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引经据典，即引用历代经典著作中的语句和故事作为论据，以增强论点的思辨性和说服力。我国古代历史悠久，人文厚重，典籍丰富，故事繁多，引经据典便成为巧妙运用、借鉴古人的经验、教训以及哲学、智慧，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文化传统。西汉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刘弗陵驾崩，围绕着昌邑王刘贺的兴废，朝廷上下搬出各种经典，借古喻今，鉴往说来，援引了许多历史典籍和历史故事，演绎了一幕亘古少见的精妙用典大比拼。
汉武帝有6个儿子，汉昭帝刘弗陵是最小的一个，继位时只有8岁。汉武帝临终托孤，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同辅弼。汉昭帝12岁时在长公主的安排下，娶霍光的外孙女、上官桀的孙女为妻，并很快封为上官皇后，而此时她才6岁。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21岁的汉昭帝“崩于未央宫”，上官皇后只有15岁，他们没有子嗣。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接班，就成为朝廷上下的头等大事。
按照封建社会王位接替的规律，本来可以由刘弗陵的兄弟来接任皇帝。但是此时，汉武帝的6个儿子只剩下广陵王刘胥还健在。《汉书·武五子传》说刘胥身体“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更重要的是，由于刘胥一直有觊觎皇位的野心，当初汉武帝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让他来当皇帝。这一点霍光心里非常清楚。但汉昭帝去世后“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即满朝文武都认为应该由汉武帝剩下的唯一儿子广陵王刘胥当皇帝。而霍光认为，“王（指刘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在这种情况下，有位郞官上书霍光，讲述了历史上“虽废长立少可也”的典故。
周太王即指古公，《史记·周本记》说他“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周太王有三个儿子，即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少子季历即王季。由于王季生了一个儿子叫昌，即后来的文王，周太王看中了这个孙子，于是想把王位传给少子王季，再由王季传给昌，并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当太伯、虞仲得知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弟弟王季后，主动远走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王季继位后，“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
周文王即王季的儿子昌，又名西伯（图1）。据《史记·管蔡世家》说，文王共有10个儿子，“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也就是说，周文王选择太子时，“立贤不立长”，没有考虑立长子伯邑考为太子，而选择了次子武王为太子。不过，武王继位时，伯邑考已经死去。
百般忧虑的大将军霍光看到这份引经据典的上书，非常高兴，因为正中下怀，说出了他想说而不便说的话。霍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即马上拿给丞相杨敞等人看，征求众臣意见，并且立即提拔这位上书的郞官为九江郡太守。郞官是守卫门户、出充车骑的小官，往往是孝廉出身。汉朝一般是以郎官补县令，发展得好的话，经过几次迁转，才能做到郡太守。而这个郎官就因为迎合了霍光的心意，便马上越级提升为一方郡守，这说明当时的朝政完全是由霍光把持着。
既然在汉武帝的第二代中无合适者能够继位，只有在第三代中物色人选。经众臣商议，最后由霍光首肯，挑选年仅18岁的昌邑王刘贺来继承皇位。当天，上官皇后便下诏，迎接远在山东衮州的昌邑王刘贺到长安典丧。
昌邑王刘贺在“夜漏未尽一刻”时，接到由“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郞将利汉”送来的玺书，兴奋异常，第二天中午便启程前往长安。然而，就在众人打理行装、一片忙乱之际，昌邑国的中尉王吉却伏案奋笔疾书，他要以奏书的形式告诫头脑已经发热的刘贺，进京后必须冷静地、妥善地面对当朝老臣，特别是霍光。王吉不愧是儒学的领军人物，在这只有187字的奏书中，多处引用历史典故，准确分析判断刘贺的处境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高宗谅闇，三年不言”，是王吉引用的第一个典故。此典最早出自《尚书》。后来子张问孔子：“《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篇》）。”
其中“高宗”，是商王武丁（图2）的庙号；“谅闇”，又作“谅阴”或“梁闇”，是指天子居丧之庐；“总己”，统摄己职；“冢宰”，官名，是辅佐天子的最高行政长官。连贯起来就是：子张问孔子：《尚书》中说:“高宗守丧，三年不言”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不仅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做的。天子去世，朝廷百官都各自统摄己职以听命于冢宰，共历三年。”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被称为《书》，到了汉代称为《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尚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尧虞舜时代，下至东周列国，前后约1500多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是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
