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茅盾文学奖评委。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女性写作的发生》《姐妹镜像：21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持微火者》等。
调查缘起 文│张莉 现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由一九一九年算起，几近百年。对于二十世纪中国而言，女性拿起笔写作本身就具有革命性意义。正如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中国诞生了一批重要的女性作家：丁玲、萧红、张爱玲……；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出现了一批深具女性精神的写作者，张洁、铁凝、王安忆、林白、陈染……。今天看来，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女性写作已然成为重要文学现象，在研究领域也已成为显学。但是，随着新一代女性写作者的成长，她们的写作正在发生重要而令人难忘的变化，其性别观和写作观也有别于前辈。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学中意味深长的文学现象。
多年来，我致力于关注一八九五年以来现代女性写作的重要变革，尤其对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的变动深感兴趣。以下是我向新一代女性写作者发起的问卷调查。关于她们如何理解女性写作、如何理解女性身份，关于她们喜欢的女性作家与作品，以及她们对最近“Me Too”运动的认识……；我期待和诸多女性写作者一起，集中进行一次关于我们时代女性写作者如何理解女性写作的讨论，我希望呈现她们对女性写作这一问题的真切认识，希望就此推动当代读者对新一代女性写作者及其性别观的理解。
本次调查总结了五个问题，请答者选择其中一个问题进行回答，而不必每个问题都回答。这五个问题是：
一、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二、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有关性别的吗？ 三、喜欢的女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是女性写作吗？ 四、你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是什么样子的？伍尔芙说，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五、你怎样理解目前席卷全球并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Me Too”运动？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我向当代文学现场最活跃、最新锐的三十七位女作家发起了问卷，主要集中于七〇后、八〇后，当然也不限于这一群体。我的约稿函中，特别提到调查所期待的是真实、诚恳、毫不遮掩的回答，同时，也希望作家们只选自己最想回答的问题，字数最好在五百至八百字。
按照调查的截止日期八月十八日，我的邮箱共收到了三十四位作家的及时回复。她们中大部分人按要求只回答一个问题，当然，也有诸多作家对五个问题全部进行了回答，我要特别感谢五个问题都回答的作家，谢谢她们的诚意。不过，为了调查的公允起见，我与这些作家进行了再次沟通，请她们确认最感兴趣的问题，正如下面呈现的，每一位作家都只有一个回答。但即使如此，这一个回答里也包含了作家本人对其他问题的理解和渗透。
在此，要郑重感谢这三十四位作家的信任，感谢她们的热情参与和恳切作答。她们是：周晓枫、魏微、梁鸿、鲁敏、乔叶、付秀莹、桑格格、张悦然、水木丁、金仁顺、张天翼、黄昱宁、崔曼莉、朱文颖、孙频、笛安、文珍、蔡东、张怡微、盛可以、黄咏梅、张惠雯、东紫、计文君、周嘉宁、塞壬、马小淘、王小王、毛尖、萧耳、黄佟佟、苏七七、滕肖澜、任晓雯。
经过整理和分类，我以五个问题的方式，把本次的问卷调查情况以原貌呈现。作为第一读者，在展读诸位同行的回答时，我的内心常起波澜，甚为感慨。——她们的回答或温和真挚，或恳切深入，或尖锐锋利，或迂回躲闪，正是我们时代女性写作的真实写作样态。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 调查实录
一、 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金仁顺：一九七〇年生。出版有长篇小说《春香》，小说集《松树镇》《僧舞》《爱情诗》，散文集《时光的化骨绵掌》等多部作品。曾获骏马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作家出版集团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韩文、日文、俄文、德文等文字。现居长春。
金仁顺：女性写作，是个很复杂的话题，在写作的初期，我从来没考虑过性别问题。我更担心的是自己怎么能写好以及是不是有能力持续地写下去。随着作品数量的增加，以及作品被关注和讨论，开始面对并回答“你是否是一个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写作者”这样的问题。我其实更介意另外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一个好作家还是一个差作家”？
作为女作家，女性意识自然而然地深埋在我们的写作中，出现在我们作品中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视角和格局必然地受到性别的影响，但这些事情和“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未必有关系。除非你想要有关系。
好的写作一定是客观的，至少在个人视角和感受上，是真实而且诚实的。好作家在写作中灵魂出窍是基本功，在她写作不同的作品时，灵魂附体到她所构置的人物身上，跟着她或者他，一起生活和思想。就像伍尔芙说的，好作家拥有雌雄同体的能力。
人性都是相似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有些男人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而有些女人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男人。有些女人性格比男人还要豪放，有些男人的细腻比女人更加极端。所以，女性写作归根结底，跟男性写作没有什么不同。定义和归类，要具体到每一部作品，才能谈得上客观。但有一种特殊情况需要撇清，有些女性写作者，起头就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在写作中有意加入女性色彩，以达到某种效果，产生某些影响，这类写作不在我的讨论之列。   乔叶：河南省修武县人。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出版有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藏珠记》，散文集《深夜醒来》《走神》等作品多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个文学奖项。
乔叶：几乎每次接受访谈都会碰到一个老问题，你怎么看待女性写作？也许是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我通常会振振有词地回答：我是不从性别来考虑人物的，男性和女性，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有性嘛。我虽然是女作家，但我也写男性人物，他们也不一定就比我的女性人物更不可信。比如，我在《打火机》《拥抱至死》《送别》《说多就没意思了》《锈锄头》等小说里写到的男人们，有不少男性读者反馈说我对男人的事、男人的心理还挺了解的呢。
几年来，我对自己的这个回答相对还算满意。
直到前些时，应邀参与一套短篇小说集的出版，我把自己的短篇小说重新浏览了一遍，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三十来个短篇小说里，其中有二十来个的叙述角度是女性，而这二十来个女性叙述者，其中又有十来个都没有名字，只是“她”而已。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取名字，肯定不是懒惰。为小说里的人取名字，于我而言是一大享受。那么，要么是没有想到合适的名字，要么就是觉得“她”是最合适的名字，这个发现使得我都想把以“她”为主的小说们全拎出来，给这个小说集定名为《例如她》了。
“用作品说话”，是作家们的口头禅。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作品还可以这样说话，它们无比诚实地击碎了我曾经一贯的故作姿态。我意识到，号称不从性别来考虑人物，这居然是我试图自欺欺人的谎言。
顿时有了认命之感。生而为女人，这就是我的命。我的写作，也必定在这个命里面。当然，这是我的局限，但也未尝不是我的根基。与其虚弱逃避，不如恳切面对。也许，只有根基越强大，才越可以破局限。   盛可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湖南益阳。著有《北妹》《福地》《死亡赋格》《野蛮生长》《锦灰》《息壤》等多部作品。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十余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二〇一二年入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盛可以：女性常常被特别拿出来讨论，就像会议名单在女性名字后面加个括号附注性别，这个括弧的本意是要表示平等，结果反倒显示出不一样。证明女性在实现社会责任和展现社会能量上还有更大的舞台空间，还没有足够多的妇女拥有权力，参与到改变社会与世界的事业当中。男人心中的妇女力量还需要培养；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不乐意看到妇女比男人强，正如他们不想看到妻子比自己优秀。作家是站在思想前沿的，研究女性作家，女性写作，谈论人的立场，无疑具有积极的价值。
