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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6年 写给亚·巴·契诃夫（哥哥）。 你用一个傍晚的工夫写过一篇东西吗？——哪怕一篇？⋯⋯我问你啊，你这小丑，你写过吗？当然没有！一定没有！对你来说，文学不成其为劳动，然而这又的确是劳动啊！如果你是个正派人，为一个短篇小说（从一百五十行到二百行）下五天到七天的工夫，那结果会怎样的不同！那你在你的文章里就会认不得自己了，如同眼下你照一照镜子也会认不得自己一样。要知道你手边并没有堆满要赶工的工作，因此尽可以用几个傍晚写一篇小东西。 《未来的城市》不论就它的新颖来说，或者就它的有趣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题材。我认为要是你不犯懒，你就会写得挺不错，可是鬼才知道你，你是个什么样的懒汉啊！《未来的城市》一定要符合下列条件才能成为艺术品：1不要那种政治、社会、经济性质的冗长的高谈阔论；2彻底的客观态度；3人物和事物的描写的真实；4，加倍的简练；5大胆和独创精神，避免陈词滥调；6诚恳。 我要与众不同：不描写一个坏蛋，也不描写一个天使（不过我舍不得丢开小丑），不斥责什么人，也不袒护什么人。⋯⋯演员们不理解这个戏，说废话，他们肯担任的角色却不是他们该担任的角色；我呢，跟他们力争，相信如果这出戏（《伊凡诺夫》）不照我安排的那样分派角色而上演，那么这出戏就会垮掉。。 我初次给大杂志写稿（指《草原》），写的是草原，草原上的人，和我在草原上经历过的事。题材好，写得也畅快，然而不幸，由于我不习惯写得长，又担心写出废话来，我就落到另一个极端里去了：每一页都变得紧凑，像一篇小小说；画面堆砌起来，挤在一起，互相掩盖，破坏了总的印象。结果它就不成其为画面，因为在画面上，所有的细节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都得汇合成一个总的东西才成；可是这篇小说成为一个大纲，一个干巴巴的印象记录了。一个作家，例如您，就会了解我，可是读者却会读得烦起来，吐口唾沫，不看了。⋯⋯
6、1888年 写给德·瓦·格利果罗维奇 第58页 我是在着手写大东西（《指《草原》）。我已经写了两个印张多一点，大概还要写三个印张。如今我在大杂志上初次露面，写的是草原，这久已没有人写了。我描写草原、淡紫色的远方、牧羊人、教士、夜晚的雷雨、客栈、运货的车队、草原上的鹰等。每一章各自成为一个短篇小说，各章被近亲关系联系起来，像是卡德里尔舞里的五个舞式。 我极力要在这些章里有一种总的气氛，总的调子；为了能够比较容易地做到这一点，我就让一个人物在各章里出现。我觉得我已经客服许多困难，有些地方有干草的香气了，不过总的说来，我这篇东西却成了一种古怪的、过分别致的东西了。由于不习惯写得长，又经常地、习惯地担心不要写出废话来，我就落到另一个极端里去了。我把每一页都写得紧凑，仿佛经过压缩一样；种种印象拥挤不动，堆砌起来，互相压榨；那些画面，或者用您起的名字，那些“闪光的东西”，彼此挤得紧紧的，穿成一根连绵不断的链子，因此使人读着吃力。 总的说来，这不成其为画面，而成了干巴巴的、详细的印象记录，一种近似大纲似的东西；我没有对草原做出艺术的、完整的描写，却把一本“草原百科全书”献给读者了。这真是开张不利。不过我也不胆怯。就是百科全书或许也有点用。 说不定它会打开我的同时代人的眼睛，让他们看见有什么样的财富，什么样的美的宝藏，始终还没人碰过，因而对俄罗斯作家来说路子还不能算窄。如果我这短短的中篇小说使我的同行们记起了被人忘记的草原，如果在那些被我干巴巴的胡乱涂成的题材里，哪怕只有一段文字给一个诗人带来一个深思的机会，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知道，您会了解我的草原，因此会原谅我在无意中犯的罪。我也真是在无意中犯了罪，因此现在才看出来，我还不会写大东西。一个十七岁男孩的自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诱人的题材（格利果罗维奇在自己的信上劝契诃夫写“一个十七岁男孩的自杀”这样一个题材，认为这是“当代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译者汝龙注），不过要知道，动手写它却是可怕的！对于一切恼人的问题也应当作出使人痛苦的回答，可是我们这辈人有足够的内在力量吗？没有。 您断定这个题材会获得成功是凭您自己下断语的，可是您那一辈人除了有才能之外，还有博学、阅历、磷、铁，而当代的有才能的人却没有这类东西；老实说，他们不碰严肃的东西倒是应该高兴的事。要是您把您这个男孩给他们，那我相信某甲就会出于清白的心，不自觉地进行诽谤、扯谎、污蔑；某乙乘机发表浅薄而苍白的思想倾向；某丙用精神病来解释自杀。您那个男孩具有纯洁可爱的天性，他寻求上帝，他有一颗充满热爱的、敏感的心，受过深深的侮辱。为了占有这样的人物，自己就得能够痛苦才成；而当代的歌手却只善于唉声叹气、哭哭啼啼。至于我，除了上述的一切以外，还有疲沓和懒惰⋯⋯。
