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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凉了,张艺谋火了:光做自己死得很惨,不做自己死得更惨

 闲云野鹤qpab3u 2018-11-15

这是国馆读书专栏【观影】第040篇文章

冯小刚和张艺谋几乎是中国被讨论最多的导演。冯小刚经过崔永元事件以后,估计是凉了,音讯全无;

而张艺谋,却凭借一部《影》,重回中国观众的视野。

今年最值得讨论的电影,当然是张艺谋的《影》。

有人说,随着《影》的回归,张艺谋的艺术水准也回归了。

整部电影,水墨肆意、情节紧凑,境州和子虞两个人,互为表里生死与共,引发的哲思让人动容。

豆瓣评分7.4,在国师近几年的电影中,稳居中上。

在接受采访时,张艺谋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次状态回勇,你觉得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张艺谋回答:“还是做回自己最好。”

张艺谋什么时候没做过自己?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上一部电影——《长城》的时候。

《长城》这部电影,是张艺谋和好莱坞的合作,但剧本他没办法改、选角他无权过问,整个过程中他只有导演的职权,按他自己的说法:

“就像一个工具一样,被人操控在手里。”

纵观国师的整个电影生涯,你会发现,当他被别人操纵的时候,他的电影往往喜忧参半;

而当他肆意做自己的时候,他的电影都能绽放光芒。

第一重境界:打死都要做自己

01

很多人觉得张艺谋是农民出身,这真是很大的误解。

张艺谋的祖父毕业于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在民国可是比清华和北大还要好的大学。

他的父亲张秉钧,是黄埔军官的教官,离开黄埔军校以后当了柞水县县长。而他的母亲,是一名皮肤科医生。

张艺谋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书香门第

(张艺谋家族,左起:叔叔、奶奶、姑姑、爷爷、父亲)

但是,在张艺谋的童年时代,越是书香门第,越要被冲击。

有一次,张艺谋从床底下找到了一枚扣子,扣子上画的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他兴奋地问奶奶这枚扣子的来历。

奶奶看见这枚扣子,仿佛见了鬼一样,一把夺过来,指着孙子一顿痛骂,叫他以后别再提这桩事儿。

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曾经给学生们一张表,填自己的家庭成分。其他孩子填的是“贫农”、“中农”,一脸自豪。

唯独张艺谋藏着掖着,他不知道该填啥。回到家请教父母,父母犹豫了半天,给他写上:“城市职工”。

在那个年代,做知识分子是要被看不起的。

从此,张艺谋养成了自卑内敛的个性。

(张艺谋唯一一张在农村插队的照片。)

02

初中毕业以后,文革开始了。张艺谋到农村插队,真正做了三年农民。之后,他进入了陕西第八棉纺织厂,做了七年工人。

张艺谋从小就喜欢摄影,但凭他当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根本买不起照相机。于是,他下班以后,跑到街头去到处给人画肖像,拿画肖像的钱买相机。

买到相机以后,他下班干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跑到郊外,对着风景拍。

他的相片晒出来以后,全厂工人都争着看,虽然是非科班出身,但是他的相片构图新颖、光线丰富,让人越看越有意思。

从家庭出身那儿丢失的自信,没想到在摄影这里一点一滴找回来了。

03

1978年,高考恢复。张艺谋当时已经28岁了,过了规定报考的年龄,但高考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他决定去试一试。

在陕西是没可能报名了的,他把心一横,直接去了北京,找到北京电影学院,把自己的作品集递了上去。

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了他的作品,惊为天人,认为所有报摄影系的人里面,还没有技术如此专业、基础如此好的学生。

但得知他超龄,招生学生委婉地跟他说:“你先回西安,我们会向学院反映你的情况。”

结果可想而知,张艺谋在西安左等右等,硬是等不到录取通知书。张艺谋的倔劲儿犯了:我就不信我读不上书!

于是再次进京,不仅找了电影学院摄影系教授,还转报北京广播学院,都因为年龄问题铩羽而归。

他不服气,第三次进京,找到著名画家黄永玉,辗转把自己的作品和《求学信》带给了文化部秘书长华君武、文化部部长黄镇。

在两位领导的干涉下,北京电影学院终于破格录取了张艺谋。但是,到底把他录为正式生、旁听生还是进修生,他都没敢问,“怕把事儿给搅黄了。”

学习机会得来不易,张艺谋非常认真对待京电影学院的图书馆显示,他是当年借书最多的学生之一,二年级学期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22门课程,是全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北京电影学院时期的张艺谋,右)

04

毕业以后,张艺谋作为摄影师,和陈凯歌合作拍了一部电影——《黄土地》。

张艺谋的摄影功力充分展现出来,他也凭借这部电影,拿下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正式成为了中国最优秀的摄影师。

