是如何被全家重视的,他的父亲甚至在他腰间栓了根绳子,生怕他走路时跌跤。

在近卫文麿3岁的时候,就由祖母带着进宫参见了明治天皇,而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必须要为天皇效忠,拱卫天皇以及皇族的荣誉——“忠君”思想,是之后所有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的根本支撑。

在近卫文麿12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

近卫文麿的父亲近卫笃麿

父亲近卫笃麿给近卫文麿留下了除了财产(事实上是还有不少欠债)之外的两笔遗产:

第一个是思想。近卫笃麿在世时,非常反感英美对清朝乃至对亚洲的侵略和殖民(只是出于日本拿不到什么利益的出发点),他主张日清联盟,赶走白人,组建一个亚洲新秩序。

第二个是头衔。父亲去世后,近卫文麿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以12岁的年龄,成了一位公爵。

 2 

1916年,从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的近卫文麿进入贵族院,成为了一名公爵议员。

此时的近卫文麿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日本与日本人》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这样评价英美所推行的“和平主义”:

“英美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的得过且过主义,与什么正义人道毫无必然关系。我国的理论家们沉醉在他们宣传的美丽辞藻之中,认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德、意并无二异。在应打破现状的日本却高唱着英美和平主义,对国际联盟象祈盼福音一样渴盼仰止,实为卑躬屈膝,与正义人道相比实为蛇蝎而已。”

近卫文麿

而他在1919年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巴黎和会之后,心中的愤懑更是强烈。因为他看到在会议上,美英法等大国可以完全无视小国的利益,肆意瓜分别国的权利——当然,他感到愤怒的主要原因,是觉得同为“战胜国”的日本居然拿不到什么满意的利益(或者他并不满意日本只是在中国接管德国的权益)。所以,他开始公然主张“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我国向外膨胀,诚为顺乎自然之势”,日本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生存,要求发展之地”。

1933年,32岁的近卫文麿成为了贵族院议长,开始进入日本的权力中枢。但身边人都知道,对于这个身材高大,长相端正的贵族之子而言,议长只是他的第一步而已。唯一为近卫文麿感到担心的,是他的老师西园寺公望,这个被称为“帝国最后的元老”的老人一直在劝诫自己的这个学生,不要离政治太近,尤其是不要被军部的那些狂热分子所左右。

西园寺公望历经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大正时期的首相全都是西园寺公望一手推荐的。

然而,近卫文麿已经身不由己了,并且,他的思想也开始进一步转变。

从1930年开始,日本也被卷入了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和德国一样,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日本重新振兴的焦点不被聚焦在国内,而是放在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上。而也就是在这几年,近卫文麿身边的朋友中,少壮派军人和军部人员开始越来越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近卫文麿是完全支持这一行动的,因为他认为这是“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此外,他也开始支持军部,称“军人发怒是难免的。”

1932年,日本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二二六兵变”(参看延伸阅读),日本的政坛开始陷入混乱,军国主义的气焰开始总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治时代开始的“议会式”民主已经捉襟见肘,广田弘毅和林铣十郎两届内阁都无法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先后狼狈下台。

此时,作为众望所归的人选,近卫文麿终于走上了前台,被天皇任命为首相,组成新一届内阁。

由于他当时才46岁,所以被日本民众期待地称为“青年宰相”。

近卫内阁组阁的时间,是1937年6月4日。

一个月之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3 

实事求是地说,“七七事变”是出乎近卫文麿预料的。

这从他后来被家人允许出版的个人笔记中也有记载——他也怀疑是自己人搞的鬼:

“究竟是谁撕破协定,我觉得我们这里的嫌疑更大。因为,在北支原来就有人不断策划制造事端,日支之间频繁发生摩擦。”

在最初,近卫文麿主张的是“不扩大政策”,所以这也是他把这次事件限制为“北支事件”(北支指华北)的原因。但是,军部的强硬派此时早已不把内阁放在眼里,又向华北增派了两个师团,导致中国的蒋介石也被迫态度转硬。

事实上,近卫文麿本身对这件事也处于一个矛盾心理:既怕事态扩大后无法收场,但又对可能到手的大片中国领土抱有期待。

在这样的半推半就下,“七七事变”迅速扩大化,随后,在上海爆发了惨烈的“淞沪会战”。此时此刻,近卫文麿也早已把“不扩大”抛到了脑后,直接开始国民“精神总动员”,并且将“北支事件”上升到了“支那事件”。

等到日军攻克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这也是近卫文麿没有预料到的事——日本国内上上下下都因为轻易到手的战果而变得狂热起来,而头脑发热的近卫文麿也由一开始希望和蒋介石和谈,转变为了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担任当时上海派遣军司令的松井石根。在被近卫文麿询问是否会进攻南京时,松井石根一开始的回答是“不会,只会打到芜湖附近”

于是,由近卫文麿内阁发出的著名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就这样诞生了:

“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13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

这则声明最引人注目的不是第一段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逻辑,而是第二段的超级自信——就算蒋介石想投降,日本人也不允许了。这份声明一出台,立刻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头脑发昏了吗?

