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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面形式的承诺中，包括信件形式与合同书形式，但当事人的书面承诺，可能既是信件形式的承诺，又是合同书形式，这是一种“法条竞合”现象。[1]例如，北京的某甲，将己方签字或盖章的合同书邮寄给南京的某乙，要求某乙签字或盖章后寄回到北京。这是一份既是合同书形式又是信件形式的要约，南京的某乙在收到的合同书上签字或者盖章，是一种“承诺行为”。在合同文本未送达到某甲之前，是否发生作为“法律事实的承诺”的效力，要看适用以合同书承诺的规定，还是适用以信件承诺的规定。适用前者，合同在乙方签字、盖章时生效；[2]适用后者，则合同在某乙签字、盖章后送达到北京的某甲时生效。[3]如认可某乙在合同书上签字、盖章即生效，则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危害后果是：（１）剥夺受要约人的撤回权；[4]（２）剥夺要约人的要约撤销权；[5]（３）使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送达承诺的规定失去了意义。[6]（４）受要约人是否在合同文本上签字、盖章，在送达前要约人无法举证，这就把主张合同是否成立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拱手让给了受要约人。这对要约人是不公平的。 对法律事实的认定，是混入价值的判断。双方异地以合同书方式签订合同，受要约人仅签字、盖章而未送达的，不应认为构成承诺的法律事实，送达要约人后才能与要约结合构成复杂法律事实从而成立合同。《合同法》第32、35条关于合同书的规定对司法实践造成了很大的误导，建议制定《民法典》时予以修正。 隋彭生法律关系论（31） [1]“假使两个以上法条的构成要件间包含、重合或交集的情形，但可能发生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为数法条规范的情形。于是，相对于该法律事实，这些法条便处于竞合状态。法条之竞合问题，只有当其对象于某一抽象的（一般的）或具体的法律事实才会发生，也才有意义。离开法律事实，便没有竞合的问题。竞合问题所引起之问题重要性，随系争法条分别所规定之法律效力是否并容而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2]我国《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成立。”与此相关的是第35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SPAN>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４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 [3]我国《合同法》第２５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２６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4] 我国《合同法》第27条规定：“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 [5]我国《合同法》第１８条规定：“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6]我国《合同法》第28条规定：“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第29条规定：“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超过承诺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该承诺有效。”。根据上述规定，要约人对迟发而迟到的承诺以及未迟发而迟到的承诺均有是否接受的选择权。若认可后一方签字、盖章时合同成立，则剥夺了要约人的选择权。无论何时承诺人将签字、盖章的合同书送达，要约人都必须接受，——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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