7、1888年 写给亚·彼·波隆斯基（诗人） 第62页 要求有才能的人仅仅在大杂志上写稿，那是浅薄之见，颇带点官气，而且有害⋯⋯在从前这种看法还有点意义，那时候刊物的领袖是一些具有清楚面貌的人，例如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他们不但付给作者稿费，而且吸引他们，教导他们，教育他们，可是现在居刊物首脑地位的不是文学面貌，却是一批灰色的人和穿狗皮领子的人，那么对大刊物的偏爱就经不住批评了。⋯⋯随便说一下，我在写一个大东西（《指《草原》），大概会在《北方通报》上发布。在这个不大的中篇小说里，我描写了草原、草原上的人、鸟、夜、雷雨等。我写得挺高兴，只是担心：由于不习惯写得长，我一再脱离总的调子，变得厌倦，词不达意，不够严肃。有许多地方，批评家也好，读者也好，都不会了解，他们会觉得那些地方没有什么道理，不值得注意；不过我现在也预先高兴，因为总有两三个文学美食家会了解而且重视这些地方，这在我也就够了。整个说来，这个短短的中篇小说使我不满意。我觉得它笨重、枯燥、太专门。对现代的读者说来，像草原和草原上的风景人物之类的题材是显得专门，而且没有什么意义的。⋯⋯。
8、1888年 写给阿·尼·普列谢耶夫（诗人、翻译家） 第65页我怵怵怛怛，深怕我的《草原》不成样子。我不慌不忙地写着，好比美食家吃鹬：带着感情，带着兴味，细嚼烂咽。老实说，我是在把它硬挤出来，我使劲，我打气，不过大体说来仍然不能使我满意，虽然其中有些地方也可以算是“散文诗”。我还不习惯写得长，再者我又懒。短小的作品已经把我惯坏了。1月23日我写的时候，觉得四周弥漫着夏天和草原的香气。到那边去走一趟才好！看在上帝面上，我亲爱的，别讲客气，请您写信告诉我说的中篇小说相当糟，而且平庸，如果它真是这样的话。我很想知道赤裸裸的真理。2月2日。1888年 写给阿·尼·普列谢耶夫 第96页⋯⋯我怕那些在我的文章里找思想倾向的人，怕那些把我看做一定是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的人。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不是保守主义者，不是渐进论者，不是修士，不是旁观主义者。我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如此而已。我惋惜上帝没有给我力量，使我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艺术家。我痛恨以一切形式出现的虚伪和暴力；不管是宗教法院的秘书也好，诺托维奇和格拉多夫斯基也好，我一律厌恶。伪善、愚蠢、专横，不是仅仅在商人家庭里和监狱里盛行；我在科学方面，文学方面，青年当中，也看见它们⋯⋯因此，宪兵也好，屠夫也罢，学者也罢，作家也罢，青年也罢，我一概不存特殊的偏袒。招牌和商标，我认为是偏见。我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最最绝对的自由——免于暴力和虚伪的自由，不问这暴力和虚伪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我是个大艺术家，那么这就是我要遵循的纲领。⋯⋯。