按弗吉尼亚·伍尔芙某次对“妇女和小说”所做的解释，女性写作分两方面理解，一是指女性写作的文本，一是指女性写作这件事。如果说女性写作是指由女性来表达自身经验，我想，突破某种局限恰恰是我追求并付诸实践的。从二〇〇七年《道德颂》之后的作品开始，包括《死亡赋格》《野蛮生长》《福地》，以及九月即将出版的《锦灰》《息壤》（《子宫》），我都试图将妇女问题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之下，同时超越女性问题的拘囿，上升到人的立场，人的权利。
女性无疑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与观察，比如《息壤》（《子宫》）就是直接从子宫切入女性命运，描写那些或因守寡闲置，或因填充钢圈异物终生受折磨，或因某种原因被切除的子宫……。这可能是一部彻底的女人写女人的作品，是所有女性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共同遭遇，非私人经验。或许跟成长背景有关，我本能地倾听女性声音，尤其是关注沉如牲口般无助的农村女性。女性问题是人的问题，更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世界问题。这一部分没解决，世界就没法美好，人类就无法安生。我不是那种有意识将自己的写作归类，或乐于佩戴标签的作家；作家必须踏破一切边界，我想做一个樊篱之外的人。   苏七七：影评人。出版有影评集《声色现场》《雨中百合般的爱情》《幻境中相逢》，主编《时钟突然拨快——生于70年代》。
苏七七：女性写作的意义，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塑造，写作其实是一种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将感受、思想与想象融汇在文字之中，在文字中寻找并形成自我。同时，成为作品的文字呈现出了多元的、丰富的女性的生活与思想样貌，带来更多的共鸣与沟通，当然也可能带来误解与压制——写作意味着主体的出现与表达，它是女性解放之路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黄咏梅：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等刊物发表小说百余万字。曾获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现居杭州。
黄咏梅：如果女性写作这个称呼中，女性仅仅是一种性别的划分，我觉得无所谓，但这当然不可能，前置的定语就意味着一种既有的定义、定论乃至固定的偏见。就我个人而言，女性跟男性一样，只是一个写作的角度或者视角，是小说中的“她”或者“他”。然而，这种女性立场的想法显然不能实现。历来，女人扮演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与文化传统赋予她的角色，她通过“自我隐忍”使其生命形态呈现于世。这个根深蒂固的看法至今依然大行其道，男性评论家喜欢用“隐忍”“悲悯”“善解人意”这样的词汇去表达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欣赏，而“野心”“刚烈”“心机”这样的词汇，往往是用来批判的。他们读到让他们感叹、默许的女性形象，几乎也都是前者。现在我们很流行一个词“女汉子”。这个词在女性看来，是一个夸赞的词，表现一个女人的豪爽、大气；但是，在男人的眼里，“女汉子”就成了一种不男不女的怪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愿意我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敏感、细腻的特质使我们跟文学有着天然的接近。我们应该很好地把握这种天性，握好手中的叙述权力，站在女性的角度和立场上，书写出一切关于人类的、时代的、历史的感受，而不应该在女人的某些偏狭的情感里兜圈。 任晓雯：著有《好人宋没用》《浮生》系列等多部作品。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登上新浪年度十大好书榜首。作品被译为瑞典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俄文等文字。现居上海。
任晓雯：我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和所有人写作的意义一样，非常私人，又具有普遍性。当我试图回答“写作的意义是什么”时，性别因素几乎不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内。我不太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因为并没有“男性写作”这个概念。就像我经常被介绍为“女作家”，但男作家们不会被特地强调性别，他们被称为“作家”。这听起来像个级别更高的范畴，一下子把“女作家”给囊括了。
作为一名女性，并且从事写作，经常会被问到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你很多小说的主角是女性？”另一个是，“为什么你的文笔像个男的？”这两个问题，其实包含了人们对女性写作者的潜在局限性的判断。
事实上，人类只有两种性别，不写男人，就写女人。没有作家是只塑造同一种性别的人物的。而选择自己更为熟悉的性别，作为更频繁的书写对象，也是情理之内的事情。很多中国男作家，都是以男性为小说主角的。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把作为陪衬的女性形象写得单薄乃至失真。但是没有人问他们：“你为什么写男人多一点，你写女人为啥这么离谱，你会不会想回家去多了解一下你的妻子？”
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更难回答了。关于什么是“女性化的”，一直是个争论没完的话题。我无意抹杀男女间的天生差异，但是我却仍然反对类似“文笔像个男的”的判断。因为跟这样的判断连在一起的赞美词有：硬朗、开阔、冷静、简练、残酷，等等等。而这样的赞美的对立面，很多时候就赠予了女作家。人们喜欢批评女作家自恋、絮絮不清、热爱抒情，等等等。但必须指出的是，很多男作家也是自恋、絮絮不清、热爱大段抒情的。有的男作家甚至自恋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围绕他和他的生殖器旋转。但偏偏就没有人质疑他们：“为什么你的文笔像个女的？”所以依我看，文学最好不要以性别区分，因为只存在两种文学：好的文学和差的文学。 周嘉宁：作家，翻译家。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基本美》，长篇小说《荒芜成》《密林中》等。
周嘉宁：女性和男性都有属于自己性别的秘密区域，两片区域之间或许有着不可沟通性，是拒绝外来者的，也杜绝被理解的可能性，是向内发展的。即便女性与男性都抱着轻松宽容的态度欢迎对方到自己那一小片秘密地带来看看，对方也或许都找不到进入的途径，因此涉及秘密区域时，总会有微妙的误解或者迷失感。
我和很多女性写作者一样，最初写作时无畏天真，凭着最原始的本能描述着那片秘密区域的风景，却没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能力保护那片区域不被侵犯。也因此在某种既成的规则笼罩下造成了一些误解或者伤害。而同时，男性的秘密区域却因为被男性主导语境的反复描述而被认为是人类普遍特征的一部分（或者也可能是一种误解）。
我近期都在写一些第三人称男性视角的小说，并不是说我对男性的性别有完整认知，而是因为我作为女性，在用男性视角写作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去性别以后的人类共同视角，是撇开两个性别的秘密之后而形成的中间地带，是人类本身公平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继续探索着女性的性别秘密，那里有一些长期被忽视的东西，对书写来说依然是模糊和未知的，也因此值得期待。对女性区域的描述，不是占领、争夺，而是认知和确定。我不在乎自己的写作被称为什么写作，命名不太重要。但是我希望当我有能力去书写作为女性的命运时，我能呈现秘密区域的美和力量，并能做一位守望者。 孙频：生于一九八三年，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二〇〇八年开始小说创作，迄今发表小说两百多万字。出版有小说集《松林夜宴图》《疼》《盐》《同体》等。
孙频：说句实话，我现在不太愿意谈论这种关于女性的话题。一个原因是这个社会整体上表现出对女性主义的一种压制和歧视。就拿写作这件事来说吧，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完全没有去考虑性别写作，也没有考虑过所谓的女性主义，完全是凭着本能在写作，既然是一种原始的本能，那表达的一定是自己当时最想表达的东西。比如我写女性的疼痛，写女性在社会中的挣扎，是因为我看到和感知到了这些东西，所以我愿意把它们写进小说里。我觉得写作对于女性来说其实意义更大，因为在一个传统的男权社会里，女性对自我的认知更艰难、更缓慢，也更无所适从。在这个认知的过程中，必定是充满了怀疑、犹豫、否定、愤怒还有畏惧。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在写作的过程中这些感受都会体会到，当然我不能代表全部，但我相信自己的感受起码会代表小部分人。
