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溍女儿眼中的父母爱情

明日大雪飘 2018-11-15

展开全文

朱家溍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文物专家和历史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许多人知道朱家溍先生在文物鉴定方面取得的成就，却并不了解朱先生和妻子赵仲巽一生恩爱，都喜欢听戏唱戏，二人演的一出《得意缘》传为佳话。中华书局近期出版的《父亲的声音》一书中，朱先生女儿朱传荣回忆了父母亲的往事，为我们了解朱先生打开了另一扇窗口。

父亲喜欢照相，所照人物像中以母亲最多，从新婚开始，到融入大家庭之后的日常行止，游山，赏花，读书，扮戏，因此成为“文革”抄家展览中的一个看点，相册上的照片在展览中陆续丢失，发还抄家物资时，相册上空白极多，我们不明白，父亲说，空的都是你娘。到了干校，慢慢听说，好多人手里曾经藏过母亲照片的。

因缘之分

在说到父母的婚姻之前要先说一个人，沈兆奎，字无梦，号羹梅，江苏吴江人。在清末新政实施过程中，去日本考察过教育，回国后在学部任职。藏书，也藏金石碑帖等等。今天可以查到的介绍，说他是版本学家，金石学家等等。母亲的祖父荣庆是清末学部尚书，从这一点推测，沈羹梅先生与母亲的家庭之间是有着不止一代的交情。据我知道对沈先生执弟子礼的有我的舅舅赵元方、赵季方，我的大伯父朱家济，大伯父还介绍了后来毕生研究训诂学的陆宗达。

同门的朱家济与赵元方彼此十分投契，大伯父常去外婆家，舅舅也常到我家，得到了双方家长的认可。因此，提到了父母的婚姻。

母亲认识大伯父在先，叫朱大哥，认识父亲在后，叫朱四哥。大伯父与父亲随着舅舅，叫母亲“二妹”。未谈婚嫁时彼此知道，但仅此而已。

两人的家庭都爱看戏，亲朋好友中办堂会也多。1934年，有一场堂会戏，父亲在画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我第一次在昆腔团体中演戏是二十岁的时候，陆宗达大哥的祖母寿日，约了韩世昌、陶显庭、侯益隆等昆腔班在福寿堂饭庄唱堂会戏，宗达大哥自己演《单刀会·训子》，谭其骧兄演《长生殿·闻铃》，我和宗达大哥的女儿陆敏演《邯郸梦》的《扫花》，我演吕洞宾，陆敏演何仙姑。另外我还为李宝勋的《芦花荡》配演周瑜，为谭其骧的《闻铃》配演陈元礼。其余戏都是昆腔班专业演员的戏。堂会戏照例是日场戏连着夜场，虽然我演三出，但一出和一出之间相隔时间很长，所以并不累。这是我结婚的前一年。那一天我的未婚妻赵仲巽在台下看戏，坐在她前后左右的人都听见她对我的评论，她说：“朱四的《扫花》演得真好，《闻铃》的陈元礼也不错，有点杨派武生的意思，《芦花荡》的周瑜不怎么样。还是吕洞宾的扮相最漂亮，总而言之是戴黑胡子比不戴更好。”没有多大时间她说的话就已经传到我耳朵里，大概对于我们后来的结婚有些促进作用，因此我也对于这场堂会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年我们结婚了。从此听戏的时候，我们也是伴侣。

据说，演堂会戏之前，大伯父与我的舅舅已经说到父母的婚事了，只是两个当事人尚未知晓，为了解母亲对父亲的看法，看戏的时候，舅母还特别问，你觉得朱四的戏怎么样。没有料到母亲对三出戏中的三个角色有如此精到并直接的看法，回家告诉给舅舅之后，“戴黑胡子比不戴更好”遂在一众朋友中传为佳话，也成为父亲一生的骄傲。

这场堂会戏除去父亲，在《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中也有记载：

“谭其骧还曾与傅惜华、朱家源、朱家溍、陆宗达等在绒线胡同的国剧社学唱昆曲，由红豆馆主的笛师亓伯维拍曲教唱。……陆宗达的父亲是邮政局长，家境富裕，1934年他祖母八十大寿，在家演戏。陆宗达自演《训子》，用的是昆弋社的班底。谭其骧与朱家溍同台演《长生殿·闻铃》一场，分别饰唐明皇和陈元礼。这是他首次登台，一出场，向达等就在台下大声叫好，他心里一慌，差一点把帽子掉下。这是他唯一一次化妆登台。”