至于武丁为什么三年不言，《史记·殷本记》说：“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泰族训》中说：“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无声；一言声然，大动天下。” 原来，武丁“三年不言”的目的，是为了观察局势，寻找辅佐，思考政策，一鸣惊人。
“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这是王吉在奏书中引用的第二个典故，出自《论语·阳货篇》。原文是：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翻译成白话是：孔子说：“我真想不再说话了！”子贡说：“如果老师您不说话了，那么我们这些学生如何向别人传述您的思想呢？”孔子说：“天何尝说过话呢！一年四季照常运行，天下百物照常生长。天又何尝说了什么话呢？”
其实，王吉已经从刚刚接到的玺书中窥透玄机，朝廷以典丧的名义让刘贺进京，是为了进一步观察他、考验他、评估他，究竟能不能当上皇帝，最终还要看刘贺的表现，还要由霍光、上官皇后说了算。因此，刘贺必须过好“慎毋有所发”这一关。这里的“发”，是指兴举众事。只要“日夜哭泣悲哀”就行了。王吉还进一步指出，何止是办丧事，就是当上了“南面之君”也不要随便发表意见。
“南面之君”，即坐北朝南者，天子之位也。古代帝王临朝时均坐北朝南。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基本上都是坐北朝南的，这种朝向冬天可以避寒，夏天可以迎风。“以南为尊”的习惯由此而形成。《易经·说卦传》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王吉在奏书中用“南面之君”而回避用“皇帝”一词，就是预测到将来刘贺能否当上皇帝，还是一个未知数。
汉代的“髡为城旦”是由秦代的“黥（qíng,音擎）为城旦”演变而来。“城旦”是秦汉时的一种刑罚名，受此刑罚秦代时服四年兵役，汉代时服五年兵役，服役期间夜里筑长城，白天站岗防敌寇。“黥”，是用刀在犯人的脸上刺上记号或文字，再涂上墨，又称“墨刑”。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命令：“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史记·秦始皇本纪》）。”到了汉代，废除了黥刑，改为髡刑。“髡”，是指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属于古代一种耻辱刑。所以，中尉王吉、郞中令龚遂虽然免除了死刑，但还要服“髡为城旦”之刑，受到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
讲到对昌邑王刘贺的劝诫，就不能不提到王吉写的另一篇重要疏谏。这篇疏谏是在王吉见到刘贺热衷于“遊猎，驱驰国中，动作亡（无）节时”写的。王吉直言不讳地批评刘贺说：“今者大王幸方舆，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
驱驰，就是骑马，汉代也叫驰马、驰逐、走马，是那时的王公贵族子弟都非常喜爱的一项运动。方舆，位于昌邑国东南方向，距昌邑城直线距离80余里，换算成汉制约百余里，往返大约200里。只用不到半天时间就跑完200余里，创造了当时骑马的最高速度。这说明一是刘贺的马匹好、奔跑快，二是刘贺的身体好、骑术高，三是昌邑的道路好、无阻碍。而为了保证道路畅通，老百姓废弃耕地，毁掉桑田，修整驰道，真是劳民伤财。为了规劝昌邑王刘贺，王吉引用了《诗经》中的语句。
这句诗出自《诗经·匪风》。匪，通“彼”；匪风，指那风；发，指风吹声。揭，指疾驰的样子。周道，指大道。怛，指痛苦、悲伤。全句翻译过来就是：那风儿发发地响啊，那车儿辚辚地疾驰啊。回头瞧瞧渐行渐远的大道，心中多么痛苦和悲伤啊。
为什么痛苦和悲伤呢？王吉在疏谏中自问自答：“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颜师古注释：“今之发发然者，非古有道之风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车也，故伤之。”原来，王吉是借《诗经·匪风》引出自己的感受，看到刘贺骑马风驰电掣的样子，望着那新铺成的平坦大道，心中想到老百姓辛辛苦苦，不由得充满悲伤。
为了进一步规劝昌邑王刘贺爱惜百姓、莫要扰民，王吉在疏谏中还引用了另一个典故：“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虖（hu,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召公为周文王的长庶子，周公之兄，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召公与周公分陕而治，他巡行陕间乡里，住在甘棠之下，断案于阡陌陇亩之间，深受百姓爱戴。后人赋《甘棠》之诗，敬召公而爱其树（图3）。《诗经·召南·甘棠》写道：
把这首诗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枝叶茂盛的棠梨，不剪不砍莫动它，召公曾留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剪不劈莫损它，召公曾歇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剪不拔莫伤它，召公曾停在树下。”