文学与艺术的力量就是抚慰人心的，就像那些敦煌的石窟一样是需要在黑暗中取火凿洞，一笔一笔画下那些壁画的。但是有时候你表达的东西越真实越会被诟病，一个女性作家的写作尤其容易被诟病，你写疼痛会被诟病是狭隘，你写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自我分裂会被诟病为黑化女性，不美不善不是正常人的生活。有些女作家倘若敢写得私人化一点，那便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强大的内心，因为你终究要畏惧一些东西，比如别人的揣测和诟病，哪怕它仅仅是小说和艺术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女作家都不愿意被扣上女性主义的帽子，因为在目前的价值体系中，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甚至代表着可笑与羞耻。
即使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具有一种自发的女性意识，在后来的写作中这种意识也会逐渐变淡，甚至刻意变成了无性别写作，不希望读者看出自己是女性。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究竟给了女性什么。另一个原因是谈论这种话题时我会有一种强烈的虚妄甚至荒诞感，就是你知道说这些都是空的、是起不到作用的，却还在徒劳地诉说，自然会有一种无力感，甚至是自我的厌恶感，个体的力量太微薄也太脆弱。 滕肖澜：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专业作家。二〇〇一年开始写作，至今发表小说两百余万字。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滕肖澜：我觉得，正如男人中有相对阴柔细腻的性格，女人中也有相对直爽刚硬的性格。写作似乎很难用性别去分类，同样也很难用性别来进行优劣判断。千人千面。更何况是写作这样一言难尽的活动。“女性写作”这个词，在当下很多情况下，好像不是相对于“男性写作”，而是范围更小，成了一个特定的分类。就像Ｔ台上的女模。台下观众有男有女，欣赏台上的性感，这种性感当然不是生活流的，但也不见得是女人味十足的，而是相对小众的，独特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情况下谈到“女性写作”，更像是相对于“一般写作”或是“普通写作”而言。稍不留神，便把这个概念边缘化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一时很难讲清。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女性作家在一些场合被人问到诸如“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写作是女性写作”这种问题时，总是一脸无奈或是茫然。
谈及“女性写作”，这概念本身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形容词：细腻、婉约、柔美、精巧……但同时也让女性作家警惕，这是否在说我的写作，格局不够大，稍欠力量？而男性作家似乎就没有这种情况，不论他作品的风格如何。就我本人而言，也确实不太习惯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事实上，我身边很多女性作家朋友，写作风格各异，有温婉娟秀，也有犀利大气。与天性使然有关，也离不开后天研习。不能单纯从性别去推断判定。如果“女性写作”等同于“女性作家的写作”，那自然没错，如果“女性写作”是关于女性作家创作过程中的某些共性的提炼与探讨，那又似乎很难把握，真正要花好些心思与功夫。 王小王：一九七九年生。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山花》《上海文学》等多种刊物。小说集《第四个苹果》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2年卷”。曾获华语青年作家奖·小说主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年度奖等奖项。
王小王：女性与男性共同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女性写作与女性的存在同样必然，女性写作的意义也与女性存在的意义一样，是为了世界的完整性。从人的角度来讲，女性天然拥有写作的能力与权利，从作品的角度来看，女性的创作古已有之，并给了人类不可忽略的文学滋养。谢无量在中国第一本关于女性文学的著作《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将女性写作追溯至上古神农时代，这种说法虽然将神话体系与历史考证混淆，过于主观，但是他对《诗经》中的女性创作给出了较为翔实的考据，证明了女性文学的渊流与男性写作一样久长并重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写作都经历过男权的贬抑和损毁，但仍无法掩盖那些优秀的女性作家作品的光华。这已充分说明人类对女性写作的需要。女性有别于男性的视角和体验赋予其作品特别的质地和魅力，带给人不同的情感和思考，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合二为一，才使文学世界得以完整和丰富。
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前辈女作家们的成就给了我尊严和自信，所以我并不在乎自己的写作被称为什么——“女性写作”这样一个称法是否合适，是否含有轻视和偏见。在此之前我从未考虑过，现在我仔细感受了一下，还是没觉得它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才华与学识能否支撑自己持续创作，只是能否写出好的作品。被称为“女性写作”也好，还是贴上其他标签也好，那都是别人的事，你自己给自己的标签只应有一个，就是“作家”，这个词的定语无论是男还是女，都是神圣的，对得起“作家”这个身份才应是所有写作者终生所求。 二、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有关性别的吗？
付秀莹：著有长篇小说《陌上》，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花好月圆》《夜妆》《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六月半》等多部。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现任《长篇小说选刊》主编 。
付秀莹：因为性别的原因，女性作家大多更加柔软，更加敏感，更加细腻，对生活更容易有同理同情之心。都说女人是情感的动物，女性写情感经验大多更加贴心贴肺，有切肤之痛。我甚至以为，女人大约就是天生的小说家。女性惊人的直感，曲折的心思，她们内心里那些小动作、小表情那么丰富复杂，微妙有趣，不足为外人道，最好写在小说里。打着虚构的幌子说谎话，以写小说的名义飞短流长；这对于女作家来说也算是福利之一种吧。
至于缺陷或不足，通常会认为，女性大约会更多地关注局部和细部，在对世界的整体把握上往往力不从心。相较于男性作家欲“得天下”的雄心壮志，女性更多地沉迷于“内部”，当然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女性写作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自恋。这个问题男作家也有，但女作家更明显。女作家总是忍不住把笔下的女主幻想成她自己。可能这也是因为，女作家总是逃不脱被窥视的命运，即便是最专业的读者，也会忍不住好奇心，她笔下的那些故事，是她自己的吗？那男女主人公，跟她本人有多大干系？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普通读者，他们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混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他们固执地认定，女作家肯定是有故事的。她写下的，就是她的人生。我不想信誓旦旦地否认，我小说中的那些人和事与我无关——这怎么可能；我只能说，小说不过是生活的某种可能，那里面一定有我的影子。好像男作家就很少这样的干扰和困惑。
张天翼：曾做过记者、编剧，现为自由职业者，以写小说为生。历获朱自清文学奖等。出版小说集《性盲症患者的爱情》等书，有作品改编成电影已上映。现居北京。
张天翼：优长是，女性的基因要她早点主动进入求偶和待产状态，并准备好被小孩折磨揉搓，因此把她设定为更耐心、更敏感、更早熟、更温柔、更善与人打交道、更善猜测人心中的意思的物种，而这可算是在作家这条跑道上“赢在起跑线”了。
缺陷与不足是：一，虽然赢在起跑线，跑到人生中段后段，脚底下绊子越来越密，身边掣肘的越来越多，女性就踉踉跄跄越跑越慢了，即使到当代，伍尔芙在《女人若想自由自在地写作》中所说的现象仍然存在，比如女性写作还是会受到社会经验的局限；我国有一种很受欢迎的小说类型是“官场小说”，这种小说的作者群里没有女性。二，很多女写作者屈从于天性，沉溺于价值不高的幻想（如后宫文这种以击败同性、获得异性专宠为成功的小说），甚至乐于用带有性别歧视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笔下的世界，例如颇受女性读者钟爱的幻想小说中有一种流行世界观是“ABO”，ABO世界中人的性别分为Alpha、Beta和Omega。A群体被设定成孔武有力的，拥有交配控制权，而O群体被设定成身体很弱，负责发情、散发气味吸引A与之性交，以及生育；而交配的设定则是O被A“标记”（相当于被贞操带锁定）后，只能对这一个A发情，但A可以标记多个O。这几乎是男人多妾的翻版，但我看到无数女读者对此设定爱得发狂。而过于“女性”的文学，大部分男性群体是不读的。
