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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飞
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立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方面，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动的升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另一方面，国内边疆地区民族矛盾激化，事变迭起。内忧外患之下，研究民族边疆事务的学术机构却寥寥无几。 （前排左二为徐益棠先生） 研究的兴起：服务国家 1930年，国民政府开始考虑战略后方建设，制定了《开发西北计划》并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这些举动推动了一批社会人士组织资源、实业、水利、交通、教育等考察团赴西北考察，也唤起了学界对边疆问题的全新思考。曾经赴法留学、师从著名人类学家玛塞勒·毛斯（Marcel Mauss)的徐益棠便是其中一位。 “1934年，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国钧请徐益棠教授拟出边疆史地讲座计划，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获部批准，拨专款资助。”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主任刘迎胜向记者讲述起这段历史，“后来，国民政府迁入大西南，迫切需要搜集边疆与少数民族的各种信息，于是金陵大学的民族学家们多次组织专家赴边疆深入调查，完成了多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徐益棠、柯象峰和刘铭恕等人1941年参与发起了中国边疆学会，以期协助政府解决边疆问题。 1942年，沈刚伯教授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延请多方专家讲授边疆史相关课程，使当时该系成为国内高校边疆民族研究的主要阵地。在他的倡议下，1944年7月，“国立中央大学”边疆政治系正式创立，首任系主任为我国现代民族学的奠基人——凌纯声教授。一年后，凌纯声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师从法国东方学大师伯希和（Paul Pelliot）的韩儒林教授接任系主任，直到1949年7月底。 1949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原“国立中央大学”边疆政治系及边疆学院的一部分被并入北京大学东语系。“边疆政治系的历史虽然只有5年，但它将边疆与民族问题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首次纳入最高学府，对现代中国研究民族问题起了重要作用。”刘迎胜教授如是说。 （韩儒林先生与弟子） 学术传统的延续：兼顾陆疆和海疆 在韩儒林教授的主持下，南京大学继续保持着民族与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1956年，经当时的高等教育部批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正式成立，韩儒林任室主任，专门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等领域的研究。1983年韩儒林去世，研究团队在陈得芝教授的带领下继续前进。1988年，南京大学以元史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即现在的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中心学术成果丰硕，如刘迎胜教授的《丝路文化》（撰“草原卷”与“海上卷”）、《廿五史新编》（撰《元史》部分）分获第十届、第十一届“国家图书奖”；陈得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第13—14卷）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华涛教授的《10—14世纪天山操突厥语部落研究》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南大元史研究室的代表性学术成果） 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延续学术传统，关注当代民族问题，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专业合作，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主持多项民族问题调查，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另外，该中心培养出的许多人才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中心、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及我国西北边疆高校和社科院的学术骨干。 “韩儒林先生在欧洲留学时曾经学习波斯文、蒙古文、突厥文与藏文，而中心的研究员也能够使用蒙古文、藏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史料和英、俄、德、法、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文献。”刘迎胜向记者补充说，“团队整体和个体的语言条件在国内非常突出。而且，兼顾陆疆和海疆的学术传统也一直在延续。” （刘迎胜先生） 研究领域的拓展：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 南京大学近年来的边疆与民族研究扩及海疆研究，在刘迎胜看来，并不是为了追赶时代热点而进行的“就事论事”式的研究，而是继承韩儒林的治学传统，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服务而进行的重要研究。刘迎胜表示，“我们的特色是注重基础研究，并注意发挥综合优势。”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是我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边疆与民族研究有着广大发展前景。”刘迎胜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京大学有意识地培养既掌握中国周边民族古代文字，又懂得当代西方学术语言的新一代学者。“经30余年努力，南京大学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研究伊斯兰黄金时代内陆亚洲与南海的中心，是国内极少数具备培养本领域具有世界学术眼界研究人才的学术机构。 （原刊于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撒海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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