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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国伟，余丽芹，梁伟维，黎 欢 * 本文系教育部—中国移动科研基金2017年度项目“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及其应用研究”(项目编号：MCM20170504)的研究成果。 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信息素养”的培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教育领域的关注重点。2016年，《面向未来：21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全球经验》颁布，“信息素养”被纳入21世纪公民的关键素养而备受瞩目。我国教育部也高度重视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并将“加强学生信息素养培育”列为重要教育政策。如2018年4月，教育部颁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并将“师生信息素养提升行动”作为新阶段教育信息化发展三大转变中的重要一环[1]。 诚然，相关政策的推动，对开展学生信息素养培育与提升具有导向意义。然而，在研究层面，国内关于学生信息素养的研究还未成体系，多数学者关注对象仍为高校学生[2]，研究焦点还主要集中在内涵及概念辨析[3]、国外评估工具[4]、评价标准[5]等的介绍，而专门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见，对学生信息素养差异的归因分析更是不足。中学阶段是个体学习、成长的重要阶段，究竟何种因素会促进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提升？何种因素对学生信息素养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这些重要问题需要规模化的实证研究来解答。据此，本研究以我国中部湖北X市等地为例，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去探究影响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关键因素，并对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差异的成因与对应的提升策略进行探讨，从而为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学生信息素养培育提供策略与依据。 一、文献综述 文献研究发现，中学生信息素养受多层次、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具体可归纳为学生个体层级，学校环境层级、家庭社会层级。 在个体层级，关于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差异的原因讨论居多，主要集中在性别、ICT态度及ICT自我效能感等。关于两性差异，部分研究认为男生在信息素养的软件技能优于女生[6]，而其他研究则认为男、女学生的信息素养并没有显著性差异[7]；学生ICT态度是指使用ICT技术及工具的兴趣及愉悦程度，Scherer等人研究表明学生的ICT态度与其具体的ICT任务显著相关，但对学生的信息素养成就并没有显著影响[8]。而其他研究者则认为，当ICT被学习者视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时，其兴趣就会被激发，进而帮助他们习得相应的ICT技能[9]；关于自我效能方面，在学生ICT技能的相关研究中，自我效能往往被界定为个体利用计算机或其他ICT设备独立完成相关任务的自我能力感知[10]，研究者Kay认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越强，完成ICT相关任务的几率更大，则能习得更多的ICT技能[11]； 在学校环境层级，研究者发现ICT基础设施[12]、数字教育资源、学校ICT发展相关政策与规划[13]等与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正向相关；同时，教师作为导学者、组织者及合作者高度参与学生的学习过程，相关研究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的ICT使用[14]、教师使用ICT的自我效能、对ICT的态度及兴趣[15]是影响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要因素。 此外，在家庭社会背景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家庭ICT基础设施[16]、父母对ICT的支持[17]、使用ICT的态度[18]等方面对学生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 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学生、家庭、学校某一方面的影响因素，对三个层级的综合考虑较少，而学生的学业成就及素养提升与家庭、学校、个体密不可分。因此，本研究将综合学校、家庭、个体层级的因素去考虑对其信息素养的影响，构建的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在个体层级，包括客观因素如性别、年级，主观因素如学生使用计算机的自我效能、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态度、学生使用计算机的兴趣；在学校层级，信息化环境因素如ICT基础设施、数字资源、机制保障，人力资源因素如教师ICT态度、教师网络自我效能、教师课堂ICT使用；在家庭层级，主要包括居住环境、拥有ICT设备、家长网络自我效能、ICT态度、使用网络的态度及对ICT的支持。 此外，基于中学生信息素养影响因素的文献调研与研究模型的设计，笔者提出了本研究如下16个研究假设： H1：性别对学生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影响，且男生的信息素养比学生信息素养高。 H2：学生使用计算机的自我效能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H3：学生使用计算机的兴趣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H4：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态度对学生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H5：学校ICT基础设施对学生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H6：学校数字资源对学生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H7：学校机制保障对学生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H8：教师网络自我效能对学生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H9：教师ICT态度对学生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H10：教师课堂ICT使用对学生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H11：拥有ICT设备的家庭学生信息素养比未拥有ICT设备的学生高。 H12：居住在城镇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比居住在农村的学生高。 H13：家长网络自我效能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H14：家长使用网络的态度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H15：家长对ICT的支持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H16：家长ICT态度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二)研究工具 为了解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现状，笔者采用了朱莎等人设计的《中学生信息素养评价问卷》[19]，其问卷基于石映辉等提出的《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20]而设计。