在写作中遇到的困难是：一，作为妻子和母亲，要承担的家庭事务更多。二，我经常觉得，人们对艺术价值的评定是“非女性”的，因此当我描述对世界和情感的感受时，需要挑拣一番，免于被嘲为“矫情”。
黄佟佟：湖南湘乡人。作家、记者，曾在全国数百家报刊开设专栏。出版有《最好的女子》《不由分说爱上这个世界》《我必将亲手重建我的生活》等多部作品。现居广州。
黄佟佟：女性写作的意义大概就是让女人说话，让人听到女人在想什么，我当然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女性身份的写作优点是女性本身就是喜欢诉说的，当社会给予女性可以抒发自己的渠道时，女性当然要及时地拿起这种武器。而且女性写作的切入首先会是较为柔性的，女性的生活与关注点更接受人本身，女性是一种更具自然性的人物，但缺陷也在于此，更容易耽于自身，沉溺于情绪，变成情绪的被绑架者。而且最可怕的是，女性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男性架构的世界里长大的，有时思维会被男性社会的文化男性化，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异往往是不自知的。我个人认为，写作中遇到的困难最大的当然不是性别，而是如何跳脱出女性的身份去看这个世界，不过分沉溺于女性的身份去思考与理解这个世界。
水木丁：吉林人，七〇后，作家、专栏作者，一九九九年开始写作至今。出版有长篇小说《所有年轻人都将在黎明前死去》，随笔集《只愿你曾被这世界温柔相待》《我们心中的怕和爱》等作品。
水木丁：我曾经非常讨厌被归为女作家、女性写作。不过最近这些年来真的觉得无所谓。杜拉斯、伍尔芙也会被归为女作家，但她们首先是杜拉斯、伍尔芙，然后才是女作家。写作这个行当就是这样，要么你是somebody，要么你是nobody。一提中国的女作家，就会提到张爱玲啊，萧红啊，但其实她们依然是张爱玲和萧红，女作家不女作家的，对她们无损。你能区别于所有人，你就会作为一个个体被记住，是男是女其实无所谓，但大多数作者会被忘记。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女性写作”这个说法较劲，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事，我们写作的人重要的是把作品写好，虽然可能最后也成了大多数被忘记的作者中的一个。要是真的都被遗忘了，今天讨论的什么女性写作、男性写作就更无所谓了。其实我反倒想，要是死后很多年，因为要研究女性作者而被人把作品反复研究，还算是占了大便宜，也没什么不好，我都能接受。所以，我觉得只有好作家和平庸作家之分，他们的写作有哪些优长和不足值得探究。比如女性作家比较善于捕捉细节，善于用比喻，善于描写内心，你如果用海明威的“直男写作”那一套体系来看，觉得这是不足，但你能写到张爱玲那个程度，不就是优点了嘛。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写东西特别像爷们儿，经常被“夸奖”这文章写得一点看不出是女作家写的，开始我真的特别享受这种赞美，后来反应过来，不对呀，把写得像男作家当成一种夸奖，这是在默认女性写作更低端的前提下的赞美，你要真为这种赞美得意扬扬，你可能就是对自己身为女性感到羞愧、不自信啊。作家是什么，作家是要追求不朽、直面死亡的人，你就是孤独的一个个体，行走天地间，这是需要自信和自觉的，如果你对自己女性的语言而自卑，非要在写作中贴上假胡子装成男人，那样的写作注定是不自由的。
张怡微：一九八七年生于上海，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出版有《细民盛宴》《樱桃青衣》等小说多部。
张怡微：我没有研究过“女性写作”，如果是从伍尔芙的意义上来讲，是“女性也有写作的权利”，那么中国的情况其实比较简单，因为女性拿笔的时间都不算很长。这当中比较杰出的，也比较典范的是李清照，她是十二世纪的女作家，具有女性创作进入以男性为主导的精英事业的历史意义，也建立女性与文体（词体）的关系。明代通俗小说里也有女性写诗，譬如《警世通言》中的《王娇鸾百年长恨》，王娇鸾写诗是为了找知音，但她的情郎周廷章与她对诗只是为了找个女人，所以最后王娇鸾自尽，是比较典型的女性“诗人之死”。但一直到《红楼梦》，贾宝玉偷偷将众姐妹的诗作带出大观园，探春和黛玉得知后大惊失色，因为这些作品是在家里写的，不宜外传。林黛玉写诗不管写的是什么内容，也是为了找知音，不是为了玉堂金马登高第。知音不在了，就只能焚稿。所以“黛玉焚稿”行为本身的象征意义要大于诗稿的文学价值。民国时期以来，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具有写作权、发表权的女性数量肯定是增多的。
《阁楼上的疯女人》，或者说比较激进的观点，仔细地爬梳小说应该是男性的工作，女性一旦现身，就会让一切变得怪怪的。伍尔芙也很尖锐地指出，如果是女人写作，那写作的能力就会被埋没，她还想象了莎士比亚的妹妹，用她做检验。这在中国似乎也是很切实的问题，好像涉及偏见，但归根结底，我觉得是女性是否有意识去建立自己的文学秩序的问题。这个文学秩序当然是和外部生活秩序有关系的。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女作家，对选择什么样的物质材料应当进入文学作品中这件事还是做出很大贡献的。但这些操作方式依然是碎片的、感受性的。是将男性当作媒介看世界，还是模仿男性看世界，还是支开男性看世界，是可以清晰区分作家与作家的。
我最近对前沿性别问题关注，聚焦在“人造子宫的出现会对女性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并没有“人造子宫”这样东西，但如果将女性仅仅等同于子宫，那这祸根般的想象似乎是令人焦虑的。后来我找了一些产科资料来看，我觉得很有趣，女性身上具有一种担起人间悲剧的生活能量。譬如围绕着生产，会涉及夫妻内部的问题、家族问题、疾病、风险。一个人造子宫是不太可能具有如此丰富奇异的忧患意识的。
萧耳：作家、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继续向左》，随笔集《锦灰堆美人计》《小酒馆之歌》《女艺术家镜像》《第二性元素》《杭州往事》等。最新出版有长篇小说《中产阶级看月亮》。
萧耳：我算是一个温和的女权主义者，从青年到中年，比较自觉地站在女性立场上来书写的书，有关于电影的《第二性元素——女人的电影盒子》《女艺术家镜像》等，在去年出版的《锦灰堆 美人计》中，也有三分之一的女性立场的书写，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是一个自觉的女性身份写作者。在这部分的写作中，其实特别在意的是在汪洋的男性声音中，发出一点可能被遮蔽、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女性的声音。比如那些被男性权力毁掉的、有才华的女人，在一个个千差万别的女性个体的命运中，她们的真实感受是这样的，而不是像男性讲述那样的。女性的生老病死欲被讲述出来，这世界才不是失衡的。
女性身份在写作中说不上什么优点缺陷，更多是一种客观存在，没必要为了觉得你是女性写作就狭窄了，就刻意要抹杀这个存在。比如科波拉的女儿可以完全抹去女性身份跟男导演一样去拍个酷毙的动作片，也可以从女性视角出发拍一部女性电影，两厢并不矛盾。女作家也是一样，你可以是很鲜明的女性立场写作，也可以不突出这个，而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这取决于你要写怎样的作品，想表达什么。
我倒认为更多的女性写作并不会把时代的表达带入“狭窄”，而是带入一种未知的、有自己维度的领域。一个女作家在描述一些看似“小”的事物、“小”的感触的时候，不要用传统的思维去贬低。比如：你看，女作家只看和写这种东西，格局就是小，女作家写不了格局很大的战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偏见。“大”与“小”，有时候并不比一个层面上有深度的表达更重要。比如《房思琪的初恋花园》，没有一场关于战争的写作重要吗？作者是以生命来表达一场看不见的、惊心动魄的人性战争，你说格局不大吗？还有门罗笔下的小世界，对女性痛点的关注，你如果说不重要，那就是一种基于男性固有立场的傲慢与偏见了。
性别的困难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女人，我是有妥协的，也是有自己的坚持的，我没有那么幸运，也没有那么不幸，我基本上是一个中庸思想的人，我身边也都是一些这个时代的正常人。你让我在人生的一重重身份困境中彻底放弃写作，我受不了，我不干了，利益相关的人自然会让步；但你让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写作为中心，不管不顾，要所有相关的人围着你的中心转，那也不现实，我个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做不到。所以我也让步，在心爱的写作与家庭、职业、母亲身份等多重的关系中去求一个平衡，其实也未必就平衡得很好，结果是，我养大了孩子，写作还在继续。我的写作早已没那么“矫情”了（比如要窗明几净的宽大书房里才能写），我缺的只是完整的时间，只要能坐下来，我很快就进入自己的世界了。我也时常安慰自己说，我重要的写作都还在后面，要厚积薄发，我还有时间写作。 三、喜欢的女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是女性写作吗？
张悦然：著有长篇小说《茧》《誓鸟》《水仙已乘鲤鱼去》《樱桃之远》，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十爱》《葵花走失在1890》。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小说家奖。短篇小说集《十爱》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茧》被评为“2016年《亚洲周刊》十大好书”之一。