9、1888年 写给阿·尼·普列谢耶夫 第101页 我觉得人们尽可以责备我贪吃，责备我酗酒，责备我轻浮，责备我冷淡，爱责备什么就可以责备什么，可是单单不能责备我有意露出或者有意不露出自己的本心⋯⋯我从来也不躲躲藏藏⋯⋯不错，人们可以怀疑我在这篇小说里（指《命名日宴会》）企图把正面的东西和反面的东西保持平衡。然而话说回来，我要平衡的不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在我都不是主要的问题；我是要把主人公的虚伪和真情平衡起来。彼得·米特里奇在法庭上虚伪，装模作样，他使人觉得难于相处，没有希望，不过我不能掩饰这样一点：照天性来说，他是一个可爱而温柔的人。奥尔迦·米哈伊洛夫娜步步作假，可是也不必掩饰这样一点：这种作假使她痛苦。⋯⋯林特瓦列夫这种人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是对温暖的天气、对民族服装、对民族语言、对故乡的热爱！这是亲切动人的。⋯⋯讲到六十年代的人，我在描写他的时候极力小心而简略，实则他是值得人来通盘描绘一番的。我怜惜他。这是那种黯淡无光、缺乏活动的庸才，打着六十年代的旗子唬人；这种人在中学五年级抓住五六个陌生的思想，从此冻结在这些思想上，就这么顽强地数说它们，唠唠叨叨一直到死。这不是骗子，而是蠢货，他相信自己唠叨的那些话，可是不大懂或者完全不懂自己唠叨的是些什么。他愚蠢，颟顸，没心肝。⋯⋯他像一个深坑那样无味，对那些相信他的人又像金花鼠那样有害。
10、1888年 写给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 第107页普尔热瓦尔斯基：俄罗斯旅行家，中亚西亚的探险家。 本文发表于《新时报》1888年10月26日第4548号，文章上没有标题，也没有署名。——译者注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
临死的时候，要求把自己葬在伊塞克湖的岸边。上帝给这垂死的人一种力量，使他完成了另一个伟大事迹——压下自己心里对故土的怀恋，把自己的坟墓交给荒野。⋯⋯他已经去世了，可是像这一类的人在一切时代和一切社会里，除了学术成绩和为国家建立的功勋以外，还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他们具有顽强的精神，他们的目标一旦确定，任何困苦、危险、个人幸福的诱惑，都不能征服他们对这个目标的追求；他们知识广博，热爱工作，习惯了炎热、饥饿、对乡土的怀恋、消耗体力的热病，他们热烈地信仰基督教文明和科学——所有这些，使得他们在人民眼睛里成为体现高度道德力量的苦行者。 只要在什么地方这种力量不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体现在一个或几十个活人身上，那么那个地方就形成一个强大有力的学校。⋯⋯在我们这病态的时代，懒惰、生活苦闷、缺乏信仰等正在侵袭欧洲社会；到处是对生的厌恶和对死的恐惧，它们古怪地配合在一起；就连最优秀的人也揣起手坐着，借口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而为自己的懒惰和堕落辩护；因此在这时候苦行者就不可缺少，好比太阳一样。他们是社会上最富于诗意和生活乐趣的中坚分子，他们鼓舞人们，安慰人们，使人们变得高尚。 他们这些人是活的证据，向社会表明：除了那些争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人以外，除了那些因为烦闷无聊而写些平庸的小说、不必要的方案、廉价的论文的人以外，除了那些用否定生活的名义而堕落放荡的人以外，除了那些为混饭吃而作假的人以外，除了那些怀疑主义者、神秘主义者、精神病人、耶稣会教徒、哲学家、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外，还有一种人，他们是建立功勋、信心坚定、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目标的人。⋯⋯事情永远是这样的：人越靠近真理，他就越单纯，越容易理解。
11、1888年写给阿·谢·苏沃陵 第109页 我跟写作的同行们谈话的时候总是主张：解决狭小的专门问题不是艺术家的事。要是艺术家去过问自己所不懂的事，那是不好的。专门问题自有我们的专家来管；他们的责任就在于评断公社，评断资本的命运，评断酗酒的害处，评断靴子，评断妇女病⋯⋯艺术家呢，应当只评断他自己懂得的事；他的圈子跟其他每个专家一样的有限制，这是我一再说过而且永远这样主张的。⋯⋯ 你要求艺术家对自己的工作要有自觉的态度，这是对的，可是您混淆了两个概念：解决问题和正确地提出问题。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才是艺术家必须承担的。在《安娜·卡列妮娜》里，在《奥涅金》里，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然而这些作品还是充分使您得到满足，这只是因为书中所有的问题都提得正确罢了。 审判官应当正确地提出问题，然后陪审员各按各的口味去解决问题。⋯⋯我要么是傻瓜，是过于自信的人，要么真是一个能够成为好作家的人；凡是我现在写出来的东西都不中我的意，使我厌烦；凡是关在我脑子里的东西却使我发生兴趣，打动我的心，使我兴奋。因此我得出结论：大家所做的都不是应该做的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应该怎样做。多半，所有写作的人都这样想吧。不过，在这些问题上就连魔鬼都会摔断脖子。
