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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即长板桥，在秦淮河上，过桥西去即为“旧院”。“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在明代，那是烟花繁盛地，现代汉语中，那叫“红灯区”。 余怀高寿，活到了八十岁，殁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在漫长的后半生，余怀看着旧院化为废墟、化为菜地，那里主要出产一种“瓢儿菜”。他写了一本《板桥杂记》，回忆昔日的桨声灯影、风月无边。 当然，这是后话。 彼时的秦淮河畔，依旧是一片轻歌曼舞，大红灯笼高高挂。既堕落颓废，又有着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回光返照时刻的晚明，在严谨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忽然绽放出的明丽动人的花朵。 彼时的文人士大夫，似乎都已预见到大限将至，自知不免，且于家于国，均无力申报。只好在国势危殆，前途渺茫之际，放浪于江湖之间，去醉生梦死，逃避现实。颇有意味的是，这些人的末世狂欢，总也不能离开妓女的点缀，正所谓爱江山更爱美人，美人名士，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这美人，以陈圆圆、柳如是、 李香君、董小宛等为代表的“秦淮八艳”，最具盛名。她们不仅花容月貌，而且才气逼人，琴棋书画，诗词曲赋，皆能得心应手，并且人格高贵，心不染尘，很符合文人士大夫清高刁钻的口味，同时也满足了男人对红颜知己所有的幻想。当然这里所说的红颜知己，是用来隔着距离看的，欣赏的，不是用来当作番茄酱沾着馒头吃的。 秦淮青楼女子倾心文人士大夫的风流倜傥和才学志节，文人士大夫艳沉醉秦淮青楼女子的丽质天生和多才多艺。双方在那样一个短暂而特殊的年代，在历史的撮合下，在世俗的渴望中，完美地转身，牵手相携。一时间，秦淮河畔弥漫了浓郁的诗情和浪漫的气息。青楼女子中的大多数与东林、复社党人多有交往，感染了那种以国事为重，以气节为重的士子品格，并化诸为她们在爱情上的选择标准，所谓“慧福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男人的金钱、地位、容貌皆退居其次。如柳如是之恋钱谦益，李香君之恋侯方域，卞玉京之恋吴梅村，董小宛之恋冒辟疆，便是当时的可贵时尚。这种风尚在当时不仅对秦淮文化，乃至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文奇观——这些所谓“贱流之辈”的举止，影响着那些所谓“高雅之士”的行为。 明末时期，是宋明理崩溃时期，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性”，受到了猛烈的冲突。《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宣扬人情个性的书流行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而金陵这个帝王金粉之地，一直都是文化最发达最有影响的一个城市。在整个清朝时期，产生的两部甚称艺术顶峰之作的书，全都产生在南京。一部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一部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所以，在这样一个文化之都，学士才子与青楼女子的结合，必然要在中国文化上有所反应。 在清初时期，写才子与佳人结合的书，佳人还都是大家出身的小姐。《平山冷燕》、《好逑传》、《金云翘传》等都是这一类人。但自从孔尚任的一处《桃花扇》产生轰动以后，才子佳人的书，佳人开始有青楼女子出现了，发展到清朝中期一直至清末，才子与佳人的书，佳人几乎都成了青楼女子。其中，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书，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九尾鱼》等，这无疑说明了，才色俱佳的青楼女子已成为文人甚至民间人士向往追求的对象。 由文人和青楼女子共同镂刻成的秦淮文化，使秦淮烟水罩上一层旖旎色彩，浓艳得有如锦缎上落满了桃花化不开。一部《红楼梦》，曹雪芹又把秦淮焰火推上了古典韵味，使秦淮烟水成为中国文化一个经典的缩影。与曹雪芹相同的是，一代大师陈寅恪也同样在秦淮烟水里迷失了十年。《柳如是别传》，也几乎成了他的一部绝唱。这里还成就了余怀的《板桥杂记》，吴梅村的《圆圆曲》，捧花生的《秦淮花舫录》，许豫的《白门新柳记》…… 所以可以这么说，六朝金粉之地的秦淮河水，它所涵盖的不单是文人墨客们找到了一块寻芳觅艳之地，他们在秦淮河与青楼女子所勾兑出了来的文化，从而丰富出更精湛的文化思想来。六朝的兴叹，何止是一江春水。 这里，我们以“秦淮八艳”为例，做一番管中窥豹，从她们长长短短的人生和悲欢离合的故事里，看命运起落，历史兴衰，文化浮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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