张悦然：我喜欢尤瑟纳尔、托妮·莫里森、安吉拉·卡特、奥康纳、安妮·普鲁、珍妮弗·伊根。我从来不觉得她们的写作是女性写作。在这些作家里，尤瑟纳尔、奥康纳、安妮·普鲁有去性别化的倾向，她们选择更克制、冷峻的表达方式，并且努力和她们的人物拉开距离。在我的观察里，通常女作家会离她的人物更近，更赞同她的人物。所以拉开与笔下人物的距离，可以使女作家不过度沉湎于人物的情感，受限于人物的视野。此外，这几位作家很少把女性命运作为单独的主题来探讨。她们更感兴趣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但是托妮·莫里森和安吉拉·卡特则相反。托妮·莫里森非常关注女性被欺凌和摧残的悲惨遭遇。她要借助写作为她们发声，也因为如此，她离她的人物总是很近，她甚至会提醒你注意叙事者的女性立场。安吉拉·卡特也是女性主义者，但她不是站在社会与时代的现场，而是后退回本源问题，探讨两性的天然差异，以及女性的弱点与其可悲、可笑之处。
杰出的女作家是多种多样的，她可以关注女性，也可以不关注，她可以强调自己女性作家的身份，也可以忽略，甚至否定自己是女性作家。
周晓枫：一九六九年生于北京，现为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有散文集《巨鲸歌唱》《有如候鸟》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奖项。近年转型儿童文学写作，出版有童话《小翅膀》。
周晓枫：我喜欢读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她的文字具有丰沛激情和超载力量，具有颠覆感和侵略性。茨维塔耶娃的文字既纯粹又矛盾，燃烧灼烫又寒意凛冽，细腻如针又粗砺似斧……那种暴力化的柔情让我深受震撼。我之所以迷恋茨维塔耶娃，正因我不知如何概括：不仅是又野又有教养，我觉得把她概括为女性写作，又对，又不对。从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我所向往的理想写作。
我对女性写作的概念，从来不是态度坚决，而是始终充满迷惑与动摇。虽然我的作品里许多涉及女性成长，但性别并非我经常思考的话题。我不知道写作里的性别意识，到底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多数时候，我倾向于回避这个没想清楚的问题。可能因为我童年和青春期都生活在部队大院。军队里，性别似乎是要被模糊掉的内容，同时又成为隐蔽中更为凸显和强化的概念。这造成我的矛盾与混沌。
我以为女性身份，天然与文学有着深切的联系。弱者、边缘、体恤，许多贴在女人身上的标签，其实往往是文学自身所具的立场。如果说，女性写作者被指责为沉湎个人，我看自恋且自满的男作家也数不胜数。我同时希望，自己不要过度强调性别角色，那是一种我几乎必然携带的生理属性。我目前还没想不清楚，强调女性身份的目的，是期望标准的降低？是辅助宣传的力度？是代言者的砺志与抗争？可能因为来自写作内部的受挫，使我无暇他顾，所以对性别身份考虑得少了。
写作是与万事万物的沟通，如果与人类的另一性别都在交流上存在巨大障碍，我会怀疑自己的表达。男女即使隔绝，也如硬币两面，唯此才能流通。我的朋友方希疑惑部分女权主义者的立场——男人支持的就反对，男人犹豫的就呐喊——似乎专为跟男人战斗而来。她说这种女权主义者就是化了妆的男权主义者，咯咯嗒变成喔喔喔，不还是鸡叫嘛。
我现在无法对性别写作做出判断，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什么类型……我愿意用自己一生的写作，去探究问题的答案。
崔曼莉：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最爱》《浮沉》《琉璃时代》，中短篇小说集《杀鸭记》《卡卡的信仰》《求职游戏》等作品。
崔曼莉：我喜欢的女作家是卡森·麦卡勒斯。一方面她对于孤独的热爱与展现让我着迷，另一方面我从小饱受过敏性哮喘的困扰，对于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是开启文学之路的通道。对于她书中所特有的精微痛苦，我可能更加感同身受。我不太认可她的写作是女性写作，虽然她也偏于内心冲动地创作，但她的关注点更属于人的问题而非女性的问题。
黄昱宁：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中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长江文艺》。出版有小说集《八部半》，随笔评论集《一个人的城堡》《阴性阅读，阳性写作》，译著《追日》《在切瑟尔海滩上》等。曾获第一届“中国好编辑”文学类第一名，春风悦读盛典年度金翻译家奖。
黄昱宁：最喜欢的当代女作家，毫无疑问是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阿特伍德的成名是从典型的“女性写作”开始的，写在一九六五年的《可以吃的女人》一向被认为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女权主义运动的标杆文本，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发表时间凑巧。在小说中，女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很极端：她做了个粉红色蛋糕，上面用奶油砌了个女人的形体，告诉男人“这才是你真正想要的”。蛋糕代替女人“嫁”给了男人，请男人吞咽、消化，而女人得以全身而退……
这种断然宣告两性之间不可能实现沟通的判决，其实也差不多是当时激进女权运动状况的真实写照。甚至到了女权运动高潮已过的一九八六年，阿特伍德在其名作《使女的故事》里，仍然强化了女性对自身处境的绝望。表面上，《使女的故事》的宏大架构，似乎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题材”（就这一点而言，阿特伍德的文学野心与莱辛颇为相似），极权政治、原教旨主义和环保恐怖主义在这里都有详尽的展示，这些因素使得生活在这个共和国里的男性，也处在极度压抑的状态中。不过，显然，女性立场仍然在小说里占了大比重，所谓的“使女”形象，实际上延续了《可以吃的女人》里困扰着女主角的梦魇——“自我”被男权话语彻底吞噬。只不过，“使女”借助未来的背景，让梦魇具象化、符号化了。
但阿特伍德真正的爆发是在《盲刺客》。她能将俄罗斯套娃式结构（在这部由四层故事构成的小说里，每一层都可以独立成章，但又互相嵌套——不是随手组合起来那么简单，而是互为因果，互相牵制）经营得如此出色，是《盲刺客》辨识度最高的文学成就。从《可以吃的女人》到《使女的故事》，再到《盲刺客》，阿特伍德走过的道路，以及她的作品里烙下的时代痕迹，在位居世界文坛“第一集团”的女作家里，具有最鲜明的代表性。这个集团至少还应该包括莱辛、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托妮·莫里森等在文学史上早已有定评却仍然保持着旺盛创作力的女作家。也正是因为名下作品洋洋大观，时间在她们的作品列表上跨过一道既弯且长的弧线，所以我们往往能通过比较她们的前后期风格，看到一个激进的女子是如何渐渐调整世界观、技巧日臻成熟，同时，又是怎样体悟“生而为女人”的复杂、艰难和幸福。对于作家而言，与周围环境的和解未必能带来创作上的飞跃——如果不是相反的话，但是，阿特伍德和她的作品却是这种和解的受益者。实际上，从中期开始，阿特伍德就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女性写作”范畴，但她的笔触与目光又从未离开过女性最关心的问题。
毛尖：浙江宁波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作协理事，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著有《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当世界向右的时候》《乱来》《有一只老虎在浴室》《夜短梦长》等多部作品。
毛尖：喜欢简·奥斯汀和她的《傲慢与偏见》。没有任何其他女作家可以比肩她，没有其他作品像《傲慢与偏见》这样以如此轻松的方式抵达深不可测。她的天地虽然狭小，但是完整，她从不超越自己的经验去写作，但是她的小说覆盖我们的经验。在奥斯汀的世界里，每一件东西都以其全部的精确性把它的主人公传唤到读者面前，这似乎是这位女性作家独有的能力。与此同时，她同时代的作家还在为爱情主题上下其手的时候，奥斯汀已经用“婚姻的诗学”超度了十九世纪浪漫观。她是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的诗人，她是有时间观点和地点观念的莎士比亚，在这些地方，她显示出莎士比亚没有的精准性，就像女性对大自然有更切肤的感受，奥斯汀小说中的人物，不像莎剧人物常在高强光的舞台上，她的伊丽莎白也好，达西也好，都沐浴着自然光线有着合乎身份的财产辨识度，她摧毁了小说人物只活在文学舞台上的观念，让读者马上能在周围朋友中辨认出简和彬格莱先生、莉迪亚和韦翰、夏绿蒂和柯林斯，以及班纳特先生和太太。她是真正的喜剧大师，在灵魂深处，不喜欢她的勃朗特姐妹可能是男性，但奥斯汀则是女性的，而且这个愉悦的女性灵魂克服了感性，在她的文本中，读者可以因而感受到一种奇特的雌雄同体感，我把这个视为最高级的性别状态。就此而言，无论是“傲慢”，还是“偏见”，在奥斯汀这里，并不是缺点，只是需要克服掉的前现代感性，她也由此，通过小说再造了我们的感觉结构。
四、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是什么样子的？伍尔芙说，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魏微：一九七〇年生，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迄今已发表小说、随笔一百余万字。作品曾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奖项。