该指标体系包括信息意识与认知、信息科学知识、信息应用与创新和信息道德与法律4项一级指标，以及信息敏感性、信息应用意识、信息的评价与创新等13项二级指标。《中学生信息素养评价问卷》包括学生基本信息题、调查量表(5级李克特量表题)和测试题(单项选择题)三部分。其中，调查量表用于考察中学生的信息意识与认知，以及信息的评价与创新，共14题，总分23分。测试题则用于考察其余二级指标，共75题，总分为77分。整个问卷共89题，满分为100分。该问卷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难度和区分度，适合用于中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评估。 为探究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笔者分别设计了针对学生、教师、家长及学校的调查问卷。学生问卷主要参考国外学者[21][22]开发的量表，从学生的角度去探究影响其信息素养的相关因素；教师问卷主要采用Luan等人[23]开发的量表，包括网络自我效能、ICT态度、课堂ICT使用等维度；学校问卷采用访谈的形式调研学校的教育信息化相关情况；家庭层面的问卷主要参考已有研究[24][25]开发的量表，调研学生的家庭社会背景及父母相关情况。 (三)研究对象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与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我国中部地区湖北X市等地进行调研，调研于2018年1月份进行。首先，从所调研的地区随机选取8个市县区域；其次在所选定的每个区域随机抽取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每所抽样学校的学校教育信息化负责人作为学校层级的调研对象；第三，从所选择的学校中随机选择两个年级(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再从每个年级中随机选择两个班级的学生作为参与者。此外，每个年级的所有教师都参与调研，所调研的学生的家长也作为调研的对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学生问卷以在线问卷形式，由各学校组织学生在线统一作答，教师问卷和家长调查问卷分别由学校组织教师、参与调研学生的家长填写，学校问卷由每个学校信息化相关负责人填写。删掉无效问卷以及学生与家长无法匹配的问卷后，共获得1706份学生问卷、1706份家长问卷，499份教师问卷和16份学校问卷。 三、研究结果 (一)信效度检验 在本研究中，学生信息素养测评问卷的编制经过多轮专家商讨修订完成，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经计算，该测评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7，说明该测评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对学生问卷、家长问卷、教师问卷的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数据可知，三份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效度Cronbach’s α和建构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 CR)均介于0.81-0.92之间，大于阈值0.60，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采用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来检验，聚合效度采用平均方差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Volume，AVE)来表示，从表中数据可知三份量表各潜在变量的AVE值均大于阈值0.5，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经计算，各量表的潜在变量的AVE平方根显著大于其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各潜在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二)中学生信息素养整体水平 中学生信息素养整体水平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整体来看，中学生信息素养总分以100分计，而所调研区域的总分均值为60.85，这说明大部分学生的信息素养还处于刚合格的基准线。从各维度得分来看，在信息意识与认知、信息道德与法律的得分率较高，分别为77.27%、78.07%，这说明中学生在这两个维度的表现较好，而在信息科学知识(52.10%)、信息应用与创新(54.80%)的得分率较低，说明中学生在这两个维度的能力亟待提升。 (三)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学段差异 不同学段的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差异如表3所示。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初一学生的得分最低，为55.02，而高一学生的得分最高，为69.02。初中学段初一、初二年级学生信息素养得分呈现显著差异，且初二年级得分(58.44)显著高于初一年级得分(55.02)，而高一、高二年级得分无显著差异。 (四)性别对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影响 为探究性别对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影响，笔者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研究发现，男生与女生在总分、信息意识与认知、信息科学知识、信息应用与创新、信息道德与法律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女生在总分及各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因此，拒绝研究假设H1。 (五)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多层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究不同层级的因素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影响，笔者采用回归分析法，将学生信息素养的总分作为因变量，将学生使用计算机的自我效能、学生使用计算机的兴趣、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态度、ICT基础设施、数字资源、机制保障、教师ICT态度、教师网络自我效能、教师课堂ICT使用、家长网络自我效能、家长对ICT支持、家长使用网络的态度、家长ICT态度作为自变量，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中数据可知，R2为0.376，调整后的R2为0.371，表示这三个层级的变量群可共同解释学生信息素养37.6%的变异量。通过分析，学生层级的变量中，“学生使用计算机的自我效能”(t=2.20)、“学生使用计算机的兴趣”(t=10.90)能显著正向预测学生信息素养；学校层级的变量中，“数字资源”(t=6.55)、“机制保障”(t=4.07)、“教师课堂ICT使用”(t=2.89)能显著正向预测学生信息素养，而“ICT基础设施”(t=-5.41)、“教师ICT态度”(t=-6.54)与学生信息素养显著负相关；家庭层级变量中，只有“家长ICT态度”(t=2.47)能显著正向预测学生信息素养，而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此外，为进一步探究家庭社会经济环境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影响，笔者对家庭居住环境、及家庭拥有ICT设备情况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农村地区的学生的信息素养均值 (60.80)显著低于城镇学生的均值(62.48)(t=-5.72)。