12、1888年 写给阿·谢·苏沃陵 第117页 讲到剧院的糟糕，责任却不在公众。公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又聪明又愚蠢，又和善又残酷——这要依当时的心情而定。它永远是一群羊，需要好牧人和看羊狗；牧人和狗把它领到哪里去，它就永远跟着走。您愤慨，因为它对肤浅无味的笑话哈哈大笑，对好听的高调拍手；可是话说回来，它，这一种愚蠢的公众，遇到《奥赛罗》上演，总把剧院挤满，听到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达契雅娜写信的那一段，总是流泪。公众无论怎样愚蠢，然而整个说来总比柯尔希、演员们、剧作家们聪明得多，诚恳得多，善良得多，可是柯尔希和演员们却自以为比公众聪明。这是双方的误会。⋯⋯。
13、1888年 写给阿·谢·苏沃陵 第124页 您和我都爱普通人，大家所以爱我们，却是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是不平凡的人。比方说，到处都请我去做客，到处都供我吃喝，把我当作婚礼上的将军一样；我妹妹很生气，因为到处都请她去，只由于她是一个作家的妹妹。谁也不把我们当做普通人一样地爱我们，因此势必造成这样的后果：如果明天我们在好朋友眼里变得是普通的凡人，他们就会不再爱我们，光是怜悯我们了。这实在糟糕。再者人家在我们身上所爱的往往是我们自己所不爱的、而且不尊重的东西，这也糟糕。
14、1888年 写给阿·谢·苏沃陵 第127页⋯⋯ 俄罗斯批评界的全部阵容就在这儿了。为这个阵容写作却不值得，就如同不值得让一个害着伤风的人去闻花香一样。有些时候我简直灰心了。我写小说是为谁，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公众吗？可是我没有看见它，也不相信它，就跟不相信鬼一样。它没有修养，没受过好教育，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人对我们也不老实，不诚恳。公众需要不需要我，我没法知道。布列宁说公众不需要我，我尽写些无足轻重的东西。科学院却给了我奖金。连鬼也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为了钱而写作吗？可是我素来没有钱，而且由于不习惯有钱，对钱差不多冷淡了。我为钱工作就不起劲。为了赞美而工作吗？可是赞美反而惹我心烦。 ⋯⋯现在呢，我、您、穆拉甫林等，却像疯子似的，为了个人的满足而写书和剧本。当然，个人的满足是好东西；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感到这种满足的，不过这以后又怎样呢？可是⋯⋯我要打住了。总之，我为达契雅娜·列宾娜抱屈；我惋惜的倒不是她服毒自杀，而是她活了一辈子，痛苦地死掉，被人白费力气地写出来，对人们没有任何益处。有许许多多种族、宗教、语言、文化消灭得无影无踪了，它们所以会消灭，就因为没有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同样，由于完全缺乏批评家，许许多度的生命和艺术作品也在我们眼前消灭了。
