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书展特辑 |韦力的传统文化寻踪之旅

魔都夏天最值得期待的文化盛事——2018上海书展就要来啦！

近期小艺将每日为大家推荐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特色新书，相信总有一本合你胃口。8月10日起，我们将陆续预告各活动的时间与地点，敬请期待。

古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被誉为“中国民间藏书第一人”的韦力重新身体力行了这句话。他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各面都有涉猎，且发大愿，蓄力多年，边做案头工作，边一程程实地寻访。这种行走与写作的坚持，且幅面覆盖整个中国传统，很难设想在当今还有第二人能够完成。

韦力的传统文化寻踪系列，以历史上为中华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为线索，寻觅探访他们留存于今的遗迹，希求保存中华文明留在当代的样貌，传播中华文明，尤其是重新发掘那些为人所忽视部分。该系列目前最新出版了《觅文记》，其他已出版的有《觅曲记》《觅词记》《觅诗记》《觅宗记》。

传统文化寻踪系列

韦力，著名藏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万册，四部齐备，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最多的人。

著有《觅宗记》《觅诗记》《觅词记》《觅曲记》《古书之爱》《古书收藏》《芷兰斋书跋集》《得书记》《失书记》等。开有一个中国古籍界罕见、时时更新的“芷兰斋”微信公众号。《得书记·失书记》（2册）获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

《觅文记》序言

韦力

《觅文记》乃是我寻觅古代的文章大家之遗迹的小文。何为文章大家？要想确定该书的收录范围，则首先要搞清什么叫“文”？什么叫“文章”？什么叫“文学”？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深究起来颇为复杂。

前人对“文”的概念也多有探讨，比如阮元在《书〈文选序〉后》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

阮元的论述是从《文选》一书的名称下手，他认为昭明太子既然把该书称之为“文选”，那肯定先要确定何为文，而后才会有“文”之“选”。换句话说，《文选》一书所涵盖的内容主要是文。以此推论开来，经部、子部和史部的书不能称之为文。对此，昭明太子在《文选序》的后面也谈到了哪些古代的文章不能入选。

既然如此，那什么叫“文章”呢？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显然，颜之推的观念中，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可以称之为“文章”。

但“文章”一词来源于何时呢？周振甫在《中国文章学史》前言中说：“‘文章’这个词，在春秋时代就有了，但它的意义跟现在不同。《论语·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个‘文章’，指唐尧时代的文物制度。又《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这个‘文章’指孔子的言论仪表。到了汉朝，‘文章’又有新的解释。《史记·儒林列传》载博士等议：‘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这个‘文章’，指诏书律令的文辞，跟我们现在讲的文章，已经一致了，但后来又有变化。”

看来，“文章”是个范围的概念，并且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为此，周振甫举出了大量的例子，以此来说明历代“文章”一词所包含的不同意义，我摘录他在前言中所举出的一小段例证：“《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倪）宽传赞》：‘文章则司马迁、（司马）相如。’这个‘文章’指史文和辞赋。我们也称辞赋为文章。但上一个文章指诏书律令，是散文；这一个文章，包括辞赋，是韵文，所以稍有不同。到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讲的文章，分为四科：‘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把诗也称为文章，这和我们的看法不同了。我们把诗和文分为两体，文不包括诗，他把文章包括诗。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固文章之鸣凤也。’这个文章也包括诗。”

周振甫说，现当代学者把诗和文分别认定为两种文体，因为文中不能包括诗。但古人却没有这样严格的区分，比如韩愈在《调张籍》中的诗句：“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既然说的是李白和杜甫，而这两位是顶尖的大诗人，显然这里的“文章”二字指的是诗而非文。

如此说来，“文章”二字在韩愈那里指的是诗作。但看韩愈的其他文章，似乎这种判断也不尽然，周振甫又在前言中说到：“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这里提出古文，指散文，是要学古道而写的散文，这个古文指散文，不再兼指诗了。”

那到了什么时候文才开始特指文章而不包括诗文呢？给出这样的结论确实不容易，但也可以举出一些相关的实例，周振甫在该前言中说到：“到了宋代，刘开写《应责》：‘子处今之世，好古文与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这个‘古文’，同于韩愈讲的‘古文’，指古代散文，不包括诗了。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儒家六经中，惟《春秋》可当之。’这个文，也指散文。又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这是说古文是文，骈文和四六文也是文，不以为非。这就跟今天说的文相同了。”