近卫文麿为此也气急败坏地做出过解释,称这是外务省决定的声明,也不是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的。但这样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很快,因为这份声明,原先与日本政府一直保持和谈接触的蒋介石也开始迅速强硬,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抗战到底。

近卫文麿只能自己承认这份声明完全失败。

而失败的背后,其实是包括近卫文麿和军部在内的所有人,对自己的武力估计太高,对中国人的抗战信心估计太低了。

 4 

但是,在第一次声明发出后,近卫和他的内阁还是充满自信的。

尽管近卫文麿一直在尝试恢复内阁对军部的控制,但军部的扩大侵略从总体上并不违背近卫的初衷。所以,在1938年的3月,近卫内阁颁布了“全国动员法”,开始将侵华战争上升为“总体战”。

而此时无论近卫内阁还是军部,都寄望于即将在中国开始的“武汉会战”。他们认为,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只要占领了武汉,就等于占领了全中国。并且蒋介石也发出号召,动用全部兵力进行“武汉保卫战”——寻找并歼灭重庆军的主力,一直是日军苦苦追求的目标。

然而,蒋介石此时终于开了窍,在动用了110万兵力投入“武汉会战”后,却在最后阶段安全有序地撤出了战场,把武汉让了出来,开始“用空间换时间”。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却依旧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反而将这场战争拖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7年,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的蒋介石

日本人终于开始有些惶恐地发现:不管怎么打,怎么赢,中国人就是不投降。

也就是在这时候,第二份“近卫声明”出台了: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东、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

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

与第一份声明相比,这份声明口气明显软了不少,抛出了一个“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幌子,然后给予国民政府“共同防共”的橄榄枝,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能在短时间内诱降蒋介石政府。

但是,重庆方面的蒋介石不动声色。

迫不急待的近卫内阁又在一个多月后抛出了第三次声明,由此组成了“近卫三次声明”:

“日本政府,昭和13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

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其理自明。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在这份声明里,近卫又抛出了“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近卫三原则”。但这份看似甜蜜的声明,其实是有明确发布对象的——不再是蒋介石,而是“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

日本政府指的这人是谁?自然是汪精卫。

汪精卫

就在近卫内阁发出第三次“近卫声明”的一周后,已经逃到越南的汪精卫发出了著名的“艳电”,响应这次的声明。

但是,近卫文麿没等到汪精卫前来投奔效忠,就宣布辞职了。

近卫给出的辞职理由,是“事态进入新阶段”,而事实上,周围人对他已经越来越不满,而他自己也已经感到无力控制这样的疯狂局面了。

 5 

但是,近卫文麿其实是不甘心的。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的纳粹军队突然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全面爆发。在最初的一年,德国惊人的战果不仅震慑了英美诸强,也让日本觉得非常眼红——就好比自己的强盗伙伴轻松打劫了好几家银行,自己的手也开始痒了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接替近卫上台组阁的平沼骐一郎内阁,阿部信行内阁和米内光政内阁都不能让狂热的军部好战分子满意,他们想来想去,还是更愿意选择还算有“共同语言”的近卫文麿。

于是,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第二次上台组阁。

而他这次组阁后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1941年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进而组成了“轴心国同盟”。此外,他还在1941年4月和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从表面看,与德意结盟对日本很有好处:德国横扫欧洲,又不会来动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但近卫内阁的前任米内光政内阁之所以强烈反对和德意联盟,就是因为这样就等于把日本公然绑在了与英美对立的战车上。此外,德国正在对苏联磨刀霍霍是人尽皆知的事,日本和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也无疑表明这个“轴心国联盟”本来就是“同床异梦”。

当时“三国同盟”的宣传画

之所以要和苏联互相保持中立,因为近卫文麿骨子里是支持“南进”的。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得他在这件事上始终在摇摆:一边在御前会议上确立“全力南进”的政策,一边又不断加紧和美国的谈判,争取能够避免在短时间内开战——不是不开战,而是希望给日本以准备时间。

但是,已经决定要与美国速战速决的军部是不能容忍近卫这样的磨蹭的,虽然近卫文麿为此还闹过一次总辞职(两天后就再次上台第三次组阁),但他内阁中的陆相东条英机还是步步紧逼:必须在1941年10月之前向美国拿到一个谈判结果,不然就辞去首相职位。

在当时的情况下,美日双方其实都是不可能接受对方开出的条件的。所以,在10月期限过后,近卫文麿的内阁只能进行第三次总辞职——直到这时候,东条英机才得到机会上台组阁。

1941年,辞职前的近卫文麿

那么,是近卫文麿在努力阻止“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吗?并不是,他想做的,只是延缓一下爆发的时间而已。事实上,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机器全都是由近卫文麿发动并预热好的,东条英机只是上台按动了”start“的按钮而已。

作为一个证据,近卫文麿在辞职后,给东条英机送了一份上任礼物。

是一把日本军刀。

 6 

1945年年初,日本的前途命运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此时,在诸多已经近乎癫狂的军部将领面前,不再担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倒是比较清醒的一个人,他已经认识到日本必将失败,唯有早点投降,才有可能保住天皇制度。

