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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元代吴镇墨竹——中国美院卢勇教授对话傅申先生

 研北 2018-11-17

傅申先生与卢勇教授在中国美术学院画库

卢勇教授在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画库

     

卢勇教授专著:《吴镇“竹谱图卷”之考辨》(上下册)、《元代吴镇史料汇编》

傅申先生与卢勇教授对弈五子棋

傅申先生为卢勇教授题写斋名

傅申先生为卢勇教授题写的对联

简历:

傅申:1936年生于上海,长于浦东。历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美国佛利尔美术馆中国美术部主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耶鲁大学美术史系副教授。现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兼任教授、北京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

卢勇:字小轩。1967年6月生。现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博士生生导师、花鸟画教研室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古代书画传习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内访问学者导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浙江省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浙江省中国画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花鸟画家协会副主席。

对话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文字整理:陈含素 王叔重 

一、关于吴镇

  卢勇:关于佛利尔美术馆藏的那张吴镇的《仿东坡风竹图》图,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一幅,是其晚年所作的那一张。

吴镇 仿东坡风竹图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傅申:这张在我进去佛利尔美术馆工作的时候已经在馆里了。

卢勇:有张拓片,但是这个拓片底下有一个枯树竿,但是款是苏轼。我如果没有记错,台北故宫博物院李霖燦副院长曾在《风雨竹托片与吴镇墨竹谱》一文中说:“却在一张幻灯片中发现了风雨竹图的托片,记得在一册日文图片中拍摄下来的”。

  拓本

傅申: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本是有枯树的?画没有完全一样,另外有一张。

卢勇:上半部分一样,但是底下那个枯树竿明显是后加的,很可能是后人弄的东西。那个枯树干的风格也不是苏轼这种风格的。

傅申:那是吴镇画的,吴镇学苏轼的呢?

卢勇:这个拓本不太可靠,本人以为:除去下面那枝粗的断杆不讲,拓片的竹字姿态与美国佛瑞尔艺术陈列馆藏的吴镇《仿东坡风竹图》只能说是大体相似,究其枝条、竹叶的穿插及位置经营,拓片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特别是中上部一组,可以看出:章法及用笔穿插结构非专家所为,乃是刻工表现之水平而已。

不过,李霖燦先生在文中说:“然而遍览吴镇的画竹真迹,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断杆的画例”,关于这一点我不敢苟同,我们可以在李日华所刻的吴镇《八竹碑》和台北故宫藏的吴镇《墨竹谱册》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画法,在文字著录中也有明确地记载。

吴镇 《八竹碑》之五 吴镇纪念馆藏

吴镇 墨竹谱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李霖燦先生所见之拓本图片当为后世杜撰的赝品。

但是,佛利尔美术馆藏的这张非常好,代表了吴镇画竹水平,必是真迹无疑。

傅申:台北故宫有张简单的竹子图,只有几片叶子的。


吴镇 竹石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卢勇:对,有这张画,我们浙江这边潘天寿、吴茀之和诸乐三几位老前辈队这幅画评价非常高。特别是对枝条画法的评价,认为是吴镇画枝条的画里面最精彩的,这个观点是很普遍,而且一致。对于这种竹枝的画法,我觉得是介于由宋向往元转换的过程中间所产生的这种变化,它跟以前宋代的画法有很大的区别。

傅申:当然。

卢勇:和宋人的画法相比,吴镇画竹枝的笔法中“写”的成分比较多。

傅申:这个我讲一下,我在台湾看到很多清宫剧,康熙、雍正、乾隆这个年代的。剧里服装是正确的,宫殿是正确的,但是演员人物的神情、语言、词汇都不一样,掺入很多有现代的词汇。你就会发现,古代的人比较呆或者比较什么,现在人太聪明了。所以,你不能用现在那些人的姿态、语言、形貌去想象原来那个时代人的样子。它一定有差距,这就是时代风格,没有办法复制。你刚才讲的是枝条的问题,吴镇的笔法当然不可能是宋朝人的。

卢勇:从笔法上来看差距的距离是非常大了,但是从欣赏的水平上来讲,那都是非常高的。

傅申:还有一个问题,弗利尔美术馆和上海博物馆都有一幅《渔父图》,你的书里过去发表的是什么?