王吉这篇疏谏，引之以经，据之以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完全感动了昌邑王刘贺。但是一个人多年养成的性格、习惯、脾气、秉性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感动不一定能够行动。《汉书·王贡龚鲍传》说：刘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甚忠，数辅吾过。’”赏赐给王吉牛肉500斤、酒5石、脯5束。但顽劣恢复快，正果修成难，“其后复放從自若。”
作者：王金中
汉语文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引经据典，即引用历代经典著作中的语句和故事作为论据，以增强论点的思辨性和说服力。我国古代历史悠久，人文厚重，典籍丰富，故事繁多，引经据典便成为巧妙运用、借鉴古人的经验、教训以及哲学、智慧，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文化传统。西汉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刘弗陵驾崩，围绕着昌邑王刘贺的兴废，朝廷上下搬出各种经典，借古喻今，鉴往说来，援引了许多历史典籍和历史故事，演绎了一幕亘古少见的精妙用典大比拼。
一、霍光忧虑谁接班：“唯在所宜”解难题
用典背景
汉武帝有6个儿子，汉昭帝刘弗陵是最小的一个，继位时只有8岁。汉武帝临终托孤，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同辅弼。汉昭帝12岁时在长公主的安排下，娶霍光的外孙女、上官桀的孙女为妻，并很快封为上官皇后，而此时她才6岁。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21岁的汉昭帝“崩于未央宫”，上官皇后只有15岁，他们没有子嗣。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接班，就成为朝廷上下的头等大事。
按照封建社会王位接替的规律，本来可以由刘弗陵的兄弟来接任皇帝。但是此时，汉武帝的6个儿子只剩下广陵王刘胥还健在。《汉书·武五子传》说刘胥身体“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更重要的是，由于刘胥一直有觊觎皇位的野心，当初汉武帝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让他来当皇帝。这一点霍光心里非常清楚。但汉昭帝去世后“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即满朝文武都认为应该由汉武帝剩下的唯一儿子广陵王刘胥当皇帝。而霍光认为，“王（指刘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在这种情况下，有位郞官上书霍光，讲述了历史上“虽废长立少可也”的典故。
典故诠释
郞官上书的原文是：“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其中引用的两个故事都是西周时期发生的。
周太王即指古公，《史记·周本记》说他“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周太王有三个儿子，即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少子季历即王季。由于王季生了一个儿子叫昌，即后来的文王，周太王看中了这个孙子，于是想把王位传给少子王季，再由王季传给昌，并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当太伯、虞仲得知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弟弟王季后，主动远走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王季继位后，“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
周文王即王季的儿子昌，又名西伯（图1）。据《史记·管蔡世家》说，文王共有10个儿子，“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也就是说，周文王选择太子时，“立贤不立长”，没有考虑立长子伯邑考为太子，而选择了次子武王为太子。不过，武王继位时，伯邑考已经死去。
图1
引用的这两个历史故事意在说明，“唯在所宜”，只要情况适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废弃年老的而用年少的也是可以的。这样，就完全排除了广陵王刘胥当皇帝的可能性。
简析效果
百般忧虑的大将军霍光看到这份引经据典的上书，非常高兴，因为正中下怀，说出了他想说而不便说的话。霍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即马上拿给丞相杨敞等人看，征求众臣意见，并且立即提拔这位上书的郞官为九江郡太守。郞官是守卫门户、出充车骑的小官，往往是孝廉出身。汉朝一般是以郎官补县令，发展得好的话，经过几次迁转，才能做到郡太守。而这个郎官就因为迎合了霍光的心意，便马上越级提升为一方郡守，这说明当时的朝政完全是由霍光把持着。
既然在汉武帝的第二代中无合适者能够继位，只有在第三代中物色人选。经众臣商议，最后由霍光首肯，挑选年仅18岁的昌邑王刘贺来继承皇位。当天，上官皇后便下诏，迎接远在山东衮州的昌邑王刘贺到长安典丧。
二、王吉苦心献良策：“三年不言”学高宗
用典背景