魏微：我同意伍尔芙的说法，写作是雌雄同体的，意思是不强调性别。可是伍尔芙还说过，女人得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可能正是因为这句话，她被归为女性主义写作的代表。我想没有哪个女作家愿意自己被这样简单地归类，她更愿意自己的作品是丰富的、复杂的，触及更广大的人类，而不仅仅是女性。女作家是很容易被贴上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标签的，因为她们独立、不依附、有见解，又因为她们的写作多以女性为对象，是很容易被误解为她们是在为女性代言，替她们争取权益。其实不是的。这样的理解是把写作局限化了。写女性，并不代表是女性主义写作，对于很多女作家而言，写女性多半是为了便宜行事，因为她们对女性更了解，操作层面上，比如心理、性格、行止等方面，写起来会更容易一些。写女性，其实说到底，还是为了写她所身处的社会，展现某个时代的世风，或者有哲学、诗学上的诉求，关于时间、命运等等。总之写女性，最终还是为了写人。我拿不准自己对女性主义是不是有偏见，可能压根儿，我对这个词就不大了解。平时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我脑子里都不大存这个概念的。
鲁敏：作家，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出版有《奔月》《六人晚餐》《九种忧伤》《荷尔蒙夜谈》《墙上的父亲》等多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等。有作品译为德文、法文、日文、俄文、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等文字。
鲁敏：写作者在TA漫长的写作历程中，我想可能会有“有我”和“无我”的阶段与不同呈现。这里的“有”“无”指向写作者的自我界定与认领。比如，阶层感，是否职业心态，取悦寄托自我还是渴求外部认同。每一层的分野，都会刻画或养成一种写作面貌。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性别上的“有”与“无”。
写作至今整整二十年，早期我是特别“有”女性肉身感的，故反而试图在写作中掩盖和去性别化，比如有意强化男性视角和理性思维。这是不自然的写作，或者说，是变形和处理后的性别写作。近些年，因为对“人”之作为“人”的认知，对性别身份有了一种自在感。同时也包括对写作本身的认知，男女之别，不仅是物种上的天赐，也是精神的独有体验，是既作为人，也是作为写作者的绝妙部分：那就发挥出这部分吧。我写过一批家庭场域的小说，长篇中篇都有。家庭关系中有两性关系、代际关系，阶层递增或衰退，城乡流变等。家庭是特别好的取景位，可以望到社会和时代——家庭，是啊，一听即颇为女性化吧。不过我不认为这即是女性写作。这就说到我理想中的写作。
理想的社会，是性别同权的，最好根本意识不到这个“权”，男女就像两只眼睛，不分彼此地观看和享用着这个世界；我理想中的写作，主观上，也希望是不以性别来定义和划分的。最好是以一种自然的心态，裹挟着自然所得来或被赋予的资源（性别、职业、教育、经历、性格、所在地域），去进行专业化的野心写作——我的重音在专业化与野心。专业化和野心是偏男性和强权（字面意义）的追求，女性与这种野心的关系在各个职业领域都意味深长。这个关系，我觉得不是写作上的。是女性与自我，女性与外界的。
但这样一个写作理想，只是我“主观上”的看法，或试图这样去追求。与此同时，还存着“客观”与“结果”。即无论一个写作者，是否“有我”，是否有“女性确认”或“否认”，是否追求“雌雄同体”，这对读者、研究者而言，实际上都必然会贡献与呈现出带有性别意义的写作面貌，就像带有城乡、年代、阶层等指认或分野意义上的写作面貌一样。
综上，女性写作特别具有研究意义，但不太存在写作者的自我认领意义。
张惠雯：一九七八年生，祖籍河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作品见于《收获》《人民文学》等期刊。出版有小说集《两次相遇》《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在南方》等。现居美国波士顿。
张惠雯：我希望这里的“女性写作”不是指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兴起的所谓“女性写作”。我不太喜欢那种女性写作，因为不少作品过多停留在身体和性的层面，而对“性”的看法只是女性人格中的一个部分。况且，我在某些作品里看到的往往是性狂欢而并非自觉自主的性意识。把这类作品视为女性主义写作，我觉得是对现代女性意识的狭隘化，女性不仅有身体有感官，还有头脑，有家庭平权意识、事业竞争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就女性主义和女权意识的发展而言，中国确实落后于西方。
在女性开始觉醒的时代，我喜欢的女作家是简·奥斯汀。对于奥斯汀和夏洛蒂·勃朗特二者的区别，伍尔芙有非常好的阐述。勃朗特当然代表了一代觉醒的女性，但小说中有太多的个人愤懑和批判，这增强了励志的力量，但削减了其艺术的力量。奥斯汀不在作品中直接控诉或批判什么，但她笔下的女性却处处传递出人格独立、情感独立、智慧幽默等非常现代的女性风格。奥斯汀的女性主义仍然超越很多生活在当代的人。在现代女权意识兴起的时代，我喜欢的女作家是伍尔芙。《自己的房间》是我最喜欢的有关女性主义的论著，那种智慧、通透、开明、犀利，是我心目中完美的女性价值。当代女作家里，我喜欢门罗和阿特伍德作品里所传递的女性主义。阿特伍德的女性主义更激进些，而在门罗的小说里，你看不到那种政治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但她借由小说中女性角色折射出来的是同样饱满、坚韧，就像自然规律本身一样自然而且合理的女性意识。
但我不会把她们任何一位的写作限定为“女性写作”，那样就狭隘化了她们的作品。这些女作家的作品里不可避免地具有女性主义的特质——对自身性别处境的觉醒，寻求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独立自由，以及两性间的平等交流等，但又不仅仅关乎这个。一个真正的作家，她写的作品是关乎人的存在的真相的，而非仅仅关乎某一性别。男作家也一样。所以，我赞同伍尔芙所说的，优秀的写作者是雌雄同体的。
笛安：一九八三年生于山西太原。著有长篇小说《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南方有令秧》《西决》《东霓》《南音》，中短篇小说集《告别小龙女》《妩媚航班》等。曾主编《文艺风赏》杂志。
笛安：我同意伍尔芙说的，优秀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因为好的创作者身上应该同时具备男性和女性各自的优点。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性别也是大自然设置的壁垒和障碍，而优秀卓越的个体是有能力跨越这个障碍的。所以我在提到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很少想到我是个女作家。就是说很少想到性别身份。我个人不太相信存在“女性写作”这个东西。女性和女性之间是存在天壤之别的，既然如此讨论天壤之别的个体之间写作的共性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塞壬：一九七四年生于湖北。出版有散文集《下落不明的生活》《匿名者》《奔跑者》。曾获《人民文学》年度散文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等奖项。现居东莞长安。
塞壬：我其实并没有以女性身份进行写作。在我的写作中，在困境中挣扎，理想、荣光、飞翔、尊严以及人性中那些不太明确的部分，一直在为如何成为一个人、如何活下去而努力，这一直是我的写作母题，而这些跟性别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指涉的是一个人。
强调女性身份实际上是对应男权，有一种对抗的意味。可是在我有限的视野里，所有的弱势、黑暗、庸碌、卑微，它们不分性别。当你被物化在男性的视线里，当你被明码标价，实际上，在男性的世界里，这种物化一样存在。我不太清楚女性写作是什么样子，难道首先不是在表现人吗？伍尔芙曾说，优秀的灵魂是雌雄同体的，其实也就是表明，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的女性或者是绝对的男性。
但是，作为女性，她的某种特质却可以保留在她的写作里，比如持久而隐秘的温柔。它可以消解坚硬、酷烈以及对时光的妥协而成为日益强大的容积体。不动声色，迟缓、滞重，了然于心。这仿佛是说，女性写作最终走向佛性。
可是，我依然没有特别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女性写作。我眼里没有男人和女人的明显区别。我心目中的女性写作可能只是一个伪问题吧。 朱文颖：作家，苏州市作协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戴女士与蓝》，中短篇小说《繁华》《浮生》《凝视玛丽娜》等。曾获国内多种奖项，有英文、法文、日文、俄文、德文、韩文等近十种语言译本。
朱文颖：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首先是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位女作家。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段很好玩的话：“中国女人很逗，不是纯的，就是荡妇。少有中间一类即致命的女人。骨子里都有气质，像褒曼，你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悲悯之心。”我比较喜欢有层次感的女人，我希望一个作家多少能够做到一点雌雄同体。伍尔芙说得真好。
