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的故事：门客三千人，政治不过是一笔买卖

　　历史就是一出出的博弈。在历史对弈中，有的人胜出，有的人出局，都很正常。但也有异常之处，那就是在对局之中常常有那些幕后推手。他们可能深藏不露，躲于历史的帷幕之后，只要一到紧要关头，往往就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甚至会左右整个弈局的胜负。历史的巨轮也因此改辕易辙。

　　

　　吕不韦，战国末年的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后为秦国丞相，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吕街。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国丞相，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其门客有三千人。吕不韦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结识异人，奇货可居

　　据史书上记载，吕不韦约生于赵惠文王九年（前290年）至赵惠文王十九年（前280年）之间，卒于赵王迁元年（前235年）。关于他的家世，史书上也已无从记载。在吕不韦出生的年代，卫国已经日渐衰落，社会动荡不安。幼年时代的吕不韦目睹了自己国家的衰败，深刻感受到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所以，吕不韦在很小的时候就很关注政治。

　　吕不韦成年后奔走于各国做生意，后来经商到了韩国，成为当时阳翟县（今河南禹县）的巨富，号称“家累千金”。在吕不韦生活的那个年代，商人们经常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所以很多人在政治上都非常敏感，也有不少的商人参与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表现出很高的水平。吕不韦也不例外，因为如果在政治上一旦投资成功可比单纯做生意的获利大多了。

　　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吕不韦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做生意，遇到了在赵国充当人质的潦倒的秦国公子异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之间彼此相互攻打，没有什么信义可言，相互的猜忌也随之加深，所以他们就采取互相交换人质的方法来巩固盟国之间的关系，或者用向强国贡奉人质的方法来表示对其臣服。大多数充当“质”这个角色的是君王的太子，也有君王的孙子或是对方朝中重要的官僚。

　　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当时在位的秦昭王的孙子。当时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排行居中，且异人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安国君宠爱。基于多重原因，异人就被秦国送往赵国当人质。当时，秦国多次进攻赵国。异人身处敌国，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在战场上被秦国打败的赵国君臣回来后一定会拿人质异人当出气筒；呵斥、凌辱是家常便饭，有时连起码的生活条件都不给他提供。所以异人的生活是非常拮据的。由于吕不韦对当时的政局一向非常关心，所以当他在邯郸街头巧遇秦国落魄公子异人时，商人的投机心理促使他立刻认为此人“奇货可居”，是一个可以收买、进行政治投资的对象，于是决定用金钱来帮助异人谋取王位继承人的资格。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吕不韦具有相当大的野心。众所周知，我国古代长期有一种传统观念，就是“重农抑商”。商人虽然很有钱，但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尤其是很多的士人不愿意和商人为伍，认为他们身上沾满了铜臭气。所以吕不韦也不甘心长期做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商人，一直在寻找机会改变这种局面。当然，也只有在已经了解天下形势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他在看见异人的时候，立刻萌生出了在他身上投资的念头。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后，吕不韦曾回家与他父亲商量。他问父亲：“我辛勤地劳作能够获得几倍的利润呢？”他的父亲回答：“能获得十倍的利润。”吕不韦又问：“我要是做珠宝买卖能获得几倍的利润呢？”他的父亲回答：“能获得百倍的利润。”吕不韦接着问：“那我要帮助别人立一国之君，这又能赢几倍利呢？”他父亲回答道：“能赢无数的利啊！”吕不韦得出结论说：“看来，我现在努力耕田，也不见得能吃饱穿暖；而要是帮助立一国之君，那从中得到的益处可以传之于后世。这种有大利可图的事值得去尝试啊。”从此，吕不韦弃商从政，开始了他大半生的政治生涯。

　　于是，吕不韦主动去拜访异人，声称能叫异人的门庭扩大起来。异人认为他是开玩笑，待弄清来人的身份是个商人时，轻蔑地笑道：“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吕不韦对这样的冷嘲热讽并不在意，继续说：“您有所不知，只有使您先发达了，我才能发达。”异人被他的话打动，忙请他坐下深谈。接下来的一番谈话，显示了吕不韦的口舌之才。吕不韦说：“秦王现在老了，立的太子是安国君。而太子最宠爱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又没有子嗣。现在您有二十多个兄弟，而您又排行中间，且得不到宠幸，还长期在敌国做人质。一旦大王去世，安国君做了秦王，请问您哪有机会去争做太子呢？”他的一句话说到异人的心坎里去了。