昌邑王刘贺在“夜漏未尽一刻”时，接到由“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郞将利汉”送来的玺书，兴奋异常，第二天中午便启程前往长安。然而，就在众人打理行装、一片忙乱之际，昌邑国的中尉王吉却伏案奋笔疾书，他要以奏书的形式告诫头脑已经发热的刘贺，进京后必须冷静地、妥善地面对当朝老臣，特别是霍光。王吉不愧是儒学的领军人物，在这只有187字的奏书中，多处引用历史典故，准确分析判断刘贺的处境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典故诠释
“高宗谅闇，三年不言”，是王吉引用的第一个典故。此典最早出自《尚书》。后来子张问孔子：“《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篇》）。”
其中“高宗”，是商王武丁（图2）的庙号；“谅闇”，又作“谅阴”或“梁闇”，是指天子居丧之庐；“总己”，统摄己职；“冢宰”，官名，是辅佐天子的最高行政长官。连贯起来就是：子张问孔子：《尚书》中说:“高宗守丧，三年不言”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不仅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做的。天子去世，朝廷百官都各自统摄己职以听命于冢宰，共历三年。”
图2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被称为《书》，到了汉代称为《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尚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尧虞舜时代，下至东周列国，前后约1500多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是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
至于武丁为什么三年不言，《史记·殷本记》说：“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泰族训》中说：“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无声；一言声然，大动天下。” 原来，武丁“三年不言”的目的，是为了观察局势，寻找辅佐，思考政策，一鸣惊人。
三、南面之君须哭泣：“天之不言”是真谛
典故诠释
“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这是王吉在奏书中引用的第二个典故，出自《论语·阳货篇》。原文是：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翻译成白话是：孔子说：“我真想不再说话了！”子贡说：“如果老师您不说话了，那么我们这些学生如何向别人传述您的思想呢？”孔子说：“天何尝说过话呢！一年四季照常运行，天下百物照常生长。天又何尝说了什么话呢？”
简析效果
在连续引用了上述两个典故后，王吉郑重地告诫刘贺：“今大王以丧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
其实，王吉已经从刚刚接到的玺书中窥透玄机，朝廷以典丧的名义让刘贺进京，是为了进一步观察他、考验他、评估他，究竟能不能当上皇帝，最终还要看刘贺的表现，还要由霍光、上官皇后说了算。因此，刘贺必须过好“慎毋有所发”这一关。这里的“发”，是指兴举众事。只要“日夜哭泣悲哀”就行了。王吉还进一步指出，何止是办丧事，就是当上了“南面之君”也不要随便发表意见。
“南面之君”，即坐北朝南者，天子之位也。古代帝王临朝时均坐北朝南。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基本上都是坐北朝南的，这种朝向冬天可以避寒，夏天可以迎风。“以南为尊”的习惯由此而形成。《易经·说卦传》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王吉在奏书中用“南面之君”而回避用“皇帝”一词，就是预测到将来刘贺能否当上皇帝，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王吉苦口婆心的规劝，急于赴长安的刘贺并没有听进去，我行我素，结果当皇帝27天后被废。王吉、龚遂“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髡（kūn，音昆）为城旦。”
汉代的“髡为城旦”是由秦代的“黥（qíng,音擎）为城旦”演变而来。“城旦”是秦汉时的一种刑罚名，受此刑罚秦代时服四年兵役，汉代时服五年兵役，服役期间夜里筑长城，白天站岗防敌寇。“黥”，是用刀在犯人的脸上刺上记号或文字，再涂上墨，又称“墨刑”。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命令：“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史记·秦始皇本纪》）。”到了汉代，废除了黥刑，改为髡刑。“髡”，是指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属于古代一种耻辱刑。所以，中尉王吉、郞中令龚遂虽然免除了死刑，但还要服“髡为城旦”之刑，受到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
四、劝诫驱驰勿扰民：“顾瞻周道”生悲伤
用典背景
讲到对昌邑王刘贺的劝诫，就不能不提到王吉写的另一篇重要疏谏。这篇疏谏是在王吉见到刘贺热衷于“遊猎，驱驰国中，动作亡（无）节时”写的。王吉直言不讳地批评刘贺说：“今者大王幸方舆，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
驱驰，就是骑马，汉代也叫驰马、驰逐、走马，是那时的王公贵族子弟都非常喜爱的一项运动。方舆，位于昌邑国东南方向，距昌邑城直线距离80余里，换算成汉制约百余里，往返大约200里。只用不到半天时间就跑完200余里，创造了当时骑马的最高速度。这说明一是刘贺的马匹好、奔跑快，二是刘贺的身体好、骑术高，三是昌邑的道路好、无阻碍。而为了保证道路畅通，老百姓废弃耕地，毁掉桑田，修整驰道，真是劳民伤财。为了规劝昌邑王刘贺，王吉引用了《诗经》中的语句。