在我早年的写作中，我很迷恋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有一次，一位朋友和我谈起她。这位朋友非常决然地认定说，杜拉斯其实只是一个二流作家，而且“至多是二流”。当我的阅读已经离杜拉斯越来越遥远的时候，我才渐渐意识到，甚至完全意识到了杜拉斯的狭窄与偏执，以及某种意义上的不知所云。怎么说呢，人类真正大师级的作家，通常都是有着普遍意义的。打个比方，就好比“阳光普照大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杜拉斯当然不是。
在杜拉斯的《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中，杜拉斯的女性立场鲜明、有力，有种不容辩驳的气势。她同样不容辩驳地把女性文学从男人创造的文学中“划拉”开来。她说“男人创造的文学千篇一律，唯一的不同是女性文学”，“男人说的话都一样。无论是政府的、部门的，所有你想得到的、理论的、权威的、大学的——到处是男性的亦步亦趋。他们没法选择别的路。就好像运动机能失调。他们再也不能向右转，不能向左转，只能跟随前人的脚步。而我们女人呢，我们不在那条路上”。
但是，真实的那个杜拉斯其实生来就是要迷路的。因为按照这正常世界的正常标准，她生来就已经是个盲者。她只能踏上树林里的这一条小路，而恰恰不是另一条，因为除了那条旁人根本就不会踏足的崎岖险径，她其实根本就看不见其他的那些。在她的身上，无比充分地体现了女性写作的优长与弱点。当然，我知道，我说这段话的时候，也同时心甘情愿而又有些危险地忘记了阐述女性主义以及女性写作那些显而易见的优点。 计文君：艺术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出版有小说集《帅旦》《剔红》《窑变》《白头吟》《化城喻》，专著《谁是继承人——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研究》等。
计文君：因为我在写作中，没有太过清晰的性别意识，所以理想的女性写作这一问题，可以置换成理想的写作。我心目中理想的写作就是对人存在的可能性进行极致的探索，能走多远走多远。这个人，自然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
优秀的写作者，不仅要雌雄同体，还应该能“性别流动”。其实这不是现代的理念，而是古老且朴素的认知，看《易经》《黄帝内经》，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系统，都有“阴中阳”“阳中阴”“阴中阴”“阳中阳”，等等诸多形态。写作者与世界，不是镜子般认知反射的关系，而是两个系统通过写作这一个过程完成能量转换的动态关系，我认为只有理念上的男性写作或者女性写作，真实发生的写作过程中，乾坤阴阳，变动不居，写作者的性别绝不会构成障碍性影响。“关东大汉持铜琵琶”唱的“大江东去”，与“十七八女郎持牙板”唱的“晓风残月”，都是男性写作。只有不够成熟或者不够强大的写作者才会被性别这一自然属性所拘束，就像自己是南方人，就说写不了北方冬天一样。
作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现实，女性是“第二性”。女性写作者生长于这样的现实之中，对文化塑造可能形成的局限性保有足够的警惕，是应该的。真正的写作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完成表达时，都要有寻求动用人类全部的认知工具与智慧能量的自觉与企图。作品的性别色彩，与作者的自然性别之间或一致或相悖，只有作为文艺研究样本的时候才有价值，写作者考虑这一问题，我认为是“杂念”。至于主动利用性别身份与自己的作品构成传播意义上的“互文”，基本就属于“邪念”了。这是诛心之论，所以只能自己戒慎恐惧，不能用以判断他人。但我并不会因此过分介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之为“女性写作”，不用往回看太长时间，二三十年而已，“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发生的流变相当明显。是女性写作者在不断重新定义女性写作，而非恰恰相反。
文珍：作家，出版有小说集《柒》《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十一味爱》，散文集《三四越界》，台版自选集《气味之城》等。曾获老舍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十月》文学奖等奖项。部分小说、诗歌，被译成英文、法文、阿拉伯文等文字。
文珍：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就是能够正确对待自己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属性，同时不卑不亢，扬长避短。我从来不觉得性别会是一个应该讳莫如深的话题，这是一个现实。身为女性并且写作，这和身为男性并且写作一样，只是一个职业身份选择，没什么可区别对待的；但同时，不同性别对各种不同事件的差异性感知又的确存在，这又是需要承认的。我的第三本小说集《柒》曾被评论者认为是女性主义文本书写，我想里面的确强化了以前所未察觉的性别意识，但因此将我判定为一位女性主义者，似乎又太简单了。我只是希望在一本书里集中探讨现阶段的性别体验，而下一本书，则未必会强调同一个主题。不同性别，是在不同年纪优势迥异的竞争者，更是通过不同角度观看、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合作者。伍尔芙认为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我很认可这句话。一个朋友有次和我说，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异性存在，也就是说，身为女性，因为某种原因身上可能有不少的男性特质；而男性则可能因为原生家庭、个人禀赋、后天遭遇……也可能会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只是多少比例不同，而且可能随着时间不断改变。比如我以前认为女性化是一种偏柔弱的特质，但现在却察觉了这其实同样是一种未加自我省察的世俗偏见，女性化除了表面特征如脆弱、易感和可能冲动消费之外，更多更复杂的个例，不可一概而论。
针对数千年来男权社会的批判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只是觉得，无论历史进展至今，给不同性别的社会角色分工有多少不同，一个不断成长和思考的人依然需要在正视现实的情况下，尽可能站在另一个性别的位置看待世界，这样认知才会更全面、深刻，对另一个性别的态度也才会更公允。就我个人而言，童年时期相当男孩子气，青春期会多愁善感一点，读到高年级和进入社会后，可能无意识地得益于身为女性的优势，也会在懵懂中陷入不舒服的境遇；到三十多岁，才渐渐清楚意识到外部性别偏见和职业上玻璃天花板的真实存在。身上的男女性特质比例，也会随着认知阶段的不同而不断改变。身为写作者，我愿意成为性别之间互相理解的桥梁，而不是壁垒分明的站队者。
马小淘：曾获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等奖项。已出版长篇小说《飞走的是树，留下的是鸟》《慢慢爱》《琥珀爱》，小说集《火星女孩的地球经历》《章某某》，散文集《成长的烦恼》《冷眼》等作品。
马小淘：想了两分钟，竟然发现我喜欢的作家大部分都是男的。我之前没有用性别来为作家分类过，第一次意识到喜欢的女作家挺少。我比较喜欢的女作家有萨冈、周晓枫，肯定还有一时没想起来的……她们俩共同的特点就是处女作就不同凡响，相比勤学苦练锐意进取的作家，我更喜欢起点高的幸运儿。
我喜欢萨冈主要是她的作品和人都有一种轻盈的姿态，不自省，也不深刻，在一众苦大仇深的作家里，反而像一个独行者。“作为理想，我打算过一种下流的、丑恶的生活。”萨冈说。这话听起来太不德高望重了，少年成名带给她无所畏惧的果敢和坦荡。但这种类似“童言无忌”的写作，有一种属于年轻作家的自然和随性。她不是人工渠，而是生命力旺盛的河流，带着一种青春的不管不顾。她的很多作品都是问题少女的视角，煞有介事地吃喝玩乐，非常严肃地诉说着她们极不严肃的生活态度。那种轻装前进和得过且过，很打动我。我觉得萨冈应该不是女性写作吧。她应该没有深入地想过这个事。
周晓枫我是从中学就一直喜欢。最佩服她波诡云谲、繁花似锦的语言，并且不止一篇两篇，而是持续多年保持让我一惊一乍，震惊于她使用语言的智慧。她不断拓展语言的疆界，几乎句句都是神来之笔。和萨冈的浑浑噩噩特别有才不同，周晓枫是上下求索特别有才，能从作品中读到她的追求和执拗。虽然周晓枫一些作品像《你的身体是个仙境》《桃花烧》写了女性的身体，写了女性隐秘的羞耻，也写过家暴和性侵，但是我觉得她更多作品涉及了更辽阔的题材。所以应该很难把她的写作局限于女性写作的范畴。她的作品当然有女性独特的敏感、细腻，但是更重要的价值不是这些。我觉得可能文学更重要的部分不是男作家、女作家这样的标签，女性写作也更像是一个稍显粗暴的归类，当然也可能是我对女性写作的认识不够深。
桑格格：生于成都。曾生活工作于北京、上海、广州。出版有《小时候》《黑花黄》《不留心，看不见》等多部作品。现居杭州。
桑格格：我认同好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这个观点。或者与其说“雌雄同体”，不如说他们超越了性别。甚至我还觉得写作的开始，是可以忘掉性别的。因为性别是一种不用特别强调的属性，是慢慢在写作中浮现的东西。如果在写作的开始就肩负了性别写作的意义，会给写作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写作是忘我的，在灵感浮现的第一时间，要调动的能量是全面的，在那一刻，如果还要分神去想“我是一个女性”或者“我要为了女性去写作”，势必会分散这种全神贯注的能量。而女性写作的优缺点，似乎也是一个伪命题，我个人认为，在写作中没有因为女性而产生所谓的优缺点，只有因为个体不同带来的高下。