卢勇:当然,维本和瓘本。我的书里着重的不是《渔父图》,而是上海博物馆藏的吴镇《竹谱图卷》,是一个手卷,几丛竹子,有石头和枯树,我主要是针对这一张来讲的。

吴镇  竹谱图卷  上海博物馆藏

    这幅像是一个通景的手卷,在上海博物馆出版的所有最重要的画册和书籍上几乎都收录了这张。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张画有存疑,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对这张画的绘画技法、款字题跋,包括它的文字史料著录的信息、题跋的内容、藏印的分析、“梅花庵”与《梅道人遗墨》考,并重点就张丑《清河书画坊》和吴其贞《书画记》中关于吴镇的记载、吴镇题款中上款人“可行”与“行可”和“顿首”、吴镇的家族史料以及吴镇生卒年等等问题做了比较详细考证,差不多用了近五年时间。我作为一个画画的人来说,更多还是喜欢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从吴镇画竹和题款的风格气质、笔法特点上来分析,特别是将吴镇存世真迹画竹的特点与这幅《竹谱图卷》的竹子作对比,说到底,这幅《竹谱图卷》是字画的笔法气质与吴镇不相同。

傅申:画画的人不一定每个人看法一样。有的画家,像齐白石画法和黄宾虹画法就不一样。张大千和吴湖帆他们临摹的时候都临得很逼真,齐白石他们都临得不太逼真,尤其是黄宾虹临画根本就不逼真,他要是活到60岁,艺术成就也许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高度。推崇黄宾虹的人当中,早期就是傅雷。刚才我们讲了《渔父图》,上海博物馆有一张,弗利尔美术馆也有一张。

  卢勇:对,这个我知道,也有个蛮明显的差距。佛利尔那张是有吴镇钤印的,上海博物馆这张就是没有。佛利尔那张是有年款,上海博物馆这张没有。

  傅申:可是上海的人总有地方情结。上海的人说上海这张好,我在佛利尔看到,我认为佛利尔那张好。同时,佛利尔那张是登在《南画大成》上的。上海的那张是吴湖帆旧藏的。

    卢勇:对,佛利尔那张《渔父图》是有他自己盖的骑缝印,有好多,分几段盖的,可惜我没机会看原作,我是在《南画大成》上看到的,印章盖得很奇怪,都是骑缝盖。在元代,画家在自己的画上盖印本来就不多,但是像这样当骑缝印盖更少见,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盖法。

    

吴镇 渔父图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傅申:怕人家分开。

  卢勇:对,在当时已经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在元代早期的时候,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他有这样的意识已经很厉害了,可以说非常独特。

  傅申:我验证的结果是,这两本都是真的,当然两本真的里面,总有好坏,不能完全一样好,一样坏,因为每个人写字,这张好,可能那一张差一点,这是常有的事情。可是有地方情结的人的看法就会不一样。

  卢勇:他们会区分吗?会认为一个真一个假吗?

  傅申:这次在上海讨论的时候,有人就说上海的这本好,佛利尔这本不好,觉得字怎么样都扭了一下。

  卢勇:看画不能这么看,多扭一下,少扭一下,画家变化很多的,这个很难讲的。我给您看一下上海博物馆的这张《竹谱图卷》。

  傅申:我对这张画有点印象的,这张不精彩,有没有字?