典故诠释
“匪风发兮，匪车揭兮。
顾瞻周道，中心怛(dá，音达)兮。”
这句诗出自《诗经·匪风》。匪，通“彼”；匪风，指那风；发，指风吹声。揭，指疾驰的样子。周道，指大道。怛，指痛苦、悲伤。全句翻译过来就是：那风儿发发地响啊，那车儿辚辚地疾驰啊。回头瞧瞧渐行渐远的大道，心中多么痛苦和悲伤啊。
为什么痛苦和悲伤呢？王吉在疏谏中自问自答：“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颜师古注释：“今之发发然者，非古有道之风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车也，故伤之。”原来，王吉是借《诗经·匪风》引出自己的感受，看到刘贺骑马风驰电掣的样子，望着那新铺成的平坦大道，心中想到老百姓辛辛苦苦，不由得充满悲伤。
五、应以圣人作榜样：“《甘棠》之诗”思召公
典故诠释
为了进一步规劝昌邑王刘贺爱惜百姓、莫要扰民，王吉在疏谏中还引用了另一个典故：“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虖（hu,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召公为周文王的长庶子，周公之兄，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召公与周公分陕而治，他巡行陕间乡里，住在甘棠之下，断案于阡陌陇亩之间，深受百姓爱戴。后人赋《甘棠》之诗，敬召公而爱其树（图3）。《诗经·召南·甘棠》写道：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憇。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图3
把这首诗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枝叶茂盛的棠梨，不剪不砍莫动它，召公曾留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剪不劈莫损它，召公曾歇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剪不拔莫伤它，召公曾停在树下。”
简析效果
王吉这篇疏谏，引之以经，据之以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完全感动了昌邑王刘贺。但是一个人多年养成的性格、习惯、脾气、秉性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感动不一定能够行动。《汉书·王贡龚鲍传》说：刘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甚忠，数辅吾过。’”赏赐给王吉牛肉500斤、酒5石、脯5束。但顽劣恢复快，正果修成难，“其后复放從自若。”
十、罗织罪名引经典（1）：“籍曰未知，亦既抱子”
用典背景
在大将军霍光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上官太后召刘贺进未央宫承明殿，而把昌邑群臣200余人挡在了金马门外，由车骑将军张安世带着羽林军的骑兵，捆绑起来关入牢狱里等待处置。此时，上官太后身穿珍珠串缀的短袄，华服盛装，坐在武帐之中，几百名手拿兵器的侍卫与持戟的期门武士排列于殿下。朝廷的官员按照品级先后进殿，然后召刘贺，让他前伏在地上，听候宣读奏牍。
这份943字的奏牍，是霍光与大司农田延年、车骑将军张安世等共同拟定的。这篇奏牍在罗列了刘贺赴京后的20多条罪状，定性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之后，连续引用了三个典故，由此得出结论：“刘贺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民，当废。”
典故诠释
第一个典故出自《诗经·大雅·抑》。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历经两千多年，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一直受到历代文人的尊崇。而《大雅·抑》的作者是卫武公，为周朝的四朝元老，经历了周厉王流放，周宣王中兴，周幽王覆灭，到周平王在位时，卫武公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看到自己所扶持的周平王，品行败坏，政治黑暗，不禁忧愤不已，于是写下了这首《抑》诗。其中一段是：
“于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
奏牍在引用时，将“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写作“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借”与“籍”，古代通假；“未知”，未有所知；“亦既”，已经；“抱子”，抱着儿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借口年少无知，但是你已经怀抱儿子了，还能说年少不懂事吗？借这个典故，用在刘贺身上真是恰如其分。
十一、罗织罪名引经典（2）：“五辟之属，莫大不孝”
典故诠释