陈凯歌看到了张艺谋的野心。在黄土高原上,陈凯歌对张艺谋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数你最强烈——心比天高。”

(拍《黄土地》时候的陈凯歌(左)和张艺谋(右))

心比天高的张艺谋,当时就在寻找完全由自己主导的电影。而他看上的第一部作品,是莫言的《红高粱》。

张艺谋一个人从黄土高原哼哧哼哧跑回北京,找到莫言的所在地。那天他一身农民的样子,坐电车还把脚给夹破了,拎着一只鞋。

他听人教导,进门喊了三声“莫言!”,对方真的从厕所旁边一个房间里出来了。

莫言形容第一次见到张艺谋的样子:“活像一个农村生产队队长。”而张艺谋形容第一次见莫言:“像个生产队会计。”

莫言问:“你找我什么事儿?”

张艺谋说:“我想拍你的小说——《红高粱》。”

“行啊,拍呗。”

“你有什么要求么?”

“没什么要求,随便拍!”

就这样,张艺谋用800块钱就把《红高粱》的版权买下来,开始拍摄。

(拍《红高粱》时期的张艺谋、巩俐和摄影师顾长卫)

05

作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张艺谋拍得很辛苦——在大漠黄沙中穿梭拍摄,亲自种下百亩高粱,都很有挑战性。

最后一个镜头拍完,张艺谋把自己穿着的一双鞋子埋在黄土里,当众发誓:“这部电影要是打不出名堂,我永远不走电影这条路!”

结果,1988年,《红高粱》拿下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是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作品,当时的国内票房,有400多万,大赚了一笔。

《红高粱》讲的是一个乡村女孩九儿,被父亲卖给得麻风病的酒庄大户人家。

出嫁当天,九儿为送亲的壮男余占鳌吸引,两人情不自禁地在高粱地里野合。后来九儿的丈夫病死,九儿和余占鳌合力,把她丈夫的高粱酒庄搞得风生水起。

不久以后,日本侵略者到来,在山庄里烧杀抢掠,九儿和余占鳌拼死抵抗,九儿甚至壮烈牺牲了。

整部电影讲的是女性自由追求、挥洒情欲,拍得热血沸腾,极具生命野性,基本上是张艺谋心境的外化。

但是,由于电影里面有农民被日军胁迫剥人皮的镜头,被国内的保守派抨击为“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甚至有些老头子去信中央要求禁播此片。

张艺谋就纳闷了:“我拍的都是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态,怎么就成了侮辱中国人了呢?”

奖也拿了、票房也赚了,这些批评完全成了无聊的蚊蚋滋滋声。张艺谋第一次尝到了表达自我的甜头。

(《红高粱》拿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06

《红高粱》之后,张艺谋接连拍出了《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女主角都是巩俐,内容都是看似较小的女子在强大的封建礼教之下,争取自己的情欲、正义和自由的故事。

《秋菊打官司》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其他两部也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秋菊打官司》剧照)

90年代的张艺谋,拍的都是自己得心应手的电影,光芒完全盖过了其他导演。

1994年,他开始拍《活着》。他自己经历过文革,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考验人性的时代,只有直面这个时代,才能真正直面他自身。

(《活着》剧照)

张艺谋拍片,出了名认真。

有一场戏拍的是福贵女儿凤霞结婚,有一个道具是毛主席语录。张艺谋翻了翻道具,发现里面竟然没有一个字,全都是白纸。

按照剧本要求,这个镜头拍的是全景,也不会有人打开书,弄个红色塑料封面就行了。

张艺谋一下子怒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临时要增加一个翻毛主席语录的特定镜头,遇上这种情况你要我他妈的怎么拍?所有跟着我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我的要求,我要的东西必须是真的,不能有应付!”

就凭这这种认真劲儿,《活着》拿下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仅次于金棕榈奖的第二名),葛优还拿下了戛纳影帝(华人第一位戛纳影帝)。

从法国得了大奖回来,张艺谋还召集了剧组人员开会,反思电影的成功和不足。《活着》的编剧芦苇感叹:

“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知道,张艺谋这个人必成大器!”

做自己的人,一般都比别人更容易成大器。因为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真实感受,更专注于自己的志业,更能够解决问题,更容易走出自己的路。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做,那会怎样?张艺谋也经历过这一个阶段。

(《活着》剧照)

第二重境界:不做自己的张艺谋会怎样

07

《活着》在国际上得了大奖,在国内却被禁了。

原著作者余华曾说:

“还记得当时张艺谋时常说原作里的什么细节要改动,审查才能通过。看他胸有成竹的模样,心想他如此了解审查制度,对他十分钦佩。可是张艺谋拍摄完成电影后审查还是没有通过。我不再钦佩张艺谋,我钦佩审查制度。”