15、1888年 写给阿·谢·苏沃陵 第130页 您写道，不应该为批评家写作，而应该为公众写作；您还说，对我来讲，发牢骚还嫌太早。自以为在为公众写作，那当然很愉快，可是我从哪里知道我真是在为公众工作呢？由于我写的东西藐小得可怜和其他一些原因，我并没有从我的工作里感到满足，可是公众（我没有说它下贱）在对待我们的态度上不老实，不诚恳，从来也没听它说过真话， 因此也就弄不明白它到底需要不需要我。发牢骚对我来说还嫌太早，然而我干的究竟是事业，还是无聊的事呢？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决不能说嫌早。批评家沉默，公众说谎，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干的是无益的事。我在发牢骚吗？我不记得我上封信的口气怎样了，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不是在为自己抱怨，而是为我们所有的同行抱怨；我为这些同行无限地难过⋯⋯。 你决心描写不灰心叹气的人；可是心里害怕。我觉得问题是明明白白的。只有对一切都冷漠的人才不灰心叹气。冷漠的人要就是哲学家，要就是浅薄的、自私自利的人。对待后者应当用否定的态度，对待前者应当用肯定的态度。当然，有些冷漠的蠢材，人家就是用火红的烙铁去烫，也不会觉得痛，那么关于他们也就无话可说。如果你把不灰心叹气的人理解做对周围生活不冷淡、勇敢而有耐性的忍受命运的打击、带着希望瞩望将来的人，那么问题就明明白白了。
17、1889年 写给阿·谢·苏沃陵 第170页 要是人家断给你的是咖啡，那么请您不要在杯子里找啤酒。如果我献给您的是教授的思想（指《没意思的故事》），那么您得相信我，不要在那里面找契诃夫的思想。多谢多谢。⋯⋯其余的思想都是想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您怎么会认为这是政论呢？⋯⋯对于做为作家的我来说，所有那些见解其实是一无价值的。问题不在于它们的内容，这种内容是容易变换的，而且也不新奇。关键在于这些见解的性质，在于它们对外界影响的依赖性质等。应当把它们当作一种实物，当作一种病症那样地加以考察，而且要完全客观，极力不去赞同它们，也不去驳倒它们。
18、1889年 写给玛·符·基塞列娃 第177页 过不几天您会接到约稿信，要您在一月前寄出一篇游猎小说，当然篇幅不大，然而要充满诗意和种种美丽。您不止一次观察过有猎狗参加的游猎、普斯特甫省的居民等，对您来说写一篇合适的东西并不难。比方说，您可以写一篇随笔《伊凡·加甫利洛夫》或者《受伤的鹿》。在后面这篇小说里，如果您没忘记的话，列人们打伤一只鹿，鹿像人一样地看着人，谁也不忍心下手杀死它。这是个不坏的题材，不过危险在于很难避免感伤气息；应当把它写得扼要、没有废话，照这样开头：“某月某日在达拉加诺甫斯基树林里猎人们打伤一只鹿。⋯⋯”如果您在小说里放进一点眼泪，那就把这个题材的严峻味道和一切值得注意的东西都消除了。
19、1889年 写给阿·谢·苏沃陵 第178页 难道这样的作家在“促使人们需求好东西，促使人们思索而且承认坏的确实是坏的吗？”难道他们在促使人们“新生”吗？不，他们在促使法国退化，他们在俄国帮助魔鬼繁殖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的那些软骨头和土鳖。这些软弱的、淡漠的、冷酷的、懒洋洋发空论的知识分子，甚至没有能力为自己想出一个像样的钞票图案；他们缺乏爱国心，唉声叹气，没有光彩；他们喝一杯酒就醉，常去逛那收费十五个戈比的妓院；他们常发牢骚，不肯教育孩子，等等。软弱的灵魂、软弱的肌肉、活动的缺乏、思想的不稳定——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生活没有意义⋯⋯凡是有退化和淡漠的地方，就一定有性欲到错、冷酷的放荡、堕胎、未老先衰、怨天尤地的青年，就一定有艺术的堕落、对科学的漠不关心，就一定有各种形式的不公平。一个社会，如果不相信上帝，然而害怕预兆和魔鬼，否定一切医生，同时又伪善地哀悼包特金，崇拜扎哈陵，就不敢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它熟悉种种不公平现象。⋯⋯。 难道您不喜欢《可莱采奏鸣曲》？我不会说这是天才的、永垂不朽的作品，在这方面我做不了审判官；不过依我看来，在我们国内和国外现在所写的一大堆东西里恐怕还找不到一个作品在含义的重要和描写手法的美丽上赶得上它。姑且不提那些艺术上的有的地方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单以它非常刺激人的思想这一点来说，我们就该感激这个中篇小说了。人在读它的时候简直忍不住要叫起来：“这是实话！”或者“这真荒唐！”不错，它有很恼人的缺点。除了您列举的种种以外，它还有一个使人最不愿意原谅它的作者的缺点，那就是托尔斯泰的大胆，他居然讨论他不懂的、而且由于固执也不想弄懂的事情。例如他对梅毒、教养院、女人对性交的厌恶等的判断，不但能够让人驳倒，而且直接暴露出这个人的无知，这个人不肯在漫长的一生中劳一下神看两三本由专家写成的书。然而这些缺点好比风前的羽毛，都吹散了；由于这个中篇小说的优点，那些缺点简直看不出来，就算看出来，也只使人烦恼地暗想：这个中篇小说没有逃脱人的一切工作的命运，因为人的一切工作都不完美，都免不了有瑕疵。。