既然有了这样的界定，接下来则要说“文章”兴起于何时，褚斌杰在其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文学》中说：“殷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周文告等，可以说是我国散文的萌芽。”他认为，殷墟所出土的甲骨卜辞以及商代的青铜器铭文等等，都属于散文的萌芽。

为什么这样说呢？褚斌杰又在该书的《概说》中称：“甲骨文虽然多数比较简短，但某些记人、记事的片断，已能做到比较准确、清楚，是我国最早记事文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商朝的文告个别保存在《尚书》之中，如《盘庚》，记述商王盘庚率民迁殷时的几次讲话。《盘庚》的语言虽然显得古奥，但是文中表露了讲话者的感情，使用了一些生动的比喻，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易经》是一部巫书，在功能及性质上与卜辞大略相同。其中的卜筮用的卦辞、爻辞，在神秘的外衣下，包含着某些社会经验的记载和某些哲学思想的萌芽，特别是其中还保存了一些古代歌谣，或用韵语写的近似歌谣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有相当价值。”看来，他把古人的记事文字统统归入了“文章”的范畴。

褚斌杰的这个说法跟章太炎的观念有些类似，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说：“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体，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诸成句读者，有韵无韵分焉。”

章太炎认为，凡是写下来的书面文字都可以称之为“文”，但有的“文”具备文采，而有一些只是记录，比如会计的账本、数学的演算公式、地图上所标注的名称等等，这类的记录只能称之为“文”，但不能称之为“文辞”，因此他以“有韵”和“无韵”把古代的文辞作了两分法。而对于章太炎的这段论述，游国恩则认为：“此广义指文学论也。”（《先秦文学》）

游国恩也认为有必要对“文学”一词作出严格的界定，但他同时认为要做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他在《先秦文学》一书起首即称：“文学之界说，昔人言之详矣。自魏晋六朝以迄今兹，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治文学史者既苦于界说之不立，往往徬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离，不可究诘。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实繁，派别枝分，千头万绪。其间源流变迁，盛衰倚伏之故，多无有系统之说明。此所以治丝而棼，说愈歧而愈远也。”

接下来，游国恩先生对相应的历史说法作了一番梳理，而后他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然则文学之范围宜如何？曰：学术之不能不分而为辞章者，势也；辞章之不能与经传子史完全绝缘者，亦理也。知后世经义之文之出于经学，则不能排‘六艺’；知传记之出于史学，则不能排《左》《国》；知论辩之出诸子，则不能排《庄》《列》。先秦之文学，即在专门著述之中，固未可以决然舍去也。”看来，他也认为文章不能跟经、史、子三部相混淆。

可游先生同时又说，想将文学与其他的文体截然分开，这没有可能，比如古代的传记就是出于史学，那么作为史学名著——《左传》和《国语》就不能排除在文学之外，而同样，先秦诸子中的庄子和列子所作之书，虽然属于子部，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文学之外，因为《庄子》《列子》等书特别具有文学色彩。

如此说来，经、史、子中都具有一些文学的元素。那怎么办呢？游先生就对这类的名著一一作了点评，而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先秦之文，类属专门之书，兼采则势所不能，悉蠲又于理有碍。大抵择其情思富有，词旨抑扬，乃与后世之文有密切关系者述之，则斤斤微尚之所存也。”

游国恩认为，先秦的各类文章，无论是经、史、子哪一部者，都不应当完全收入文学范畴，同样，也不能完全排斥在文学范畴之外，凡是这类文章中富有情思并且有文学色彩者，都可以划入文学的范畴。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又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对“文学”二字作出了这样的界定：“文学之意义不外两端：一曰声，二曰色。色者翰藻，声者宫商。作者连属字句、组织篇章，和其声、设其色，以倾泻其思想情感于寸楮尺素间，而文学之能事毕矣。”