电影不仅被禁,连张艺谋本人也被禁止两年内与海外投资方合作。

张艺谋坦言:“我们这个时代变了,我们渐渐步入了另外的十年。”

在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八十年代,中国还处于拿着一本佛洛依德就能泡到妞的年代,看影展、看美展像挤地铁一样,全民都在谈文化;

但在《活着》以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在21世纪以后,中国人谈的都是票房。

张艺谋开始收敛了,在电影的世界里不再恣意妄为。

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横空出世,席卷全球。张艺谋按捺不住,拍了一部《英雄》,也正式开启了中国的商业大片年代。

在21世纪的头十年,张艺谋和冯小刚几乎包揽了当时中国电影票房的冠军。

不做自己的张艺谋,不管他自己怎么想,一开始是很顺利的。

(图片来源公众号“毒眸”)

08

但是,张艺谋也尝到了不少苦果。

21世纪拍的这几部商业电影,口碑都很两极化,而且几乎每出一部新片,总会有人喊:“当年拍出《活着》的张艺谋,到底去哪儿了?”

最严重的是,张艺谋被人彻底当成了工具。

这个把张艺谋当工具的人,是张伟平。

拍《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这几部电影,张艺谋没有及时拿到片酬。

张艺谋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多年的合作伙伴不给钱,他也不好意思开口。

但这都不是让张艺谋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张艺谋对张伟平最不满的,是他过度干涉自己的创作自由。

拍《满城尽带黄金甲》,张伟平硬是要让张艺谋加入周杰伦,导致剧本改得乱七八糟。

张艺谋把剧本拿给老搭档编剧芦苇,讨论了几天几夜,芦苇最后评价这个剧本“太垃圾”,还转述了张艺谋当时的一句话:

“芦苇你信不信,就凭着张艺谋周润发巩俐周杰伦这几个名字,这片子的票房就有两亿。”

可见当时张艺谋被张伟平异化得有多严重。

后来张艺谋接到了执导北京开幕式的任务,要离开两年。

为了弥补张伟平的损失,张艺谋决定拍《三枪拍案惊奇》。

张伟平又来搅局:由于当年小沈阳大火,他坚决要让小沈阳主演。小沈阳的风格固定,必须得赵本山的团队来配合,所以最后赵本山整个团队都加入了剧组。

《三枪拍案惊奇》成为了张艺谋作品中一个非常奇葩的存在。

著名演员高仓健曾经告诫过张艺谋:“作为一个国际导演,你要坚持自己内心对艺术的选择,不要被制片人束缚和控制。”

(高仓健与张艺谋)

这个制片人,指的就是张伟平。

2012年,拍完《金陵十三钗》,张伟平和张艺谋两个人正式分道扬镳。

平心而论,在九十年代艺术片的领域功成名就以后,开始拍商业片的张艺谋是无可厚非的。

最起码,他用《红高粱》开创了中国电影艺术片的先河,用《英雄》开创了中国电影商业片的先河。

能够以一人之力开创两个时代,张艺谋是伟大的。

用自己的影响力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商业之路,对张艺谋来说,有一定程度的牺牲,但其实更是一种对中国电影的责任和奉献。

只是,在越来越迎合观众的过程中,他逐渐失去了自我,甚至变成了被制片人“绑架”,这是他最无奈的地方。

一个只会坚持自我、对现实毫不妥协的人,会死得很惨。但一个只会与现实妥协、不懂得反身自省、找回自我的人,更会死无葬身之地。

第三重境界:找回自己的张艺谋,到底有多爽

09

2015年拍《长城》的时候,张艺谋本来是拒绝的。

但助理跟他说:“导演,你想想,你的电影能够在150个国家同时上映,很可能首周末就会成为全球票房冠军,这样的机会不多,可能失去了就没有下一次了。”

张艺谋心动了,结果一头扎进去,最后三年半努力,口碑和票房双输。

张艺谋痛定思痛,对自己说:“还是做回自己好。”

他想起了三十年前,第一次看黑泽明《影子武士》时的震撼:

一个替身,试图用自己一己之力挽救主公打下的江山,结果身败名裂,战死沙场,和无数冤魂一道,随着流水逝去。

(《影子武士》剧照)

这部片,当年拿下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是大师黑泽明最后一部代表作。

《影》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时候,放映结束全场起立为张艺谋鼓掌数分钟。

这是对于一个电影人最高的荣誉。

人有影子,影子依附于人,才能有生存的价值。

当你坚持做自己的时候,你的价值在你的主体上;而当你左右摇摆、不能坚持自己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就相当于是影子,而且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的影子。

影子终究成不了主体,成不了你的真身。

因此,只有你最终回到自己身上,你才能和你的影子对影成双,翩跹起舞。

不要总是做一个影子,要试着光明正大成为自己。

*本文原创,转载请联系小编开白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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