21、1890年 写给亚·谢·拉扎列夫－格鲁津斯基 第183页 一个短篇小说应当写五六天，写的时候始终想着它，要不然您绝写不出好句子来。应当让每个句子在写到纸上以前先在脑子里盘桓两天光景，给它涂一涂油。不消说，我由于懒惰而没有遵守这条规则，不过我十分愿意把它推荐给您这个年青人，因为我不止一回亲身体会到它有益于写作的性质，而且我知道一切真正的大师的手稿都涂改很多，删削的地方纵横交错，涂掉之后用许多补丁加进去，然后这些补丁又被删削，又被涂改。
22、1890年 写给阿·谢·苏沃陵 第186页 您骂我客观，说这种客观态度是对善和恶的漠不关心，说它是理想和思想的缺乏等。您希望我在描写偷马贼的时候应当说明：偷马是坏事。不过话说回来，这种话就是我不说，别人也早已知道了。让陪审员去裁判吧，我的工作只在于表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写道，您要是跟偷马贼打交道了，那么您得知道，他们并不是乞丐，而是吃得饱饱的人，这些人算得是一种狂热的信徒，偷马不单纯是盗窃，而是癖好。当然，把艺术和说教配在一起是愉快的事，不过对我个人来说，这却非常困难，并且由于技术条件而几乎不可能。要知道，为了在七百行文字里描写偷马贼，我得随时按他们的方式说话和思索，按他们的心理来感觉，要不然，如果我加进主观成分去，形象就会模糊，这篇小说就不会像一切短小的小说应当做到的那么紧凑了。我写的时候，充分信赖读者，认定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 我从来不是一个毫无原则的作家或者一个无赖——这两种人是一样的。不错，我的全部文学活动是由不间断的一系列错误，有时候是粗率的错误组成的，可是这要用我的才具的大小来解释，完全不能用我是好人或坏人来解释。我没有骗过人，没有写过污蔑或告密的东西，没有阿谀过谁，没有说过谎，没有侮辱过人；简单地说，我有许多篇小说和文章，由于写得拙劣而情愿扔掉，然而没有一行文字会使我现在为它抱愧。⋯⋯如果从外在的一面来评断作为作家的我，那么我在这一点上恐怕也不应该遭到“毫无原则”的公开责难。直到现在我一直住在四堵墙里面，过着闭塞的生活⋯⋯我素来坚决避免参加文学晚会、一般小晚会、会议等，不经邀请从不到任何编辑部去，一向极力要我的熟人把我多看做医生，少看作作家，总之，我是个谦虚的作家。目前我在写的这封信在我十年活动的全部时间里是我头一次表现不谦虚。我跟同行相处得很好，我向来不让自己做同行们和他们投稿的报刊的审判官，认为自己不够资格⋯⋯您的责难是诽谤。我没法请求您把这种诽谤收回去，因为诽谤已经成为事实，就是用斧头也砍不掉了。我也没法用粗心、轻率之类的理由来解释这种诽谤，因为在您的编辑部里，据我所知道的，是些十分正派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写东西，读文章，而且我相信他们在写或者读文章的时候不是草草了了，而是对每个字都自觉地负责的。剩下来我所能做的就只有对您指出您的错误，请求您相信我的沉重心情的诚恳，正是这种心情才促使我给您写了这封信。至于在您这种责难之后我们中间不但不能再有业务上的关系，就连通常的点头之交关系也不能再维持，这是不言而喻的。（绝交信之得体写法一种。）。
24、1890年 写给阿·谢·苏沃陵 第189页 在我出门旅行以前，《克莱采奏鸣曲》对我来说是件大事，可是现在（从库页岛回来以后）依我看来，它显得可笑，似乎不近情理了。要么这是因为我在这趟旅行当中成长起来了，要么就是因为我发疯了——鬼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25、1891年 写给阿·谢·苏沃陵页码：第195页 您为我的中篇小说（指《决斗》）所推荐的题名《虚伪》是不恰当的。只有在内容讲的是自觉的虚伪的小说里，这个名字才合适。不自觉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错误。托尔斯泰说我们有钱，吃肉，也算是虚伪——这就太过分了。⋯⋯托尔斯泰否定人会不死，可是我的天，这句话含着多少意气用事的成分啊！我前天读了他的《跋》（指《克莱采奏鸣曲》的跋）。