而家庭拥有ICT设备的学生信息素养得分(61.66)显著高于家庭未拥有ICT设备的学生得分(59.93)(t=2.47)。因此，基于数据分析，本研究接受研究假设H2、H3、H6、H7、H10、H11、H12、H16，拒绝研究假设H4、H5、H8、H9、H13、H14、H15。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剔除没有显著性影响的研究假设，笔者对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影响因素模型进行了修正，得到修正后的中学生信息素养影响因素模型及其回归系数如图2所示。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针对我国中部地区湖北X市等地进行中学生信息素养现状的抽样调查，并从学校层级、个人层级、家庭层级检验影响学生信息素养的相关因素。总体来看，中学生的信息素养总体水平不高，均处于刚合格的水平位置，作为伴随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成长起来的“数字原生代”，他们的信息素养水平还亟待提升。对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影响因素分析如下。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1.关于个体层级变量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影响 在学生个体层级方面，本研究发现性别、年级对学生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影响。在性别方面，男生与女生的信息素养水平具有显著差异，且女生不仅在总分，而且在信息素养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年级方面，初中阶段的学生信息素养在总体均值显著低于高中阶段的学生，初二年级与初一年级在信息素养总分上具有显著差异，而高一、高二年级的信息素养得分差异不显著。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学生使用计算机的自我效能与使用计算机的兴趣与其信息素养显著正向关，也即是表明，具有较高的使用计算机自我效能与兴趣的学生，其信息素养水平也较高。这一发现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如Li[26]等人研究表明学生对自我的期望越高，在完成计算机与网络相关任务中获得的成功几率更大。Tarus[27]等人发现，学生使用ICT的态度与兴趣与其信息素养水平显著正相关。因此，在平常的教学与生活中，我们应注重培养培养学生使用ICT的自我效能与兴趣。 2.关于学校层级变量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影响 关于学校层级变量，本研究发现在学校的信息化环境如数字资源、机制保障与学生信息素养正向相关，这一研究结论与已有研究相吻合，如在确保硬件设备资源充足的前提下，软件资源如计算机课程的开设和教师的ICT培训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影响呈正向相关[28][29]。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学校的ICT基础设施与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而产生该结果的可能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学校问卷的调研对象是各学校的信息化相关负责人，虽然从他们的角度认为，学校的基础设备已足够用于日常教学教研，然而对于学生而言，可能并未真正满足他们的使用需求；二是虽然大部分学校已配备了较为先进的基础设备如电子白板等，但由于缺乏使用经验，却极少或没有应用于教学实践，因此，基础设施的配备对促进学生的学习与素养提升没有发挥实质的效用。在学校层级中，本研究还发现“教师课堂ICT使用”能显著正向预测学生信息素养。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如有研究者指出教师课堂ICT使用具有几种典型的形式：(1)ICT使用作为学习主题内容；(2)ICT使用作为协作交流工具；(3)ICT使用作为高阶认知技能的工具。Wang[30]等人提出将ICT作为认知工具，帮助学生通过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与发展高阶的认知技能。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教师的ICT态度对学生的信息素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解释为大部分教师虽然对技术具有开放的心态，但却高估了技术在教学的价值，忽视了技术滥用的弊端，因而容易在教学中造成不恰当的ICT使用，而这也可能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发展产生阻碍作用[31]。 3.关于家庭层级变量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影响 关于家庭社会环境方面，本研究发现家庭居住环境及拥有ICT设备情况与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显著相关，居住在城镇地区的学生信息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地区，而家庭拥有ICT设备比未拥有ICT设备的学生信息素养得分高。这一研究发现与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如Quintana等人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因素与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呈正相关[32]，Baek等人研究表明家庭中拥有计算机的学生具有较高的信息素养水平，尤其表现在使用互联网的态度与信心方面[33]。此外，父母对待ICT的态度与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呈现显著相关，这一发现与之前的研究相吻合，Vekiri等研究表明父母对学生ICT活动的支持与他们孩子的ICT能力有积极的联系[34]。也即是说明，家长应在日常生活中正视ICT带来的帮助，理解互联网的好处，并向学生传达积极的关于ICT使用的价值观念。 (二)提升策略与建议 1.培养学生应用ICT的兴趣，提升学生ICT应用的自我效能 学生个体层面的应用ICT的兴趣、自我效能等作为学生信息素养发展的内生动力，对其信息素养提升具有主导作用。首先，从学生的内部因素看，应激发学生正确的信息需求，通过布置与ICT相关的学习小任务，提升学生对信息的敏感度，驱动其开展信息搜索、信息加工、信息整理的一系列信息实践活动；其次，结合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外部环境，学校作为教育的主要载体，应通过组织各种信息技术竞赛、计算机编程等活动，以项目或课题的方式驱动学生应用ICT解决实际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设置一系列的分解性任务，注重分阶段、有时序地培养学生ICT应用的基础自我效能与高阶自我效能。基础自我效能主要指完成简单任务如搜索、整理指定主题的信息，而高阶自我效能指主要指完成复杂任务如计算机编程、设计主题网站等方面的信念。此外，还应关注学生在家庭中应用ICT进行沟通交流、娱乐活动等，引导其正确参与ICT相关活动，培养学生应用ICT的兴趣，提升应用ICT的基本技能。 2.提升学校信息基础条件的应用效益，鼓励教师应用ICT开展课堂教学 学校信息基础条件是开展学生信息素养培育的基础条件，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学校信息化基础条件，以保障师生人人均有上网的机会及有效应用ICT设备的条件。