  卢勇:有字,但是这个款字您看了以后,和佛利尔那张一对比,您就知道肯定是有问题了。

吴镇  竹谱图卷  款  上海博物馆藏

吴镇 仿东坡风竹图  款 局部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傅申:有书法的画,像元朝以后这些画,一定要书和画同时研究。有时候画有存疑,如果字是肯定的,你就可以肯定;如果书法存疑,画可以肯定的,就可以肯定。这个书和画比例各占50%,光是50%肯定还不够用,一定要超过50%、60%才可以帮助你肯定这一张是假的还是真的,所以书法要注意到。当然,印章在古时候要翻刻绝对不会翻刻得一模一样,做不到。只能是20世纪有了照相术以后才能做,当然落款也不是一个标准,要排比,有年份的先排比,看它有什么演进的方式。不可能一辈子同样签一个。这一定会有演进和演变的,就像你自己的创作一样,人的照片一样,你自己的签名方式也一样,也会改变。所以一定要了解它演变的过程。

   卢勇:这张画和佛利尔那张是同一年画的,但是它的出枝方式,它的笔法,它的款和佛利尔的那张没有任何关系。很早以前,我到湖州第一次看到这幅画,就觉得这幅《竹谱图卷》不太对,当然是直觉,那时我学画竹也有二十几年了,不过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要去写什么文章来考证一下。后来是一个蛮偶然的机会突然想起这个事,然后去做一个比较。

    一个画家20多岁画的或者30多岁画的,和一个70多岁画的,这个演变过程是太大太长了,可比性就很差。但这幅《竹谱图卷》和佛利尔藏的这张是同年所作,甚至是同月,那可比性就非常强了。同一月比较如果画竹和款字水平相差很太大的话,那就必然存疑,问题很大了。再者,就是吴镇画的竹子,毕竟吴镇早年是和李衎(息斋)学的,李衎是在吴镇18-20岁左右到的嘉兴,据吴镇自己题跋上说,他一生画竹子六十余年,吴镇也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学画竹。但不管具体时间是否很准确,吴镇画竹子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受到李息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李息斋画竹的风格面貌,它的写实的方式和他的画法对吴镇影响真的很大,这一点在吴镇存世的墨竹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人可以演变,可以变化,但是有一些规律上的、气质上的东西是变不掉的,当然包括绘画的水平的高低上。

   傅申:当然,你讲的有道理。一个人的变化,其实蛮多。我今天演讲的时候稍微讲了一点,你早晨起来一个样子,出去见一个客户又是一个样子,你晚上精神疲劳了又一个样子。所以,同一天内就有很多变化,你不能拿最好的标准去衡量他。一个运动员的最高纪录,一生只有一次,你每一次都要求他这样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他比第二名、第三名画得还差,但这还是他,主要看他笔性怎么样。李息斋是画竹子专家,你要吴镇这个文人画得像李息斋这样,他做不到。他可以跟苏东坡、文同学文人画。

   卢勇: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我对吴镇画出枝方式的研究。在吴镇之前,画竹枝从来就没有尖锋出笔的,用笔出锋一定像李息斋一样,是钝的,而不会是尖笔,这符合竹枝的自然生长形态。只有从吴镇开始,竹枝用笔出锋是尖笔的,这在过去从来没有过,我想这样的用笔变化与文人画的意识倾向是有很大关系的。

吴镇 墨竹谱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李息斋及其以前画竹枝出梢出笔比较秃,这是因为比较写实。因为自然界里竹枝断掉的地方极少是从中间断的,像木头一样断成一个尖角。在李息斋所有的墨竹作品中,几乎竹枝都是秃头的,包括跟吴镇同时代的顾安(定之),尽管他画竹枝用笔速度非常快,但是他的出梢用笔都是秃的,不是尖锋。

李衎 竹石图

顾安  新篁图轴

  卢勇:我认为这个是吴镇画画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很强烈的变化。因为我在台北看到的两个册页,包括佛利尔的这张《风竹图》,所有上面的枝都是这个风格,非常明显。竹子有竹子的特征,出枝是要有竹子自然生长的特性和规律,而如果说是树,树要有树的形象特征,这两种植物穿插关系是不太一样的,是有区别的。上海博物馆藏的这张竹枝穿插更像是树的穿插关系,不像竹枝的关系。可我们在台北的两套册页,包括佛利尔这张上看到的是很明显竹枝的穿插方式,这是和形象有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吴镇尽管画的是文人画,但是他早年受到了李息斋的影响,对自然形象还是非常了解和注意的,他对自然的竹子形象有过观察,还是非常仔细的,并不像后来有些画竹得人,完全脱离了自然形象来画。

