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该研究基于文献回顾、专家访谈及理论构建,编制了小学生学习习惯问卷并正式施测于2401名小学生。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小学生学习习惯可解构为主动学习、作业承诺、课堂守纪、课外阅读、勤奋学习、去拖沓和专心听讲7个因子。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所提取的 7个因素与构想模型拟合较好。经分析,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同质性信度和重测信度,其结构效度及效标关联效度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可接受的水平,因而该问卷适用于小学生学习行为的个体鉴别。
关键词:小学生;学习习惯;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B84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84(2010)05-0089-06
1 引言
学习习惯是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是素质教育赋予教师的应有之责,“教学生知识”与“教学生养成求知习惯”同属有效课堂教学的目标范畴。遗憾的是,在我国,因受应试教育的长期影响,许多教师习惯于将教学目标窄化在学科知识技能领域,忽视或轻视对学生学习习惯的督导和培养,以致错过了在小学阶段着力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最佳时期,造成学生后续发展的缺憾。近些年来,我国小学生学习习惯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度已引起学校和教师的广泛重视[1],针对小学生不良学习习惯的干预实践及实验探索正在各地蓬勃开展。
要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必须准确把握学习习惯的内涵,客观准确地评估学生的学习习惯水平,进而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促进实验。然而,文献回顾发现,国内关于学习习惯的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经验总结水平,尤其是在学习习惯的评估上,缺乏既具有较好信效度又符合我国小学生学习实情的标准化检测工具,一线教师基于教学经验而开展的学习习惯调查[2,3]虽简便易行,但随意性大,不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我国小学生学习习惯的现状和发展水平,也不利于学习习惯培养实验的开展。
在西方,学习习惯测评工具的开发是基于研究者们对学习技能研究兴趣的增长,且伴随着学习技能问卷的深化研究而出现的[4]。起初,学者们并未编制专门的学习习惯问卷,而是在评估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技能中混杂着学习习惯的成分,从而出现了用学习态度、学习技能问卷替代评估学习习惯的多种问卷。比如,学习习惯评估与教学问卷[5](Study Habits Evaluation and
Instruction Kit,简称SHEIK,新西兰),学习态度与学习习惯调查问卷[4](Survey of Study Habits and Attitudes,简称SSHA,美国),学生态度问卷[6](Student Attitude Inventory,简称SAI,英国),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量表[7](School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Inventory,简称SMALSI,美国)及学习习惯与学习技术问卷[8](Study Habits and Techniques
Questionnaire,简称SHATQ,西班牙)。因为这些问卷更适合检测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和技能成分,故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均不能充当学习行为和学习习惯的检测工具。后来,有研究者指出,教师在借助学习技能评估结果制定策略教学措施时遇到了麻烦,因为“在学生掌握学习技能与学习技能的实际运用之间存在关联现象,这依赖于学生对学习技能的实际用途、对他们自身及刻苦学习的感受”[9]。于是,专门针对学生学习行为习惯的问卷开发提上了研究日程。
迄今,可检索到的学习习惯问卷主要有学习习惯问卷[10](Study Habit
Inventory,简称SHI,尼日利亚)、学习行为问卷[11](Study Behavior Inventory,简称SBI,美国)以及学习行为量表[12](Learning Behavior Scale,简称LBS,美国)。文献检索发现,西方
已有问卷的推广受制于诸多因素:首先,因受本国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及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各国学生的学习行为习惯均带有本国和本民族烙印,上述学习习惯问卷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未必具有普遍适应性,因此不能简单移植应用。比如,美国编制的SSHA问卷对英国学生就不太适用[4]。其次,在以上问卷中,有的缺乏常模或信效度资料,有的测量性能受到同行的质疑。比如,Kiewra就曾指出,“SHEIK问卷存在编制过程、测量性能及分数的可解释性上存在问题,并且缺乏实证基础和支持”[13]。再次,各学段学生的学习实情悬殊较大,上述问卷大都是针对大学生和中学生开发的,专门针对小学生的版本较少,用这些问卷评估小学生的学习习惯难免出现偏差。因此,有必要编制一份适合于我国小学生学习实情的学习习惯调查问卷。
2 方法
2.1 关于学习习惯的界定及理论维度的构建
