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拨乱反正期间，那些遣散在农场、农村与工厂的作家回来了。作家协会机关一时忙碌起来。 那时机关里虽多是我们这些新分配来的文科大学生，但大家熟悉这些作家的名字与代表作。“文革”中，大张挞伐，是非混淆，恶毒的词汇将这些作家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如今哗啦一声，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全解，恍然间像是在一场梦魇中突然醒来！ 摆脱了繁重的劳动处罚，推翻了难言的精神侮辱，还原了作家身份，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对于这些作家不啻获得了一次重生！然而，骤然的返回，也让他们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们作协的工作人员，就是帮助他们尽快把“家”安好！没有锣鼓喧天，没有红旗招展，这是一种朴素而深情的“欢迎仪式”！ 这些回来的作家中，年轻者也已中年，多数为五六旬的老人。遭遇多次劫难，他们中不少人的家庭已经支离破碎，恢复与建立一个完整、和谐的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岁月的损缺，往往需要岁月疗伤。我们尽量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为他们送去真心的安慰与温暖。那时候的确很忙：有人要就医住院，有人要搬家调房，有人要子女调动……或因渠道不通，或因人手不够，或因经验不足，解决起来并不顺畅。那时的社会服务不周全，事事要依赖组织，无人盯紧，难以办成。作家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也必须及时处理，不可延迟。记得老作家鲁藜同志，结束了多年的农场生活，住进分配给他的小海地楼房，不久，他将房子调到了体院北，因为烧煤供应关系没有转好，临近冬日，无煤取暖。蒋子龙同志得知此情况，马上让我去借一辆三轮车，快速赶到鲁藜家里，帮他解决“燃煤之急”。 作家们回到单位，大多立即投入了文学创作。让人感动的是，不少作家即便在写作权利被剥夺、生活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也没有丢下自己的笔，“偷偷”积累着素材。许多老同志年轻时投身革命，有跌宕曲折的奋斗经历，听他们讲述往事是我们喜欢的事。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挖掘的富矿，这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女作家柳溪同志被我们称为柳大姐，她是清代大学士纪晓岚的后裔，大学期间在北平参加地下工作，后来转战晋察冀边区。谁知文坛波澜翻卷，她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成员，又被划成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后，已是55岁的她不顾身老体衰，奋力创作长篇小说《功与罪》。那时没有电脑，全凭在稿纸上“爬格子”。我们去看柳大姐，她的新居所可谓四壁空空。空旷的房间里，她在一张小书桌前伏身疾笔的样子令人动容。 老作家袁静，比柳大姐整长10岁，出身豪门，上个世纪30年代即参加革命，是著名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之一。“文革”时，她背着“黑帮”罪名下放至塘沽农场“改造”。1970年秋，我们这些新分配到文化部门的大学生到该农场锻炼，我亲眼看到袁静大姐破衣烂衫、步履踉跄地跟在羊群后奔跑。那些年，她受着严重的身心摧残。改正后，她已是65岁高龄，写作欲望高涨，却感力不从心。在她的申请下，领导批准，为她配备了得力助手。短短几年，出版了《小黑马的故事》《芳芳和汤姆》等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引起很强的社会反响。 毋庸讳言，也有一些作家纠缠往事，耿耿于怀，这为作协工作增加了新内容。更多地关心他们、理解他们，适宜地做一些心理疏导，让他们尽快放下包袱，迈开前进的步伐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那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很忙碌、很紧迫、很细碎，但我们全力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那是文坛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课堂，它是一个梳理冷暖的春日，它是一次张扬人性的联谊。时到今日，那时青春年少的我们也都步入老年，曾与我们亲切相处的老作家们，多已驾鹤远去。回忆起那时的许多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