　　他忙问吕不韦：“那可怎么办？”吕不韦说：“现在有能力左右立继承人的只有华阳夫人。我虽然也不是很富裕，但我愿意拿出千金，替您去游说，帮您成为秦国的继承人。”异人听了这话真是喜出望外，连忙向吕不韦许诺：“如果能够做到，我当秦王后，一定把秦国分一半给你，与你共同治理。”吕不韦要的就是这句话。商人总是唯利是图的。

　　吕不韦拿出五百金给异人，让他广交天下的诸侯宾客，而自己拿着剩下的五百金，购买了一批奇珍异宝，准备西游秦国，游说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吕不韦先是以异人的名义买通华阳夫人的姐姐，把用重金买来的奇珍异宝献给华阳夫人，为异人在华阳夫人那里留下好印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吕不韦见到华阳夫人后，向夫人说异人非常贤德，还说异人在赵国做人质期间，把夫人当作自己的天，没有一天不在思念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常常在思念中泣不成声。华阳夫人听了这样的话当然非常高兴，对异人又有了一个很好的印象。接着，吕不韦又劝说道：“女人得宠靠的是什么，还不是因为她年轻貌美，但女人的容颜是最容易衰老的。一旦您年老色衰便会失宠，最好的办法就是趁您现在受君王宠爱的时候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但是您又没有子嗣，不如及早在安国君的众公子中选一位合意的作为您的儿子。现在，异人十分贤德孝顺，而他在敌国做人质，他的母亲又不受宠。如果现在您把他认作您的儿子，并帮助他成为太子，在关键的时刻帮助了他，他当上了国君，自然不会忘记您对他的恩德，会终生感谢您。这样一来，您的地位不也就保住了。”

　　吕不韦一开始就展现出他惊人的论辩能力，这也可能跟他从事的商人职业有关系。接着，为了巩固这个结果，他又来到华阳夫人弟弟的住所，采用的手段和说服华阳夫人的办法大同小异。

　　在吕不韦不停为异人游说的过程中，两人的关系也在逐渐升温。一次，异人去吕不韦家中吃饭，在宴席间看到一个能歌善舞的美貌歌姬，一问，才知道是吕不韦宠爱的女人，叫赵姬。异人十分爱慕，求不韦割爱给他。于是，吕不韦就把她送给了异人。不久赵姬便生下一子，取名政。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在异人回到秦国拜见华阳夫人过程中，为了令其讨得华阳夫人的欢心，吕不韦也是下足了功夫，可谓是煞费苦心。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所以在异人拜见华阳夫人的时候，吕不韦让异人穿上楚人的衣服。果然，华阳夫人十分高兴，认为异人很有心。会面之后，吕不韦就将异人改名为子楚。华阳夫人在安国君面前极力推荐异人，让他来做王位的继承人。枕边风还是很厉害的。终于，安国君同意把异人立为太子。

　　至此，吕不韦耗费了万贯家财，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让异人回到了秦国。异人也被立为太子。这也为异人以后成为秦国的君主，吕不韦成为秦王朝的开国功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人在评价吕不韦的时候说他只是一个善于投机钻营的商人，说的也对，但不是很全面。吕不韦确实是一个商人，靠着商人善于经营的头脑，敢于冒风险。照现在的话来说，吕不韦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风险投资家。他凭借高投资，取得了高回报。同时，他也不仅限于是一个商人，他还是一个野心很大的政治家。他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富商，拥有万贯家财，但他的眼光要更为长远，这些都为以后秦国的统一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因为他在政治上的不短视，秦国才会在他的辅助下取得了那样辉煌的成就。从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起，到秦王政十年（前237年）免职，吕不韦在秦国专权13年。而这一历史阶段，正是秦国军威大振，统一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应当说，秦实现统一，在吕不韦专权时就大势已定。对于后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建立，吕不韦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论其功业，吕不韦可以与商鞅并列。