其次，在配备与完善基础条件的前提下，计算机网络环境、生机比、多媒体教室等基础条件的达成仅仅只能作为开端[35]，我们更应关注如何提升这些信息基础条件的应用效率与效益，一方面定期开展ICT设备应用的培训与指导，同时配备专门的信息技术人员为信息基础设备的及时维护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制定相应的ICT基础设备应用标准，并将其纳入学校信息化发展规划，以评估促进教师及工作人员对ICT基础设备的应用。此外，教师作为导学者、组织者、合作者直接参与学生的学习，对其学业成就与素养能力提升产生重要影响，国外的一些大型研究如ICILS2013[36]，其结果表明在教育信息基础设备资源充足的前提下，教师对学生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影响较大。为提升学生信息素养水平，一方面我们应重视教师自身的信息素养能力与水平的提升，通过教师在态度、意识、行为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形成正面、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鼓励教师合理、正确地应用ICT改善教育教学实践，通过利用ICT创设真实的、有意义的教学情境，将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与新型教学模式“协作学习”“翻转课堂”[37]“移动学习”等整合，创新信息素养培育模式，将信息搜集、信息处理、信息交流、信息创造等糅合起来，在信息素养培育过程中整体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 3.增加学生在家庭应用ICT的机会，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ICT应用态度与意识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家庭居住环境、拥有ICT设备情况、家长ICT态度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具有显著影响。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环境占优则意味着拥有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学生的学业成就与能力素养也就更高。然而，目前我国信息化城乡差异明显，在此情形下，针对家庭中缺乏基础上网设备的学生，需依托相关政府及部门，在政策层面进行倾斜投入，根据区域类别制定详细的ICT基础设施费用标准与补贴原则，增加学生应用ICT学习的机会。此外，家长的ICT态度对其子女的信息素养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应正视ICT带来的帮助，理解互联网的好处，形成积极的、正确的态度，并向学生传达积极的关于ICT使用的价值观念，适度让学生参与ICT相关的休闲娱乐活动如社交网站、网络聊天、信息搜集等，引导子女将信息技术正确用于自己的生活、学习，规范自己的上网行为等，其信息素养尤其是信息道德、信息意识等方面也将在实践应用中得以获得和提升。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EB/OL].http://www./zcg/xwy/wzxw/201804/t20180425_1054161.html,2018-04-13. [2] 衣晓冰,王贵海.大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的构建[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8,(1):46-51. [3] 钟志贤.面向终身学习:信息素养的内涵、演进与标准[J].中国远程教育,2013,(8):21-29. [4] 朱莎,吴砥等.学生信息素养评估国际比较及启示[J].中国电化教育,2017,(9):25-32. [5] 李锋,王吉庆.当代美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目标取向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3,(12):102-107. [6] Zhong, Z. J. From access to usage: The divide of self-reported digital skills among adolescents[J]. Computers & Education,2011,56(3):736-746. [7] Hatlevik, O. E., Christophersen, K. A. Digital competence at the beginning of upper secondary school: Identifying factors explaining digital inclusion[J]. Computers & Education,2013, 63(1):240-247. [8] Scherer,R., Rohatgi, A., Hatlevik, O. E. Students’ profiles of ICT use: Identification, determinants, and relations to achievement in a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test[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7,(70):486-499. [9] Jegede, P. O., Dibu-Ojerinde, O. O., Ilori, M. O. Relationships between ICT competence and attitude among some Nigerian tertiary institution lecturers[J]. Educational Research & Reviews,2007,2(7):172-175. [10] Meelissen, M. Computer attitudes and competencies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A]. Springer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book series[C]. Boston, USA: Springer,2008,(20).381-395. [11] Kay, R. Address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uter ability, attitudes and use: The laptop effect[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2006,34(2):187-211. [12] Liao, C. H., Chang, H. S. Explore the influences to Taiwan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with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J].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0,2(2):3866-3870. [13][28] Kim, H. S., Kil, H. J., Shin, A. An analysis of variables affecting the ICT literacy level of Korea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J]. Computers & Education,2014,(77):29-38. [14][24] Aesaert, K., Vanderlinde, R., Tondeur, J., et al. The contribution of pupil, classroom and school level characteristics to primary school pupils’ ICT competences[J]. Computers & Education,2015,(87):55-69. [15] Meelissen, R. M., Drent, M.