您就是打死我，我也得说这比我鄙视的《写给省长夫人的信》（果戈理所著的《致友人书信选集》里的信）还要愚蠢，还要令人窒息。让鬼把这世界上的大人物的哲学都抓了去才好！一切大圣大贤都像将军那样专横，像将军那样不礼貌，不客气，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不会受到处罚。迪奥根把痰吐到人家的胡子里，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不会出事。 托尔斯泰骂医生是无赖，对大问题态度粗暴，因为他也是迪奥根，知道人家不会把他拉到巡警局里去，也不会在报纸上骂他。所以，让这世界上的大人物的哲学都见鬼去吧！所有这些哲学以及一切狂妄的跋和写给省长夫人的信的价值，赶不上《霍尔斯托美尔》（托尔斯泰一个描写马的故事）里面的一匹母马。
26、1891年 写给费·阿·切尔温斯基页码：第198页 我从来没有读过斯卡比切斯基的作品。不久以前，他的《最新文学史》落到我的手里，我看了一点就丢开了，我不喜欢它。我不懂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斯卡比切斯基之流是一种殉教徒，自告奋勇地跑到街上去叫嚷：“皮匠伊凡诺夫做出来的靴子很糟！”或者“细木匠谢敏诺夫做出来的桌子很好！”谁需要这种叫嚷呢？靴子和桌子不会因此变得好一些。总之，这些先生寄生在别人的劳动上，依赖着别人的劳动，因此这些先生的劳动在我看来完全莫名其妙。讲到人家在骂您，那倒没关系。他们越早一点向您开枪越好。⋯⋯。
我以读者的身份给您提一个意见：您描写苦命人和可怜虫，而又希望引起读者怜悯的时候，自己要极力冷心肠才行，这会给别人的痛苦一种近似背景的东西，那种痛苦在这背景上就会更明显地露出来。可是如今在您的小说里，您的主人公在哭，您自己也在叹气。是的，应当冷心肠才对。 3月19日是的！有一回我写信给您说，人在写悲惨的小说的时候应当冷淡，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人可以为自己的小说哭泣，呻吟，可以跟自己的主人公一块儿痛苦，可是我认为这应该做得让读者看不出来才对。(我在喜芝这篇习作中对喜芝的死就是持着这种态度的)态度越是客观，所产生的印象就越有力。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您的意思不难明白；您用不着骂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您是个贪杯如命的酒徒，我却用甜柠檬水招待您，您尝出了柠檬水的味道，就公平地说那里面没有酒精。我们的作品里正好缺乏这种使人陶醉、把人征服的酒精，这一点您说得很明白。为什么缺乏呢？姑且撇开《第六病室》和我自己不说，我们来一般地说一说，因为这样有趣味些。如果您不嫌乏味，我们就来谈一谈一般的原因，我们来抓住整个时代。请您凭良心说，在跟我同年龄的人们当中，也就是年纪在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人们当中，有谁给过世界哪怕一滴酒精？难道柯罗连科、纳德松，和现代一切剧作家不是柠檬水吗？难道列宾或者希什金的画看得您脑袋发昏吗？它们可爱、有才气。您挺欣赏，不过同时您无论如何也忘不了您想抽烟。如今，科学和技术倒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可是对我们这班人来说，这却是一个疲沓的、发酸的、枯燥的时代，我们本身就发酸、枯燥，只会生出些胶皮孩子，这一点只有斯达索夫看不见——上天赐给他一种难得的本领，就是喝了泔水也会醉。这里面的症结不像布列宁所想的那样，在于我们愚蠢，在于我们无能，在于我们老脸皮，而在于一种对艺术家来说比梅毒和阳痿还要糟糕的病。我们缺“一点什么”，这话是对的，就是说您撩起我们的诗神的衣襟，您就会看到那儿是平的。请您回想一下，凡是使我们陶醉而且被我们叫做永久不朽的、或者简单地说称为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标志：他们在往一个什么地方走去，而且召唤您也往那边走；您呢，不是凭头脑，而是凭整个身心，感觉到他们都有一个什么目标，就像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阴魂也自有他的目标，不是无故光临，来惊扰人的想象力一样。