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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凭明月吊光中 李元洛
流年似水，似水留年。 丁酉岁高秋之日，拙著《诗美学》修订本研讨会在京举行。满座高朋之中，有我缔交三十余年的良友、原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维樑博士，也有我二十多年的小友、任职于九州出版社的李黎明君。黎明熟知维樑与我和台湾名诗人、散文家余光中多年亦师亦友，写过不少有关文章，尤其是维樑近水楼台，与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事多年，于是提议由维樑和我合编一本有关之书，既可供学府文林的阅读者、研究者参考，也可供众多的“余迷”“余粉”悦读与快读。此议一出，我们即欣然认同，于散会后便分头准备。余光中的生日正好是九月九日重阳节，维樑十月间便飞去台湾高雄市中山大学贺寿。寿星虽因不久前不幸摔伤而身体大不如前，亦不能再登高作赋，但听维樑告知此一书讯，也表示乐观其成。我因此书戊戌年有望作为他庆寿之礼，在祈祷他南山之寿的同时，私心也不免其喜洋洋者矣。 然而，12月14日中午，维樑忽传噩耗，余光中因病重竟于当日凌晨不辞而别，驾鹤仙游。我如蒙电击，呆坐书房，忆及三十多年来的前尘旧梦，不禁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而泪下沾襟！对纷至沓来的媒体电约采访，我无心应答，而一一以“我心伤痛”婉辞。伤逝之中，我拟了一副挽联，发给维樑，请他带去台湾转交余光中夫人范我存女士。我在给有关朋友的微信中，也只发了略表哀思的如下数语：“人生无常，光中不再；诗文永远，光焰长存！”而现在的这篇序言，倒像是痛定之后写的纪念文章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往事历历，有如昨日而并不惘然。犹记我于1980年10月参加福建的一个诗歌研讨会，会后去鼓浪屿而路经泉州。在泉州的总工会招待所下榻，发现总工会所属小报的副刊《百花园》上，印有余光中的《乡愁》与《乡愁四韵》。这是我与余光中的不期而遇，也是首次纸上相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多年的封闭与隔绝之后，这两首诗给我极大的刺激与震撼：世间竟还有如此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好诗！回到长沙不久，我即草成《海外游子的恋歌——读台湾诗人余光中 〈乡愁〉与 〈乡愁四韵〉》，发表在国内名刊《名作欣赏》（1982年第6期）。此文随即为香港的《当代文艺》杂志所转载，编者按语说它是“大陆介绍评论余光中诗作的第一篇文章”。拙文虽是此意义上的“第一篇”，但最早倾心推许余光中诗的，还有四川诗人流沙河先生。此后，我和余光中就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并陆续撰文评价他的作品和诗观。 与此同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他，也介绍他的同事黄维樑君与我通信。由维樑策划邀请，1985年夏日，在余光中回台湾执教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前夕，我终于到港与他第一次握手，说不尽的行路难，说不尽的相见欢。初见匆匆，我请他在临行前的百忙中拨冗接受采访，题为 《海阔天空夜论诗——台湾诗人余光中访问记》，分别发表于大型文学刊物《芙蓉》与香港的《星岛晚报》，这大约是祖国大陆发表的采访余光中的首篇文章。其后的三十余年中，我们常有书信往还，间常有文学活动之聚会，我仍继续或撰文评介他的诗作，或就散文创作问题采访他，或抒写他在大陆与台湾的游踪。 早在1972年，余光中就曾撰《朋友四型》一文，收录在他后来赠我的《青青边愁》（纯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一书之中。他以幽默机智之笔，论说朋友大略可分为如下四型：高级而有趣、高级而无趣、低级而有趣、低级而无趣。他说：“世界上高级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级又有趣的人却少之又少。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欢喜。又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淳。”余光中长我九岁，亦师亦友，亦友亦师，他当然属于“高级而有趣”一型。在我的心目中，他的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与为人之风趣睿智，大抵与宋代之苏轼相当。这种朋友当然可遇而不可求，幸亏我和他生在同时而非异代，而且我不求而遇并遇而成友，应该说是人生幸事，不亦快哉。我不仅多次听他谈笑风生，咳唾珠玉，短则如文化珍品，长则似精神盛宴，我不仅蒙他题名相赠他的几乎全部著作，让我再三细读耽读，绝非虚言饰语地获益匪浅，又蒙他鸿雁传书，至今珍藏有他的数十封书信，而且还有令我感念而不忘的是，时间真正贵如黄金的他，百忙之中还曾赠我两序一诗，两序一为我的散文试笔之作《吹箫说剑》的代序《落笔楚云湘雨》，一为我编著的《唐诗三百首新编今读》的代序《选美与割爱》，序犹不足，复赠以诗。诗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名诗人斯塞宾所创制的 “斯塞宾体”，全诗四段，前三段每段九行，最后一段八行，洋洋共三十五行，题为《楚人赠砚记——寄长沙李元洛》。余光中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大陆最早评介其作品者，一为四川的流沙河，一为湖南的李元洛。然则，《楚人赠砚记》与他以前致流沙河的《蜀人赠扇记》，应该可以说是兄弟行或姊妹篇了。 令我心中藏之何日忘之的，还有我访台时他对我的倾诚接待。1994年夏，我应台湾的文艺家协会之邀访台一月，并接受由其颁发的第三十四届文艺评奖之文艺评论奖。其间曾从台北而南下高雄。教、撰两忙的余光中亲自驾车来车站迎候，让我和陪同南来的诗人向明在城内他家下榻，而他与夫人则临时移居学校之宿舍。王勃《滕王阁序》说：“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我非高士，却下当代年长于我的文坛大家之榻，愧何如之！高雄三日他全程相陪，游览澄清湖，远去宝岛最南端之“鹅銮鼻”于夜色中观星听海，天色未明，复步行灌木丛生的海滩，赴东海岸之终点 “龙坑”，共同瞻仰太平洋日出的壮丽盛典。随后我虽作《澄清湖一瞥》《观山朝海》二文以记，可叹今日斯人已去，一切皆为徒供追怀之陈迹矣！ 黄维樑兄与余光中渊源之深之久以及所撰有关文章之广之多之好，远胜于我。我们合著的《壮丽余光中》，他本应列名于前，而以年齿为序，我就只好愧在“黄”前了。光中兄辞世后，维樑将我所撰挽联带去高雄。事后他将拙联推介给香港《文学评论》公开发表。 流年似水，似水留年。但逝去的是时光，留下的是光中兄文学的丰碑和我永远的纪念。北京的《中华诗词》今年三月号亦曾主动刊发我的挽联，可见光中兄之众望所归。我敬祭的挽联如下： 光中兄千古 九十华英，绣口锦心，五彩笔挥之，霞蔚云蒸，赢得文名传宇宙； 卅年文谊，高山流水，伯牙琴已矣，海宽浪阔，惟凭明月吊光中！ 2018年10月18日 解放日报 朝花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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