由以上可知，游国恩认为，不要从古代的文体中来界定哪些属于文学范畴，只要有文采的文章，全部都可以归在文学范畴之内，所以他把先秦诸子的一些著作也列入了文学范畴。

而褚斌杰也认为诸子百家的作品属于散文的范畴：“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带来文学上散文的勃兴和繁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的言论，讲学的记录和论著，同时也就是重要的散文作品。”为什么给出这样的判断呢？褚斌杰举出了这样的实例：“如《孟子》散文，连譬善辩，气势磅礴；《庄子》散文，汪洋浩荡，想象丰富，极富浪漫色彩。其他《荀子》《韩非子》在文章结构和说理方面，也各具特色。”

既然这样，“文章”或“文学”的概念依然难以搞清楚，因为这需要对古代的各类文字进行一一地评判，以此来决定这类的文章和文字是否具有文学性。但因为每个人所秉持的观念不同，这使得何为“文学”依然有着不确定性，比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的《绪言》中做了三分法：

（一）广义的文学——包括一切的文学。

（二）狭义的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及美文。

（三）折中义的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及传记、书札、游记、史论等散文。

那罗根泽倾向这三者中的哪一类呢？他在《绪言》中明确地说自己的立场是“折中义”：“不把凡著于竹帛的文字都请入文坛，也不把骈散文推出文坛。不过西洋文学的折中义，只包括诗、小说、戏剧和散文；中国则诗以外的韵语文学，还有乐府、词和辞赋，散文以外的非韵语文学还有骈文（也有人把骈文归入韵文，理由是骈文有韵律），也当然不能摒弃。”

以上的界定，乃是想明确何为“文学”。那么，文学之外的文字算不算“文章”呢？如果算的话，那怎样来称呼这一类的文章呢？贺汪泽在《先秦文章史稿》一书中有个专节的名称，就是“有文学史，还应该有文章史”，在他看来“文章”和“文学”不能混为一谈。

……

46位文章大家的祠堂、故居、碑石、墓塚

超乎想象的寻访之旅

《觅文记》以时间为序，从春秋到晚清，提炼四十六位文章大家为纲目，考据与引证并举，梳理其生平以展现历史语境，注解诗文原作以剖析思想主张。作者历时数年，实地寻访他们的每一处遗迹，以文字与照片记录探访所见风土景物和人情轶事，行文论述平易，尤其是实地寻访游记部分，文字活泼风趣，令人读来有亲切之感。

四十位词人，三十五处遗迹

百余幅古籍书影，近三百张实地图片

《觅词记》

韦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全书凡四十篇，是对中国词人遗迹的勘访记录。共计四十余位词人，四十二处遗迹，百余幅古籍书影，近三百张实地图片，几千里路风尘，数载光阴流转，探访传统文明华彩篇章，追寻词风古韵沉淀千年的美。

百余善本古籍，数年实地寻访

追溯戏曲星河灿烂，勘访小说悠悠遗踪

《觅曲记》

韦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韦力对历代著名曲家及小说家的梳理及遗迹寻访，属于'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书系中一部。此书系以历史上为中华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为线索，寻觅探访他们留存于今的遗迹。这一写作既是对文明的保存，尤其是重新发掘那些为人所忽视部分，也是对现代中国的留影。藉由这些人物描画出作者个人对古典中国的整体认识，立体地呈现何为'凡汉皆好'。

一百一十九位诗人故里、墓园、祠堂、遗迹

五百余张实地勘访图片

五百余张善本古籍书影

《觅诗记》

韦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诗经》一书的采集和编纂者作为专题寻访的第1人。对诗人遗迹的勘访，以时代为序，春秋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而同一个时代的诗人则以生年为序，凡是无法确定生卒年的诗人，则将其排在该代的后面。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到了唐代较为发达，本书诗人寻踪之旅，当然是以唐代诗人为重点。但是为了文体上的划分，“唐宋八大家”归于文的范畴，本书不再收录。本书收录的范围，下限则定在了清朝的结束。清朝结束之时，晚清的许多著名诗人仍然在世，故酌情收录了几位跨越这个时限的诗人。

觅宗洗心

以一己之力

记录中国佛教文明存世遗迹 

《觅宗记》

韦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韦力“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书系中一部。佛教入华，经历了从排斥到接纳的多次往复，逐渐地调整与借鉴，而后根植于中华沃土，成为华夏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韦力按照八宗一派框架，以一宗一派为单元，实地寻访重点遗迹，梳理廓清中国佛教的脉络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