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东汉末年开始直到隋初重新统一的历史时段，是古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政治上严重分裂、社会极度混乱的动荡时期。由汉末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东晋十六国分立，再到南北朝对峙……近四百年间，战乱频繁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各个族群和它们建立的政权像走马灯一样忽兴忽灭、更迭不断。尽管其间司马氏建立起来的西晋政权曾经一度实现了对整个中国的统一，可是历时却极为短暂，仅仅三十多年便分崩离析了。其后，中国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动荡、分裂之中。分裂、杀伐、动乱、苦难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最为明显的特点。然而就在这种长期分裂动荡的局面之中，统一因素也在悄然滋长。随着时间的流逝，南北各族、各政权之间的交流渐兴渐长，扩大发展，到南北朝后期，统一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和不可逆转的政治趋势。 公元577年，北周武帝一举消灭了与之长期对峙的北齐政权，首先在长江以北的中原实现了局部的统一。区域性统一的实现，使北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为集中，力量大为增强，为全国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在汉人官僚的协助下废黜了年幼的外孙周静帝，自己做了皇帝，建立了隋朝（581—618），定都长安。隋朝新政权的建立及其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标志着中国再次实现统一的社会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首先，三百多年来族群间的融合与文化的整合为实现统一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晋灭亡以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各游牧族群先后像潮水般涌入中原腹地，相继建立起各自的政权。于是，在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国家的政治分裂以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更为深刻地表现出来。一个突出的例证是：汉人冉闵在夺取了由羯人建立的后赵政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屠杀境内所有的羯人，乃至其他族群的人甚至一些汉人仅仅因为颧骨长得稍微高了一点或是留了络腮胡子，就被怀疑为羯人而被杀掉。正因为这一时期存在着如此激烈的族群与文化间的冲突和斗争（特别是在十六国时期），一个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族自身的存在就不得不以其所创立的政权的存在为前提。然而，一旦少数族的政权在中原建立起来，为了实现本族的统治，作为统治族群本身少数人的血缘纽带也就不得不消解在被统治的广大地域和众多人口之中，甚至不得不接受和利用被统治地区原有发达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形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各少数族群由于其绝对人口数量的微小、文化的后进以及脱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等原因，逐渐受到汉人发达文化的影响，接受了汉人先进的生产方式。其经济生活、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乃至思维方式都逐步与汉人趋同。一但政权崩溃，其族群成员便很快耗散或融入到了其他族群之中。 到了北朝前期，以孝文帝为首的北魏统治集团果断地主动实行与汉人趋同的政策，不仅全面采用了汉人的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还强制进入中原地区的鲜卑人说汉话、着汉服、改用汉姓，班定门第，并鼓励他们和汉人通婚，从而在各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进行了一次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整合运动，使“汉化”成为当时文明发展的主流。各族群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和文化上的差异迅速缩小，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日益增强。当时北魏的首都洛阳人文荟萃，文化发达，令南方汉人政权的使节大为感叹，认为这里才是传统中华文化的正宗所在。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东、西魏分裂后，地处山东的东魏、北齐承继了洛阳文化的传统，与自视为中华文化嫡传正统的南朝同属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割据关陇地区的西魏、北周则采用另一个系统的汉文化，它们一方面自诩继承了此地千百年前创立传承的周代礼乐文明遗产，同时又吸纳了鲜卑人的游牧文化，依附古昔，加以整合，称自己所在才是汉文化的真正发源地，试图以此确立自己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正统地位。总之，无论是江南、山东还是关陇地区，文化的主体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汉文化，这是中国能够再次实现统一的文化基础。 正是在长期的族群融合、文化整合潮流的推动下，南北双方的关系开始发生了明显变化。南北朝后期，南北使节的往来日益频繁，充任使节的人往往是特别遴选出来的南北闻名的高门名士，双方的文化取向具有共同性。同时，南北方经济上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沿淮河、汉水边境上有各种“大市”、“小市”以通南北贸易。打破关禁的要求日益迫切，南北交往渐趋正常，民族仇视和族群矛盾逐渐消失。各政权之间、政权内各族群间虽然仍有政治上的对立，但民族歧视已经基本消失，北方汉人不再因为民族压迫向南流动。这显示南北统一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其次，统一也是南北民众共同的心理趋向和要求。长期的分裂使南北阻隔，严重阻碍了不同区域间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人群的生活动荡不定。在族群融合、文化趋同的情况下，人们要求打破南北分裂政治壁垒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结束分裂战乱、实现统一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趋向，统治集团采取措施适应这一社会心理趋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隋文帝杨坚就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统治者。他在建国之后不久就开始为统一全国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文帝首先打破了以代北武人集团为主体的北周政治体制，建立以关陇汉人豪族为主体的新政权，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进制度，建设国家。这些措施主要有：废除北周政权依附《周礼》建立起来的“六官”体制，在中央设立了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强化了中央政权，并逐步形成后来为唐朝所继承和发展的三省六部制；改革地方行政，如开皇三年（583）下诏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将州府与军府合一，由刺史统领，废罢境内五百余郡，改变了地方“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况；改革选举制度，开皇三年废除州县长官自辟僚佐制度，改归中央吏部铨授。后来随着世家大族政治势力的衰落，便彻底废除了传统的察举辟召之制，形成了科举铨选制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进一步深化发展了。隋初较为重要的制度改革还有制订改定隋律，为后世及东亚各国所取法；颁布均田和租调新令，放宽成丁年龄并减轻劳役，进行“大索貌阅”（检括户口），颁发“输籍定样”（课户标准），“当社共立义仓”，更铸“五铢”新钱，等等。总之，这些措施使隋朝在短短九年中恢复了人力，积累了财力，增强了国力，于开皇九年（589）出兵消灭蜗居江左的陈朝，完成了重新统一中国的大业。 中国之所以历经长期的政治分裂和战乱后能够复归统一，除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隋朝统治者的努力之外，中华文明独特的统一意识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例如，“正统论”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说之一，其实质是为政权或政治统治的建立和存在提供合法的历史依据。尽管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对“正统”的诠释不尽相同，但最终仍须以“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为指归。这应当是中国历史上力足问鼎的势力总要逐鹿中原，而入主中原的统治者又总要追求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司马光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或以为“南北朝分裂时期发展起来的文化差别和语言的不同”曾有碍统一，其实，南北习俗好尚乃至方音的差别仍是同一中国文化的不同侧面，并不构成政治统一的重大障碍。 理解识记为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