吴镇 仿东坡风竹图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傅申:这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差别。李可染和齐白石的画,一定有它的差异性。

  卢勇:差别是肯定有。那是必然的。还有,这张画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它是个手卷形式。这个手卷形式呢,是非常奇怪,因为历代画竹子,如果说有新篁朝上的竹子,几乎不会有朝下的竹子跟它在同一幅画上。这个和它生长的时间是有关系的。除了双钩的以外,历代的画竹,单钩的竹子,不管是横幅还是竖幅,只要往下画的叶子就不会有一个朝上的叶子同时出现。

  傅申:这个不合自然。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老竹都是坏掉了,落叶了或者怎么样才长新篁,它长新芽的时候,就有老叶,我观察实际的。

卢勇:这个是自然现象。但是中国画竹子的时候,他是选择其中最美的一面来表现。

傅申:它可以并存啊!即便找不到第二张并存的例子也不等于没有,这一点很重要的。有的东西你没看到,别人看到了。上一次在澳门,有一个人出来问,吴湖帆收不收藏古琴,他说他的资料里面找不到吴湖帆收藏古琴的记录。我说你找不到并不代表他没有古琴,结果另外一个观众站起来,他说吴湖帆日记里讲了吴湖帆家里有古琴。所以我马上就说,找不到并不是真的没有。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合乎逻辑,而且不能心存定见。在找资料的时候不能完全定下来,要没有任何主见,没有主见地去找资料,让证据来说话,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下定论以后,就一定可以找得出支持你的定论的资料。明明是一张真的画,你一怀疑,你一定找出很多怀疑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定是这样,总有理由。所以你看,我举黄庭坚的字来说,每一张字都不太像,都有演变,但是他们现在都被公认为真迹。其实公认为真迹里面,我认为还有一张是假的,但是我暂时不发表,一发表又麻烦了。因为那件作品很有名。以前人家就说傅申怎么这样子,把一张假的《砥柱铭》说成是真的,是为了经济利益呢还是为了什么?我根本就毫无如此用心,我是求证,证明了最后是墨迹本,不是很好的真迹,是某一个阶段时期的真迹。一个书家和画家,一定留下一些真而不好的东西。有些假的可能比真的还好。所以这种情况就很难说。先不要有任何成见。

 

二、关于怀素《自叙帖》

   傅申:上海书画出版社要再版我的一本书,马上就要出了,就是《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的临床诊断》。

   卢勇:“临床诊断”这个词好。

  傅申:因为我发现,很多医生时常误诊,误诊事关人命。可是,很多人认为书画误诊没关系,以后总有人翻案,可以讨论。不同经验的医生看同一张X光片他们会诠释不同的病。 每个医生讲不同的结论。这就可见得,没有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也要看有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判读这个X光片。所以很麻烦,争论永远存在。学鉴定的人都要从头学习,不像盖高楼大厦或者盖长城,有些人打地基,你在地基上面加一块,就说我比地基高一点,有的人盖的砖头在你的上面,他就成就大吗?不是,可能地基的工程更重要,不能说你的砖头堆在别人的砖头上面你就高人一点,不是这样的。这本书当时主要是和台湾一个学者辩论而产生的,本来我看过这件《自叙帖》,也没有特别下工夫去研究。那个学者第一篇文章说它是真迹,后来受到启功、徐邦达的影响,认为这件作品不仅是假的,而且是根据明朝时文征明父子刻出来的刻本描出来的,说刻本早于墨迹本,墨迹本是根据这个刻本描出来的。这个东西怎么描?飞白一丝一丝的,描不出来的。我让学生做一个实验,就是把一个飞白的书法大致地去描一下,你做得到做不到?因为飞白的产生是一笔下来,干笔刷丝,十几条丝都是平行的,很自然。但是描的时候你每一根丝是一次完成的,哪里有十来条的丝能够完全平行,不可能。

