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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文明的空间载体，人口或者更近一步说人才是人类文明的行为主体。城市是土地作为人类文明空间载体的高级形态，城市化的过程是人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土地不断增值的过程。从自然属性来看，土地是稀缺的，也是不可再生的，而人口的繁殖受到的自然约束越来越少，反倒是受到的社会约束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人口在边际上的增长在减少，但人才在边际上的价值创造能力却在不断地增加。所以，我们看到，当人口红利不再的时候，我们已经转向向人才要红利，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也是人类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的核心支柱。
当我们的国家早已经迈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迫切需要向质量优势转变。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人口数量是人类文明沉重的负担，马尔萨斯据此得出了贫困陷阱的悲观结论；当技术进步被视为外生时，人均收入增长也将在某个稳态原地踏步；而唯有人力资本支撑下的内生性进步，才让我们看到人类生产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的光明前景。
内陆城市纷纷实行人才新政，既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也是转换发展动力的迫切需要。从时间的纬度看，一线城市比内陆城市走的更早、更远。在一线城市本身经济社会禀赋上就具备对人才强烈吸附效应的前提下，也依然出台众多优惠政策吸引优质人才，这一点深圳是典型代表。当内陆城市还长时间是以买房落户为主时，深圳对大学生落户的大门一直敞开。内陆城市相比之下是后之后觉，但在基础设施更加发达、信息网络更为高效、生产生活成本和便利度比价效应凸显、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核心要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今天，内陆城市的人才新政的政策效应同样可以期待，甚至多少还有后发优势。
人才新政是表，真正的里子是以此为突破口，吸引包括人才在内的一切优质生产要素的聚集和高效配置，从而形成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良性带动。人才新政在降低人才安家置业成本的同时，又不避免地会在时间的纵向纬度上拉高土地这一稀缺要素的价值，这是无法抗拒的经济规律，但经济结构上的房地产化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却依然是应该加以管控的重中之重。
人口和土地的多寡，是农耕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志。如今在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时代，人才与土地，依然是评判文明程度的核心标准。只不过是人本身具有的价值创造潜力，以及土地本身对文明承载的方式、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土地作为财富之母、人才作为增长之源，却亘古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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