有些作家，按照各人的不同情形，有比较切近的目标：废除农奴制度、解放祖国、政治、美，或者像坚尼斯达维多夫一样干脆就是伏特加；有些作家有遥远的目标：上帝、死后的生活、人类的幸福等。其中最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不过由于每一行都像浸透汁水似的浸透了目标感，您除了看见目前生活的本来面目以外，就还感觉到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这一点就迷住您了。可是我们呢？我们啊！我们也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再往前一步就动不得了。⋯⋯您就是拿鞭子抽我们，我们也没法往前走。我们既没有切近的目标，也没有遥远的目标，我们的灵魂里空空如也。我们没有政治，我们不信革命，我们没有上帝，我们不怕幽灵，我个人呢，连死亡和眼瞎也不怕。凡是无所要求、无所指望、无所畏惧的人就不能做艺术家。这究竟是不是病，问题倒不在名字上，不过我们得承认我们的情形糟糕透了。我不知道过十年到二十年以后我们的情形会怎么样，那时候也许环境变了，然而眼前，不论我们有没有才能，指望我们写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来总是轻率的。我们机械地写着，一味顺从已经建立得很久的社会秩序，在那秩序下有的人做官，有的人做生意，有的人写文章⋯⋯您和格利果罗维奇认为我聪明。是的，我至少还有这样的聪明，那就是不对自己隐瞒这种病，不对自己说谎，不借用别人的破烂东西，如六十年代的思想等，来遮盖自己的空虚。我不会像迦尔洵那样跳楼自杀，不过我也不会用对美好的未来的希望迷惑自己。我既不能为我的病负责，也不能医好我的病，因为我们必须假定，这种病自有一种潜藏着为我们所不知道的好目标，上帝不是白白把它送到我们这儿来的。⋯⋯俗话说的好：“她不会无缘无故地跟一个骠骑兵在一块儿！”。 我在看屠格涅夫。迷人得很，不过比托尔斯泰淡得多了！我认为托尔斯泰永远也不会陈旧。语言会陈旧，可是他会永远年青。。 我的天呐！《父与子》是多么华丽的东西啊！简直好得不得了。巴扎诺夫的病写得那么有力，我自己都觉得虚弱，而且有那么一种感觉，倒好像我从他那儿传染了这种病似的。⋯⋯简直是天才的手笔。在《前夜》里，除了叶琳娜的父亲和结局以外，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结局充满悲剧气息。《狗》很好：这篇东西的语言简直使人吃惊。要是您忘了看它，就请您把它看一遍。《阿霞》可爱，《风平浪静》写得很糟，使人不满意。《烟》我完全不喜欢。《贵族之家》比《父与子》弱，不过结局也像是奇迹。⋯⋯屠格涅夫的一切女人和姑娘都叫人受不了，因为她们是人工做成的，而且，对不起，虚假。丽莎和叶琳娜不是俄罗斯的姑娘，而像是古希腊阿波罗神殿上的先知，过分的装腔作势。《烟》里的依丽娜，《父与子》里的阿金左娃，以及所有那些热烈的、迷人的、不满足的、追求着什么的母狮子，都是胡诌出来的。一想起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屠格涅夫的那些小姐和她们诱人的肩膀就飞到魔鬼那儿去了。。 缺了他，大家就成了一群没有牧人的羔羊或者一锅难以看清楚的麦粥了。在结束关于托尔斯泰的这段话以前，我还要说到《复活》；这个作品我不是零零碎碎、分成好几个段落读的，而是一口气读完，没有中断过。这是个出色的作品。最没趣味的是写到聂赫留朵夫跟卡邱霞的关系的那些地方，最有趣味的是那些公爵、将军、姨妈、农民、犯人、狱中看守。⋯⋯这个中篇小说没有结尾，现有的那个结尾不能叫做结尾。写着写着，后来一下子把一切归结到《福音书》的文字上去，这未免太宗教气了。 用《福音书》上的文字解决一切问题，就跟把犯人分成五种一样的专横。为什么分成五种而不分成十种呢？为什么引《福音书》的正文而不引《可兰经》的正文呢？⋯⋯那些人写到托尔斯泰的时候，就跟老太婆谈到疯信徒一样，净是些油腔滑调的废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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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冬天惠铃 > 《A00文学/创作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