第二个典故出自《孝经》，是从“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演化而为“五辟之属，莫大不孝”。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据说是孔子所作，以问答的方式阐述观点，类似于《论语》。全书共分18章，以孝为中心展开论述，认为“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指出“孝”是诸德之本。《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强调“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还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
《孝经》中的这句话原文是：“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翻译成白话文是，孔子说：“五刑所属的犯罪条例有三千之多，其中没有比不孝的罪过更大的了。要挟君主的人，眼中没有君主的存在；诽谤圣人的人，眼中没有法纪的存在；对行孝者有非议、不恭敬的人，眼中没有父母双亲的存在。这三种人的行径，乃是天下大乱的根源所在。”
《孝经》在汉代被尊为经典，提倡孝道，以孝治国，因此对社会的影响特别巨大。就连皇帝死后的谥号都要加上一个“孝”字，如汉惠帝谥号为“孝惠皇帝”、汉文帝谥号为“孝文皇帝”、汉景帝谥号为“孝景皇帝”、汉武帝谥号为“孝武皇帝”、汉昭帝谥号为“孝昭皇帝”，等等。
十二、罗织罪名引经典（3）：“天王出居于郑”
典故诠释
第三个典故出自《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奏牍的原文是：“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由）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
《春秋》（图8）是儒家的经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春秋》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僖公二十四年》中所说的“天王”，指周襄王，他是周惠王的儿子；“事母”，指孝敬母亲；“出居于郑”，指离开京城到郑国去居住；“繇”，与“由”通假，当“自从”讲。据《左传》记载：周襄王得罪了同母弟、母亲所宠爱的儿子叔带，为了躲避叔带造成的祸难，就离开京城，野居在郑国。由于不孝而丢掉王位，到郑国去居住，这是自绝于天下的。
图8
引用这一典故，旨在说明，即使是周天子，如果违反了孝道，也会丢掉王位，并且遭到世人的唾骂。
简析效果
霍光在奏牍中连续引用“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天王出居于郑”这三个典故，就如三把利剑，直插刘贺的心头，不仅起到坐实所罗列种种罪状的作用，而且上升到孝道的高度加以鞭笞，这让刘贺落到“离席伏地”、有口难辩、无法招架的境地，而霍光却占据了道义上、舆论上的制高点，使废黜刘贺成为必然。
十三、反唇相讥作辩护：“争臣七人”今何在？！
用典背景
奏牍宣布废黜刘贺后，霍光恳请上官太后下令，以太牢之礼，向高祖之庙祭告，完成最后的法律程序。上官太后下诏曰：“可！”此时，刘贺与霍光两人之间的角色关系无形中完成了转换，刘贺不再是皇帝，而霍光也不再听命于刘贺。霍光命令昌邑王刘贺起拜受诏，而并不服气的刘贺刚从宣布的罪状中缓过劲儿来，猛然昂起头，也引用一句经典反击霍光。
典故诠释
刘贺说：“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此典故出自《孝经·谏诤》。全文是：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翻译成白话是，曾子问：“像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这些孝道，已经听过了教诲，我想再冒昧地问一下，做儿子的一味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称得上是孝顺了吗？”孔子回答：“这是甚么话呢？这是甚么话！从前，天子身边有7个直言相谏的争臣，因此，纵使天子是个无道昏君，他也不会失去他的天下；诸侯有直言谏争的争臣5人，即便自己是个无道君主，也不会失去他的诸侯国地盘；卿大夫有直言劝谏的3位臣属，即使他是个无道之臣，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家园。普通的读书人有直言劝争的朋友，自己的美好名声就不会丧失；为父亲的有敢于直言力争的儿子，就能使父亲不会陷身于不义之中。因此在遇到不义之事时，如系父亲所为，做儿子的不可以不劝争力阻；如系君王所为，做臣子的不可以不直言谏争。所以对于不义之事，一定要谏争劝阻。如果只是遵从父亲的命令，又怎么称得上是孝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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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贺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引用这句经典，说明他对《孝经》是非常熟悉的，也说明他知行不一，学用脱节。但是，此时引用“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的典故，却是一种很贴切、很恰当、很有力的反驳：既然你们给我刘贺扣上无道昏君的大帽子，那么，你们是直言相谏的争臣吗？如果你们是直言相谏的争臣，那么，《孝经》上说了，我刘贺即使是无道昏君，也不应该失去天下呀！
然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霍光根本不会去听刘贺的辩解，他说：“上官太后已经下诏废了你，这里哪还有什么天子！”当即抓住刘贺的手，解下戴在他身上的玺绶，交给上官太后。然后扶刘贺下殿，从金马门出宫，群臣跟在后面目送。刘贺出宫后，向西拜别说：“愚戆不任汉事。”起身，登上御驾的副车，在霍光的护送下，抵达长安昌邑邸。就此，当了27天皇帝的刘贺被彻底废黜了。