父亲听我给他读了书，想起来谭先生称赞自己的话，用谭先生的口音学给我，“我曾（真）不像一个皇帝，你到曾（真）像一个将军。”

得意缘

结婚之后，不仅听戏是伴侣，还有过一次舞台上的合作。父亲的十姨生日唱堂会，家里不少亲戚都加入演出，母亲也动了心。于是父母亲演了一出《得意缘》，父亲演卢昆杰，是个能装傻充愣的书生，母亲演云鸾，是一个侠盗的女儿，天真机敏集于一身。这出戏的唱很少，几乎全是对话，还全是夫妻的玩笑话，关键是夫妻演夫妻，观众又都是家人和朋友，可以想象效果有多好。

《得意缘》演出前

有个爱戏的小朋友开玩笑说，以后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和媳妇儿唱出《得意缘》，名字就吉利，讨个好口彩，只是得意的媳妇儿好找，能唱《得意缘》的媳妇儿就难了。

可以想见，父亲真是得意呢。

母亲在自己家里是独生女，爱玩，爱美，有十分任性的一面。但是不娇气，不矫情，有担当，有见识。待人真诚，在大家庭里，公婆、兄长、妯娌、侄子、侄女，甚至在有条件时用的佣人，都喜欢她。

新婚后不久的母亲

母亲生下来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近视，所以，外婆特别鼓励母亲和舅舅们一起玩儿，放风筝，划船，逛山都是母亲的长项。

从小，就常常听父母两人说与风筝相关的各种，父亲甚至在《画传》中写下了很详细的一段文字：

从儿童时期到青少年时期在玩的方面喜欢放风筝。总是大哥领头，依次是二哥三哥和两个姐姐，每人都有风筝，每年腊月里就开始准备，过年前后就可以放了。大约可以放到清明，风筝大的类别可分三类，一类是硬翅膀，一类是软翅膀，一类是拍子，每类都有很多品种，从三四尺到一丈不同的尺寸，每个品种有很多花样。硬翅膀，是左右翅膀轮廓都用竹条扎成两肩匀称的受风处。硬翅膀风筝最流行的是沙燕。沙燕又有肥瘦之分，花样有花素之分，素的全用烟子画，名叫“黑锅底”，花的除必须以黑烟笔画翅膀，头顶，尾翎以外，都用彩色笔画主题花样，例如五蝠、七蝠、九蝠、云龙等等题材。沙燕以外有：蝴蝶、牧童骑牛、通天河（唐僧四众及大龟），红萝卜、大白菜、红喜字、红寿字等。软翅膀的风筝只有翅膀的上边是用竹条扎成边框，下半部是活动的，最流行的软翅风筝是蝙蝠，蝴蝶，老鹰等等。这三种最自然，像真的，尤其老鹰在天空盘旋的飞翔和真的老鹰一样。拍子风筝的形式是没有翅膀，周围用竹条扎成轮廓，是一扁片，下端垂着一条绳子，以巩固它在空中的稳定。流行的有钟、鼎、蝉、青蛙、《打面缸》戏里的四老爷等等。

风筝中还有一种是硬膀的结构，但下半部是随风飘而没有竹条轮廓的，例如龙睛鱼，鲇鱼，也和真的一样。龙睛鱼的尾部，鲇鱼身用绸或布来制作。还有一种既非硬膀软膀也非拍子，是用竹条扎成一个个圆光，每个圆光横扎一根竹条，竹条两端有纸穗，每个圆光相距约半尺，用麻线连接起来若干圆光成为一条大蜈蚣，放起来很有威严气象。当年放八尺以下的风筝就在家里房顶上放起来，然后把线系到院里。如果放八尺以上的风筝，例如一丈的沙燕或八尺的拍子，都要拿到皇城根北箭亭空场去放。

除了在金受申先生的文字中，再没看见过对风筝如此生动细致的描述了。这一大段风筝的内容是父母两个人多少次聊天的精编，另外有些相关的，父亲没有写，我虽然记得，却又不能说完全。