学习习惯虽为广被使用的日常概念,但要对它进行科学界定并非易事。迄今,学者们对学习习惯的解释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学习习惯的本质是“自动化行为倾向”。比如,《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教育卷》就将它界定为“学生为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而形成的一种学习上的自动倾向”[14]。另一种观点倾向于“行为模式说”。比如,冯海英提出,学习习惯是“在学习情景中通过反复练习养成的相对稳定的自动化行为模式”[15],Deese将学习习惯视作“理解课程和应试中所形成的一贯的妥作计划和有意识的学习模式”[16]。第三种观点则提倡“学习行为或行为方式说”。比如,申仁洪认为,“学习习惯是指儿童在学习过程中所养成的稳定的学习行为方式”[17]。Azikiwe将学习习惯界定为“学生为了掌握课程内容而采取的有计划阅读及课后学习的方式”[18]。以上三种观点虽有相通之处,但各有侧重。比如,他们都认同学习习惯培养的“渐成性”及其对学习效果的“功能性”。其分歧主要体现在,“行为倾向说”强调学习习惯的自动化特性,而行为模式说侧重学习习惯的稳定性特点,行为方式说则突出学习习惯所涉及的学习行为的内容范畴。
学习习惯既是学生学习的中介变量,也是结果变量。因其与学习任务情境、学习态度、学习技能及学习风格均有关联,学习习惯的内涵丰富,外延宽广。上述三类观点均属对学习习惯的“广义”界定,虽揭示出学习习惯的某些重要性能,并概括了学习习惯的实质,但对学习习惯的结构与功能的整合还不够,尤其是没有厘清学习概念的外延。这种广义的界定对教育对策的制订没有好处,也不利于学习习惯的评定。事实上习惯可被看作反复发生并反映个体偏好或态度取向的行为,即“态度化”了的行为。由此推论,学习习惯可被“狭义”界定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反复出现并反映其学习态度,且对学业成绩具有效价性影响的行为或行为模式”,它具有渐成性、稳定性和效价性。
由于在对学习习惯的内涵理解上存在分歧,对于学习习惯究竟应包含哪些成分,学者们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表1呈现的是已有问卷所包含的学习习惯结构模型。正如Moreno等人所言[19],“尽管学习技能、学习策略、学习风格及元认知等方面的自陈式调查问卷大量发表,但它们的理论基础仍然不明。”鉴于尚无公认的学习习惯理论模型,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学习习惯问卷的理论构建依据:其一,研究者对学习习惯的内涵及属性的界定;其二,参考学习的信息加工论模型,其中既要考虑学习者的动机和态度成分,又要顾及学习者在完成具体学习任务中的信息加工行为;其三,实践上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表1 不同学习习惯问卷的结构成分
综合考虑上述依据,小学生学习习惯可被构想为“7因素”模型,即小学生学习习惯由积极认真的听课、作业、复习和课外阅读行为,以及在综合性学习中表现出的主动学习、勤奋学习和注重效率等7种主导行为习惯组成。
2.2 初始问卷的编制与测量
首先就本问卷的操作性定义和7因素结构,咨询10名教育心理学专家(博士或教授),总体赞同率达到90%。接着施用两轮教师问卷调查,采集问卷题项。第一次,对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48名小学高级教师(其中重点小学教师26人,普通小学22人;语文教师20人,数学及其他科目教师28人),请他们在研究者提供的开放式问卷上,罗列小学生在“主动学习”、“勤奋学习”、“注重效率”、“听课”、“作业与书写”、“记忆与复习”、及“课外阅读”等七种范畴上的学习行为表现。对教师所列表现性条目提出如下要求:1)所列行为表现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一定的跨情景一致性;2)所列行为与学习成效密切关联,区分度高,成绩优差生在该行为上的表现差异明显;3)每种行为表述清晰,没有歧义,紧扣相应学习行为范畴的主题;4)所有行为表现切合小学生课内外学习的内容、结果、过程或体验,确保不背离小学生学习实情。研究者对教师的调查结果加以整理和分析,选择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条目,构成初始问卷的主要项目。第二次,经过20名黄石市小学教研员和小学教科室主任逐条讨论,经适当补充、删减、修改和归并。继之,请3位教育心理学博士逐题项审查了问卷的表面效度,从而形成了101个项目的初始问卷。
为考察初始问卷结构的合理性及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校的适应性,在8所小学开展预测,从湖北省黄石市铁矿小学、花湖小学、沿湖路小学、中山小学和湖滨路小学,湖北省蕲春县漕河镇第二小学,江西省南昌市京山小学,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第二小学整群抽取1978名学生(样本一),回收有效问卷1891份。先对测试结果进行项目分析,删除了鉴别力系数在0.3以下的V37、V39和V88,接着对剩下的98题项进行初步的因素分析,剔除因素负荷值小于0.40(a<0.40)、共同度小于0.20(h2<020),“概括”负荷(substantial loading)小于0.50(a2/h2<0.50)[20],以及不合乎因素构想的题目10道,分别是V7、V30、V36、V48、V49、V52、V61、V62、V69、V101,最终保留88道题目。正式问卷的题项设置正反两种陈述方式,采用Likert 5点记分。正向题回答“完全不符合”或“从没这样”记1分,“基本不符合”或“很少这样”记2分,“不能确定”记3分,“比较符合”或“经常这样”记4分,“完全符合”或“总是这样”记5分,反向题反之。被试的得分越高,说明其学习习惯越好。
2.3 正式测量与统计分析
2.3.1 被试
正式测量时,从重庆市北碚区的实验小学、同兴小学、金刀峡镇小学、水土镇小学、东阳小学,以及深圳市同乐小学,采用整群分层抽样的方法,获得有效样本2401人(按奇偶编号分为样本二和样本三,分别用于正式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其中一至六年级分别为181(7.5%)、362(151%)、455(19.0%)、623(25.9%)、520(217%)和260(10.8%)人;男生1257人(524%),女生1144人(47.6%);来自城区和乡镇学校的学生分别为1257人(52.4%)和1144人(47.6%)人。抽取重庆市北碚区中山小学5年级2个班级67名学生(样本四),在一个月内两次施测《学习习惯问卷》(SHI),计算全问卷及各维度的重测信度系数;同时联测《学习适应性测验》(AAT),考察SHI与AAT测验有关分量表的关联效度。另外,抽取深圳市同乐小学4～5年级237名学生(样本五)在全区期末统考中的语文、数学、英语及科学课程成绩,计算学习习惯总分对学习成绩的预测效度。