为此,近卫文麿还专门去请求裕仁天皇早点退位。只是裕仁天皇当时还坚信”稳住,我们能赢”,寄望于“一亿玉碎,本土决战”,直到最后挨了两颗原子弹,才只能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日本投降之后,近卫文麿倒反而对政治又积极了起来。他先是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组成的内阁中担任了国务大臣,然后又在币原喜重郎内阁中担任管理宫廷内务的“内大臣府御用挂”。他两次跑去面见麦克阿瑟,把发动战争的所有责任居然都推到了军部乃至日本左翼分子身上。麦克阿瑟一度非常信任他,甚至准备启用他牵头进行修改宪法的调查。

东久迩宫稔彦王(第一个)内阁,近卫文麿,重光葵,米内光政(第二排右起往左)

而这时候,日本政坛高层也早已不是铁板一块。代表日本去“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文件的外相重广葵就直接指出了近卫文麿的算盘:

“想把挑起战争和虐待俘虏的责任说成与自己无关,坏事都是东条大将等统制派军阀干的。”

而当得知近卫文麿将带头调研修改宪法后,日本的舆论也不干了,纷纷指责近卫不应该逃脱作为战犯的惩罚。此时,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敌情报调查科科长诺曼拿出了一大堆的调查证据,证明近卫文麿的最大战争责任,是“加快日本侵略亚洲国土的速度;继续进行对中国的战争;使日本加入轴心国;在日本国内强化警察的镇压,促进法西斯统治的形成。”

在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压力下,盟军总部终于将近卫文麿列为甲级战犯,签发逮捕令,并在12月6日对近卫文麿发出通知:在12月16日之前到东京巢鸭监狱报到。

收到通知的近卫文麿知道,自己无法再躲避了。

12月15日晚,近卫文麿在自己的私宅举行了一场晚宴。席间,他和宾客们谈笑风生,饮酒也恰到好处,宾主尽欢。

16日早晨6点,近卫文麿的妻子发现丈夫房间的灯还亮着,走进去一看,丈夫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身上裹着白布,眼圈发紫,气绝身亡——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瓶打开的氰化钾胶囊药瓶。

由此,近卫文麿也获得了日本政坛历史上的两个“年轻”的纪录:

最年轻的首相。

最年轻的自杀首相。

盟军验尸官对近卫文麿在进行尸检。

【馒头说】

之所以想写近卫文麿,是觉得他的一生,颇能折射整个发动侵略的日本人群体的一些特征。

首先是效忠天皇。

这一点以近卫文麿最为代表,因为他一直自认近卫家的血脉与天皇家是共通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皇——至少他们表面上宣称的都是这样。这种畸形的愚忠贯穿二战时日本政坛和军界,并且因为二战后天皇并没有受到清算,到现在都对右翼分子造成一定的影响。

其次是明目张胆。

自己家太小,东西太少怎么办?那就去占邻居的地方,去抢邻居的东西。最好让外村的人全出去,这个村子由自己牵头来统一管理,生杀予夺,都有自己决定。这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思维,从近卫文麿以下,很多日本人居然认为是天经地义。

第三是缺乏规划。

为了抢夺,日本人制定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但这种看上去似乎逻辑清晰的战略规划,因为完全缺乏实践的可能,其实等于是思维混乱的一纸空谈。

表现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其实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拿下东北看没反应,就试探下华北,华北好像也能得手,就再试试看往下打。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打到怎样一个程度,日本人其实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规划,只是任凭野心不断膨胀,最后滑向灭亡。

第四是犹豫反复。

在没有规划的背景下,日本人的不少方针都是前后矛盾的,得意时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顺手时喊着“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等到受挫了,又希望能够“共建东亚新秩序”,最后自己被逼得进退维谷,硬着头皮去和美国正面刚。

而在中国政策和对美作战过程中的犹豫反复,并不是说近卫文麿这批人是什么“和平主义者”,他们只是贪心,试图以更小的赌注来换回更大的成果而已。

最后是推卸责任。

在战争中都是叫嚣“一亿玉碎”或“尽忠天皇”,但真到了战后清算,却一个个开始推卸责任,能逃就逃。从近卫文麿到土肥原贤二,包括东条英机,一到检讨战争责任时,仿佛他们都从没参与过一样,一切都是别人的责任。

遗憾的是,近卫文麿认为自己苦心孤诣地维护日本利益,日本人却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印象。2005年,日本文艺春秋社收集上万人评价后编辑出版的《总理大臣得分表》一书中,近卫文麿因“软弱、无责任感”,在历任日本首相中得分倒数第一。

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曾评价近卫文麿“像是一座富士山”——这并非溢美之词。原田熊雄的意思是,他像富士山一样,“远看很雄伟壮美,近看,全是粗糙不堪的花岗岩石。”

从某种意义上说,侵华战争中那批看上去耀武扬威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其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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