  卢勇:慢慢摹可以做到一点。

  傅申:但是一放大细看就不行。

  卢勇:对。摹是可以摹到一点,但是不能细看,也不能退远看,一退远看,笔的笔势没有了,那个痛快的感觉没有了,飞白的地方太难模仿了。

  傅申:所以,我让他们一定要看飞白的地方。乾隆有一卷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帖》收藏在三希堂,本来乾隆没有题字,后来到了老年,他七老八十了,又加了一行题字,叫“双钩既伪,诗更误,向谓上等,实错”,乾隆皇帝认为是双钩廓填,这是因为这个东西很黑。黄庭坚用的墨很好,很黑很浓。他认为诗里面还有错的,跟他看见的书本上读到的有几个字不同。其实乾隆以前讲的是对的,现在老年反而老糊涂了。

  卢勇:那是凭感觉。

  傅申:是啊,所以判断就错了。一定不要太主观,要小心地求证。那卷黄庭坚诗卷绝对不是双钩出来的。现在有放大镜、显微镜,是否为双钩廓填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有些东西科学可以帮忙,但是即使不可以证明不是双钩廓填,也不能证明它是真的。

  卢勇:那当然。

  傅申:本来这本书是跟民间学者辩论,他说整个卷,连后面的宋人题跋也都是双钩廓填,是假的。那么小的字,双钩廓填也很容易看,一放大就可以了,而且这些人的字还有别的地方都可以找来比较,很容易证明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证明是否为双钩廓填。题跋都是真迹,不管宋朝人还是明朝人,而且题跋上有宋朝人的印,这个印也盖在怀素《自叙帖》上,而且这个印在北宋就存在,不管是不是他的真迹,北宋离开怀素还有一段时间。我只能把下限定在北宋已经有了。后来找到一本日本的,怀素《自叙帖》是接了十五张纸,日本这个只有三张纸接起来,是1930年的珂罗版印刷的日本精印本。我们可以拿故宫的黑白本来比较,一比之下,简直分不出,我一剪开来,有时候都搞乱了,不知道哪一本是哪一本,有的这一本比那本好一点,有的那一本比这一本好,一定会是这样的。如果有一本定为是原本,原本是一定高于赝本,是可以区分出来的。再加上有一个刻本,另外一个刻本跟这两本是很吻合的,只有少数小地方可以看出是不同的。所以我说三胞本,不只是双胞,实际还不止三胞。因为根据宋朝人的记载和元朝人的记载,有人看到过五六本,都分不出好坏。他说最后一句“待不可晓”,他们就不明白,怎么宋元人就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本,水准都一样,分不出高下。我说这个很简单,这个人写到这种程度,他不只写一次,几百次甚至于上千次。这三本,有的可能是第八百五十本,另外一本可能是第九百零三本,另外可能是第一千零五本。他一定是写了很多很多次才到了这个程度,我们现在再下工夫也写不到那个程度。为什么?毛笔不一样,毛笔的性质不一样。还有,有些地方浓枯之间有差异,这个字在这本里面比较浓,饱墨,另外一本是比较干墨。一次可以抓得很准,但是你每一次蘸砚台、蘸墨的时候,分量都蘸得一样吗?