2.3.2 程序
所有测试均采用统一指导语,由各班班主任协作研究者进行团体测试,当场发放当场回收。对正式样本的有效问卷按照随机编码的奇偶性分成两半,对基数号数据(样本二,n=1200),运用SPSS100 for Windows 做探索性因素分析,析取小学生学习习惯的主要成份,对偶数号数据(样本三,n=1201),用Amos4.0 做验证性因素分析。
3 结果
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首先对正式测量的采样充足度进行考察,得到Bartlett检验值为21893.29,p<0.001,同时KMO值为0.913,说明所取数据样本宜作因素分析。对88个题项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因子负荷大于0.4为标准,采用极大正交旋转法抽取因子,可抽取19个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为52.00%。考察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删除只有1～2个题项组成的维度和在多个因素上均有较高负荷的题项共45个。对剩余的43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碎石图显示(见图1),抽取7个因子比较适宜。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作极大正交旋转,结果显示,7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45.14%,题项的因素负荷在0.435～0.718之间。各题项的因子负荷以及各因子的特征值、贡献率及累积解释率见表2。
表2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因素负荷矩阵及贡献率
分析各因素所含题项的内容,进行因素命名:第一因素包括9个题项,反映学生对作业或试卷题目的自我检查、主动预习功课、规定时限做习题、体验学习的快乐、补读刚能成诵的课文、习题结果的验算以及努力学习所有课程等等,可命名为“主动学习”;第二个因素包括7个题项,主要反映学生作业书写时错别字多、书写不匀称、涂改多、字迹潦草,做作业遇到难题时,不动脑筋,直接向他人问答案,做作业速度很慢,以及对教师的课堂提问,不积极思考等等,因此,可命名为“作业承诺”;第三个因素的7个题项,描述的是,上课时学生迟到、随意下位、做其他课程的作业、故意干扰他人听讲、弄出响声、撕扯作业本以及不想上课等课堂违规表现,可命名为“课堂守纪”;第四个因素有5个题项,主要涉及课外读的广泛性、经常性、坚持性及效能,可命名为“课外阅读”;第五个因素的6个题项反映的是,学生在家里做作业时,是否总想起身干别的事情,想出去玩,喜欢边做作业边看电视或碟片,或者喜欢边做边玩等贪玩倾向,因此,此维度可命名为“勤奋学习”;第六个因素包含5个题项,反映学生在课堂上迅速动脑动笔解题,按时完成作业,对做错的题目及时改正或重做以及做作业前,仔细审题后再动笔,可以命名为“去拖沓”;第七个因素由4个题项组成,主要涉及课堂分心的种种表现,比如,上课随便讲话、小动作、走神、玩东西等,可以命名为“专心听讲”。
3.2 问卷的信度检验
采用同质性信度和重测信度系数来检验自编问卷的信度。表3显示,全问卷的同质性信度α系数和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0.920和0.850,7个分问卷的同质性信度和重测信度系数分别在0.673～0825和0.641～0.773之间。
表3 问卷及各因素的信度系数
学习主动性作业承诺课堂守纪课外阅读勤奋度去拖沓听讲专注度全问卷
3.3 问卷的效度检验
3.3.1 结构效度
表4显示,问卷的7个因素之间的两两相关在0.310～0.578之间,均达到较为显著的水平,且小于各自与全问卷的相关系数0.633～0.827。另外,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抽取的7个因素可以解释项目总变异的45.14%,因素分析的结果基本符合最初对量表结构的理论构想。这些都说明问卷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
表4 各因素及与总分之间的的相关系数矩阵
CFA是交叉效度分析、效度概化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故采用此方法检验小学生学习习惯问卷所测查结构对新数据样本的有效性。根据探索性因素的结果,设定研究模型包含7个因素,每个因素由对应的题目测量,误差或独特因子彼此均无关。采用AMOS4.0软件对样本三(n=1201)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的拟合指数为:χ2=1791221,df=839,χ2/df=2.135,RMSEA =0.031,GFI =0987,NNFI =0.992,CFI =0.993,IFI=0.993。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说明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较好,表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3.2 效标关联效度
华东师大周步成等人编制的《学习适应性测验》(AAT)是国内比较成熟的用于诊断小学生学习适应状况的量表。本研究抽取该量表中的学习热情、学习计划、听课方法及学习技术4个维度,作为效标问卷。同时考察样本四的被试在AAT测验4个维度和SHI全问卷上的得分,结果发现,被试在SHI全问卷与AAT测验4个维度的平均得分之间均呈显著性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731～0.839之间。
在期中考试前1周,对样本五施测《小学生学习习惯问卷》,抽取该样本被试在全区期中统考中各科成绩,计算学习习惯总分对学习成绩的预测效度。结果表明,被试的学习习惯总分与语文、数学、英语和科学课程成绩均呈显著性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467,0.289、0.444和0.479。