通常人们认为女性所具有的那些缺点，类似于格局不够大、感情过于琐细等，在才华足够的女性作者身上也并不存在。比如，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的格局和情怀，并不亚于任何一位男作家。而论生活细节的“小”，孙犁、汪曾祺这样的男作家，比起女性的细腻也毫不逊色。“雌雄同体”这个观点的提出者，伍尔芙本人，她所擅长的文学评论，思维的缜密、观点的犀利，也可以和很多男性文论家比肩。我惊叹的是这个叫作“伍尔芙”的作家的思想之深邃迷人，然后才会想起，她是一位女性。
性别的讨论，在文学中，只有和特殊灵魂的碰撞才有意义。卓越的女性写作者都有一个超级敏感的灵魂，如果要说影响或者悲剧，可能症结在这里。只要生而为人就要承受的痛苦，对她们是比一般人要更加巨大和细微。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最喜爱的女作家萧红对友人说的那句“我最大的悲哀和苦痛，便是做了女人”，我深深理解。但是，我更深的感受是，写作者来到这个世界，无论男女，都是通过痛苦，吐芳华。
蔡东：山东人，现供职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作品相继在《人民文学》《当代》《天涯》《收获》《十月》等刊发表。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现居深圳。
蔡东：理想的女性写作首先是自信的，不否认女性特质，不避讳，不撇清，不管身边有多少或隐或显但都无比真诚的对女性写作的鄙视，依然深知自己书写的意义何在。其次，明白写作跟性别有关，且不是唯一的、根本的关系，最终呈现出来的面貌，跟作家的生活经历、个性禀赋、文学观念、思维方式、艺术训练等密切相关。身为女性写作者，当然会对女性的命运、境遇有更敏锐的体察和更深切的思考，同时有能力突破来自于性别或来自于写作本身的某些困境，比如欧茨、阿特伍德、安吉拉·卡特，她们是具有成长性和丰富性的作家，我喜欢她们作品中天然流露的女性的细腻、聪慧和自我意识，以及在某一个文学领域中，自然而非刻意地完成的对性别差异的超越。
我不完全同意伍尔芙的观点。雌雄莫辨或可辨，各有各的好。有一类优秀的写作者是雌雄同体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尤瑟纳尔、托尔斯泰和《红楼梦》的作者等。还有一类好作家恰恰是写作时的性别身份和性别视角特别突出的，如，简·奥斯汀、张爱玲、某一个时期的林白。林白作品里的女性生命经验多么震撼动人，最珍贵的在于，那是个体真实的东西，那是独特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并不符合传统对女性的期待也因此拓展了这方面书写的空间。
再继续往下说，本身把张爱玲和托尔斯泰的文学境界区别开来的，大概还不在于同体与否，而在于作家观察世界和认知人类的不同方式。张爱玲已经很好了，只是以她的天赋来说，本可以更好。我不觉得她是世故之人，她哪里世故呢，偏偏喜欢扮成看穿世事的模样写作。读她的小说总能读到体己话，比如梁太太对葛薇龙的劝诫——情事上“你太直爽了”——这样的话，女性读来暗自惊心，但也仅止于此了，意思不大。又如《连环套》，不算写坏的小说，语言仍是最好的张爱玲，坏就坏在写世间男女和婚姻生活过于清醒、谙熟、了然、透透亮亮，是站在高处冷眼往下看。托尔斯泰不一样，他什么也没看透，什么也没弄明白，困惑、凌乱，反反复复、絮絮叨叨，想弄清楚人是怎么一回事，家庭是怎么一回事，信仰是怎么一回事，他把自己舍进小说里而不是隔岸观火。也因此，列文、伏伦斯基、安娜、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痛苦，是复杂的、浩瀚的。众生疾苦，世间迷茫，缺失和完善，人与神，万千变化，层峦叠嶂，皆在此间。现实中的张爱玲那么聪明依然愿意犯错，她活着所以她情不自禁，这多好，她的小说少一点“透彻”，少一点人性的赤裸和清晰，或许个中滋味就不仅是苍凉，她笔下的男男女女也会从扁平、类型化走向混沌不明的更广大的境地。
五、你怎样理解目前席卷全球并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Me Too”运动？
东紫：本名戚慧贞，山东莒县人。二〇〇四年始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隐形的父亲》，中篇小说集《天涯近》《白猫》《在楼群中歌唱》《被复习的爱情》等多部作品。
东紫：首先，我认为这是一场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运动。在亘古持久的男权社会里，女性一直处在被侵犯而不得声张的委屈状态。即使有女性为自己所受的欺辱讨取公道，除非伤害深重、证据确凿、执法者清廉，否则很难如愿。即使如愿，也不能获取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呵护。在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在发展中国家更严重，在印度等国家，更是把女人视为事件的祸水，女人若曝光受到的伤害不啻让自己再次受伤，且终生活在别人的唾沫里，甚至整个家庭都跟着蒙羞。不得已，受到了伤害的女人只能躲起来舔舐伤口。家属为了颜面，为了女儿的终身也不得不沉默。受害者被迫沉默，施暴者在全民的沉默里更肆无忌惮。
沉默是罪恶最有效的培养皿和保护伞。现在，一些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发声，打破沉默，以自己的伤痛撕下施暴者的虚伪和卑鄙，或许并不能减轻她们曾有的伤痛，却能为其他的女性敲响警钟。警钟，也会警告那些肆无忌惮的欲望追逐者，最起码让他们的魔爪在伺机伸出时有所顾忌。
“Me Too”在中国被翻译成“米兔”，一部分人在担心——它可能会像太多的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一样，如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短短的喧嚣过后，重归沉默。希望这只是个别人的担忧。希望那些勇敢者能被理解被呵护，能真正筑起一道女性的保护屏障。也希望它不被掺入伤害无辜的邪恶。
梁鸿：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有非虚构文学作品《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小说集《神圣家族》等多部作品。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
梁鸿：对目前“Me Too”的看法，说实话，我内心既激动又觉得有点失望。激动是因为我把这次“Me Too”运动看作是一场伟大的运动。这一伟大并不局限于男女关系的改革和改善上，而是从整个文明史上而言，它可以称之为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存在被赋予价值和尊严。但是，如果细究，这“人”更多地指的是男性，在东方，女性连抛头露面的机会都没有，而在西方，女性也是二十世纪才获得财产继承权和选票权，就更不用说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了。二十世纪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到二十一世纪初，看似好像女性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地位，工作权、生育权、家庭权，有许多人甚至哀号，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男性。但是，当“Me Too”运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发酵、扩大之后，人们才突然发现，在权力结构的深处，女性地位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这一权力结构包括男女之间的权力结构，社会制度设计中的隐性权力结构，文化缝隙深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等等，几乎涵盖了生活、文化和政治的方方面面。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如果“Me Too”运动能够真地深入下去，那么，将发生的社会变革决不仅限于男女关系层面的变革，而是对深层文化偏见的动摇，对权力结构的重新设计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次契机。
但是，失望的是，你会发现，在中国，“Me Too”运动似乎没有机会得到真正的、相对健康的发展。人们仍然抱着一种猎奇的心理去围观那些当事人，情绪性的、谩骂式的发言远远多于理性的发言。而彼此之间的纷争更远远大于共识。其实，纷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纷争过程中非理性思维的蔓延，它会动摇并且摧毁这场运动。一位学者发表了一篇关于“Me Too”相对理性的文章，被各方人士围追堵截，对其的仇恨甚至远远超过了“MeToo”中的性侵犯者，这样一种围攻很容易把一场社会思潮引向夭折。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思潮本身就是非常艰难的事情，这是其一。而更重要的是，一场社会思潮或社会运动，如果没有理性思维的支撑，可能很难长远地走下去。当事人诉苦式的故事被听多之后，就像围观“奇观”一样，当失去新鲜感之后，就会很快被遗弃掉。时至今日，“遗忘”已经开始了。尘埃落定，漫长的探讨、思辨开始了。但是，让人担心的是，如果“Me Too”只是被当作一段时间内的“新闻”的话，那么，灰尘下落之地，将无人涉足，也注定会被遗忘。 来源：青年文学杂志社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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