  卢勇:绝对不可能。

  傅申: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有的浓,有的枯,这个一定很自然。但是形状几乎可以重叠的,我把它影印在透明片上,现在我们都印在白纸上,一拿这个透明片去临可以印出来,印出来以后可以重叠在一块,几乎完全吻合,只有少数的扭转角度稍微不一样的。骑缝印是后来的收藏印,同一套收藏印,不可能同时流传到那么多个人手上,而且钤在同一个地方,这个不可能。这一定是同一个工厂制作出来的。有的这个印一排五六个印,有的印在第三个印,有的印在第二个印,有一点错位,但是仔细比较是同一套印的,那一定是同一个工厂。

  卢勇:这个可以肯定。

  傅申:所以这个结论,当然是让大家很失望,就是把这个故宫国宝变成宋朝人的复制品。这个结论我自己也很不满意。可是事实,只有发表,发表了以后受到围攻。受到围攻以后,让证据说话,只有这个结果了。

  卢勇:这个在傅老师写这本书以前已经定下来了还是推断的?

  傅申:那一本是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我只是推论说,从证据上看,这个怀素《自叙帖》不管谁写的,我们没法证明是怀素亲笔写的,但是在北宋已经存在,不是像另外一个年轻人说它是明朝人作的。我把文彭临的《自叙帖》也拿出来了,笔性根本不一样。还有,我找了很多苏轼真迹,苏轼留下了很多真迹,它的题款都很像,都可以看出是真迹,同一个习性、习惯,但是没有两个签名是可以套在一起的。你自己可以试验你自己的签名,签的大一点你拿毛笔写,写的很像都是真迹,但是没有两个可以重叠套在一起。所以能够套在一起的,这个人他一定是有方法,根据同一个母本去描,临的很熟练。所以这个要有机械性。我又举了美国总统一天到晚要回信,他一天到晚签名也不行,他就做了一个机器签名笔给他签名。所以每个签名都一模一样的,人工不可能做到。

  卢勇:这个和盖印章也差不多了,它固定化了。

  傅申:对,像用蓝色钢笔写的印。但是,美国人没有印章。鉴定就像做侦探小说。我学习鉴定,也是几次辩论,把我自己磨炼得更好了。所以我也很感谢参与辩论的人,我虽然辩驳他,但是如果没有他,我的文章也不可能写出来。

  卢勇:相互磨炼的。

傅申:是这样,所以我说我很感谢他。我有一次在演讲的时候,还特别提到那个年轻的学者有一点是对的,特别邀请他出席。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请他站起来,接受大家的鼓掌。还有学者和我就《富春山居图》引起辩论,其实黄公望子明本上的书法写得烂透了,不需要辩论的。我刚进故宫的时候,也是分不出来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后来慢慢进步。所以我们看古人的书论画论,或者他的判断,也要看他什么时候写的。不能够拿他一次的意见,把他定为他终身的意见,可能过了十几年又改变一种看法。


三、多看原作,书画鉴定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 

傅申:再讲一个,我们看书本上的图片最多,很少看原件。但是书本上的图片你不能当真,在书本上两张是一样大,结果原作挂在一起,一张很大,一张很小。有的人看惯了书本上的作品,看到原件说这一张是假的,可是明明它们是同一张。书本上的照片是选婚纱造影,没有一个新娘是土的,每一个新娘都很漂亮。不好的画,彩色印也很漂亮,很好的画,也看不出特别好。我说他们有平均化的需求,所以我上课都是要看原作,到故宫博物院展览室去看原作,到拍卖预展看很好,没有玻璃,灯光又好,有时候偷偷摸摸还可以摸一摸。你们一定要抓住任何可以看原作的机会。

  卢勇:所以看博物馆的展览和拍卖会最好都不能放过,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傅申:经常看到原作,你将来看到图片就可以想象原作是什么样子,你要是很少看原作的话,就还原不回去。

  卢勇:会有障碍的,原作时鲜活的。

  傅申:有些画册上尺寸都不标的,只是放了一个图。就是标了尺寸你也不会还原。

卢勇:过去像看到原作是很困难的事,特别是藏在台北故宫的那些名画,我们看不到,只能看画册。日本二玄社印刷之前,那个本子就A4纸这么一点大小,我们上课的时候,都是要求学生把那个图片放成原作大,尽量找到真迹的感觉,但很难找到您说要的感觉,真迹的感觉很难从印刷品上找到。不过,在那时的条件下,尽管是黑白的,但是总比没有好,对用笔大概可以了解一下。否则,一临的话感觉差距就更大。