十四、昌邑群臣尽诛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用典背景
刘贺被废后，众臣建议按照“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的办法，将他流放到偏远贫穷的汉中房陵县。但上官太后坚持让贬为平民的刘贺回到昌邑，原昌邑王的家产全部留给他用，还赐给他维持生活的汤沐邑二千户，刘贺的四个姐妹每人也得到汤沐邑一千户。昌邑国号被除掉，改为山阳郡。
最惨的是刘贺从昌邑国带到长安的200多名随从，除王吉、龚遂、王式外，均被霍光以“坐无辅导之谊，陷王于恶”为名，全部诛杀。临刑前这200多人穿过街巷时不断呼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典故诠释
此典故出自《黄帝四经·兵容》：“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其中的“断”指决断；“乱”指祸乱。全句是指因为天时的原因，必须作出决断；应当作出决断的时候而犹豫不决，没有作出决断；这样，反而会受到因为没有决断而产生的祸乱。意指做事应当机立断，否则后患无穷。
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也引用了这一典故。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在担任楚国令尹期间，名重于诸侯，权驾于国君，生前极尽威重显赫。然而，考烈王无子，赵人李园欲献其妹给考烈王而不得，遂献于春申君。此事知之者无几。不久，李园妹怀孕，李园兄妹与春申君瞒天过海，将李园妹献于考烈王，生一子，立为太子。李园恐事情暴露，密谋致春申君于死地。春申君幕僚朱英多次提醒春申君提防李园，春申君不以为然，犹豫未决。考烈王一死，李园马上使人刺杀春申君。聪明一世的春申君最后却受制于佞小，惨死于乱刀之下！司马迁评价春申君时说：“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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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在被杀害的200多名随从中，确有饱读经书、博古通今之人。从临死前高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中判断，他们曾经向刘贺建言，只有果断地杀掉大将军霍光，才能稳坐皇帝宝座。然而，他们的这个主意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是干不成的，刚刚到长安的昌邑王刘贺立足未稳，绝对不可能采纳。
听到亡命之徒“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呼喊，大将军霍光一定会让一起策划废帝的大司农田延年、车骑将军张安世等人彻查，确认刘贺本人并没有加害于霍光的意图。因此可以说，刘贺因为当断未断而得以保全了性命，但那200多名随从却因当断未断而“反受其乱”，全部掉了脑袋。
十五、丙吉荐贤立宗亲：“人道亲亲故尊祖”
用典背景
自从废黜刘贺后，大将军霍光又陷入“立谁为帝”的艰难选择之中，车骑将军张安世等人找他多次商议皇帝人选，迟迟未定。汉武帝的第二代只剩下不适合当皇帝的广陵王刘胥，而第三代比来比去挑不出合适的人选。难道霍光还要走伊尹废太甲三年后，再迎太甲复位的老路吗？
正在左右为难的关键时刻，光禄大夫丙吉建言，汉武帝的嫡曾孙、即戾太子刘据之孙、亦即史皇孙刘进之子刘病已，“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是一位不错的人选。
原来，汉武帝在“巫蛊事件”中，不仅错杀了卫皇后、戾太子刘据、史皇孙刘进，还下令对因“巫蛊事件”入狱的罪犯，不论轻重均处死。此时，尚在襁褓中的刘进之子刘病已也被收系郡邸狱，而丙吉正是管理监狱的廷尉监。当执行命令的使者连夜赶到监狱检查时，得到消息的丙吉关闭狱门不让进，并高声说：“皇曾孙在。他人亡（无）辜死者不可，况亲曾孙乎！”一直僵持到天亮，使者退去。后来汉武帝悔悟，评价丙吉的这一举动是“天使之也”，不仅赦免了曾孙刘病已，而且还令宗正将其名录入皇家宗谱。眼下，作为参与迎、废昌邑王刘贺的全过程，又曾经拼死保护过刘病已的光禄大夫丙吉，郑重推荐皇帝人选，是相当有份量的。
大将军霍光与丞相杨敞等经过慎重考虑后，上奏上官太后，引经据典，建议“择支子孙贤者为嗣”，立刘病已为皇帝。
典故诠释
在奏牍中，大将军霍光和丞相杨敞等人首先引用“《礼》曰：'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此典故出自《礼记·大传》，全文是：“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nǐ，音你，意父庙）。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
《礼记》（图9）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据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20卷49篇，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图9
霍光等人引用这一典故意在说明，依照礼制，为人重视血统关系，就应尊重自己的祖先；尊重祖先，就会敬奉祖宗的事业。汉昭帝没有后代，应选择宗支子孙贤德者为继承人。而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
简析效果
立刘病已为皇帝，合情合理，特别是符合《礼记》中“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的规范。于是，上官太后马上批准，立即迎接刘病已入宫，奉上传国宝玺，晋谒高庙，成为西汉第十位皇帝——汉宣帝。