譬如母亲说，放风筝老弦最好用，但是放线的时候，勒手，大褂的底襟撩起来垫着不错，厚薄随意，不用时放下即可。就是容易破，而且成排的一道道口子，看上去很怪。大人会立刻发现。父亲也有相同的经历。是琴上用的弦吗？不能解释。

譬如父亲讲过的，有一次，爷爷出门了，家里的几个哥哥放风筝，母亲也上了房，正在兴头上的时候，眼尖的大哥发现爷爷的车已经到大门口了，飞快地下了房，还把梯子挪开。爷爷进了院子，母亲才听见，再想下房，梯子没了，站在房上叫了爷爷，很坦然,并没有如大哥所料的窘迫。爷爷也觉得挺有意思。

生，或死

母亲幼年时多病，最严重的一次，外婆已经不抱希望了，让看娘的老王妈把娘从睡觉的床上抱到马号。一百年前，家里有车说的是马车，有马车就一定有马，马号是马休息的地方，地是黄土铺的。娘在马号的黄土地上昏睡了三天，老王妈守了三天，竟然醒了，赶紧喂米汤，一点一点，从此活过来了。外婆给老王妈打了一对金镯子，说这孩子一条命是你捡的，以后这是你的闺女。

母亲的旗装照

1943年父母离开已经沦陷的北平，到重庆去。路上走了五十天，既坐过准时开车的火车，也坐过牛马骡之类作动力的车，也有很多时候，路况差，不能通车，人力架子车可以载着行李，人在地下走还更便当安全些。母亲从此对走路有了经验，说，如果太阳出来上路，日落之前住宿，一天走六十里。如果天未明就走，走到天黑再住，差不多可以走一百里。少年时代爱逛山练出的脚力，想不到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由陕入川，搭乘司机挣外快的“黄鱼”车，父亲的记述是——

每辆车上装着几个方形的大棉包，据说每个棉包有五百公斤，平平整整略高出车帮约二三寸，车上的一点小空当已被二人占有，我们只能坐在棉包的平面上，虽然单摆浮搁无可依靠，然而可以四面畅观风景十分爽快。

车的右边往下看是嘉陵江，地名叫明月峡，车的左边是峰顶，周围有隋代的很多洞窟造像，下半部分有一层因修公路已经被破坏。我正在扭着头看造像，突然看见路牌上写着“急弯慢行！”但我们车的司机大约是睡着了，不仅没有慢行，也没向左转弯，而是照直把车往前开下去了。车身猛的倾斜，就把坐在棉包上的我们三人一齐抛下山去，幸而落在了江边的软沙滩上才免于一死，当时陷在沙中很深，我爬出沙子以后发现衣服里外的纽扣全都脱开，嘴里啃了许多沙子，然后把仲巽揪出来，但未见三哥，我用力喊他，只听他在什么地方说：“我在这儿哪。”原来汽车正落在他上面，但汽车的底盘并未碰伤他，就是出不来。于是我就用手挖沙子，把他从车旁挖出来，居然一点伤没有，还在咯儿咯儿笑。

事后说起来，当初还羡慕先来的两名乘客，在棉包缝隙中有个小空间，看上去像坐沙发一样惬意。谁想翻车时却卡在棉花包中丧生了。

穿衣吃饭之理

到了重庆，安了家，最初一年多住的房子就是竹子与草两种材料，当地有一种叫做“捆绑房屋”的方式，不到半天就可以从无到有矗立在任意空间。屋里必用的几样家具全系竹制，双人睡的大床、桌、椅、凳都是。

我的哥哥是1943年出生的，父亲周末才能回家，平时只有母亲照顾孩子，做家务，日本飞机来了，要跑警报，要带全孩子的一切必需品钻防空洞。

洗洗涮涮近处没有水源，各家有水缸，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挑水的。在母亲的讲述中，“挑水的”就是她的生活指导老师，简直近于无所不能，大约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一群下江（四川人称呼所有长江下游省份，抗战时则泛指所有外省人）妇女的生活急需在本地人看来，都不是大问题，只要问，只要学，差不多都能解决。

雨季时候衣服晾好几天，也没有北方那种彻底干了的手感，挑水的说，已经潮干的衣服，只有穿上身才能全干，晾是晾不干的，说不定来阵雨，吸了水汽，比刚才又软一点。草屋里进了蛇，飞跑去叫挑水的，用根竹竿挑到远处去就是了。