  傅申:书法鉴定最为困难,我现在自己已经也慢慢越来越忙,不知道为什么。去年国家博物馆展览的时候更忙,两岸的活动频繁得不得了。我生在大陆,去台湾那时已经12岁了,我的名字为什么叫傅申?你们猜一下,每个人起名字都有一个道理的。你们猜猜看,随便猜。因为我也讲过一个字,我的名字傅申翻译成英文,英文名字是先,姓字在后面,我的名字变成Shanghai Fu。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的同行,以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他叫庄严,严肃的严,他的儿子就叫庄申,你们再猜猜看他为什么叫庄申?还有江兆申,我们三个是“故宫三申”,都是上海人,庄申生在北京。申和天干地支有关系,申是什么?猴子,可能有关系,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庄是他爸爸的姓,申是妈妈的姓。把两个姓结合起来。我不说,你猜不到的。

  卢勇:这个没办法猜,如果不了解他,这个完全没办法猜了。

  傅申:研究美术史也是历史家的一种。我们都是在瞎子摸象,摸到一部分然后扩大来诠释。因为每个人摸到的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写同一个画家,和每一个人写同样的朝代,结果写出来都不一样。历史是历史家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可以重叠,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是不可能完全重叠的。我们不可能回复到那个时候。不用说历史的事情,就是当代很多事情都搞不清楚。

  卢勇:非常明显的例子,现在出版的很多回忆潘先生讲课的文集,如讲课的那些笔记,和他(潘天寿)当时所讲的内容好多是不一样的,是有误读的,和当时潘先生所讲的思想是有偏差的,一个原因是记忆问题,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笔记很多是选择性记录的,当时做学生时的理解力不够,往往会断章取义,把潘先生指导的具体作品中的具体问题以点盖全,离开具体情况谈问题,而后又将其泛化,这样会误导后学的。

  傅申:是啊,一个老师在上面讲课,四十位学生在下面记笔记,每个人的笔记都不一样。

卢勇:对,每个听课的学生选择的角度不一样,最后的结论是,后人读起来就不知道这个老师在讲什么了,每个人都摘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去记。

傅申:我们台湾大学毕业要服兵役,我一进陆军,一排有三个班。有一次,排长叫了三个班的班头,叫他们传同样的一句话传到每一个班的最后,三个班班头就回去分开传,三个班都传到后面。然后排长问三个班级最后面的三个队员,结果,三个班都不一样。

  卢勇:这很难相信的,原本应该是一样的。

  傅申:原本应该是一样,可是传到后来就不一样了,所以历史的真相是很难搞清楚的。我很讨厌那些学历史的人,说某某人晚上睡觉的时候跟太太讲什么话。难道是你装了录音?

  卢勇:哈哈!这个太夸张了。

  傅申:研究张大千的文章里有很多言过其实,不过有些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方也替张大千讲好话。那个敦煌壁画的事情,因为敦煌的壁画,过了一段时期,就旧了,烟熏了或者怎么样了,然后新的工作组捐钱,在上面涂一层泥然后再画新的,那一层有可能至少有两层、三层,那这个洞窟,白俄人也住过,牧羊人也住过,在里面生活烧饭,都在里面。有的上面一层表皮,有的地方松动,因为稻草和了泥,每一层最多半公分、一公分,张大千有时候看到已经翘起来了,下面一看,下面有新鲜的,更早的壁画,那他就好奇,但是表面已经破破烂烂,他就索性把它揭掉了,揭掉也没办法保存了。他们说他偷画,这个不能偷的,已经破碎了。你本来偷下来要是完整的,也已经是不完整的,已经摩擦了,颜色都掉了。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技术,张大千没有偷壁画的技术。倒是外国人有,外国人整个一片切下来,然后到了美国去再拼起来,贴在很高大的墙上。大都会和纳尔逊博物馆都有元代的大壁画。后来搬到山上去也是有的。讲到我去看永乐宫,坐火车的时候碰到小青年,谈的很投机,他知道我要去看永乐宫,他家在运城,是官帝庙所在的地方。我住在他家里一晚,第二天他们开车带我去看新建的永乐宫,尽量保持原状,整新如旧了。有一个女的导览员,本地人,我一看,她不就是壁画上的女的吗?很像壁画上的女性走下来给我们导览。那个脸形完全是有当地特色。他们的脸形比较方。所以,有的画家画别人,实际上跟画家自己有点像。再说一个,乾隆开始学书画,临摹李迪两只小鸡,后来太忙了,就随意画,就画成他的半吊子文人画。其实他很用工了,我们不能用一般的画家去要求他。