　　位极人臣，奠定统一基础

　　在吕不韦当政的13年（前250～前237）间，根据《史记》、《战国策》、《吕氏春秋》及其他史书记载，他做了不少有利于秦国稳定、强大的事情。

　　秦在春秋初期还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弱国，在秦穆公时虽然一度强盛，并列为五霸之一，但其势力并没有越过关中，不久又衰落下去。直到战国时的商鞅变法之后，秦的国势才迅速壮大起来。历经惠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四世的武力征服，秦对山东六国已占有很大优势。商鞅变法时立有“计首授爵”、“尚首功”的政策，即在战争中以斩获敌人首级的数量以赏军功。这项政策对提高秦军的战斗力，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而它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造成秦军在战争中杀戮过重，乃至大屠杀的严重恶果。大屠杀引起了山东六国的惊恐和拼命抵抗，使秦在统一战争中遇到了极大的障碍。连坑杀赵卒四十万的秦将白起也看到了大屠杀的严重后果，所以当昭襄王再次派他率兵攻打赵都邯郸时，白起就坚不受命，力劝昭襄王不要出兵。

　　但秦昭襄王迷信武力，一意孤行，乃先后派王陵、郑安平两次伐赵，结果都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归。主帅郑安平降赵。事实说明秦若不放弃“计首授爵”和“尚首功”的大屠杀政策，要想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吕不韦当政期间，改弦更张，施行“王者之治”，提倡“义兵”。吕不韦所讲的“义兵”，其“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交，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信与民期，以夺敌资”。“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矣。”“义兵”就是为民除害，而不扰民，更不乱杀人。这样，“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正由于吕不韦提倡“义兵”，放弃了“计首授爵”政策，在他当政的13年期间，除秦王政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外，再没见大屠杀记录。之后尉缭子继续执行吕不韦的“义兵”政策，减少了统一战争中的阻力，使秦得以势如破竹而统一山东六国。

　　

　　古今中外所有国家在制定兴国方略时，都有个收罗人才、重用人才的问题。战国时期形成的养士之风，就是收罗人才、争取人才的体现。吕不韦招致宾客三千，不仅仅是为了编一部《吕氏春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语道破了其真实目的：“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土，欲以并天下。”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包括编写《吕氏春秋》在内，都是为统一天下服务的。事实上，吕不韦这一目的基本达到了，如提倡“义兵”扭转了秦统一战争的形势。吕不韦招致的宾客中有一位荀卿的高足上蔡人李斯，后来当上了秦始皇的廷尉、丞相。他实际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的执行人。据此而说吕不韦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奠基人是并不过分的。

　　关中是秦国的根据地，巴蜀是秦国的大后方。但关中地多碱卤，粮食产量不高。四川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修建之前也是地瘠民贫，而在吕不韦当政之初，又遇到连年灾荒。秦王政三年，“岁大饥”。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大疫”，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粮食问题。郑国渠、都江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而修建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郑国渠兴建于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凿泾水为渠，长三百余里，数年修成，能灌溉“泽卤之地四百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据《华阳国志》记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按孝文王即位仅三个月就病逝计，李冰修都江堰动作再快，也要在庄襄王即位后才能兴工。这时吕不韦已为丞相。那就是说修建都江堰也是在吕不韦执政时期（都江堰在前230年完工，时吕不韦已死）。都江堰工程比郑国渠还大，修成能灌溉三个郡，还可开发稻田。“于是蜀郡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自郑国渠、都江堰修成后，关中、四川才成为秦国的大粮仓，民食军粮问题才得以解决，秦国的经济实力才超过山东六国，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吕不韦不仅关心水利事业，而且更关心农业生产的科学化。在《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文章专门讲农业生产科学化的问题，对农业经营管理、土质的好坏、植物种植的疏密、耕种是否适时等问题，都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对这四篇文章作过简短而精辟的评论，认为这是“农业经营组织和生产技术最高水准的总结。他们所指出的较细密的农业经营办法，不只对当时起了指导教育作用，而且其经营技术到今天也还广泛地被应用”。

　　有了充足的水利灌溉条件，再加上农业生产科学化，秦的粮食产量迅速提高，达到亩产一钟的高水平。据《汉语大辞典》所载《中国历代衡制演变测算简表》测算，秦时一石，相当于今30360克，合60.7市斤；一钟约合今386市斤。这不仅在战国七雄中是最高的亩产量，就是在当时世界各国中也居于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