住的地方偏僻，又带着孩子，不能外出，自己养鸡，可以有鸡蛋，种点菜，虽然单调，也算有得吃。荤腥则不能不依赖挑水的，知道附近哪里有杀猪的，就可以代购一些。不能选，碰上什么是什么。

川菜中有一道银肺汤，有时加杏仁，有时加川贝。挑水的用极廉之价代购，还授以清洗方法，把清水不停的灌入肺管，用手拍击后排出血水，不断重复，就可以得到雪白的肺用来炖汤。银肺汤常常是母亲惠而不费的一道菜。也是我从小听到大，却始终没吃过的一道菜。

周末，父亲兄弟三人，有时还加上一两个堂兄，张罗一大家人吃饭是当时母亲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母亲掌握了与罐头类似的保鲜法，其实就是比较低级的真空。譬如肉汤鸡汤，在天热的时候，容易自然腐败，母亲的方法是，选一只严丝合缝的汤锅，滚开之后，就不再掀锅盖，每天热开一次，可保两三天不坏。

过年时候，山上到处有梅树，折一大枝在草屋里，油灯把梅花的影子照在蚊帐上，一幅天然墨梅。夏天吃过饭抱着哥哥在山上漫步，暮色中浮现出点点萤火。走近看，并没有萤火虫在飞舞，挑水的告诉，这里原来乱坟多，打仗以后才开始有人住，那是死人骨头冒出的火。母亲给我们解释，骨头中有磷，那就是磷火。

为伺候外婆的病中饮食，母亲十一岁踩着凳子“上灶”，所以，到结婚时候已然是做得一手好菜。不过，能做一手好菜与在四川时候的持家又有本质的不同，前者的条件是应有尽有，要做的就是一桌菜。后者常常是有什么才能做什么，对于出门在外的人，要的是一个家，包括吃饭洗澡睡觉等等，想得到与想不到的需求。

生活条件固然粗糙，但也有城市中难得的新鲜。譬如，如果不是杀猪现场，猪肺恐怕也不易加工成 “银肺”，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只听吃不到的原因吧。

信笔至此，想到常有人表示难以理解，当初的家庭出身与后来的人生经历这么悬殊，怎么可能胜任？母亲爱说 “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还爱说，“穿衣吃饭亮家当”，主旨是适应性与量力而行，这是生活的两大基点。懂得这样两句话，就有可能胜任生活的悬殊。

武家坡

1951年11月，故宫博物院停止工作，进入全院学习阶段，“三反运动”开始。父亲的经历是1952年2月到5月在白云观，5月移送到东岳庙，端午之后，暂时回家，仍未作结论。7月与王世襄、李鸿庆、杨宗荣、赵启顺、曾广龄、崔仪、赵广元等人同时被关进看守所，到1954年4月1日，管理人员宣布释放回家。

从自新路出来，坐三轮回家。当时城区分为宣武、西城、东城等等，各区的三轮只服务本区，用今天出租车的概念解释，是担心长途空返挣不着钱，偶然遇有跨区的顾客，在区的交界处换车，车资先由新接手者垫付，这一天，父亲身无分文上车，先后经历了三次“倒车”才到家门口。宣布释放是在头一天，回家是二天，宣布之后，由看守所给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二伯父打了电话，第二天回家这件事母亲是知道的，只是没敢告诉祖母。父亲下车按门铃，就是母亲来开门，隔着门问了一声，谁呀。父亲说，我，我回来了。母亲却突然用戏里念白的口气说了一句——你要后退一步。

《武家坡》中，薛平贵一路追赶王宝钏来到寒窑之外，叫门，说，是你的丈夫回来了。王宝钏说，即是儿夫回来，你要退后一步。这话的意思是，退一步，可以隔着门缝看清楚来人。

父亲也就接了薛平贵的对白：

——哦，退一步。

——再退后一步。

——再退一步。

——再要退后一步！

第三次之后，

——哎呀，无有路了啊！

母亲在门洞里说了最后一句，这一句更响亮一点：

——有路，你还不回来呢。

这才开开门，给了车钱。

好几十年之后，父亲每提起这一晚，都对母亲开门时候的玩笑佩服得不得了，一句话，你娘，伟大。就那时候，还开呢。（这个“开”是开心，开玩笑，开涮的简略语，综合了三者，似乎又高于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