  卢勇:以乾隆一个皇帝来说,你看看他内府里他题了多少古画,姑且不论书法水平如何,仅经他题跋过画的数量就是很吓人的,今天谁能那么“用功”。

  傅申:他比任何的收藏家都要用功,没有一个收藏家花这么多时间在这身上,而且他每一次题字都打好格子,都排得很整齐。他写得不满意还要挖掉重写,有一个人专门替他挖字。他把《富春山居图》题得密密麻麻,还要仔细考虑下一次题还要找一个空隙,作的诗不能太长。

  卢勇:不要说他那些诗很多是自己作的,我在台北故宫看到过这幅《富春山居图》,乾隆题的实在太多了,可见他有多少喜欢书画,现在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傅申:再也不会有的事,他一生的御制诗四万多首,《全唐诗》也仅有四万首而已。

  卢勇:这就是嗜好,最主要是他喜欢字画,他兴趣爱好,当今有谁能痴迷到这个程度?有高成就的艺术家对自己的行业都是痴迷的。

  傅申:而且他真的是记忆力很好,在做皇帝之前已经读书,诗作得非常好。康熙为什么欣赏他?就是乾隆10岁左右的时候,康熙让他背什么他马上能背得出。他跟大臣一起作诗,他作好了别人还没作好。诗不一定作得很好,但是他的诗按照年份编,好像看日记一样。他的日记没有留下来。《起居注》是大臣帮他记重要的事情,很多事情都省略了。所以我越来越佩服他。他精力过人,而且一下子这个主意出来了,一下子那个主意出来了,某些画家被他折腾得很辛苦。但是他对画家很好,那些宫廷画家的作品,写了个神、妙,然后挂起来,那些画家受宠若惊,所以他们为皇帝卖命。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才得到一个神评,现在一个宫廷画家也题“神”。他这也是在笼络人心。

卢勇:这个和宋徽宗有点像,宋徽宗也是御题,看人家画得好的画也给人家题个字。宋徽宗有御笔画还有御题画。从历史记载上看,在南宋的时期就已经区分御题画和御笔画了。《芙蓉锦鸡》这张我个人认为就是御题画,估计是为了表彰自己画院画师画得好的作品而题的。

   傅申:《腊梅山禽》是他自己画的,虽然画得不是那么工,但是是他自己画的。

   卢勇:还有一张《金秋秋禽图》。

   傅申:这是陈仁涛收藏的。谢稚柳把它印出来了。

   卢勇:以前大陆有一个珂罗版印刷,一小段一小段的。这张画是非常精彩的,太精彩了。您看还有宋徽宗《梅花绣眼》,这个曾经也有人说有问题,但是这张画得太好了,真是画得非常微妙。

   傅申:每张作品都有不同的声音。我讲鉴定经常讲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经常用的一把砍柴的斧头不见了,他就怀疑邻居的小孩偷了,鬼头鬼脑一言一动就是认为是他偷的,越看越像。结果,有一天斧头找到了,被东西压着了。他就想起来,有一天摆在那里,是他自己忘记了。从此看到同样的一个小孩,就完全没有偷东西的样子,怀疑心去掉了,就看得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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