丙吉一向做人低调，从不向人提及有恩于皇帝。直到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才了解到丙吉曾在狱中冒死保护他，又在关键时刻提议他为嗣，感慨万千，封丙吉为博阳侯，后为丞相。
十六、刘贺加封海昏侯：“象有罪”而“舜封之”
用典背景
汉宣帝继位十年后，“心内忌贺”，也就是怕他的叔父刘贺东山再起。因为在“伊尹废太甲”的典故中，被废的太甲三年后又回到了天子的位置上。刘贺难道就没有觊觎皇帝位置的野心吗？于是，他派遣自己的心腹、山阳郡太守张敞监视刘贺并随时报告情况。
张敞亲自到刘贺的居住地察看，把他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思想觉悟等一一如实相告。接到张敞的报告后，汉宣帝“由此知贺不足忌”，第二年春天便封故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在封侯的诏书中引用了“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的典故（《汉书·武五子传》）。“析”表示分开，“殊”表示断、绝。骨肉至亲，即使分离，也断绝不了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在《汉书·宣帝纪》中写作“骨肉之亲，粲而不殊”，这里的“粲”，表示明、亮，意思是骨肉至亲，当明于仁恩不离绝也。
典故诠释
“象有罪，舜封之”的典故，演化于《孟子·万章》中的“象至不仁，封之有庳”一语，讲的是，舜（图10）的同父异母兄弟象，当年协同生母屡屡虐待舜、迫害舜，但舜以德报怨，以至后来被尧看重，禅让帝位。舜当上天子后，并没有记恨象，还封象到江南边远偏僻的地方有庳去做官。“有庳”是古地名，亦作有卑、有鼻、鼻墟、鼻亭，在今湖南省道县北。
图10
对此，孟子的弟子万章提出疑问：象总是要谋害舜，舜当天子以后，只是将其放逐，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舜并没有放逐象，而是将有庳封给他，有人不知其理，以为是放逐罢了。
万章又问：舜将共工流放到幽州，将驩兜流放到崇山，将三苗这个部落的君王在三危杀掉，将鲧在羽山这个地方杀掉，惩处这四个罪犯之后天下归顺，这就是惩处不仁。象是最不仁德的，舜却将他封到有庳。同样是不仁的人，舜对别人就惩处，对自己的弟弟就进行封赏。
孟子回答：因为仁人对于弟弟，最重要的是亲爱，既然亲爱就希望其富贵，封之有庳，正是为了使其富贵。不然自己身为天子，弟弟却只是一个普通百姓，那还能说是亲爱吗？
万章又问：那为什么有人说是流放呢？
孟子回答：象不能在封地有庳为所欲为，不能够暴虐有庳的百姓，因为舜给他派遣了官员来治理国家、缴纳赋税。象即便已经封到有庳，舜还是经常见到象，象也经常与舜见面。有句话叫做“舜不必等到朝贡，假借政治事务也去见封到有庳的象”，说的就是这个事。
在孟子看来，“象至不仁，封之有庳”，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至少是一举三得：一方面，表明了兄弟之间的情谊，象有了封地，可以衣食无忧；另一方面，象在封地并无实权，不能侵民；再一方面，象可以不断朝见，舜能够常常与其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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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代圣人的做法为榜样，汉宣帝果断下诏，封刘贺为海昏侯。不过，朝廷中有一个叫金安上的侍中卫尉上书，说“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嚚（yín，音银）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此议得到汉宣帝的批准。尽管刘贺被封为海昏侯，但不得像其他王侯那样每年到长安祖宗庙前祭祀，即剥夺了刘贺朝拜的政治权力。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34岁的刘贺死后，本来应当由其子刘充国接替海昏侯，但在报批过程中刘充国死去；再上报其弟刘奉亲接替海昏侯，但在报批过程中刘奉亲也死去。于是，豫章太守上奏说：“舜封象于有鼻，死不为置后，以为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陛下圣仁，于贺甚厚，虽舜于象无以加也。宜以礼绝贺，以奉天意。”这里再次引用象有罪而舜封之的典故，不过，这次重点是说明象死以后不再对其后代实行分封。这样，刘贺的子孙在汉宣帝时代不再封侯，海昏侯国也随之除去。
从2000多年前围绕着刘贺兴废而发生的这场引经据典大比拼中，给人以哪些启发呢？其一，引经据典必须用在其时，才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引人注目、醍醐灌顶、启发借鉴的作用。其二，引经据典必须恰在其理，尽量做到情况相似，人物相类，道理相通，才有强大的说服力。其三，引经据典必须深在其意，着力开拓、挖掘经典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深意，才能画龙点睛，给人以思想启迪、心灵震撼、精神升华。
2018年6月26日
本文摘自王金中著《管窥汉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汉书》、《论语诠解》、《孟子》、《孝经》、《礼记》、《淮南子》、《考古2016·7》；《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展板说明、近期报刊有关新闻报道。
图片来源：《五色炫曜》展览、首都博物馆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