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uter attitudes: Does the school matter?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08,24(3):969-985. [16][33] Baek, S. G., Kim, D. I., Kim, M. R.,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ized ICT literacy assessment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J]. 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2009,(1):175–198. [17] Claro, M., Preiss, D. D., Martín, E. S., et al. Assessment of 21st century ICT skills in Chile: Test design and results from high school level students[J]. Computers & Education,2012,59(3):1042-1053. [18] Tondeur, J., Sinnaeve, I., Houtte, M. V., et al. ICT as cultural capit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computer-use profile of young people[J]. New Media & Society, 2011,13(1):151-168. [19] 朱莎,石映辉等.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评估工具的开发与应用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8,(8)78-85. [20] 石映辉,彭常玲等.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8,(8):73-77. [21] Nikolopoulou, K., Gialamas, V. Exploring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ICT engagement: A validation study[J]. Creative Education,2016,7(4):567-573. [22] Tsai, C. C., Lin, S. S. J., Tsai, M. J. Developing an Internet attitude scal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J]. Computers & Education,2001,37(1):41-51. [23] Luan, W. S., Fung, N. S., Nawawi, M., et al. Experienced and inexperienced Internet users among preservice teachers: Their use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Internet[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2005,8(1):90-103. [25] Liang, J. C., Wu, S. H., Tsai, C. C. Nurses’ Internet self-efficacy and attitudes toward web-based continuing learning[J]. Nurse Education Today,2011,31(8):768-773. [26] Li, L.Y., Lee, L.Y., Computer literacy and online learning attitude toward GSOE students in distance education programs[J].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2016,6(3):147—156. [27] Tarus, J.K., Gichoya, D., Muumbo, A.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E-Learning in Kenya: A case of Kenyan Public Universitie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 Distributed Learning,2015,16(1):120-141. [29] 吴军其,罗攀,沈红云.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策略研究综述[J].电化教育究,2016,(1):123-128. [30] Wang, S. K., Hsu, H. Y., Reeves, T. C., et 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enhance teachers’ practices in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as cognitive tools: Lessons learned from a design based research study[J]. Computers & Education,2014,(79):101-115. [31] Dooley, K. Digital literacies: Understanding the literate practices of refugee kids in an afterschool media club[A]. T. Ferfolja, C. Jones-Diaz, J. Ullman. Understanding Sociological Theory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s[C]. Melbourne, Austral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180-195. [32] Quintana, M. G. B., Pujol, M .C. Effects of an ICT educational project on the students’ digital literacy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2010, 2(4):309-320. [34] Vekiri, I.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in elementary students’ ICT beliefs and out-of-school experiences[J]. Computers & Education,2010,54(4):941-950. [35] 吴砥,余丽芹,李枞枞,吴磊.教育信息化评估:研究、实践与反思[J].电化教育研究,2018,(4):12-18. [36] Fraillon, J., Ainley, J. The IEA international study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ICILS)[R]. Hamburg German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IEA),2010.1-33. [37] Kong, S. C. Develop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hrough domain knowledge learning in digital classrooms: An experience of practicing flipped classroom strategy[J]. Computers & Education,2014,(78):160-173.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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