4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自编的《小学生学习习惯》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首先,经筛选后由43项目构成的最终问卷的同质性信度和重测信度系数均在0.85以上,除了“听讲专注度”的同质性信度系数和“课堂守纪”的重测信度系数低于0.7外,其余6个分问卷的信度系数均在0.7以上,全问卷及各分问卷的信度系数均较好地满足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其次,各分问卷与全量表得分之间呈现中等偏高的相关,而各分问卷得分之间则呈中等偏低的相关,说明各分问卷既反映共同特性,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另外,验证性因素分析也表明,小学生学习习惯的7因素模型较好地拟合了观测数据,支持了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研究结果。再次,全问卷得分与《学习适应性测验》的4个维度的得分均呈显著性正相关,相关系数都在0.73以上。全问卷的得分与小学生的同期各科成绩也呈显著性正相关。可见,自编的《小学生学习习惯》问卷具有较为理想的结构效度、关联效度和预测效度。
在确定问卷初始维度时,参照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思路,研究提出从主动学习、勤奋学习、注重效率、听讲、作业与书写、记忆与复习及课外阅读7个方面建构小学生学习习惯的框架。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析取出了主动学习、作业与书写、课外阅读及勤奋学习4个因子;听讲因子分化为“课堂守纪”和“专心听讲”两个因子,“注重效率”因子具体化为“去拖沓”。探索性因子分析没有析出“记忆与复习”因子,其原因可能有:在当前教育背景下,我国小学生的学业负担虽量多荷重,但多属简单的重复作业,记忆与复习技能对此类作业成效的影响效应不明显;或者说,在长期片面应试教育的影响下,掌握了记忆与复习技能的小学生只占少数,多数学生较少主动运用此类技能,故而“记忆与复习”不足以构成当前小学生的主流学习习惯。
5 结论
5.1 小学生学习习惯的结构包括主动学习、作业承诺、课堂守纪、课外阅读、勤奋学习、去拖沓和专心听讲7个维度。
5.2 自编的小学生学习习惯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小学生学习行为的个体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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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tudy Habits Inventory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ian Lan1,2
(1.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s,Hubei Normal University,Huangshi 435002;
2.Institute
of Education Research,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Based
upon literature review,in-deep interview with experts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a new study habits inventory-primary school form (SHI-PS) was
developed and used for 2401 primary school students.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indicated that seven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study habits
could be selected,which could be were named learning activeness,commitment to
schoolwork,classroom compliance,extra-curriculum
reading,diligence,de-procrastination and classroom listening concentration.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revealed that the validity of the formal
questionnaire was acceptable.After studying the homogeneity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construct validity,criterion related validity,it was found that all
psychometric indexes of the scale were acceptable and the scale could be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study habit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Key
words:primary school students;study habits;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出自: 心理学探新 2010年05期）
文章录入：时敏燕 责任编辑：时敏燕
http://www./lzex/jiaoshi/ShowArticle.asp?ArticleID=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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